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来的勇气： 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1940-1945》，[美] 罗纳德·C.罗斯伯顿著，焦静姝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丨万有引力，2025年1月版，344页，88.00元
美国历史学家罗纳德·C.罗斯伯顿（Ronald C. Rosbottom）的《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1940-1945》（Sudden Courage: Youth in France Confront the Germans, 1940-1945 Hardcover，Illustrated, 2019；焦静姝译，广东人民出版社，2025年1月）讲述的是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法国青少年如何面对强权和镇压产生反抗勇气、投身抵抗运动的故事，是一部“关于年轻人的勇气和牺牲的动人编年史”（《出版人周刊》）。
罗斯伯顿在“前言”一开始就提到他上一本出版的著作《当巴黎黑暗时》（When Paris Went Dark: The City of Light Under German Occupation, 1940-1944，2014），在那部著作中，罗斯伯顿依靠回忆录、日记、信件、档案、访谈、个人历史、传单和海报、小说、照片、电影等史料以惊人的精确度描述了一座被占领的城市日常生活的细节，以及与黑暗作斗争的勇敢的人们。为我们理解光明之城的黑暗岁月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历史证言。但是他认为关于青少年在抵抗德国占领的过程中扮演角色的重要程度还远远没有在那部书中反映出来。因此也可以说该书是《当巴黎黑暗时》的续编，作者要聚焦的问题是：“‘抵抗运动’作为一股大无畏的力量抵御了法西斯主义，这一盛名有多少是建立在青少年柔弱的肩膀上的？这些男男女女时常感到，自己代表了某种比对法兰西的爱国之情更伟大的东西。”（8页）于是在该书中，“我们通过选取几个青少年可歌可泣的决定、行动、成功或失败的例证（这些例证源自他们的回忆录，或者他们熟识之人的回忆），构建出一部具有启发性的历史，这部历史表明我们经常低估了青少年在法国被占领期间起到的作用”（19页）。
今天人们谈到在二战中被纳粹军队占领的国家中的抵抗运动，可能首先想到的是游击队的武装抵抗，如暗杀德国官兵、制造爆炸和列车脱轨等重大事件等等，这是属于“硬抵抗”。另外还存在“软抵抗”的行动，如印刷和派发号召反抗的传单、掩护和藏匿被抓捕的犹太人或被通缉的反抗分子、为游击队传送情报、帮助有需要的人穿越边境等等。甚至作为一种不服从占领军和维希当局统治的表达，如在闹市中乱穿马路，在大街上嘲笑一个穿制服的德国人，在学校里嘲笑那个支持维希政府并一脸自负地站在自己面前的老师。这些青少年会与法国警察在公共场所玩捉迷藏，到公共集会上大声呼喊，在电影院里每当德国的新闻宣传短片开始播放，他们就嘘声跺脚，直到灯亮起来、放映员被迫停下来。所有类似行为都可以代表了青少年的“抵抗”。哪怕是最简单的表示不服从的姿势和造成的最轻微的破坏，都是有作用的。因此，“‘抵抗’这个词涵盖了一系列广泛的行动，但有一条主线贯穿其中，那就是对占领者及其爪牙的仇恨，以及对法兰西这个伟大民族的骄傲”（15页）。“尽管他们的抵抗对德国军队而言影响甚微，但他们执着地表达着想做些什么的意愿，以及通过自己的行动与法国民众产生共鸣，让民众渐渐开始质疑所谓的既成事实。对最早的抵抗者（无论是成人还是青少年）而言，抵抗占领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勇敢的责任。”（16页）他们也会这样描绘自己的形象：“我们这么年少，可以轻易去往任何地方，一边假装自己在玩游戏、胡言乱语、双手插在口袋里吹着口哨，一边闲逛到工厂外边、军营或德军运输队附近，在厨房里或人行道上闲逛，翻越围墙。一切都站在我们这边，我们甚至会得到女孩们的帮助（当她们也能被招募时）。”（109页）这也是在好莱坞电影中时常见到的镜头，通常接下来就是交换情报或散发传单。只不过青少年的抵抗行为实际上要比这些形象要复杂得多，经常也是要枯燥得多。
