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兰·米哈伊尔谈奥斯曼历史研究

阿兰·米哈伊尔（章静绘）

现为耶鲁大学查斯家族历史学讲席教授（Chace Family Professor of History）的阿兰·米哈伊尔是奥斯曼历史研究领域的一位新锐学者，他在已经出版了三本有关奥斯曼埃及环境史著作的情况下，于2020年出版了《奥斯曼之影：塞利姆的土耳其帝国与现代世界的形成》，这本书雅俗共赏，它使奥斯曼历史进入全球史讲述的一部分，但也受到了一些传统奥斯曼历史学者的批评。三年后，阿兰·米哈伊尔又出版了基于早期在埃及进行档案研究的《我的埃及档案》一书。近期，《上海书评》专访了米哈伊尔教授，谈谈他的奥斯曼研究经历及反思。在这篇访谈中，米哈伊尔教授特别强调了中国崛起对全球史研究的潜在影响。

请您先谈谈是如何开始从环境的视角来研究奥斯曼时期的埃及？

米哈伊尔：我并非从一开始就打算研究奥斯曼埃及的环境史，我最初的兴趣点是思考埃及在奥斯曼帝国中的地位。更确切地说，我的兴趣是去探讨埃及农村居民——他们是埃及绝大多数的人——是如何经历奥斯曼统治的，以及我们如何从他们的视角来叙述奥斯曼的历史。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对奥斯曼历史的书写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一部城市精英的历史。的确，我们有大量关于农民和其他农村居民的研究，但这些研究多是将其视为农业生产者或承担赋税的主体。而我希望尽可能地将他们看作是帝国中具备能动性的更具体的形象——这也是他们本来的面貌。为此，环境史提供了一整套工具，可以帮助检验那些远离伊斯坦布尔，甚至是远离开罗的人群是如何融入更大的帝国体系的，他们的劳作如何影响帝国，以及帝国在他们那里是什么样的。环境史提供了一种方式去检验跨越广阔距离和不同社会经济阶层的关系网络。近年来，环境史的诸多研究展示了这一方法所具有的分析价值，为帝国赋予了新的面貌——新的时空可能性，以及新的方法论，使我们得以超越该领域的过往研究。

《奥斯曼的树下》是一部研究奥斯曼埃及环境史的著作，于近年推出了中文译本。

我强烈感受到您的研究从环境角度探讨了现代性。例如，随着现代卫生理念的引入，动物不再扮演前现代“清洁工”的角色，而随着法国工程技术的到来，传统的尼罗河管理不再依赖河边村民的本地知识。我的理解正确吗？

米哈伊尔：是的，在我对奥斯曼埃及的研究中，我的主要目标之一是探讨十八世纪末至十九世纪初这一时期。一些历史学家，特别是研究中东的历史学家将这一时期视为“向现代性转型”或某种从旧制度向现代世界转变的关键时刻。就埃及而言，这一转变要么是以欧洲殖民主义的方式来叙事，即以拿破仑及其三年占领为核心；要么则是以欧洲和美国国家形态及其功能作为范式来检验其它地区，进而理解一个可以识别的现代国家的形成。

十九世纪出现的“东方专制主义”理论，认为古代东方人民是国王的集体奴隶，随时可以被动员参与各种工程，比如金字塔的建造。然而，古代劳动史研究如今揭示了一个更复杂的图景。在您看来，关于古代集体奴役的观点是不是十九世纪欧洲在中东殖民实践的投射？

米哈伊尔：我认为，无论是埃及、中东，抑或整个世界的“现代性转型”，其实是一个更长期的过程，它主要与农业领域经济环境的变化有关，而非其他因素。这一过程耗时数十年才得以完成，这不是任何一个人的才能或行动的产物。拿破仑最终只是历史上的一个短暂插曲，并未从根本上改变埃及的历史轨迹。同样，穆罕默德·阿里所建立的国家本质上是更深层次力量作用的结果。从许多方面来看，他实际上是利用并且加速了埃及已经发生的变化，将资源和权力为他所用。历史并非线性发展的。在一个相对较短的时间尺度上，我通过研究埃及的灌溉工程，展示了它们从大约1700年至1850年规模不断扩大、劳动使用量增加以及导致更多死亡的情况。但显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是如此。我完全可以想象，某些十九世纪的基础设施工程可能比古代的更为致命，而另一些则未必如此。欧洲东方主义投射的诸多问题之一在于，它们宣称在极其复杂的情形中发现了确定性。他们描绘的专制君主并不具备他们声称的绝对权力，而自古以来的历史也并非一场稳步向好的（或向坏的）进程。与传统观点相对立的是，我展示了，诸如在与奥斯曼国家的关系中，农村耕作者实际上掌握了相当大的权力。

