2024年堪称是法国第五共和历史上为数不多的“动荡之年”：一年间四届政府如走马灯般穿梭，并创下了六十多年来首次有政府被议会推翻的纪录。到了2025年开年，法国政坛仍然保持着“余波荡漾”的紧绷势头。1月16日，新总理贝鲁（François Bayrou）再度面对极左派发动的不信任案。但这一次的动议遭遇大面积冷场，仅收获了131票，贝鲁政府轻松过关。
当地时间2025年1月3日，法国巴黎，法国总理弗朗索瓦·贝鲁（中）出席内阁会议。
这种局面丕变的原因，显而易见的是左翼联盟裂痕前所未有地公开化：在漫长的争吵之后，社会党这一次不再追随极左派“不屈的法兰西”，拒绝投票支持不信任案。社会党此次迈出的一小步，可能标志着政治格局上的重大变化：马克龙派期待已久的左翼联盟分化解体，或许有希望变成现实。
即便如此，一个简单的算术题不难解答：假定社会党这次仍然追随极左派，将其拥有的66个议席全部押进去，不信任案仍然毫无成功的希望，因为没有极右派国民联盟的加入，距离过半数的289票遥不可及。换句话说，在二者都无意倒阁的情况下，更大的“造王者”仍然是国民联盟，而不是社会党。极右派眼下无意出手，不是出于对贝鲁政府的善意，而是在耐心地等待下一次更加合适的发难机会。
和这种富于心机、讲求策略的新型极右派形成对照的，是原“国民阵线”创办人让-马利·勒庞（Jean-Marie Le Pen）于1月7日去世，终年96岁。这位以无所顾忌的反犹、反移民、亲纳粹言论著称的老派人物的离去，终于为一个旧时代降下了帷幕。
无论是法国域内还是域外，对于许多人来说，“勒庞”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已经在某种程度上成为“极右”的代名词，二者甚至可以直接画上等号。从父亲到女儿，这半个世纪以来的法国极右派运动，呈现出鲜明的家族政治特征。尽管近年来不乏其他小党偶露峥嵘，但从老勒庞参与开创的“国民阵线”（FN），到经玛琳娜·勒庞之手重塑的“国民联盟”（RN），始终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极右派力量的一个标志性存在。
法国《世界报》的社论盖棺定论称：老勒庞是一个“走在时代之前的特朗普式人物”，他比其他人更早地感知，并且肆无忌惮地利用了全球化时代困扰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恐惧——移民、不安全感和阶层滑落的焦虑。而就在这个“走在时代之前的特朗普式人物”辞世两周后，正牌的特朗普2.0版本强势归来，成为近年来全球范围内保守右翼和极右翼浪潮中最为强劲的一股。
老勒庞的死讯传出后，在极左翼政党的号召下，数百人当晚聚集到巴黎的共和广场举办“开胃酒会”，开香槟庆祝“肮脏的种族主义者死了！”这种“在尸体上跳舞”的做法是否妥当，在政界激起了不大不小的争议。不过，这些情绪欢快的反对者们，不经意间共同促成了一场“熄灯秀”，他们庆祝了一个时代的落幕，却未必准备好面对另一个“渔阳鼙鼓动地来”的新时代。
从失怙少年到议会新秀
让-马利·勒庞1928年生于法国西部布列塔尼地区的小城滨海拉特里尼泰（La Trinité-sur-Mer）。二战期间，他的父亲在捕鱼作业中因水雷爆炸而丧生，当时年仅14岁的勒庞因此成为“国家抚养儿童”（Pupille de Nation）。这是法国一项历史悠久的抚恤措施：父母（或之一）因战争、恐怖袭击、履行公职而牺牲后，其不满21岁的子女可以享受就学、就业和税务上的诸多优惠。顺便一提的是，2024年内阁走马灯式轮换中的一位前总理博尔内（Élisabeth Borne），也同样因为少年失怙，曾是“国家抚养儿童”群体中的一员。
