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姆斯·拉文谈《牛津全球书籍史》

《牛津书籍全球史：插图本》，[英]詹姆斯·拉文主编，李家真译，活字文化·商务印书馆2024年11月出版，504页，148.00元

这部书籍史涵盖人类文明发源五千年以来的书籍生产、发展的历史，同时又论及全球各文明地区的书籍演变状况，既有时间维度，又有空间维度，这样确定书的结构的主导思想是什么？

詹姆斯·拉文：主导思想是，无论探究的重点是文本编辑的细节，还是古老而陌生的“书籍”形式的文化或政治背景，核心的关注点都是传播，着眼于意义的创造与散布，所涉意义则产生于一种载体，这种载体具备五个特征——图形化、易读、便携、可复制和耐用。无论是由黏土、皮肤或天然纤维制成，还是由显示器、中央处理器、内存或显卡驱动，书籍都是以（在很短或很长距离内）便携物体的形态，在不同程度上充任知识、信息和娱乐的持续传播者。这种定义立足于可运输性，或将排除固定在墙上的海报，以及不可移动实体上的铭文，但前述这类文本仍然与书籍有着不可否认的联系，尤其是在一本书可能由多个（本身不是书）的小项目组合而成之时。哪怕后来的出版商和读者发现它们的含义晦涩难懂，甚至深不可测，书籍的内容和“文本”总归是可以复制的，并且能够被分享，存储和保藏（无论其设计的耐用期限是几周还是几年）。

这一主导思想从一开始就对我们提出了挑战，使我们不得不思考，作为知识、教育和娱乐的载体，书籍应该由哪些要素构成。本书已向读者展示，许多个世纪以来，全球各地的书籍是如何借由因文化而异的物理形态来承载书中内容。我们尽可认定，作为实体的书籍应该包含文字、封面和书脊，还可能包含图片，但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角度来看，这都是一个十分狭隘、因地而异的定义。这方面的挑战在于，既然书籍及其众多衍生品存在于从古至今的漫长时域，以及全球各个千差万别的地域，我们又该如何认清它们的本质。举例来说，索引之类的排序检索工具源自何处，与之等价的工具有哪些？书到底是怎么用的？我们都知道书籍遍布世界各地，被人阅读、重读或束之高阁，成为我们熟悉且往往包含慰藉（或责备）的生活养分，但它们是如何储存、如何流传后世的呢？它们的保存方式、生存几率和生存状态，在多大程度上取决于文化差异？

诸如此类关于主体、性质和方式的问题，构成了过去三十年间书籍史惊人发展的基础。关键的是，这些问题是以相互关联的方式提出的，确保了书籍生产与传播过程中的各种主体和机制没有被割裂开来分析。列名本书的那些明智的提问者，往往会抵制“书籍史学家”的标签，他们绝不会让自己的研究重点脱离生产、流通和使用的历史背景，无论其具体内容是作者或编者注者身份的确认、作者意图的复原、审查和版权规避，还是某个古代图书馆的编目分类程序。

除了主导思想提出的挑战之外，还有哪些挑战？

詹姆斯·拉文：关于书籍由什么构成的各种假设，始终还会面临其他的一些挑战。“本册”一词（codex）源自意为“树干”或“木块”的拉丁词语“caudex”，通常被定义为由若干张纸、兽皮纸、纸莎草或其他类似材料制成的簿册。本册虽然经常与手写书籍联系在一起，但在西方世界，它也普遍与印刷书籍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世界各地的不同社会中，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书籍都以许多其他形式存在，尽管在现代的全球交流及相互了解成为现实之前，人们并没有对书籍的不同形态和功能进行深入的比较，就算有过这方面的探究，终归也只是极少数人的学问。文本可以是压痕，可以是戳记，可以铭刻，可以书写，可以绘制，可以模板喷画，可以雕版或活版印刷，可以刻版印刷，可以铅印，可以石印，还可以照相复制或数字复制。举例来说——这个例子与二十世纪晚期许多书籍史著述的重心截然对立——历史学家若是放眼涵盖今日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斯里兰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的广大地区，以及南亚和东南亚的其他一些区域，要对这些地方在绝大多数世纪里的书籍生产史做一番研究，研究对象就只能是手写文本的传播。十六世纪中叶之前，手写产物是南亚地区唯一的一种书面文本；十九世纪初叶之前，也就是天主教传教士将第一台印刷机和铸造字模带到印度西部将近三百年之后，手写文本依然是这些地方的首选。从更为广大的层面来说，尽管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一些声名卓著的文化史家和目录学家已经为书籍史的各方各面写出了开拓性的论著，继起的文献研究者仍然对书籍史的发展施加了可观的影响。

文德兰达书版（Vindolanda tablets）是一些来自公元一世纪至二世纪的又小又薄的木版残片，直到1973年，人们才首次发现这种载有墨写文字的木片。作为英国现存年代最早的手写文件，这些书版为罗马帝国不列颠行省的北部边界提供了无可比拟的证据。图中的书版（第291号）承载着一封信函，是名为“克劳迪亚·塞维拉”（Claudia Severa）的女子发给“萨尔皮西亚·勒皮迪纳”（Sulpicia Lepidina）的生日聚会请柬。这封信函以碳素墨水写成，书体优雅，几乎没有连字，是已知年代最早的女性拉丁文书迹。