《奥斯曼埃及的动物》

《奥斯曼埃及的动物》似乎较少关注埃及动物与撒哈拉以南非洲动物之间的互动。而我对这本书的兴趣源于对希腊化时期托勒密埃及象狩猎的研究。关于这一领域，目前的研究现状如何？未来的发展前景如何？

米哈伊尔：或许我可以通过反思埃及是不是非洲的一部分这一争论来回答你的问题。这是埃及历史研究的一个主要盲点。大多数埃及历史学家，以及更广泛的中东历史学者，并没有以严肃的方式对待过非洲历史。中东历史研究领域的形成过程几乎完全忽视了非洲，这无疑是一个问题。埃及显然是非洲的一部分——不仅在地理上显而易见，其历史上的贸易路线、数千年来各个埃及政权发动战争的方式、埃及人获取奴隶的方式也能说明这一点，而且它还从宗教、知识、家族和其它网络等多个维度参与了非洲的离散。我认为，现在以及未来几十年，对埃及历史学者乃至更广泛的中东历史学者来说，最重要的研究领域之一就是将这一地区视为非洲历史的一部分，或者在研究埃及和中东历史的时候，将其与非洲历史一起思考。我还想借此机会提到另一件事。正如马丁·刘易斯（Martin W. Lewis，斯坦福大学历史地理学家）和卡伦·维根（Kären E. Wigen，斯坦福大学日本历史学者）告诉我们的，“大陆”是一个神话。我们暂且接受这一概念，埃及在“大陆”中具有独特的位置，因为它是少数跨越大陆的国家之一，西奈半岛在严格意义上是属于亚洲的。在土耳其，“跨越大陆”的概念在历史与思想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好奇的是，类似的思考方式在埃及和埃及历史研究里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西奈半岛与埃及其他地区之间的关系长期以来充满着张力，它被看作是一个难以统治的区域或者是埃及与巴勒斯坦的中转站。“埃及位于非洲与亚洲之间”，这不仅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略有不同的视角，还为更加严肃地研究西奈半岛的历史提供了新的契机。

《奥斯曼之影》出版后引发了一些批评。当时，中国的一些学者提出，这些批评可能受到土耳其民族主义的影响。我在本科时期对奥斯曼帝国非常感兴趣，还曾考虑将奥斯曼时期的希腊作为我的博士研究方向。然而，我发现美国的奥斯曼研究几乎被土耳其学者主导，现代希腊研究则完全被希腊学者占据，这让我感到却步。我并不后悔选择希腊化和罗马时期的近东作为我的博士研究领域，是因为我的学术对话者主要是希腊罗马史学家和古典学者，对我这样一位中国学者，他们显然比奥斯曼或现代希腊历史领域的学者更加包容。四年过去了，您如何看待这一经历？

米哈伊尔：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和当时一样——并没有对其过多关心。不过，你提到的另一个问题确实值得思考。

奥斯曼历史不仅仅是土耳其历史学者与其他土耳其历史学者之间关于土耳其的奥斯曼历史的对话。土耳其并不拥有，也不应拥有对奥斯曼历史的垄断权。显然，奥斯曼历史远不止是土耳其及其1923年成立的共和国所关切的事。正如你所指出的，土耳其民族主义确实对奥斯曼历史产生了不良影响，所有的民族主义都会如此。你不愿意进入奥斯曼研究领域只是众多例子之一。鉴于该领域中土耳其学者的数量，他们确实有责任更加警惕封闭性和民族主义的渗透。这个领域需要更加开放，实际上，这种开放已经在发生。可以说，在过去数十年里，该领域最有趣的研究往往是由那些超越传统土耳其范式去研究奥斯曼历史的学者完成的。我的研究也受益于这种趋势，而且希望自己在这方面能有所贡献，同时，也希望研究土耳其之外的奥斯曼帝国其他继承国家的历史学者数量能够有所增加。事实上，这种趋势已经开始，但鉴于中东当前的状况，这一趋势是否会持续下去并不明确。不过，也许这一趋势会加速推进——如今土耳其是研究阿拉伯世界历史档案最方便的地区之一。利用奥斯曼档案（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帝国档案）来叙述中东或巴尔干地区的历史意味着什么？这是另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重要问题。需要明确的是，研究土耳其以外地区的奥斯曼历史学者在这个问题上也有责任。他们也可能是民族主义者。他们需要更多地关注奥斯曼帝国的历史，无论是在希腊还是其它地方。在我最熟悉的地方——埃及，情况正在发生变化，但在现代埃及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历史学家们对埃及的奥斯曼时期（超过三个世纪的时间）几乎置若罔闻。他们要么认为奥斯曼帝国与埃及历史毫无关联，要么将其视为一个应当推翻的外来殖民力量。这两种观点导致埃及在这几个世纪的历史被解读为与奥斯曼帝国无关的，甚至是对立的。

