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日常，回归常识”论坛②｜意义：数字时代日常生活的意义感

意义感是人们对某种物质生活条件、某种社会行为，再或某种生活状态的价值认同，是一种关乎日常生活及其价值理性的独特的社会心理。日前，在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召开“数字时代中国民众日常生活的意义感研讨会”，专家学者围绕意义感与日常生活、数字时代的意义感等议题展开了深入的学术交流。本次活动是在“讲理：日常生活的逻辑与理性”之后，《探索与争鸣》杂志推出的“回到日常、回归常识”系列论坛的第二场活动。讲座的实录精要版被整理成文发表在《探索与争鸣》微信公众号上，澎湃新闻获授权转载。

会议现场

主题讲演（一）：意义感与日常生活

吉林大学哲学与社会学院邴正教授从思想史角度梳理了日常生活的文化意义论述。他首先回溯并比较了马克思、卢卡奇和列斐伏尔对日常生活概念的论述。然后借用维柯的自然部落法理论，阐述了日常生活对文化意义形成的基础性作用。接着探讨了日常生活对文化变迁、传统文化以及文化创新的影响。最后讨论了日常生活的文化批判，强调当代的消费文化异化、大众文化异化、信息技术异化容易造成文化意义的扭曲。所以我们必须从日常生活出发，反思并批判信息技术时代的文化意义，建立一个正确的、科学的、符合绝大多数人利益的网络社会。

邴正教授

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樊浩教授从“人类文明因何有文而明？”的问题切入，探讨了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作为人类文明进步的两轮，如何实现相互交融。他从终极关怀、艺术理念、时间观念三方面指出，中西方文明分别以伦理和宗教为人们提供了达至永恒不朽的意义世界的途径，以时间的循环观和线性观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的意义感知。然而现代性文明的问题在于，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之间边界感的消失，事实与意义混淆，意义成为文明的背影。文明的单向度造成了生活世界中幸福感的缺失，而数字技术进一步消弭了意义世界，使得日常生活的意义在虚拟中走向彻底的失范。为此，樊和平教授提倡建设一种新的文明智慧，只有在事实世界和意义世界之间实现恰当的平衡，才能走上人类文明的大道。

樊浩教授

杭州师范大学社会学王小章教授以建构友情共同体为探寻日常生活的意义感提供了可能的途径。他认为，当今时代存在三大典型心态：确定感的消失使人焦虑，公平感的消失使人怨恨，而意义感的消失让人厌烦。面对无意义感，社会理论家提供了两种方案：一种是从韦伯到丹尼尔·贝尔的“招魂式方案”，期待宗教观念的回归为人们重新树立一种超越性的意义；另一种则是从齐美尔到福柯的“无边的挑战”，以生命的快感来抵抗生命的无聊。对普罗大众而言，这两条道路实际上都难以走通，而马克思的观点为第三条可能的道路提供了启发。马克思把人看做一个自由自觉的实践者，只有在共同体和他人的反馈中，行动所具有的意义和价值实现才能得到确证。在价值多元的陌生化世界中，唯有在基于价值追求或者趣味大体一致基础上的精神性共同体——友情共同体中才能找到真正属于人的意义感和价值感。

王小章教授

主题讲演（二）：数字时代的意义感

中国科学院心理学所蔡华俭研究员从现代心理学研究幸福的基石入手，指出人类关于幸福的追问和探索有两大传统：一种是强调美德、生命意义和人的潜能的实现，即精神追求的传统；另一种是强调各种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需求的满足，以及由这种满足所带来的感官上的快乐，即享乐主义的传统。由此，现代心理学关于幸福的观点可归结为“实现型幸福”和“享乐型幸福”两大派别，前者注重自我实现，后者关注主观快乐。蔡华俭和研究团队基于中国人幸福感的实证研究发现，中国人的幸福感总体上呈现一个线性上升的趋势，关于幸福的含义包含情感和满足两个方面，幸福的重要来源依次是内驱力、健康、奖赏、智慧和成就。他指出，心理学可以通过很多途径来帮助人们提升幸福感受和人生意义，包括专业的心理咨询、各种日常的自我调节，比如怀旧、正念、打坐、运动、旅行、阅读等等。