当地时间2024年12月4日，法国国民议会投票表决通过一项对政府的不信任动议，勒庞发表讲话。
和埋头刻苦学习、最终进入精英学校且立场左倾的博尔内不同，青少年时代的勒庞已经显示出某种桀骜不驯的性格，在中学时代两次因为违纪而被开除，1944年曾申请加入抵抗组织，但因为年龄太小而被拒绝。1948年，勒庞进入巴黎大学法学院，并成为学生工会的领导人，同时和极右翼运动“法兰西行动”保持密切关系。
大学毕业后，勒庞心愿得偿，正式入伍，1954年参加了印度支那战争，1956年又参加阿尔及利亚战争。在后一场战争中，勒庞被指曾参与实施酷刑，虐待被捕的阿尔及利亚人以便获取情报，这成了勒庞军旅生涯中的一大公案和污点。多名受害人、证人和历史学者都指认勒庞曾经参与实施酷刑。而他本人在这个问题上的表态含糊其辞，一方面承认军队中存在酷刑，但坚称他本人不曾实施，同时对相关指证提出诽谤诉讼，另一方面又曾亲口对媒体声称“我是在队长的命令下这么做的（指实施酷刑）”。时至今日，从自身表态、证人证言到相关判决都显示出，勒庞极有可能参与了酷刑逼供，但鉴于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这种行为屡见不鲜，同时又牵涉到聚讼纷纭的战争伦理问题，并没有法律文件一锤定音地厘清勒庞在酷刑行为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应承担的责任。
虽然虐囚指控从1960年代直到2000年代一直困扰着勒庞，但在1950年代却并非如此，战争塑造出的战士形象在当时成了他参与政治生活的推力。从印度支那归来后，勒庞加入了当时兴盛一时的“普雅德运动”。这是一个由小店主皮埃尔·普雅德（Pierre Poujade）发起、主要维护小商人和工匠利益的草根运动，最初以反对税制为宗旨，但随后逐渐凸显出反议会、反体制、反精英、反犹的民粹主义色彩。在1956年的议会选举中，普雅德派获得240万张选票，斩获52个议会席位，成为第四共和末期举足轻重的一股势力。凭借这股东风，时年27岁的勒庞成功当选，成为当时国民议会最年轻的议员之一，并以在任议员身份向议会告假，前往阿尔及利亚服役，俨然是“文武双全”的典范。
然而，勒庞与普雅德的关系不久便宣告破裂，他被排斥在这场政治运动之外，并且脱离了普雅德派议会党团。但普雅德运动“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声势很快就一落千丈。勒庞却在1958年第五共和成立之际赢得了议员连任。这一时期的勒庞属于“独立经营者和农民全国中心”（CNIP）阵营，该党当时被视为“非戴高乐主义右派”，尚不能被简单归类为“极右”。
1962年，勒庞在议会改选中失败，丢掉了议员席位。随后他一步步向极右方向迈进，先是加入极右翼律师蒂西埃-维尼昂库尔（Tixier-Vignancour）的竞选团队，成为后者在1965年总统大选中的选战操盘手，帮助后者在首轮投票中排名第四，但后来又与其决裂，因为后者呼吁选民在次轮投票中支持社会党人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这次失败尝试后，勒庞暂时退出政治生活，混迹于出版业和报界。
鸠占鹊巢 “创立”国民阵线
1972年，一个具有新法西斯色彩的极右派组织“新秩序”（Ordre nouveau）为了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考虑，试图将各个极右派小团体联合起来，组建一个新政党。同年10月5日，在一次小型闭门会议上，“法国统一国民阵线”（FNUF）正式诞生，随后以“国民阵线”的名称为人所熟知。