《奥斯曼之影》的中文译本

《奥斯曼之影》已经尝试从全球视角审视奥斯曼帝国。在早期现代研究中，研究伊朗、印度和中亚的学者在探索早期欧亚帝国之间的联系与比较方面取得了更多进展。那么，从欧亚视角来看，奥斯曼历史研究的现状如何？

米哈伊尔：状况并不理想，我们总体上并未发展出将奥斯曼帝国视为欧亚历史一部分的思维习惯。虽然确实有不少优秀的研究做到了这一点，但在整个学术领域，这仅仅是例外。在我们对奥斯曼帝国的认知中，欧洲占据了过多的主导地位，这种情况既不必要，也非常令人怀疑，甚至可以说是危险的。我认为，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土耳其对奥斯曼研究领域影响的延伸，尤其是我们考虑土耳其与欧洲关系的特殊复杂性的时候。在《自然与帝国：奥斯曼埃及》中，我试图在叙述的绝大部分内容里避免关注欧洲，仅在结尾时稍作涉及。同样，我对塞利姆的兴趣以及许多奥斯曼历史学者对他关注不足的原因之一在于，他的征服几乎完全集中在中东地区。相比之下，历史学家更偏好塞利姆之子苏莱曼，因为大家认为他参与了欧洲的帝国博弈，这种偏好清楚地反映了欧洲中心主义。实际上，塞利姆通过领土征服，使奥斯曼帝国不仅成为世界上的主要力量，也使其成为一个“中东帝国”。欧洲对他而言似乎并不重要，这一点值得我们关注。毕竟，在奥斯曼帝国历史的绝大部分时间里，其疆域的绝大部分都位于西亚，而非欧洲。因此，亚洲应该成为我们的重点。奥斯曼历史以及更广泛的中东历史必须超越对欧洲的关注，这是显而易见的，但对许多人来说仍然难以理解。

有趣的是，在当前的时代背景下，我们或许正处于一种历史转变的边缘，不仅是整个世界，我们奥斯曼研究领域这个小圈子也是如此。世界范围内多重复杂且交织的因素预示着这样的变化。2008年的金融危机及其引发的全球财富鸿沟，让新自由主义下的普世自由的稳定状态已经紧绷（我们有理由这样说）。这一点体现在某些人对民族国家政治回归的呼声上，例如要求完全本土化的供应链和生产，甚至各种形式的国族主义涌现。在此背景下，美国主导的单极世界的衰落及多极世界的兴起（其中最显著的是中国，但也可能包括印度以及其他国家和非国家主体）似乎标志着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一个美国主导下的经济与政治权力结构不再占据统治地位的时代。中国的崛起（或印度的崛起）将西方与“其它”旧有的对立关系——其中欧洲与奥斯曼帝国之间的关系是一分支——推向防御地位。更广泛地说，经济崩溃、战争、难民问题，还有气候变化及其它环境变化，都迫切需要新的解释框架，也同时为历史学家想象新的方法论提供了机会。尤其是在像中东这样因政治与军事冲突而动荡的地区，当前的局势对我们这些历史学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认为，这一局势特别要求我们提供对长时段历史过程的理解，揭示这些过程如何塑造了统治、发展和转型的结构。

“文化转向”在这里是没有帮助的，我们需要更深层次的分析。文化在此不具备主要的解释力量。这些世界力量的转移迫使我们重新思考结构与能动性这对二元关系，特别是在冷战结束后历史研究对文化问题的倾斜。