蔡华俭研究员

复旦大学社会发展学院张乐天教授以自己的生命体验切入，描绘了从追求理想到告别理想的历史转变，并分析这一转变背后的动因。20世纪五六十年代，民众的意义感主要来源于国家工业化和现代化对美好生活的承诺。但吊诡的是，科学技术越发展，人类越发现无法支配我们所面对的世界。尤其是在数字化时代，人们的工作生活方式发生了难以置信的变化，每一个人都变成了广大数据汪洋大海里一个小小的水珠，个人也被数字化了。数字化消解了“大我”，人们告别了理想，转而抓住当下，向下扎根生长，建构真实的生活世界，并在其中建构新的意义感。抓住当下所生成的意义感修正着数字化的弊端，开启了有意义的未来。

张乐天教授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助理教授王东美结合自己近十年心理咨询实践中的观察，描述了当代中国大陆部分青年所呈现出的无意义感现象，并从社会文化的视角分析了可能的成因。她强调，生命的意义-无意义是一个连续谱，而非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二元对立。接着，通过具体的研究案例，她认为当代青年的无意义感部分来源于见证和承受了历史中的某种断裂，由于上一代人的精神困境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处理，再加上数字时代的某种特性，使得当代青年从社会和精神两方面都体验到了更强烈的断裂感、被抛感和无意义感。部分青年在现实世界中表现出自我封闭与隔绝，但是渴望在虚拟世界中建立连接和关系，却不断生产出数字化的自我；他们恐惧无聊，期望参与创造新的虚拟世界体验到某种意义感。

王东美助理教授

主题讲演（三）：数字时代意义感的迷失

广州大学文学院陶东风教授围绕共和国的历史进程，分析了意义感的建构与转向。他认为，任何给日常生活赋予意义的行为都是在特定的文化语境中发生的。在当代中国的语境中，有两种文化传统：一是革命传统，一个是启蒙传统。20世纪80年代以前，革命传统占据主导地位。进入80年代以来，启蒙传统作为对革命传统的反拨而出现。90年代以后，年轻人拥抱个人主义和物质主义，他们由此被批判为“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当代需要重新反思个人主义话语，鼓励重构公共空间。

陶东风教授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教授结合中国的改革开放史，深入阐述了无聊和意义感的关系。首先，无聊作为一种群体性的精神现象肇始于现代社会，并且在物质极度丰富的后现代社会更加显著。其次，无聊有多种表现形式，而真正的深度无聊的根本原因在于缺乏意义感。那么，在改革开放四十年后，在中国社会财富突增、纸醉金迷的时代，如何才能摒弃无聊，迈向有趣呢？一是迈向奋斗的有趣，关键是要为自己的人生寻找为之奋斗的使命感；二是迈向创造的有趣，致力于推动人类进步，创造生活和行为的意义感；三是迈向生活的有趣，制造复调而丰富的生活以充盈意义感。

周晓虹教授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院严飞副教授围绕“被遮蔽与被遗忘的日常”展开讨论。他认为应该重建我们身边的“附近”，并从中不断追问意义感。而在当下的现代社会，造成“附近”消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是数字技术在突破空间的束缚的同时，却造成了具身体验的凋敝；二是个人的职业身份标签遮蔽了具体的、完整的个人；三是我们常以个体结构性的道德框架来诠释世界，而忽视了其他视角的可能性；四是城市空间的高度功能性切割和高度同质性瓦解了具有凝聚力的生活空间；五是加速前进的疲倦社会造成了个体的悬浮式孤单。因此，只有通过进入到真实的世界，才有机会与“附近”同时建立起深度的连接。从这样的意义上来看，重新拾起“附近”，也正是重新拾起我们的生活本身。

