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崇新｜作为考古人，我们最应该向王炳华先生学习什么？

2000年12月，王炳华先生在小河五号墓地前

著名考古学家王炳华先生于今年春节期间辞世，走完了他九十载的学术人生。正如媒体所说，王炳华先生是新中国新疆考古的拓荒人，是新中国新疆考古事业从无到有、从沉寂走向辉煌的重要参与者和推动者。所以他被誉为“新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荣新江：《新中国新疆考古第一人——王炳华〈瀚海行脚〉阅读感想》，《澎湃新闻》2025年2月7日），是实至名归。作为后学，我接触王先生的机会并不算多，亲承其教的机会更少，所以主要是通过阅读他的著作来向他学习的。王先生耕耘新疆考古六十载，成果丰硕，几乎涵盖了所有上起新疆青铜时代下至新疆各历史时期的重要考古议题，数年前王先生的高足刘子凡博士对他的主要学术贡献已作了初步归纳（刘子凡《求索西域——王炳华先生与新疆考古》，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官网，2017年12月22日），读者可以参看。

最近在网上陆续读到一些纪念王先生的文字，不时被感动。我因此也在思考，作为一名考古人，我们究竟应该向王先生学习什么？王先生所经历的考古年代，极为艰苦，而新疆的考古环境比内地更加艰苦，沙漠、戈壁、飞沙、走石、严寒、酷暑是新疆考古的基本环境，所以他“瀚海行脚六十载，不为繁华易初心”的精神首先值得我们学习，但除此之外，我认为王先生还给我们考古人留下了更珍贵的精神遗产。

这里拟以王炳华先生对“新疆吐火罗问题”所秉持的学术态度和所坚持的学术原则为例，对他留下的更值得我们学习的东西略加分析。

自从1907-1908年德国学者缪勒（F. W. K. Müller）根据德国吐鲁番探险队在吐鲁番所获的一件回鹘文写本《弥勒会见记》的一则跋文中提到的“toγri”（吐火罗）语，把新疆库车、焉耆等地发现的一种不知名的古代印欧语定名为“吐火罗语”，并进而把这种语言分为吐火罗语A和吐火罗语B两种方言（语言学家又将前者称作焉耆语，后者称作龟兹语）以后，吐火罗语问题逐渐引起学界关注，进而引出所谓吐火罗人的问题。西方学界不少人进而又将这一问题与古代新疆的民族及其语言联系了起来，形成了所谓的“新疆吐火罗问题”。如果古代焉耆、龟兹地区流行的语言的确是吐火罗语，那么当地民众就应当是吐火罗人。在西方甚至出现了泛吐火罗人和泛吐火罗语思潮，认为吐火罗人和吐火罗语在早期新疆居民中曾广泛存在。部分中国学者也受到了西方的影响，提出了类似的主张。为了证成这一点，他们积极寻找考古证据。他们寻找的考古资料的重点是王炳华先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发现并全面发掘了的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以及王先生于2000年末再次发现，而后被全面发掘了的罗布泊小河墓地。因此对“新疆吐火罗问题”的讨论，王先生已经难以置身事外。自从体质人类学家将古墓沟墓地的部分人骨鉴定为“迄今所知欧亚大陆上时代最早、分布位置最东的古欧洲人类型”，与南西伯利亚铜石并用时代的阿凡纳羡沃（Afanasievo）文化居民的头骨类型“较为接近”（韩康信《新疆孔雀河古墓沟墓地人骨研究》，《考古学报》1986年第3期，331-364页）后，更激发了西方学者在新疆地区寻找吐火罗人踪迹的热情，并开始构拟吐火罗人迁徙的路径，一幅新疆地区印欧人迁徙演变的图景在某些西方学者的脑海中逐渐建构起来（J. P. Mallory & V. H. Mair， Tarim Mummies: Ancient China and the Mystery of the Earliest Peoples from the West， London:Thames & Hudson， 2000）。