一个法立德·丁·阿塔诗集抄本的皮雕装订，此本于伊斯兰历841年（1438）在赫拉特制作，是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为帖木儿皇帝沙哈鲁抄写的，现藏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帕宫图书馆。

图中的这个书封所耗用的各种珠宝和贵重金属，说明了它包覆的中世纪抄本曾经受到怎样的崇敬，书封的中心元素是一块刻有基督受难的象牙饰板。此书封系为西班牙的塞罗斯圣克鲁兹女修院（Santa María de Santa Cruz de la Serós）制作，制作年代为1085年前后，现藏纽约的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我们的希望是，尽管由于篇幅和字数的限制，本书不得不有所取舍，但它仍能说服读者，这方面的挑战在于比较：从楔形文字书版到数字书版，书籍拥有不计其数或前后相继或同时并存的形态，比如卷轴和本册，比如印加“奇普”，中国及东亚的竹简和雕版印刷品，佛教唐卡，爪哇人、巴厘人和僧伽罗人的贝叶书册，以及达科他野牛皮。哪怕是在“本册”这个泛称的统摄之下，地图册、乐谱、剪贴簿、拉页书和连环画（以及漫画书）也会让我们看到类型和形式的进一步分化。电话号码簿和活页记事本告诉我们，短短一两代人的时间之内，曾经新颖的书籍形式就会以多么快的速度退出舞台，变成陌生过时的事物。最重要的是，我们生活的年代提供了花样繁多的数字书籍形式，能够带给我们迥异以往的文本编排、处理、接触及阅读体验。书籍形态的比较还牵涉五花八门的技术，从土版刻写、各种誊抄方法到电子数据编码和电信数据编码，再到数字数据编码。无论是在哪种情形之下，书籍的使用和阅读都有着千差万别的动机。

因此，这本由多位作者撰写的书旨在以一种拓展我们心目中书籍概念的方式，让读者领会书籍历史的广度：书籍史可回溯到五千年以前，并不仅仅是纸质本册的历史，更不仅仅是印刷图书的历史，这门学科应当探究各个时代各个地域的各个民族，如何秉持各自不同的理由，采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努力储存、传播并取回知识和信息，还应当探究这些纵贯古今横越全球的实践，如何造成了种种大相径庭的后果。本书揭示了这些目标之间的平衡，以及其他种种实用性、地方性及意识形态考量，揭示了这些因素如何影响人们自公元前三十三世纪（来自这个世纪的一批物品据称是现存最古老的书籍，原因是部分学者认为，这批物品满足书籍的定义）以来的材料选择和加工，这些选择和加工，为的都是记录、运输、阅读和保存信息。同样，正如本书试图展示的那样，书籍史研究已经是一种全球性的活动。新颖独到的书籍史写作及研究项目纷纷涌现，覆盖中国、印度、南亚及中亚、非洲和南美，以及一些目录学和书籍史研究长盛不衰的地区。我们还会看到，书籍史的一个明确且日益强烈的动机是摆脱国别和政治地理（较早的实用主义研究通常以它们为研究单元）的束缚，转而从语言、审美、大洋及后殖民视角出发，探讨何谓显而易见的“无国界书籍”。不太显而易见的是，“无国界书籍”有时还是“无读者书籍”，在这种情形之下，人类对书籍的历史体验表现为对某些书籍的感知乃至使用，但却不牵涉对这些书籍的实际阅读。

占卜兽骨可说是存世最古老的汉字书籍，每隔十天，商代晚期（约前1300-前1150）的一名占卜师就会用烧红的钎子扎穿图中这块牛肩胛骨的背面，通过骨头的裂纹预测商王和王朝近期的命运。他把每一次的占卜结果刻在这块骨头的正面，紧邻那些兆示命运的裂纹，由是纂成了一份关于吉凶祸福的记载。此兽骨现藏大英图书馆。

采纳这些方针之时，最具雄心的目标是将书籍的历史全面置入全球历史发展的框架之中，为阶级史、种族史、性别史和情感史的一些方面做出巨大的贡献，并为观念史、革命史、地区及国别政治史、信仰及信条史和外交史提供补正。针对实体书籍里里外外和一系列非文本来源的各种增益性研究，催生了一些新兴的史学门类，比如审查史、版权史、出版经济学及地理学史和发行网络史，以及图书馆使用史。除此而外，书籍史还使阅读史和接受史所包含的来源分析类型得到了显著的扩增。从书籍生产、传播及影响的法律、商业层面到仪式层面，书籍史与观念史、宗教信条及实践史、知识社会史、社会性史及人际亲密行为史相互交错，推动了这些学科的发展。

本书组织了十六位作者共同撰写，这些作者来自多个国家和机构，在各自擅长的研究领域撰写各地区或者各时代的书籍史，形成既专业又全面的书籍历史，这么做的优势和弊端是什么？选择这些作者考虑了哪些因素？组织的过程中有没有什么故事？