罗斯伯顿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和关键的问题：“在一个警察国家（police state）里，什么才是‘抵抗’？‘抵抗’并不一定要向占领军或警察开枪，也可以是像传递纸条，悄悄转述在BBC上偷听到的消息，或把钉子扔到德国汽车的轮胎下面这样微不足道的举动。‘抵抗’可以很短暂，就像一个少年在拥挤的电影院里跳起来大喊‘戴高乐万岁！’；也可以很危险，比如藏匿一名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或把人悄悄带去西班牙或瑞士边境；也可以很安静，就像一名老师温和地提醒学生们不要忘记法国大革命的价值和格言——自由、平等、博爱’。一个极权主义政权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将长久的、令人麻木的恐惧根植于人民内心，尤其是当一切表达抵抗的途径都被封堵时。但总有一个人或一些人，能想办法举起拳头，或创作一幅艺术作品，或发出一个声音表明‘这必不会长久’。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时期，这就是所有抵抗者的力量，无论这力量多么温和。占领者在逮捕犯人后使用的手段极其残暴，如殴打、勒索和折磨，但他们在设计招募间谍、追踪通信线路、分析人口记录和耐心监视家庭与企业雇主时，则采取更不易让人察觉的手段，更多是引诱而不是恐吓民众。这些手段在今天仍在被极权主义政权或警察国家使用，而年轻人仍旧会走上街头质问：为什么？”（225-226页）是的，“年轻人仍旧会走上街头质问：为什么？”。
在突然到来的被占领形势中，青少年既可以选择面对也可以选择尽量逃避，在选择面对之后也有立场、行动和方式的选择，继而还可以根据形势与自身语境的变化而改变立场或重新选择回避。但是无论如何，他们无法回避的是彻底影响到每一个人的被占领国的生活，无法回避的是每天目睹耳闻的发生在身边或远方的事情。“他们的想象中充满了战争的枪声和硝烟，即使这些战争尚未打响，还在酝酿之中。他们看到自己的长辈和自己的政治、宗教和知识领袖们，如何日渐忧虑，也看到新闻是如何一天比一天变得更糟。”（18页）那么对于历史学家来说，罗斯伯顿清醒地意识到，“这个主题的写作需要历史学家在叙述中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处理‘青年’或‘青春’这样的概念并非易事。生理上的定义只能起到一丁点作用，用青春期来定义同样很麻烦，特别是从回忆录、书信和叙述中几乎不可能辨别这种生理变化是从何时开始的”。（同上）
在占领军与卖国政府的残酷统治下，年轻人敢于反抗的“突如其来的勇气”究竟是怎么来的，这是全书的中心问题。罗斯伯顿认为，“许多年轻的抵抗运动成员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往往会被某种形式的离别或德国人的暴力行为，激发出突如其来的勇气。也许是一枚落在附近的炸弹，也许是自己的家被德国人征用，也许是目击有人被德国人殴打或射杀，也许是眼看着自己的父母在沮丧、愤怒和羞辱中崩溃——这样的事常常令青少年目瞪口呆，继而发誓要报仇雪恨。当然，许多人会更加谨慎地行事，试图在这场不可预测的风暴中保全自己和家人的性命。而那些已经忍无可忍的年轻人，会在穿制服的德国人经过时冲他们大喊大叫或者竖起中指。”（71页）他接着引述一名亲历者回忆，这个少年开始设想长期生活在德国占领下，必须顽强工作、哄骗他们、安静站立、咬着牙关顺从，直到死去。罗斯伯顿说“这一切何时才能结束”这个问题将成为青少年参与抵抗运动的决定性因素之一。盲人少年、法国抵抗运动的杰出组织者雅克·吕塞朗（Jacques Lusseyran）在他后来写的回忆录里讲到1938年当他从无线电广播中得知德奥合并的消息时，震惊得不知所措，他说“历史带着杀人犯的面具向我袭来”（91页）。这句话应该成为人类二十世纪历史上最具震撼性的警言之一，是对“突如其来的勇气”的一种注解。