面对西方学者掀起的“新疆吐火罗问题”的巨浪，王炳华先生并没有盲目跟从，而是采取了审慎的态度。他始终保持着一份清醒，保持着自己的独立思考，对考古材料进行全面地、实事求是地科学分析，坚持让考古材料说话，让事实说话。

2011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召开的“重构丝绸之路”国际学术研讨会上，面对西方学者将新疆不同地域、不同时段的考古遗存，从古墓沟、小河，到哈密五堡、吐鲁番苏贝希、且末扎洪鲁克、尼雅精绝，无不收入“吐火罗”这顶大帽子中，王炳华先生明确表达了不同意见：在论及居民的“民族”时，不能只看其种族特征，更必须关注其经济、精神文化内涵；这些考古文化，不仅时、空有别，物质、精神文明也是相当不同的，对这些考古文化的差异，只用吐火罗语A、B、C去区别，实在是过分简单化了；语言、种族不能等同于民族，新疆各地所见古尸，虽不少有白种人体貌特征，但物质、精神文明各异，葬俗不同，绝对不能混同为一个民族的考古文化[王炳华《〈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序》（以下简称《序》），载王炳华主编《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以下简称《假想》），科学出版社，2017年，3-4页]。

《孔雀河青铜时代与吐火罗假想》书影

针对有人仅据回鹘文译语中的“toγri”一词，就判定当年天山南麓通行着印欧语西支“吐火罗语”，王先生指出，这一结论明显存在极大的逻辑失误，欠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资料的有力支持。他进而辨析了“民族”与“语言”的关系：语言，是民族认同中最重要的根据，但语言，又不能等同于民族。不同的民族，持同样的语言，在社会历史生活中，并不稀见；同一民族，在不同的生存环境中，也可能使用不完全相同的语言（《序》，5页）。

不难看出，在思考吐火罗问题时，王先生首先考虑的是考古材料所包含的文化内涵，以及对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综合考虑，在他看来，对古代人群的族属的判断，文化因素远比体貌特征所呈现的种族特征更为重要。这与陈寅恪先生所强调的族属的判断应以文化为要而不以体貌特征为要的逻辑是一致的。人种，是指人的生物属性。而人与一般生物种属最大的不同在于，人有文化、有社会，因此在族群划分时，文化属性应起决定性作用。由此可见，王先生的方法论无疑是正确的。

循此思路，王先生对“小河墓地古墓沟居民是吐火罗人”说作了十分有力的回应：小河墓地是去今四千至三千五百年前的青铜时代考古遗存，居民具有白种人形貌特征，但并没有发现过文字或其他任何可以与语言、文字相关联的资料，就一次又一次地“假说”他们是吐火罗人，宣称“小河墓地与古墓沟的居民，应来自西方或北方，他们与后来说吐火罗语的吐火罗人，可能有某种渊源关系”，实在是十分不谨慎、不靠谱，没有科学根据的（《序》，6页）。

2020年12月，王炳华先生在前往小河墓地途中

有学者将古墓沟墓地的文化与阿凡纳羡沃考古文化相联系，认为该文化是阿凡纳羡沃文化东走、南下，进入孔雀河水系后形成的经济实体，从而进一步勾勒出吐火罗人自欧亚草原迁入新疆的迁徙路径。为此，王先生团队一方面对古墓沟、铁板河、小河墓地等孔雀河青铜时代文化遗存进行了充分的整理、分析；同时，对阿凡纳羡沃、阿尔泰山南麓克尔木齐墓地、准格尔南缘奇台西坎儿孜墓地资料，也进行了梳理，以便比较、分析。结论是：阿凡纳羡沃文化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时空有别、总体特征不同，是两种并不相同的考古文化，呈现出完全不同的考古文化个性，说它们之间存在迁徙、传承的关系，从目前已获考古资料分析，难以成立。所谓阿凡纳羡沃文化与古墓沟考古文化相同，阿凡纳羡沃文化是古墓沟文化的源头，这一结论没有考古资料的支持，不足凭信（《序》，7页；陈晓露《吐火罗相关史前考古遗存概述》，载《假想》，108页）。