詹姆斯·拉文：之所以从众多的国家和机构募集作者，好处在于他们的专长和方法与各自所在的地区和语言有着极大的相关性，这也是本书的组织原则。这个好处也有一个副作用，亦即它成为一个借口，使我们没有采用那种更具挑战性的组织原则：每一章节都从全球视角出发，探讨书籍的一个特定方面，涉及年代、样式、构建方法与材料、发行与接收、读者群体、保存状况，如此等等。话又说回来，前述替代方案容易导致重复，所以我们还是选择了按区域划分的组织原则。

向作者约稿的过程十分愉快，我没有遭遇任何拒绝。对这样一本旨在以全球视野从古至今全面回顾书籍历史的重要著作，所有的人都充满热情。问题在于，并不是所有的作者都是以英语为母语，因此我的编辑工作还包括仔细考虑术语和表达方式，以及与作者进行大量的——并且非常愉快的——讨论。

这种做法产生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结果，那就是来自不同学术传统和学科的作者并不总是能对各种定义达成一致，由此为本书增加了一个重要的辩论元素，读者也可以参与其中。例如，身为近东古史专家的埃莲诺·罗布森（Eleanor Robson）向我们阐明，短命的垃圾文献对历史学家的价值，不亚于垃圾堆对考古学家的价值。古代的零碎文字同样相当于信息存储库，有助于我们了解那些制造并丢弃它们的文化。戈兰·普鲁特（Goran Proot），一位书籍保护者和文献学及排版研究者，重新发现了十六世纪欧洲的许多一次性材料，包括传单以及从印刷车间幸存下来的零散印件，由此向我们揭示，在弃物和巨大的官方印刷订单当中，存在着一种迥异常规的信息生产和接收史。本书另一些章节包含其他一些跨文化比较，着重讨论了采用或延迟采用各种印刷方式的原因，比如相对需求和经济考虑使一些地方持续沿用抄写方式，拒绝采用印刷术，又如木版印刷在一些地方比活字印刷更受青睐，因为木版可以重复利用，满足偶或有之的按需出版要求。

本书除了梳理从古代世界到数字时代书籍的物质形态演变历史，还着重论述了书籍与时代的社会、政治的互相影响和互相创造，因而也是一部文化史。在物质史和文化史的交融中，有没有侧重和平衡？

詹姆斯·拉文：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并且不可避免地引出了关于章节之间可比性的疑问，因为各章节为某些时代和地区提供的文化史证据（涵盖政治、宗教、经济和社会问题）比其他时代和地区更多。这方面的重心和取舍之所以各不相同，是对应于中国、欧洲和美洲等地历史的各个重大转折点，包括政治和文化革命，艺术运动，王朝更迭和技术变革，如此等等。有鉴于此，本书着意探讨了书籍物质形式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浪漫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以及许多其他概念，尤其是宗教起源）之间的关系。

从更广泛的具体学科视角来看，二十世纪晚期，在欧洲和美洲各所大学的文学系，文献批评的目标和方法都出现了分化，文献理论也有所发展。但在更为晚近的年代，品类大大增加的文献研究及文本批评方法同样为写作实践、出版行为和文本接受的历史研究作出了自己的贡献。除去针对传统经典文本集成的广泛研究（这实际上仍是一个“伟大传统”）之外，“经典性”本身也吸引了极大的研究兴趣。本书呈现的各种新型书籍史有助于识别并分析“大众”文学、“小众”文学和具体的“类型”文学，并且能推动关于女性研究、性别研究、同性恋研究和种族研究的探讨。这种策略如今可以应用于全球各地区的书籍史研究，各地作者已经对西方学界的这些背景发展做出了回应：许多文学系已被文化研究系取代，后者涵盖了电影和媒体研究；新型的交叉研究得到进一步鼓励，涉及文献理论和性别理论，以及罕用语种文献；翻译和不可译性再次成为关注焦点。大部分此类工作的作用是把历史尤其是社会史视角重新引入文献研究，以及书籍概念大幅扩展之后的全球书籍史。

让-奥诺雷·弗拉戈纳尔于1770年前后绘制的《读者或说读书姑娘》，现藏华盛顿特区的国家美术馆。这幅画作描绘的阅读行为极其私密，使读者隔绝于周遭世界。

这部书籍史的多元文化视角，令人耳目一新。请您详细谈谈这方面的初衷。

詹姆斯·拉文：多元文化主义源于本书的全球意图，它本身也是历史和人文学科实践中更广泛的“全球转向”的一部分。在过去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西方”的学者们决心寻求更广泛、更全球化的视角，借以回答有关能动性、变革和连续性的问题。其中一些研究特意对“东方”和“西方”进行了比较。图书史领域就有一个这样的例子，亦即约瑟夫·P·麦克德莫特（Joseph P. McDermott）和彼得·伯克（Peter Burke）编辑的《东亚和欧洲的图书世界，1450-1850：联系与比较》（香港大学出版社，2015）。其他一些学者正在尝试进行更全面的比较，甚至不惮于做出一些不可避免的笼统化叙述。