回顾国民阵线的创立，外界往往以为是勒庞一手缔造的产物（或者含糊地称之为“联合创始人”）。但实际上，真正的推动力量是极右派组织“新秩序”，而后者最初钟意的主席人选也不是勒庞，只是因为其他人选退出，“新秩序”又看中勒庞此前有选战经验，在政界已小有名气，而且比其他人选看上去更加温和，才最终选择了他作为主席。换句话说，国民阵线原本是为了选举而临时聚合的产物，勒庞之所以一跃成为这个小党的领袖，不是因为他有创立之功，而是因为背后的力量“新秩序”需要一个“门面”和“经理人”，以便争取选举的胜利。
当地时间2002年4月21日，法国巴黎郊区圣克劳德，国民阵线总部，法国国民阵线领导人及总统候选人让-玛丽·勒庞参与竞选活动。
在1973年的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并没有取得“新秩序”和勒庞期待中的成功，在全国范围内得票率只有1.3%，但这支新兴边缘势力由此迈出了至关重要的第一步。恰恰在此时，作为幕后推手的“新秩序”遭受到重大打击：由于该团体在巴黎举行集会期间引发了极左翼反对者和警方的暴力冲突，导致“新秩序”及其对手“共产主义者联盟”（Ligue communiste）双双被政府下令取缔。而既然国民阵线已经成立，那么在“新秩序”看来，以“金蝉脱壳”之计保存有生力量，便是顺理成章之事，没想到此时却遭到勒庞的阻挠，他安排自己的人马卡住了党内关键位置，并控制了政局。就此，这个原本被“董事会”请来临时救场的“经理人”，抓住机会成功上位，将国民阵线变成了属于自己的私产。
在这出“鸠占鹊巢”的戏码之后，勒庞仍然不得不面对同类极右小党的竞争（例如“新秩序”人马随后成立的“新力量党”），国民阵线在当时也并没有占据明显优势。正是在这种背景下，1974年勒庞首次参加总统竞选，开启了他一生中五次冲击爱丽舍宫大戏中的第一次，虽然仅获得0.75%的选票，在外界看来俨然是个笑话，但对于当时的极右派生态来说，能够出马角逐总统大位（哪怕作为笑柄）的勒庞，显然已经比其他人高出了一个身位。
不过，雄心勃勃的勒庞很快就再次遇到挫折，在1981年的总统大选中，他甚至都没能达到门槛条件——获得500个民意代表的保荐签名，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社会党人密特朗入主爱丽舍宫。而同年的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也仅仅获得0.17%的选票，泡沫化的命运似乎难以避免。
在这一时期，勒庞个人生活中一个极具香艳色彩的轶事值得一提：勒庞1960年和首任妻子拉兰讷（Pierrete Lalanne）结婚，后者为他生下三个女儿（其中包括后来继承衣钵的玛琳娜·勒庞），但随后二人感情失和，拉兰讷不仅提出离婚，而且在1984年和给勒庞写传记的记者马斯里（Jean Marcilly）“私奔”。随后，勒庞夫妻二人围绕离婚争端，在媒体上相互攻讦，为公众演足了八卦戏码。其中最狗血的一出，是拉兰讷向勒庞索要赡养费，勒庞则在《花花公子》杂志采访时抱怨称，“如果她需要钱，只要做点家务就好”，结果在1987年，当时已经年过五旬的拉兰讷，为《花花公子》拍摄了一组衣着暴露“做家务”的照片，作为挑衅性的回击，故意令丈夫难堪。以至于日后当勒庞再度竞选总统时，很多选民对他最直观的印象是——“老婆上过《花花公子》拍裸照”。
时代变迁中的机遇和危机