在吕塞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到在被占领国土上的生活情景是如何刺伤着青少年敏感的心灵，激发出反抗的勇气。他们睁眼就看到路上的德语路标，官方建筑上悬挂的鲜艳的纳粹旗，在商店和饭店外张贴的“我们说德语”（ Wir sprechen Deutsch） 的告示，以及看到德国警察在指挥交通，就有一种被冒犯的感觉。更让他们感到愤怒的是，在德国统治下的最初几个月，常常被拦下来检查证件；让法国青少年更感到耻辱的是，那些检查站哨兵往往不比自己大多少。
法国的中学教师对于学生的影响也是不可忽视的，年轻的抵抗运动成员正是在老师的思想引领下走上抵抗的道路。当时法国中学教师大多是进步分子，有些甚至是社会主义者，部分教师在占领初期就加入了抵抗运动，当然也有人仍然拥护维希政府，相信贝当将法国从全面战争的浩劫中拯救出来是正确的。也有教师坚持向学生灌输不同的爱国主义，提醒他们不要忘记法国大革命的遗产，以及国家为保护人权所进行的斗争。虽然教育部下令停止历史教师讲授1918年后的法国历史，但是吕塞朗最喜欢的一位历史老师在放学后关起门，为想留下的学生讲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历史，从《我的奋斗》到戈培尔，一直讲到纳粹意识形态的种族特征；他冲着学生们大喊：“年轻的先生们，这不是一场国家间的战争。”这名老师很可能是地下共产党员，他和他的同伴们很可能会被维希政府解雇，但他们对这些是非分明的年轻学生将产生深刻且持久的影响（94-95页）。
在对法国青少年参与抵抗运动产生重要影响的因素中，摇摆乐、爵士乐等青年亚文化现象也是其中之一。“当法西斯国家开始禁止摇摆乐和爵士乐这种堕落的、阴柔的、黑暗的、民族的音乐时，青少年们只会更加渴望触碰界线，那条将他们的文化渴求与父母或政府的权威分隔开来的界线。……‘摇摆’表面上以一种无伤大雅的方式僭越了道德规范和政治约束，是对维希政府道德主义的一种‘抵抗’。年轻的法国人后来用‘摇摆’揭穿了占领者们的虚伪面目。”（101-102页）还有就是在三十年代末突然在法国大都市流行的“扎族”（ Zazou ）行为和着装风格——古怪服装和发型。扎族是一群非暴力的煽动者，虽然不会公开批评政治，但聒噪、滑稽，举止疯癫，以此向占领军和维希政府挑衅。罗斯伯顿认为，“扎族并不算是勇于反抗德国人及其共谋者的一群人，但他们是反主流文化的，有时也十分勇敢。起初在20世纪30年代末，他们起身反抗那些欺负他们的右翼朋克族，之后他们又反抗维希政府和德国的道德警察。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存在嘲弄了第三帝国和法兰西国最珍视的纯洁和男子气概。……尽管扎族更多表现出一种蔑视和满不在乎的态度，而不是愤怒，但他们仍然被一个约束性强且自以为是的体系视作颇为扎眼的批判者。”（104页）
还有就是，“法国年轻人突如其来的勇气的最大动力之一，就是维希政府的政策。” 1940年5月，德国侵略法国，6月14日德军进入巴黎。10月24日，希特勒与维希政府贝当元帅在蒙图瓦尔的火车站会面，成为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许多法国年轻人“看透了维希政府的卑躬屈膝，又多了一个追随其他领袖的理由”（82页）。按照1942年与柏林签订的协议，维希政府在1943年2月宣布所有十八至五十岁的法国男性和所有二十一至三十五岁的法国单身女性必须进行劳工登记。它迫使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躲藏起来，离开学校，或者只为寻找一个安全的地方而加入抵抗运动。许多人此前试图避免成为抵抗运动活跃分子，但这条严厉的法令让他们别无选择（169-170页）。