正如拙著《书籍史是什么？》（2018年，剑桥，政治出版社出版；2022年，译文出版社，土耳其语版；2022年，越南语版；2024年，西班牙语版）所说，现已被公认为一种跨学科学术研究的“书籍史”，是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开始步入其现代阶段。然而，重要的是（正如本书几乎所有章节都有的偶尔评论所表明的那样），它的思想根源可以追溯到许多个世纪之前。就现今发展状况而言，“书籍史”旨在研究所有物质形态下的文本在所有社会和所有时代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历史后果。话又说回来，这些研究课题并不新鲜，哪怕各学科学者越来越乐于从新的视角出发，借用“书籍史”这个标签来探讨关于书籍过去意义和功能的更广泛问题，并且着力倡导一种跨学科研究方法，这种方法能扩展并修正较早的方法和结论。从很多方面来看，最后这个举措是这项事业最具成效的一个层面，因为它就像我们在准备、撰写和编辑《牛津全球书籍史》时所做的一样，收揽了类型众多的参与者，把他们拉进了相关的对话和合作研究。这些参与者包括文化及社会历史学家、文学研究者和批评家、文本编辑理论与实践研究者、目录学家、手稿学家、古文字学家、金石学家、语文学家、珍本特藏管理者、古籍修复者和语言学家，也包括译者、科学史家、观念史家、艺术史家、人类学家和考古学家，还包括研究媒体学、传播学和图文传播学的专家。这些书籍阐释者使用的方法虽然千差万别，但都以文本为研究对象，都把文本视作集合性人类施为作用于物质载体的产物。和语言一样，这些物态的文本，以及文本符号所包蕴的信息，都是我们撰著意义史之时最为强大的可用工具。

退一步来看，近年来，新一波书籍史研究更加自觉地采用了比较方法，引入了非欧洲、非北美及后殖民视角。本书尝试提供一些全球性的比较，这一类的比较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它们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前辈学人留下了长期积累、分门别类的地方及国别目录学及档案研究成果，为它们提供了坚实的支撑。首先要探究的问题是跨大洋及跨大陆的书籍生产、流通和接受史，以及知识的在地生产和广远传播。要厘清任何时代任何地域的书籍史，皆须辨明书籍生产的经济机制：书籍生产所需的资本从何而来，个人或社群为何及如何支付劳力成本和购买成本，各不相同的需求水平有何原因。本书呈现了种种未知因素和不均衡的研究模式，以及由此而生的未来挑战。西方与非西方的比较，尤其有助于推动反思，帮助我们理解各种区别与交叠，比如商业出版、非商业出版、体制出版和私人出版之间的区别与交叠，理解靠活字、木版、金属刻版或其他方法实现的书籍及非书籍印刷活动的社会角色，理解各种书籍生产、发行乃至阅读模式的相对效能。举例来说，关于亚洲地区木版印刷的研究动摇了一些胜利主义色彩较为浓厚的欧洲印刷史，因为研究结果业已表明，活字印刷牵涉铸字、排字、校正和费时费力的散字还盘过程，并不总是最为经济的一种印刷方式。

图中的印刷场景出自布鲁日艺术家约安内斯·斯特拉达讷斯（Joannes Stradanus，1523-1605）设计的《新发明》（ Nova Reperta）系列印本，由安特卫普的约安内斯·加勒（Joannes Galle）于1590年前后刊行。此本现藏安特卫普的普兰廷—莫雷图斯博物馆。

达契尔于1890年前后绘制的《排字女工在字盘前工》（Compositrices typographes à l’ouvrage devant leur casse），图中的排字女工坐在字盘跟前，正在排制某个文本的印版。

合在一起看，世界各地的书籍史可以推动一系列品类繁多的新研究，从新闻采集及国际报业史到特定作品的全球史，再到技术及知识转移的全球史。最重要的是，书籍史研究的“多元文化视角”可以充实、修正、质疑并细化关于实践、行为及再现的各种涵盖范围更广的叙述，比如颠覆史、革命史、改良史和征服史。在近来的典礼史、语言史、幽默史和情感史探讨当中，关于书籍生产、流通和接受的研究也占据了显著的位置。书籍史研究有助于认识书籍尤其是印刷文本和土著书写文本所蕴含的变革力量，这方面的认识已经极大地促进了关于传统发明、社群想象、殖民接触、后殖民主义和庶民研究（subaltern study）的讨论。

至少应该提出一个警告——尽管从某些方面来看，这也算一项积极的成就。无论过去还是现在，书籍史始终伴随着争议和批评，始终在引发关于方法论和前提假设的辩论。历史著作总是会有意或无意地强调某些普遍价值观，批评的声音也已指出，一些重要的书籍史研究存在年代错置和目的论的弊病。我一直在恳切告诫各位致力于撰著书籍生产及接受史的作者，不要轻率地陷入无意识的进步叙事。在筹备本书的规划会议上，我对各种粗暴的假设表示了反对，比如说现代性的必然进程，以及全球化整体对各种地方性关键差异的同化。有些人说，我在这方面的坚持已经走得太远。已故的伊丽莎白·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在她最后一本书《神圣艺术，地狱机器》（Divine Art, Infernal Machine）中警告说，当前“对各种西方技术存在相当大的矛盾心理。胜利主义，除了互联网之外，已经过时了，进步论和其他一些关于历史发展的‘辉格式’论调也是如此”。不过，她会在我们这本图解历史当中看到对制衡和约束的同类关注。