严飞副教授

主题讲演（四）：数字时代意义感的锻造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邱泽奇教授从连通性视角入手探索日常意义的历史转向。他把日常意义理解为社会空间对于肉体和精神的意义。数字时代尤为关键的一项发展即是连通性的发展，它带来了两个变化，一是个体不断地在感受着外在于肉身的社会空间的异质性，二是把这种异质性带入到肉身的社会空间形成比较，并且通过异质性跟同质性的比较对其社会空间形成冲击。数字连接的后果使得个体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的意义发生了一个历史性的回转，形成了一个由社会赋予日常意义到自我汇聚日常意义的过程。人们在遥远处找到了精神自我，参照系变成了一个随意拣选的对象，也因此构造了一个遥远与身边的尖锐冲突：从遥远中获得的意义和满足在身边被消减了，甚至受到了猛烈的抨击。对于如何能够使得日常生活重获意义的问题，邱泽奇教授提出，应当尽可能地让肉身与精神融为一体，把精神融入肉身，把历史融入当下。

邱泽奇教授

东南大学社会学系胡洁副教授以当代中国青年的精神淬炼为主题做了报告。她从当代中国青年所面临的物质丰裕与高度竞争并行的社会情形入手，探讨了青年人追求有趣、轻松和自我意愿的价值观转向。近年来“躺平”现象的出现不仅是一种个人困境，它更反映出当代青年群体普遍的虚无感和意义丧失。她认为，人生意义感的构成包括存在意义、探索意义和价值意义三个层面。通过社会关系的维系与巩固，内在自我的诉求与探寻，国家社会的赋予与建构这种内外共筑的方式将有助于制造属于青年人自己的意义感。值得注意的是，外在事物必须要内化为一种自我的认知，才能真正实现意义的制造。如果能够把个人意义感上升到与家庭、社会和国家目标匹配的状态，青年的精神淬炼将会更加持久稳定。

胡洁副教授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王俊秀研究员从社会心态视角探讨了生命意义感的体验与寻求。他首回顾了威尔·杜兰特、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维克多·弗兰克等人关于生命意义的经典论说。在社会心理学研究中，关于生命意义的理论共识集中在一致性、目的性和重要性三个方面。根据全国性社会心态的调查数据，王俊秀研究员从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城乡等变量呈现了中国民众生命意义感体验与生命意义感寻求的状况。数据显示，奋斗的价值观高低与和生命意义感的体验之间呈正相关关系，但是生活的压力和奋斗价值观之间呈负相关关系。他借用韩炳哲“倦怠社会”的概念指出，如果一个社会无节制地追求效能提升，将导致心灵的疲倦。

王俊秀研究员

南京大学社会学院翟学伟教授从面子的隐喻性入手，分析了人们日常交往中的意义建构。他认为，要想厘清面子的模糊含义，须到面子所依托的中国文化的修辞性及其复杂脉络中去领会它。在中国文化中脸面的隐喻性，已经由一个人生理性的面部反应上扩散开来，转换到对他人评价的高度敏感性。因此，区别于戈夫曼的拟剧理论，中国人在脸面观的意义上不是从自我呈现出发的。中国人不但认为表演很重要，观赏表演的观众也很重要。如果表演者能跟观众取得一种良好的关系，在无形中让观众也参与到表演中来，那么表演就没有失败的可能。因此，面子具有一种投射效应，我们可以不了解一个人，但是看到这个人投射出来的东西让他显得有面子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判断他是一个有面子的人。正因为有了这样的投射效应，数字时代的人们总是通过相机美颜来重新认识自己。

翟学伟教授

腾讯发展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汪传鸿认为，平台与今天普通人的“意义感”息息相关，一是，服务数十亿用户的平台，承载了不同年龄段、多元背景下的人们对于“意义感”的追寻，背后对应的可能是家庭、工作等丰富的场景，平台的责任重大，二是，数字技术普及形成的碎片化场景中存在“意义感分裂”现象，商业公司在不断追求用户时长的过程中，一方面制造出了短视频这样填补无聊的工具，另一方面也给例如乡村的人们提供数字化参与的可能性，单一平台对意义感的影响需要多元化的理解与研究，三是今天如何更好面向用户、产业、社会，是在此产业与技术新转折时期，互联网平台企业所要弥合的意义感缺失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