西班牙内战也对法国年轻人产生很重要的影响。青年学生们会对政治价值观产生迷惑，但他们坚信善与恶的差别。他们在西班牙内战中目睹的对平民的无差别杀戮，彻底越过了他们认定的不可逾越的底线，因而引发了他们内心的呼喊。他们亲眼看见自己的父亲、兄长为支持西班牙共和国而匆忙地印刷传单、在街头募集资金、为逃亡的西班牙人在法国寻找避难所，甚至自愿参与斗争，因此学到很多东西（63-64页）。可以说，西班牙内战是法国青少年加入抵抗运动的启蒙与热身过程，是精神上与行动上的前奏曲。
对于年轻人投身抵抗运动的原因，罗斯伯顿还看到了在历史中的真实语境带来的各种因素。比如容易被人们忽视的是作为一种就业的出路。“抵抗占领并不都是出于社会性的或情感上的原因，有时也基于刚需。占领区里也有就业机会，但并不多，待遇也不好。许多年轻人和他们的家人一样找不到工作，还不得不应对各种限制、配给和通货膨胀（按照与德国签订的停战协议，法国只能保留十万人的部队，其余人被遣敌后没有多少职业选择）。抵抗组织并没有薪酬制度，但一些组织确实有资金来帮助组织成员，因此不少年轻人加入抵抗组织，无非是想口袋里能多几个法郎，接济自己贫困的家庭。虽然加入秘密团体的选择可能会带有一点爱国主义的色彩，但更多时候它只是一个无业年轻人无法忽视的一条出路。”（11页）听起来有点残酷，但可以相信是实情。青少年当然也有截然不同的选择，有些人从来没有参与抵抗运动，直到最后都置身事外；也有不少人选择加入另一边，如早期维希政府下的战斗军团或1943年建立的准军事团体法兰西民兵（16页）。
全书开头的第一个故事是居伊·莫盖，作者说“是为了引领大家走进一片历史的荆棘丛”（36页）。1941年10月，德国国防军中校卡尔·霍茨（Karl Hotz）在南特（Nantes） 的人行道上被三名年轻的共产党人枪杀。根据一旦发生任何针对德国士兵的袭击就枪决一定数量的囚犯的所谓“人质政策”，十七岁的居伊·莫盖和另外六名男孩被处决。居伊被捕入狱是因为他在两年前和同伴们一起抗议包括他父亲在内的法国共产党议员被维希政府监禁的事件，而他自己被作为人质而枪杀则使他成为法国共产党宣称的为共产主义理想壮烈牺牲的烈士，戴高乐也在BBC电台呼吁整个法国为受害者默哀。无论事实是怎样的，在整个德国占领期间，居伊都成了法国共产党所宣传的榜样，也确实影响了很多年轻人加入抵抗的事业之中。直到大半个世纪之后，居伊再次引起巨大的关注。2007年春天，尼古拉·萨科齐（ Nicolas Sarkozy）当选总统后的第一项公共法令就是要求所有中小学在学年开始时阅读居伊·莫盖写给母亲的最后一封信，学校要用一整套课程纪念居伊·莫盖和他的同伴们。邮局发行一款印有居伊·莫盖肖像的邮票，政府制作他的纪念册在全国发放，巴黎十七区在以他名字命名的地铁站前和街道上举办纪念活动。萨科齐因此被指责利用爱国烈士为自己牟取政治私利，共产党人感到愤怒，右翼的作家和历史学家也感到不满。这些事件让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许多已弥合的裂痕重新出现，但讽刺的是，也将居伊·莫盖的名气抬高到连他最狂热的崇拜者都未曾设想过的高度。对此罗斯伯顿认为“尽管存在争议（或许正是因为这些争议），居伊依然是年轻人的一个好榜样，他在道德立场上坚定不移，毫不犹豫地开始抵制第三共和国的专制反共行为”（36页）。同时他也指出，利用少年烈士进行政治宣传是法国共和党的一个起源于1793年的悠久传统。当时，年仅十三岁的约瑟夫·巴拉（Joseph Bara）和十四岁的约瑟夫·维亚拉（ Joseph Viala）在与保皇党的斗争中牺牲。罗伯斯庇尔和其他人立刻意识到其中的价值，这两名少年的故事和形象很快以木版画和大报的形式传遍法国。此后两百多年，这两名少年出现在各种艺术创作之中，在巴黎都有以他们名字命名的街道（37页）。