更直白地说，对某些观察者甚至一些参与者来说，此类关于更进步书籍史的研究并不都是名副其实的“历史”（对某些人来说，重点恰恰是它不是历史）。历史关注的是恢复过去的人类经验。有功于“书籍史”的一些学术研究可能会超越严格的历史研究范围，情形正如许多有功于“艺术史”或“思想史”的研究都是聚焦于美学、物质或哲学问题，并没有毫不含糊地探讨过去的行为和态度。从主要关注批判理论和编辑方针的研究，到关注小写体书迹和印刷生产的古物研究，书籍史的一些方面显然不是（或在很大程度上不是）真正的历史。本书各位作者不光纳入了（尽管由于字数限制往往篇幅较小）关于书籍制造及其印刷、创作和纸墨的细致分析，还纳入了一些抄本学研究（包括抄本比勘、古文字学研究和书迹分析）。

这部书收入了一百六十八幅插图，更丰富立体地表现了全球书籍的历史。选择这些插图有什么标准吗？今天已经号称是“读图”的时代，可谓无图不成书，您怎么看这种变化？

詹姆斯·拉文：本书图版采用了独创的编排方法。按照我们的要求，所有作者挑的都是有助于阐明相关章节内容、但又未在正文中特加说明的插图。这些插图自带解释性的说明文字，使得本书可以通过两种方式阅读，一种是基于正文叙述，另一种则基于图版连成的故事（只有一两帧图版例外，因为作者不可能不在正文中提及相应图版中的书籍或其所属大类，例如《圣经》）。

梵蒂冈图书馆收藏的《新约》莎草纸卷（博德默莎草纸卷集藏14-15，编号75），为存世最古老的福音书书迹。

十二世纪的《墨尔本福音书》（ Melbourne Gospels），亦称《狄奥法内斯福音书》（ Gospel Book of Theophanes）。此本的装饰元素还包括一些别出心裁的人格化美德形象（图右），各种美德化身为经过基督教改造的古希腊女像柱，托举着《圣经》表格周围的建筑图样。现藏墨尔本的维多利亚国立美术馆。

现今的阅读是否依赖图片，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本书各章没有专门讨论这一点，但最后一章通过众多例子表明，在全世界大多数现代社会中，对插图和图像的依赖性有了何种程度的增长）。与此同时，本书各章都涉及人们的阅读实践。作为一种心理过程，阅读是高度个体化的，受文化制约的，并不仅仅是对书面或印刷符号以及通常被认为是文本的内容的阅读。阅读技能不是独立的，阅读图片、建筑甚至景观的方法都可以转移和累积。在不同情境之下，或者在简单直接的比较之中，标记或风格、字体和页面布局的变化可能会使人对相同的符号和词语产生截然不同的反应。媒介的变化甚至会带来更加巨大的反应差异。举例来说，在印刷术刚刚问世的几个世纪中，阅读印刷体和阅读手写体之间的关系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研究。参照哥特体、罗马体和手写体在十七及十八世纪的流行程度，学者们就读者群的分化和重叠提出了各种揣测，但印刷体和手写体之间也有许多接触点，比如模拟手写体的印刷字模，以及手写信件和简单藏书标签中那些苦心模仿的印刷体。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前辈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有多本著作出版了中文版，他对图书史和阅读史的论述既专业又很好读，影响很大。这本书与他的著作相比有什么新解释？

詹姆斯·拉文：我们这本书是以世界各地许多学者的工作为基础，其中之一正是罗伯特·达恩顿。这本书尤其得益于他影响巨大的“信息交流电路图”（communications circuitry）理论，该理论也是我修订拙作《书籍史是什么？》（2018年版）的重要参照。长期以来，罗伯特·达恩顿一直是一位乐于助人的同事，对许多人来说都是灵感来源。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些格言提出十年或更长时间后，达恩顿提出了一个很有影响的“信息交流电路图”模型。正如他自己解释的那样，这个模型假设“印刷书籍通常会经历大致相同的生命周期”，而他的目标是展示“如何将这些不同部分整合到一个单一的概念框架中”。他厘清了文本生产、流通和接受的各个阶段，同时界定了以书籍贸易实践和交流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历史关系。随后，尼古拉斯·巴克利（Nicolas Barker）和托马斯·亚当斯（Thomas Adams）对这一基本由物质驱动的思想流通模式进行了修正，促使人们更多地探讨其与书籍保存、文本和描述性目录学、较老书籍的持续流通以及图书馆的发展和使用之间的交集。正如达恩顿首先承认的那样，模型仅仅是新思维的一名仆从，只不过这名仆从很有用处，不光能使思想条理化，为档案及证据阐释提供直接的帮助，还能助长更大胆、更具启发性的观念化尝试。有鉴于此，彼得·麦克唐纳（Peter McDonald）从文学研究的角度提出了另一个模型，该模型旨在细化达恩顿的功能性回路，并通过与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更广泛的观点互动，加深了我们对历史文学文化的理解。布迪厄对文化再生产模式着迷，认为文学场域不啻一个社会微观世界，体现着自身的结构和动态法则。麦克唐纳的模型通过简单的线条而非图形，重构了文本的“困境”，这一困境不仅由作者，也由出版商和市场所塑造。进一步的交集可能存在于布迪厄的“习性”或文化资本的物质体现，即生活经验中根深蒂固的习惯和技能。