既然阿凡纳羡沃考古文化与古墓沟考古文化明显不同，那为什么又有那么多学者无一例外地将古墓沟文化的源头指向了阿凡纳羡沃呢？这引发了王先生的进一步思考。王先生认为，这很有可能是由于古墓沟的居民与阿凡纳羡沃文化居民的头骨类型“较为接近”的缘故。王先生并没有否认孔雀河下游青铜时代的居民主要为白种人这一事实，他说，在这片地区，距今约四千年的青铜时代的居民，从种族上分析，主要为白种人（王炳华《探寻“小河”》，载氏著《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北京：三联书店，2024年）。但王先生也明确指出：种族特征类同，与其下属的特定民族群体是否一致，概念是完全不一样的。体质特征的“近同”，只不过是居民种族特征（生物学特征）的近同，与民族认同并无关涉。后者是否类同，主要看物质、精神文化是否一致，才能作出大概的判断（《序》，7-8页；王炳华《孔雀河青铜时代考古文化》，载《假想》，71页）。这里，王先生再次强调了“文化因素分析”对族群判断的重要性。

《瀚海行脚——西域考古60年手记》书影

近年语言学、历史学以及宗教学围绕这一问题展开的进一步研究表明，王炳华先生的坚持是正确的，他的认识与判断庶几接近历史真实。

事实上，已知吐火罗B语（龟兹语）佛典的年代上限约为五世纪初，下限则进入回鹘时期。世俗文书方面，龟兹语木简至今能确定系年者只有龟兹王苏发叠时期（624-646年）的木简通行证，纸质文书则多属于唐代；吐火罗A语（焉耆语）文献几乎全为佛典，现存写本的年代在七八世纪以后至回鹘时期。所以所谓的“吐火罗语”材料所包含的语言学信息，以及宗教、社会历史信息，对于探讨新疆早期历史或史前史学者所谓“吐火罗人”（Tocharians）或“原始吐火罗人”（Proto-Tocharians）的起源、迁徙等议题往往缺乏关键启示（庆昭蓉《略述“吐火罗语”命名的历史语言文献学问题及近年吐火罗语研究发展》，载《假想》，193页）。而且从语言学的角度看，吐火罗语A（焉耆语）、吐火罗语B（龟兹语）实际上是古代焉耆居民和古代龟兹居民使用的两种当地语言，与帕米尔以西吐火罗故地的吐火罗人所操的吐火罗语没有直接关系，那么古代焉耆居民和古代龟兹居民与吐火罗人也就没什么关系了。这方面的证据越来越多了。根据唐代佛教文献记载，在唐代龟兹高僧、天才语言学家利言的概念中，“四镇胡语”与“吐火罗语”是并不相同的。因而学者指出，唐人所谓的“吐火罗言”，是指唐代吐火罗地区流行的主流语言，将唐代龟兹、焉耆等地流行的语言，继续称为吐火罗语，恐怕是徒增纷扰（庆昭蓉《龟兹僧利言的生平事业（上）——兼论唐人所谓“吐火罗言”》，《唐研究》第20卷，2014年，469-490页）。而从地理概念的角度看，在唐人眼中，焉耆、龟兹也并不等于吐火罗。吐鲁番出土的唐朝官方的过所文书上，“焉耆”与“吐火罗”并称（吐鲁番出土文书《唐垂拱元年康义罗施等请过所案卷》，见《吐鲁番出土文书》图录本第叁册，文物出版社，1996年，346-350页；荣新江《“吐火罗”非“焉耆”——吐鲁番出土文书札记》，载《内陆欧亚历史语言论集——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兰州大学出版社，2014年，131-135页）；也从未见唐人将龟兹又称作吐火罗。