尽管个人生活一度沦为公众笑谈，但进入1980年代后，勒庞和国民阵线的确迎来了新的机遇。二战结束后的“辉煌三十年”因为1973年“石油危机”而落幕，而在经济高速发展阶段，外国劳工大量涌入，积累下来的社会紧张关系随着经济下行开始凸显。而社会党上台带来的左派冲击波消散之后，社会情绪也开始向右反弹。在1983年的市镇选举和198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都有不俗表现；在1986年的议会选举中，该党不仅首次进入议会，而且一举获得了32个议席，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1988年，勒庞第二次冲击总统大选，凭借毫不掩饰的反移民言论（此前一年，他还首次发表了最具争议的“毒气室只是二战历史上的一个细节”言论），在首轮投票中斩获了14.39%的得票率，排名第四，相比首次参选时的0.75%，得票率已经暴涨了近二十倍。
这种势头延续到1990年代，在1995年的总统大选中，勒庞继续巩固了自己的“老四”位置，而且得票率（15%）比上届又有小幅增加。1998年的大区选举中，虽然国民阵线无缘任何一个大区主席职务，但它在部分选区里或明或暗地支持中右派的人选，不仅在后者阵营内部激起争论，同时也抬升了自己在政治格局中的地位。
然而，在节节上升的势头背后，国民阵线面临着创立以来的最大危机：当时的二号人物梅格雷（Bruno Mégret）试图走一条能和传统右派“合作”的温和路线，但勒庞对此并不认同，路线之争愈演愈烈。在针对1999年欧洲议会选举的筹备过程中，勒庞本人因为被司法判决暂时取消了被选举权，却宁可授权自己的（第二任）妻子来领衔参选，也不愿交棒给梅格雷，并在彻底撕破脸后解除了后者的总干事职务。1999年1月，梅格雷率领自己的人马召开大会，宣称建立“国民阵线-国民运动”（FN-MN），试图上演翻版的“鸠占鹊巢”。随后，双方为了“国民阵线”这块金字招牌对簿公堂，最终勒庞取得了胜利，而梅格雷将自己的新党更名为“共和国民运动”（MNR）。
梅格雷（Bruno Mégret）
这次分裂导致国民阵线元气大伤，骨干力量中多数追随梅格雷而去。但事实证明，没有抢到这块金字招牌的造反分子，很快失去了自己的魔力。在1999年6月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的得票率虽然不如以往，但越过了进入议会的门槛线（5%），“共和国民运动”却未能越过，两党的命运走向已经注定。而在三年后的2002年总统大选中，则是勒庞众所周知的历史性突破：他以16.86%的得票率，力压社会党候选人若斯潘，杀进了总统大选第二轮。相比之下，仅仅获得2.34%的梅格雷，则彻底丧失了在极右阵营内部争雄的资格。
2002年总统大选成了勒庞和国民阵线的高光时刻，但此后却很快陷入低谷，在2007年总统大选中，雄心勃勃的勒庞首轮得票率大幅下挫，跌回到“老四”的位置。同期的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的人选几乎在首轮就全军覆没（玛琳娜·勒庞成为唯一一个坚持到第二轮投票才被击败的候选人），2008年的市镇选举也毫无起色，导致该党陷入了财政危机，负债累累，甚至不得不变卖总部大楼来筹款。面对这种局面，党内多名实力派人物萌生异志，打算另立山头，国民阵线再次走到分裂边缘。
“政治弑父”
在五次大选和60年起起伏伏之后，勒庞的政治动能已经逐渐衰竭。2011年，国民联盟在图尔召开大会，玛琳娜·勒庞击败竞争对手，接任国民阵线主席，老勒庞“退居二线”成为名誉主席，这个老牌极右政党，一只脚迈进了“新时代”。