达恩顿还曾写道，书籍史有可能“看起来不像一片田野，而更像一座热带雨林”，使得“探险家几乎无法穿行其中”。在现代书籍史的早期，不同方法融合的主要例子是吕西安·费夫尔（Lucien Febvre）和昂热-让·马尔坦（Henri-Jean Martin）合著的奠基之作《印刷书籍的诞生》（L'Apparition du livre），以及达恩顿、D.F.麦肯齐（D.F. McKenzie）和夏提叶（Roger Chartier）等人后来撰写的一些论文。我们可能会（有时是过于简单地）指出方法论和观念抱负之间的国家差异，点出法国和欧洲大陆的贡献（及其格外早熟的理论化趋向和文献计量学重心），拿这个对比英美学界那个悠久的传统，亦即基于收藏的文献及实证研究（英国的枚举式回顾性国别目录学研究走在前列，但其中也包含分析目录学的成分，以及对“书籍史”中经济和物质要素的重视）。所有这些都有助于认识文本生产、传播和接受的历史环境。相关例证包括对修院书手工作的细致分析，以及对书商、印刷商、报刊编辑及东主职业活动的梳理，如此等等。关于出版经济学和文献市场运作机制的探讨，与赞助及审查研究、商业及私人出版差异研究和读者及阅读体验多重性研究齐头并进。

本书开篇就特别梳理了全球书籍史的时间线，让人对全球书籍史的重大时刻一目了然。书籍最新的形态是电子化，您如何看待电子图书与纸质图书的未来？

詹姆斯·拉文：近年来最有趣的发现之一是，数字技术并未抑制传统实体，反而确实地增加了纸质品的印刷和使用。全球各地的书店蓬勃发展，许多书店还成为了新的社交场所，就像依赖纸质书籍的读书俱乐部一样。也有证据表明，年轻人仍喜欢纸质书籍的物质形态和它提供的阅读体验，尽管它缺少数字书籍的“浏览”和“查找”功能。数字革命给书籍的生产和阅读方式带来了根本性转变，使自助出版成为可能，还使书籍的内容越来越丰富，打破各式各样的束缚。这一革命同时伴随着大型国际出版公司规模空前的整合（如企鹅兰登书屋2013年的大规模合并）。

本书最后一章的作者杰弗里·施纳普（Jeffrey Schnapp）最初是一位研究中世纪的学者，但现在研究新媒体，因此他对二十世纪试图想象无纸书籍的努力提供了独特的见解，从艾伦·凯伊（Alan Kay）的“动态书”（Dynabook）这一平板电脑概念的先驱，到菲利斯·约翰逊（Phyllis Johnson）的盒装杂志《阿斯本》（Aspen）——里面装满了留声机唱片、Super 8电影、海报、乐谱和纸板雕塑。“时至今日，书籍已经终结了不止一次，”他总结道，“只不过，每一次的终结都导致了新型书籍的诞生。”事实上，多年以来，我们对书籍的传统理解一直受到数字媒体发展的挑战。便携式电脑、智能手机和可滚动文本的出现挑战了对书籍构成、效果和目的的假设。我们编发文本，将“text”（文本）名词当作动词来用，使用并定制电子图书，创造我们自己的出版物，并且对这类出版物拥有看似充分的控制权。大众及学术评论家纷纷立说，探究实体媒介与数字媒介之分，纸张与像素之别。电子图书带来种种前所未有的阅读及求知体验，这些体验极大地撼动了我们原有的认识，不光涉及知识的物质形态，还涉及知识的定义、构成和传播方式。

在当下这个书籍再次经历重大变化的时代，关于书籍的持久性和永恒性的确认，有什么要强调的吗？

詹姆斯·拉文：更深层次的表现是，数字书籍虽然以各种新形式改变了文本的外观和阅读方式，但又在这个过程中逐渐“回归平板”。有鉴于此，我常常把书籍演化称为一个“从平板（古叙利亚和巴比伦的泥板）到平板（数字化的平板电脑）”的过程。另一个重要表现则是“拟态”，亦即书籍依然使用熟悉的形态——如“页面”以及“页面编号”，即使这并不是新技术的硬性要求。由此看来，纸质书籍的传统依然存在，阅读依然会是人类的一项技能、一种欲望。

书籍史具有无法避免的政治性，就其关注点和效用来说都是如此，书籍史的书写也衍生了无法避免的政治批评。媒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显然具有本质上的政治性，从古至今，对新闻和公共传播手段的控制一直在威胁基本自由。格外突出的例子是，现代的报纸媒体正是通过传播观点和政经信息来确立其对自由的主张。另类和激进是传播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同样敏感且充满戏剧性的是入侵和殖民主义的历史。尤其缺乏新意的则是传教活动，因为在这些活动中，“书”就是圣书，就是《圣经》《古兰经》或其他经籍。然而，崔西·洛夫兰（Trish Loughran）等人谴责“主流书籍史”是民族主义的具象化，它“排练了一出关于现代化的激情剧”，并“为我们所知的世界辩护，将地方差异纳入一个全球印刷书籍传播的总体画面中”。由于实际原因以及更明显的语言和文献关联，图书目录学的发展与民族国家紧密相连，有鉴于此，一些图书目录学家的保守主义倾向，以及他们对实证及技术评估而非建设性理论干预的偏好，有时并非毫无道理。尽管如此，我们仍应努力实现去殖民化，消除书籍史中无益的政治和国家边界，同时重新定义诸如印刷资本主义之类的概念，这类概念遮蔽了本书提出的许多知识目标。书籍史的多样性也充满活力并富有成效。分开来看，分析目录学、批评理论、阅读史、图书馆史和目录学史都能够独力解答一些类型各异的问题，都有各自的研究热情和认识论关切作为驱动，但这些学科一旦相互碰撞——无论是痛苦的还是无感的——便能够触及更深的层面，获得更大的批评敏锐度。