2020年12月，王炳华先生在小河5号墓地认真观察遗址中最粗大的“男根”立木

关于回鹘文《弥勒会见记》跋文中称作“吐火罗语”的语言到底是指什么语言，以及粟特文《九姓回鹘可汗碑》、中古波斯文《摩尼教会领袖赞美诗》以及回鹘文摩尼教《二宗经》跋文等文献中为何将龟兹、焉耆、高昌、北庭等地称为“四吐火罗（斯坦）”的问题，目前已能作出合理的解释。

根据回鹘文《弥勒会见记》的跋文可知，《弥勒会见记》先由印度语译成吐火罗语，再由吐火罗语译成突厥语。这符合佛典翻译的一般情况。这里的“吐火罗语”的确是指帕米尔以西吐火罗故地吐火罗人使用的语言，与古代龟兹居民和古代焉耆居民使用的龟兹语和焉耆语无关，因此不能用这里的“吐火罗语”指代焉耆语或龟兹语。以往学界所谓的吐火罗语《弥勒会见记》实际上是由梵语（印度语）翻译为焉耆语的文本，与真正的吐火罗语无涉，称焉耆语《弥勒会见记》更贴切。以往学界之所以这样称谓，是沿袭了德国语言学家的习惯。

研究表明，回鹘文中的“吐火罗”来自摩尼教的概念。至于摩尼教徒为何将龟兹、焉耆、高昌、北庭称为“吐火罗斯坦”或“四吐火罗”，学者指出，葱岭以西的真正的吐火罗斯坦地区原本是摩尼教的一个大教区，八世纪初叶以降由于伊斯兰势力的东进，大批吐火罗斯坦的摩尼教徒奔往对摩尼教友善的回鹘汗国领地，随着摩尼教教团在西域地区丝路北道开教成功，其原本的“吐火罗斯坦”的名称也随着“东方教区”一起移到丝路北道。也就是说，上述粟特文《九姓回鹘可汗碑》以下的文献中涉及的“吐火罗”的概念，是来自吐火罗斯坦的西域移植，这一称谓又最终被高昌回鹘摩尼教教团所继承（荣新江《所谓“吐火罗语”名称再议——兼论龟兹北庭间的“吐火罗斯坦”》，载《假想》，191页；荣新江《从张骞到马可波罗——丝绸之路十八讲》，江西人民出版社，2022年，21-25页）。

历史真相告诉我们，所谓的“新疆吐火罗问题”其实是一个伪命题，那么所谓“原始吐火罗人的迁徙问题”自然也成了一个伪命题。

1996年底，王炳华先生在塔中油田

毫无疑问，王炳华先生在“新疆吐火罗问题”的讨论上贡献了他的考古学智慧，他对考古材料的客观的论证分析，成为解决这一问题的十分重要的一环。但这里我更想强调的是，在这个问题的讨论上，王先生表现得十分冷静、学术和专业，充分体现了他作为一名考古学家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而支撑起他的历史责任感和社会责任感的“支柱”是他的职业操守，即作为一个考古人的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他说，“考古学者是最后的接近真相的人，一定要严谨，要说真话，如果考古人都不求索真相，不说真话，可能真相就永远湮灭于历史长河了。”（《已知不得不离开——纪念考古学家王炳华教授》，载“绝望的老爹”微信公众号，2025年2月8日）这是在告诉我们，考古人作为“最后的接近真相的人”，身份其实是很特殊的，所以一定要恪守严谨、说真话、求真相的底线。在他看来，这就是考古人的最基本的职业操守，他因而为此坚守了一生！我认为，这才是王炳华先生留给我们考古人的最珍贵的精神遗产，也是作为考古人最应该向他学习的地方。

强调王先生的这一精神遗产，也不无现实意义。须知时下也存在少数考古人为了其他个人目的，对自己的考古工作夸大其词、在未做认真研究的情况下便妄下断语、甚至故意歪曲事实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