玛琳娜·勒庞接任党主席后，开始大张旗鼓地推行自己的“新政”，试图清除老勒庞时代的反犹主义、历史否定主义（尤其为纳粹声辩）的痕迹，在社会公众的心目中“去妖魔化”，让国民阵线变成一个“正常”政党。以选举为衡量指标来看，这套策略取得了明显效果：在2012年总统大选中，玛琳娜·勒庞获得17.9%的选票，排名第三，虽然没能复制父亲在2002年的成功，但得票率甚至还要高于父亲当年。同年的议会选举中，国民阵线有60多名候选人闯入第二轮投票，虽然最终只有两人成功当选（其中一人是玛琳娜·勒庞的侄女、老勒庞的外孙女玛丽昂·马雷夏尔），但相比上届议会选举中被“剃光头”的败绩，这次回归的象征意义仍然不可小觑。两年之后，国民阵线在参议院选举中首次实现突破，拥有了两个席位，进一步巩固了全方位的政治存在。
但之所以说国民阵线只有“一只脚”踏入了“新时代”，是因为2011年之后的国民阵线，处于某种尴尬的“双头政治”格局。一方面，女儿大力推行“去妖魔化”新政，另一方面，“退居二线”的父亲却频频放炮，继续发表各种反犹、种族歧视和否定大屠杀的出格言论，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新政效果，并且和党内以菲利波（Florian Philippot）为代表、力图推动国民联盟转型的少壮派关系紧张。
将这种紧张关系推向高潮的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场景，发生在2015年的“五一”集会上，当玛琳娜·勒庞正准备发言时，穿着鲜艳红色风衣的老勒庞突然上台，像胜利者一样张开双臂，接受在场听众的欢呼，留给女儿满脸的惊愕和尴尬。八旬老父的这次“抢风头”行为，让女儿忍无可忍。她事后促使领导层通过决议，中止了老勒庞的党员资格，并试图剥夺此前授予他的名誉主席，但老勒庞通过法律诉讼保住了这一尊号。
2017年，在经历了又一次内部分裂、原二号人物菲利波脱党出走之后，玛琳娜·勒庞整饬党务，一方面修改章程、取消了名誉主席称号，清除了老勒庞赖以发挥影响的最后一个抓手，甚至拒绝他进入党部大楼；另一方面将该党更名为“国民联盟”，以进一步消除数十年来“国民阵线”这个名称给公众留下的负面定见。由此，女儿终于完成了一场“政治弑父”，这个老牌极右派政党改换招牌，完全进入了“玛琳娜时代”。
当地时间2011年1月6日，法国南泰尔，让·玛丽·勒庞在“国民阵线”党总部最后一次发表新年祝词，女儿玛丽娜·勒庞出席。
在生命的最后七八年间，老勒庞基本上已经丧失了政治影响力，只剩下同女儿反目后追讨借款，以及当年担任欧洲议会议员期间违规使用经费遭到追诉这种“拖棚歹戏”偶尔引起媒体的注意，大部分时间里，他住在巴黎西北郊区的别墅，由他最喜欢的几条纯种杜宾犬陪伴度日——“我是种族主义者，我喜欢纯种狗”，他曾这样直言不讳地对媒体表示。
一些媒体在给老勒庞盖棺定论时，称之为“法国极右派之父”，这种说法在严格意义上当然不正确，自从法国革命为现代政治引入“左-右”之分以来，极右派在法国政治光谱中从未中断过：从大革命期间忠于极端君权的所谓“黑党”，到波旁王朝复辟后极端君权派一度甚嚣尘上，再到“德雷福斯事件”催生的“法兰西行动”（Action française），乃至二战期间的贝当政权，和它的极左翼镜像一样，极右翼思潮和人物不绝如缕，而勒庞只是这个悠久传统中的一环。
不过，如果把语境限定在“当代法国极右派”，那么这个“之父”也有其道理所在。一方面，从第一代的老勒庞到第二代的玛琳娜·勒庞，再到第三代的玛丽昂·马雷夏尔，法国当代极右派的变迁呈现出明显的家族政治特征，而老勒庞无疑是这个政治大家族的族长。哪怕对于曾经亲手“政治弑父”的玛琳娜·勒庞来说，即便有种种不堪过往，人伦之悲仍在所难免。在从海外省马约特返回法国的飞机上，得知父亲去世的消息，玛琳娜·勒庞情难自抑，以手掩面痛哭（这一幕被《巴黎竞赛画报》抢先曝光，结果引发了极右阵营的愤怒，在压力之下，该报被迫撤回了照片）。