书中对中国和亚洲的书籍历史也有不少论述，谈到近现代中国的书籍出版情况，着重谈到了有百年历史的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的过往，也谈到了近年市场盗版的状况。本书中文版出版之际，您对中国图书行业有什么希望？

詹姆斯·拉文：我希望国际关系不仅由各国政府负责，全球出版业也应参与各种跨国和跨文化议题，以期增进全世界民众的福祉。这将涉及解决版权和审查问题，以及为作者、出版公司和数字运营提供支持的实际出版合作和翻译计划。

就学术（而非商业趋势）而言，更为严谨的观念质疑适合于中国的书籍史研究，该国对“西方”书籍史的兴趣已见增长，同步增长的还有一些新颖的比较研究，着眼于中国自身迥异于西方的书籍生产及其社会影响史。最有趣的是，以往的一些治中国书籍史的学者，比如法国汉学家伯希和（Paul Pelliot）、美国汉学家托马斯·弗朗西斯·卡特（Thomas Francis Carter）和中国目录学家张秀民，都以这样那样的方式利用了欧洲印刷史的研究成果，反过来，费夫尔和马尔坦也对中国书籍史表现出了程度有限的一些认识。不过，书籍史的新方法和新研究亦可得益于中国文人学问的深厚传统。传统中文及韩文的“書籍”一词，业已被采用为欧美历史著述中“book”的译名，此一译名可以涵盖足够多样的类型，比如说未经装订的手写或印制字纸。更具体地说，至迟是在公元十一世纪的宋代，中国人已经开始使用“版本”一词，借以区分基本一致的文本所衍生的各种彼此相异但通常同为印本的书籍。从词源学角度来说，“版本”这个术语关涉目录之学的一种优越形式，重要原因之一是珍本书籍具有可观的转售价值，学者必须具备非同一般的人脉，才有能力访求并积累关于珍本书籍的冷僻知识。比较目录学的研究还将继续，但中国人用来描述书籍及书籍品鉴活动的语言凸显了他们对书籍的一种特殊认识，这种认识与西方书籍史只有部分程度的一致。显而易见的是，中国人对书籍的物质价值和意识形态价值有一种独特的权衡，并且注重书籍的仪典及精神价值，尽管从总体上说，现代知识界对宗教及存在问题可谓敬谢不敏。

这种富有冒险精神的比较学术研究还处于萌芽阶段，但却为结合各种更为广泛的概念、设置各种跨越迥异领域的议题提供了机会。以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子来说，关于十世纪以后的中国书籍，出现了已故且备受怀念的约瑟夫·麦克德莫特（Joseph McDermott）所称的“华人及非华人研究的爆炸性增长”，这种增长已经改变了关于经典编纂、抄本文化、文本传播和知识形成的学术研究，具体方式则是利用中国传统目录学的优势，并且重新审视书籍生产（包括木版和活字）、流通（购买、赠送、借阅，甚至偷窃）和消费（阅读习惯、私人和公共图书馆以及收藏家）等问题。正如克里斯托弗·里德（Christopher Reed）在本书当中和麦克德莫特在其他著作当中论证的那样，经济、文化和技术因素可以解释，中国人为何在长达千年的时间里偏好简易便携的木版，后来又偏好由德国作者和演员阿洛伊斯·泽内菲尔德（Alois Senefelder）于1796年发明的石版，但却始终不青睐活字和铅印。另一方面，亚洲地区以其他方法生产的便携文本，所传达的意义同样具有变异性。正像包筠雅（Cynthia Brokaw）坚持认为的那样，我们必须追问，前人究竟是怎样理解“书”这个概念。二十世纪之前，许多中国书籍都是由从其他文本中收来的未署名片段汇成的杂集，还会在印行新版时维持原来的书名，但却删去或替换书中的一些片段。这种持续的再出版方式重塑了我们对作者身份的理解，并动摇了西方对书籍的概念——这一点在由我编辑的最新书籍《漫长的十八世纪全球知识交流：1650-1850年》（Woodbridge: Boydell, 2024）中得到了进一步的探讨。该书也是我作为总编辑的新系列丛书的第一卷（目前已有五卷正在制作和出版中），我正在积极寻找更多提供中西方比较视角的专著。