冷战的平衡与当今世界显然有重要且关键的不同：中国的崛起、欧洲的加速边缘化，以及美国的衰弱。这些变化对奥斯曼历史研究产生了重要且潜在的积极意义。奥斯曼历史作为一个现代学术领域是在冷战期间美国主导与持续的欧洲中心主义背景下建立的。那么，在一个中国成长为全球力量而欧洲日益衰弱的世界中，奥斯曼历史将如何呈现？需要明确的是，我并不是说中国比欧洲“更好”或者我们应该对中国的崛起心存感激。问题的关键在于，我们需要去描述一个显而易见的现实并尝试去思考其可能的结果。奥斯曼历史学者长期以来既接受又批判他们的欧洲中心主义执念。这种西方的视角有多种表现形式。在经验研究上，许多研究都集中于奥斯曼帝国与欧洲之间的具体联系，比如通过贸易、智识交流以及外交活动。然而，这种分析常常以牺牲帝国与其它重要地区的联系为代价，例如非洲、波斯化世界或黑海地区。与欧洲的联系当然值得研究，但不能以研究其他方面的联系为代价，这正是该领域长期以来的倾向，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欧洲对中东地区资产阶级通过高等教育的培养过程，进而塑造了许多精英主义文化史研究。更为令人担忧的是将基于欧洲经验的概念工具和思想引入奥斯曼帝国研究。这是一个长期困扰该领域的根本问题（其它领域也面临类似问题），但许多奥斯曼历史学者似乎仍对这样做自鸣得意。然而，中国的崛起或许可以帮助奥斯曼研究摆脱对欧洲的执念。随着我们所处的世界向中国倾斜，新的机会随之涌现。从基本层面来看，这意味着历史学者将不可避免地接触并深入思考来自中国历史研究的思想。需要再次强调，这并不是简单地用中国模式去取代欧洲模式，而是去提出挑战，促使我们思考比较历史研究的政治、智识和制度意义。谁知道未来会怎样？这只是我的思考，但我认为，我们正处于一个重要且适时的机遇期，来重新审视我们的范畴与概念的相应基础。

《奥斯曼之影》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向公众普及奥斯曼历史的一次尝试。我刚刚访问过伊斯坦布尔，发现那里有很多中国游客。有趣的是，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如果提到伊斯坦布尔，人们常会不满，认为应该称其为君士坦丁堡。我对此感到困惑，因为这反映了对奥斯曼历史了解的缺乏。从我的兴趣和知识背景来说，相比大多数中国网友，我可能更有理由去怀念君士坦丁堡，但我并没有，因为我知道现在的伊斯坦布尔是在奥斯曼早期在君士坦丁堡废墟之上建立的。您是否注意到，欧洲或美国有类似的现象吗？

米哈伊尔：这很有趣。使用“君士坦丁堡”实际上是一种有意绕过奥斯曼帝国的行为，暗示伊斯坦布尔是对其“常态”的背离——所谓“常态”是指这座城市是希腊的、基督教的、西方的。中东早期现代和现代历史处于其古代的阴影之下是真实存在的。不过，在我的研究中，我对古代埃及的兴趣并不大。正如你暗示的，奥斯曼历史值得获得比学科本身更广泛的听众。它对其他历史研究以及对我们世界形成都具有重要意义。《奥斯曼之影》一书提供了几种理解这种意义的方式。当然还有许多其他方式，而我们作为奥斯曼历史学家，需要向别人展示为什么这个帝国是重要的。这也是反对欧洲中心主义的一个论点。我们的目标并不是要说奥斯曼帝国和欧洲或中国是一样的，而是要展示它的独特性，以及这种独特性如何在世界上体现出来。

您最新的著作《我的埃及档案》（My Egypt Archive）获得了与人类学相关的奖项。能否简要介绍一下这本书，并顺便讨论一下历史学与人类学之间的关系？

《我的埃及档案》（ My Egypt Archive）

米哈伊尔：总体来说，我更像狐狸而非刺猬，我喜欢尝试不同类型的历史研究和使用多样的方法。我们的工具箱里需要有多种工具。相比之下，在方法论思考、对不同写作模式的反思，以及将学者（无论是人类学家还是历史学家）置于叙述之中这些方面，人类学通常比历史学更有优势。这些只是我们可以从人类学领域学到的众多重要经验之一。在《我的埃及档案》中，我尝试进行一种自我民族志的写作方式，我在书中某处称之为“自传非虚构”（autononfiction），以此来思考历史研究的技艺、历史学家在这一实践中的位置，以及2011年起义前十年的埃及历史。那些年，我身处埃及档案馆的政府官僚体系里，得以观察国家是如何运作的——档案室既是国家权力的体现，也正是奥斯曼国家产生着那些我桌上所阅读的文档。这本书试图通过以一种独特而个性化的研究经验，将这两个世界融合在一起，从而对历史及其方法提出一些更深层次的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