另一方面，数十年来，法国极右翼从边缘一步步走到中心，其中固然有社会经济变迁的大势所趋，但老勒庞作为传承性人物，上承“法兰西行动”和普雅德主义，下启如今极右派前所未有的兴盛局面。尽管从政治上说，老勒庞从被女儿驱逐那天就已经“死”了，如今这场生理性死亡更像是极右政治家族中终于清除了一个过时的残余符号，老勒庞的一页最终完全翻过，但极右派的兴盛局面却承袭了下来，而且可能会维持很久。他“净身出户”，却留下了丰厚的政治遗产。
极右的“美丽新世界”
一个不管当年多么叱咤风云的领袖，在掌权多年之后，都难免老朽而昏聩，这种政治上的“弑父”于是反而成了不可或缺的蜕变契机。不难想象，如果时至今日国民阵线还是由老勒庞掌舵，坚持他的“挑衅”路线和反犹、亲纳粹的说辞，恐怕很难与时俱进地发展到今天的程度。
在老勒庞身后，2020年代的欧美极右翼兴盛景象，恐怕已经远远超出了他生前的想象力。就在他去世后两周，特朗普重返白宫，并且让几乎整个共和党和众多硅谷精英都匍匐在脚下。在欧洲，极右翼正在越来越多的国家登堂入室、跻身主流：在意大利，梅洛尼政府不仅完全站稳脚跟，而且在特朗普上台后作为最亲美的欧洲大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在奥地利，中间派政党无法达成协议，将组阁大权拱手让给了极右派自由党；在德国，“红绿灯联盟”宣告瓦解，虽然民调显示传统右派联盟党大概率重掌政权，但极右派选择党高居次席，加上马斯克不遗余力的助攻，未来将获得更大话语权；在荷兰，老牌极右派分子维尔德斯率领的自由党在大选中获胜；在瑞典，民主党虽然不参与政府，但构成了举足轻重的支持力量；在芬兰，芬兰人党以微弱劣势屈居议会第二大党；在匈牙利，崇尚“非自由民主”的欧尔班连续出任四届总理，牢牢把持大权，和斯洛伐克的菲佐（其本人虽然出身中左派，但具有民粹倾向，并同极右派结盟）一同构成了欧盟内部的亲俄“特洛伊木马”；在格鲁吉亚，亲俄执政党拥戴一个足球运动员出身的极端民族主义分子，挤掉亲欧派总统……
此外，在2024年的欧洲议会选举中，各国极右派此前摩拳擦掌准备超越中左派、冲击第二大党团的地位，虽然未能如愿以偿，但仍然不乏收获，在法国、意大利和奥地利都拔得头筹。尤其在法国，国民联盟的胜利导致总统马克龙决定解散国民议会、提前选举，试图遏制极右派势头，但这一轻率决定事与愿违，制造了更大的不稳定性，使得左右两个极端在议会的比重进一步上升，直接导致了下半年的政坛动荡和年末的倒阁，并间接导致欧盟在内忧外困之际，作为核心驱动力的法德两国几乎同时陷于熄火状态。
虽然各个政治派别都必然面对权柄竞争和代际更替的问题，有时甚至以不乏权谋色彩的激烈方式表现出来，但从老勒庞和国民阵线的发展历程来看，“内斗”似乎成了法国极右派历史中的一个恒久主题：从普雅德和勒庞的分裂，勒庞与“新秩序”的争斗，勒庞和梅格雷的内讧，到勒庞父女反目成仇，以及随后玛琳娜·勒庞与菲利波的决裂、和自己的外甥女玛丽昂·马雷夏尔分道扬镳，以及和另一个极右派竞争者泽穆尔（Eric Zemmour）的敌对，甚至她和国民联盟下一代接班人巴尔德拉（Jordan Bardella）的关系，也时常传出微妙音符……似乎极右派大佬们总是难以精诚团结、去完成一项（哪怕是他们自己眼中的）伟大事业。边缘政治力量的这种内斗，仿佛狼群的内部竞争，既展现出残酷的一面，又保持着主流政党所罕有的斗志和战力。
而在美国，情况亦不乏相似之处，甚至在特朗普还没有正式上台之前，班农和马斯克的关系就已经势同水火，而且特朗普同马斯克的关系能维持多久，也是各方观察人士密切注意的焦点。
然而，和变动不居的人际关系相比，今天这个极右派面临的“美丽新世界”真正令人悲观的一点是，极右势力已经不是当年老勒庞那种“穷小子闯江湖”、靠挑衅言论搏上位的路数。它不仅在经济上积聚了资源，更获得了媒体-科技巨头的加持。这就意味着，未来虽然仍会有起落，但恐怕很难会出现老勒庞时期国民阵线那种一朝声势浩大、一夕议席清零的剧烈震荡，即便移民危机缓解、经济形势好转，极右派仍然会成为一股稳定的常驻势力。