“突如其来的勇气”的重大表现之一是1940年11月11日在香榭丽舍大街上被德国和法国警察镇压的示威游行。这是法国的抵抗运动的诞生标志，事件的导火索是10月30日物理学家保罗·朗之万（ Paul Langevin）教授被捕，大学和高中的墙壁上开始出现标语和海报。11月11日是法国在一战中战胜德国的纪念日，学生在游行中举起抗议的标志：扛起两根钓竿，在法语中“两根钓竿”发音与“戴高乐”相同。人们高举双手比出“V”形，高唱着《马赛曲》或《国际歌》。游行当然被镇压，几十名学生被逮捕，接着是学校被关闭，结果反而使更多学生投入到抵抗运动。
青年抵抗者都把“将消息传递出去”视为重要的工作，那些消息就是被占领当局认为不适宜传播、要禁止人们阅读的消息。当时很多法国人对于战争的情况一无所知，眼前看到的法国溃败与混乱的情景带来绝望，很快就转变成冷漠，这正是占领军及其合作者最需要的。因此年轻人的任务就是收集和传播不利于占领军和统治者的信息，鼓舞迷惘、悲观的民众重新唤起精神。这种行动显然产生了效果，起码能够在民众心理和情感中产生共鸣，使民众会对这些在街上跑得飞快的男孩们抱以同情与支持，当他们被德国士兵或警察追赶的时候，常常在街边会有一扇门为他们打开，随后立即关上（107-108页）。
有一些熟悉的事物在关于抵抗运动的青春叙事中获得了新的涵义，例如“自行车”，与我们曾经极为熟悉的自行车有完全不同的画风。对于抵抗运动中的青年人来说，自行车不仅仅是最便利的交通工具，同时也是他（她）们的伪装、保护和令占领军头疼的事物。抵抗运动成员时刻都需要把情报、物件、信息从一个街区、村镇传送到另一个街区、村镇，在面对异常情况的时候需要尽快消失于街道上的人群、车流之中，没有比自行车更方便的工具。而且在占领军和卖国政府的管治政策之下，自行车还有更多有意思的故事。当局要求所有自行车注册上牌，但由于自行车的数量庞大而难以彻底执行，骑车的少年还是很容易就消失在人群中。更好笑的是禁止青少年在马路上并排骑车，据说是为了防止在此过程中交换抵抗运动的暗号或情报。德国士兵会拦住骑自行车的青少年，搜查他们后座的挂包，或直接征用他们的自行车。于是，自行车商户和仓库经常被抵抗组织成员袭击，遭袭的频率几乎和军火库一样高。既然自行车如此重要，那么轮胎和补胎所需的补丁、胶水和充气泵等材料对于抵抗组织而言和武器一样重要。更令人想象不到的是，自行车还会成为抵抗组织考验一个申请加入队伍的年轻人的工具。十五岁的犹太男孩保罗被组织上要求去偷一辆自行车，作为接纳他加入的考验。作者解释说：“类似的偷窃行动对于这些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而言是个很好的考验。比起偷武器，偷一辆自行车没有那么困难或危险，但仍然需要一点勇气和鼓励，也能让招募者测试一个年轻人是否愿意打破他或她的宗教和家庭信条，甚至违法犯罪。‘从一个陌生人那里偷自行车，是新人加入秘密世界的重要试炼。’最终，保罗偷来了一辆自行车。”有点类似投名状，但是显得自然和合理。那位要求保罗去偷自行车的领导说：“听着，小家伙，自行车就是我们的火车。它不但容易搞到手，而且对于城市中的游击队队员来说，它是完美的交通工具：轻巧便捷、容易处理且能匿名使用。特别是可以匿名使用。谁会注意到一个在大马路中间骑自行车的人呢？进攻，是我们在自行车上发起的……有一天，人们将把自行车放进荣军院，就像马恩河（Marne River） 战役中的出租车一样。”（163-164页）
关于在一个满是外国士兵的城市里生活、成长的心理与行为的复杂性、微妙性，青春少女米舍利娜·布德（Micheline Bood）的日记提供了一份很有价值的史料。她和她的闺蜜都被年轻德国士兵的礼仪、外表以及自信的男子气概迷住了，有些士兵只比她大五岁，而且这些外国士兵总是试图让人们对其保持尊重。恐惧与生理上的迷恋交织在一起，可以解释许多年轻女性在第一次遭遇德国占领者时的行为。她和她的朋友们（就是在城市墙壁上涂鸦的同一批人）经常去市政游泳池玩水球，并在那里与年轻的德国士兵热烈地调情。她总是保持着适当的礼仪，同时也在担忧是否不应该与德国人交往，但是她又坚决地认为有自由做她有权做的事情，那就是吸引男孩子们——不管他们是不是德国人。她被两种极端的情感撕扯着：憎恨德国军队，却喜欢年轻的德国士兵；鄙视自己国家的军队没有坚持到底，却祈祷英国能大获全胜。因此，米舍利娜和她的朋友早上刚在德国人的宣传标语上贴了支持戴高乐的海报，下午就在城市的公共泳池里和德国士兵一起玩耍，她仇恨“德国佬”群体，却偏爱个体的德国人。罗斯伯顿对她的评述是比较公允的：“从一连串相互矛盾的反应可以看出，她控制不了自己。孩童、青少年、夫妻、商贩、教师、神父和退休人员——都不得不经常与德国人及其维希支持者们打交道，但没有一份明确的文化地图向他们指明，哪些道路会通向屈辱或地位的丧失。对青春期的女孩们来说也一样，她们充满活力又善于交际，但也足够聪明地知道自己正在越轨。”（140页）