在老勒庞时期，国民阵线的财务经常面临捉襟见肘的窘境，这也是为什么几乎法国左中右各党都被曝出在本国议会或者欧洲议会通过虚报议员助理职位“吃空饷”，但极右派最严重的原因——不是因为当事人品行低劣，而是因为党真的需要这笔钱。为了维持运作，国民联盟还被曝光曾向俄资银行借款、从而引发外界对其“通俄”的担忧。如今的国民联盟，虽然还没有完全摆脱当年这些丑闻的后遗症，但财务状况已经大为好转，不仅还清了俄资银行贷款，而且在议会站稳了脚跟，获得了稳定的政府财政补助，更获得了某些巨富的青睐和援手。
近年来，法国媒体界、知识界和政界开始日益担忧的一个问题是，以文森·博罗雷（Vincent Bolloré）为代表的超级富豪，开始越来越频繁地干涉媒体的运作，推动意识形态空间的极右化。
文森·博罗雷（Vincent Bolloré）
作为博罗雷集团的掌门人，文森·博罗雷40年来打造了一个横跨运输、物流、农业、媒体、通信的庞大集团，积累了巨额财富（如今他在法国富豪榜上以约100亿欧元排名第13）。最近20多年来，他频频收购各式媒体平台。如今，博罗雷集团拥有Canal+集团及旗下多个频道（C8、Canal+、CNews、CStar等）、广播电台Europe 1和RFM、《星期日报》和《巴黎竞赛画报》、多份娱乐及财经杂志、出版商 Editis等等，构成了一个庞大的传媒帝国。但在他接手的许多媒体中，定位明显右转，许多批判性的调查节目被取消，代之以娱乐节目，并邀请右翼和极右翼人物（最典型的是泽穆尔）亮相、为其提供发声筒，安插极右翼媒体人来主掌编辑部，解雇内部异己分子，并用法律诉讼让外部批评者噤声。与此同时，博罗雷还被媒体曝光在幕后积极促成极右派不同势力之间的联合，以及推动传统右派向极右派靠拢。
尽管视听监督机构时常针对相关节目中的不当言论祭出处罚，参议院也举行听证会并传召博罗雷解释，但现有措施的力度，完全无法触及这位立场极端正统保守的亿万富翁的任何痛处。相比马斯克收购推特后的改造，博罗雷对媒体的控制没有那么大的国际影响力，但手法却异曲同工。法国媒体和机构可以退出X平台以示抗议，却很难逃脱博罗雷打造的极右色彩媒体帝国的阴影。
在美国，“特朗普-马斯克”联盟这种政商结合的弗兰肯斯坦式怪胎，正将其能量向全球范围内倾泻，并可能激发起更多效仿之举。不过无论是特朗普还是马斯克，其不稳定的心智状态都可能导致朝令夕改。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马斯克前脚刚刚炮轰英国工党政府，并宣布要向极右翼的英国改革党（Reform UK）注资一亿美元，后脚就抨击该党创始人法拉吉（Nigel Farage）“德不配位”、必须走人。这一亿美元究竟能不能如马斯克所愿，将工党首相半途拉下马来，还有待观察。但几乎可以确定的一点是，金钱的力量就像泥石流一样，虽然不能永久性地改变地壳结构，但仍然能让所经之处满目疮痍。
老勒庞去世的1月7日，正逢《查理周刊》2015年遭遇恐袭十周年纪念日，这种冥冥之中的巧合，仿佛两条线索，贯穿起法国和欧美这十年、乃至更长时段的变迁历程。在这场恐袭之后的第二年，刚刚登上权力宝座的特朗普曾声称，“法国已经不再是法国了”。如今，同样的句式或许也可以说，“美国已经不再是美国了”。
而世界，也已经不再是那个“昨日的世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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