读完全书之后，我相信很多读者会与作者一样感到“这种反对暴力、傀儡政治和邪恶种族主义的激情，并没有随着第三帝国的覆灭和维希政府的瓦解而从法国消失”（300页）。从成年人的和今天的角度来重新认识年轻人面对不义的世界的叛逆、反抗，这是罗斯伯顿在书中反复论述的重要议题，对于我们来说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世界各地当下发生的事情提醒我们……在他们狂热秉持的信仰中，妥协是一种道德的失败，而不是一种策略。……我们这些成年人会暗自思忖：‘等他们长大了，看清了世界的真实面目，就会改腔换调了。’而事实也确实如此。但就在短暂的几年中，他们提醒我们这些成年人，或许是我们妥协了太多。”（9页）作者非常关注当今现实中的青年人抵抗问题，“当我写作这本书时，在世界各地民主的、不太民主的和专制的政权中，‘抵抗’都已成为一种行动的代名词……当代的新闻头条提醒我们，不管身在何处，青少年往往都是第一批与政府的无能、腐败与压迫做斗争的人”（17页）。“青少年近来走上俄罗斯、埃及、波兰、匈牙利、土耳其、阿尔及利亚和美国的街头。……但不管受到怎样的意识影响，没有哪个年龄层的人会比青少年更乐意将自己几乎与生俱来的正义感和公平意识转化为行动。”（18页）人们也的确看到了他（她）们如何把正义感转化为行动，在寒冷的冬天温暖着我们的心。在香榭丽舍大街上学生在游行中举起两根钓竿，罗斯伯顿也不难想象在其他情境中的青少年也会有自己的发明创造。
在今天的国际地缘政治急剧撕裂的大变局中，大半个世纪前法国青少年所经受的心理冲击读起来显得格外刺眼：“西班牙政府被佛朗哥叛军击败，这标志着许多法国青少年在心理成长上的一个重大转变。正义的一方输了，那些本可以提供帮助的人，不是不愿伸出援手，就是彻底反对西班牙共和国。这些青少年第一次见识到‘现实政治’（ realpolitik），他们也许并不知道这个术语，却知道他们对正义与非正义的认识与现实政治相比简单了太多。”（131页）“再一次，政治似乎关乎妥协，而非正义；正邪间的界限越来越模糊。”（132页）这个“现实政治”的概念和这些心理感受，最近以来也一直缠绕着我们。
最后来到“结语”部分。罗斯伯顿说：“这本书里被拿来举例的年轻人，都不是那么精于算计，也不太自私，他们值得被热爱政治自由的人们仰慕。”（296页）这真是很令人感慨。至于“我们”——作为成年人甚至是步入老年的人们，“我们当中有许多人，作为这些年轻人的长辈，都私心希望他们能够点燃一把火，让我们和那些控制我们生活的人感到畏惧。我们对他们的正直和直率表示敬意，但这不足以让我们放下自己的工作、事业或社会地位加入他们的行列”（303页）。说得有点扎心。无论如何，“我们都羡慕这些年轻人无私的勇气——以及他们拒绝认为自己超凡脱俗的谦逊——这种勇气是对他们的生活结构中预想不到的眼泪和意料之外的事件突然迸发的回应……我问自己：他们长大后还会保持同样的道德热忱吗？当我们寻求社会和政治安定时，我们的民主制度在本质上，是以磨灭政治热情来维持稳定的吗？如果是这样，当愤怒的派系和不道德的领导人开始威胁我们最引以为傲的价值时，我们应当怎么办？谁能抵挡住诱惑，不至于默许让社会彻底退回到那个贫瘠又残酷无情的时代呢？只有孩子们吗？”（304页）眼下的西方世界不正是处于这样的“愤怒的派系和不道德的领导人开始威胁我们最引以为傲的价值”的严重时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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