在翻译这本书，尤其是您的引言时，我感受到了您对书籍的全心热爱。能否向中国的读者分享一些关于阅读实践的个人建议？

詹姆斯·拉文：书籍和作者表现为如此众多的形式，要说有谁享受不到阅读的乐趣，无疑是一件不可能的事情。阅读也是一项高度可转移的技能——可以在不同类型的文本之间转移，无论目的是娱乐、教育还是实用助益，还可以在不同时间和地点之间转移，无论在白天还是夜晚，室内还是室外，无论在静止状态还是移动状态，无论光线如何，座席怎样，就连站立（甚至跪着）之时也不例外。因此，阅读习惯的变化或可作为评估阅读实践的依据。从史料中瞥见的读者身体摆放和反应，或者说“阅读姿势”，可以进一步提供关于当时阅读体验的线索。埃娃-玛丽亚·哈内布特-本茨（Eva-Maria Hanebutt-Benz）著有妙趣横生的《阅读的艺术》一书，其中展示了各种异国情调的阅读家具。从日记、同时代的评论、法律存档、家庭销售和其他商业描述，以及绘画和版画中对阅读的描绘，可以提供很多关于阅读空间的信息，无论是堂皇的私密休息室还是低矮的客厅。一本书的保存或排列方式，或可说明它是主人心目中的崇敬之物、嘲讽之物、煽动之物还是权威之物，是用于散播还是保留，提供的是装饰还是教益。中世纪起源的阅读轮已经被其他许多用于阅读的器具所取代，这些器具既用于阅读也用于展示。阅读椅、书架、书桌、印刷品架、梯子、旋转书架、地球仪、雕像和其他杂项物品，以及图书馆的布局、窗户、天花板和墙壁书架，乃至曾被书橱封闭的空间，全都暗示了关于阅读实践和目标的理想。近年来，公共图书馆纷纷被“思想中心”取代，创客空间也在改变人们的观念，它们是跟图书馆一样的展示室或文学浏览室，并且是对隐秘排外、附带特权、装潢铺张、受到资助的市政图书馆的一种拒斥。

所以我建议，读者要变得更加灵活开放，随心所欲地享受各式各样、数目或多或少的阅读可能性！本书对不同时代和世界各地阅读实践的比较，挑战了我们对“文本”定义的确定认识，这些认识涉及文本的物质形态和传送方式，乃至通常被合理（“合理”基本只是对现代和西方书籍而言）命名为“副文本”的那些设计元素的参数。在阅读实践当中，更重要的是承载表意符号的物料，还是文本的便携性或保存并重读的潜力？不言自明的是，阅读对书籍历史所体现的文化交流至关重要，它本身就构成一部历史，带来许多认识论、方法论、解释和档案方面的挑战。所有这一切当中，阅读史尤以棘手著称。阅读活动本身就是一种难于记录的事物，很少有读者会把自己在阅读过程中的所作所为写下来。有一些读者会留下页边注记或涂鸦，也有一些读者会以交谈或读书笔记的形式回顾自己的阅读历程，但说到阅读实践和文本对个体受众产生的准确影响，相关的证据只能说是极其有限。针对阅读类型和文化程度类型的历史研究已经涵盖关于动机、体验、技巧、能力、地点和后果的考量，尽管如此，着眼于文本接受的阅读实践史仍然有可能脱出书籍接触史的范畴，在后一个研究领域当中，书籍的物质实体可能会服务于象征目的、投机目的、审美目的、信仰目的、情感目的、性目的或病态目的，又或是其他一些目的，由此得到收集或展示，又或是其他形式的利用。在各种特定环境之下，在各个迥然相异的地点，书籍的占有无需与传统的阅读活动产生关联。

由此可见，本书的显著贡献之一是对构成文本的因素进行了重新评估，并且就书籍定义的实质进行了有益的探讨。书籍的物质形态对文本所传递的意义有着至关紧要的影响，正如麦肯齐在论述“文本社会学”时所说，形式的确能决定意义。尽管这种“决定”通常被误读为“影响”，但仍可帮助我们理解，文本形式及阅读认知条件的变化具有多么重大的意义。印刷书籍的读者会意识到，其他读者若是展读自己正在读的某本书，读到的基本上会是“同一本书”，但手写书籍的读者即便会产生同样的意识，他心目中的“同一本书”也跟前者心目中的“同一本书”大不相同。在我们自身所处的时代，事物的内涵不断变迁，这一事实有助于我们探究，书籍形式与书籍所承载包含的种种符号之间的关系，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各个时代对于这些变化的描述，又有一些什么样的不同。举例来说，大众口中的“text”（文本）一词，如今已经因“text message”（短信）的出现而有了新的含义，与此相类，数字化的文字处理和短信发送活动遍及全球，不光使“font”（本义为“字模”，近来才有了数字模拟的“字体”之义）一词得到了新生，还给这个词增添了新的内涵。而在短短三十年之前，“font”还是个排印新手需要解释才能搞懂的单词。

书籍的物质形态往往遭到大刀阔斧的修改，由此衍生全新的意义。新的版本经过重新排版、重新印刷和重新包装，还可能经过翻译，添上新的评注或附图，传播到四面八方。所有这些都会为文本的变异推波助澜，使文本触及散居多国乃至遍布全球的新社群，辗转流传许多个世纪，走进各种彼此大相径庭的文化语境，由此得到重塑。在每个层面，制造商、出版商或编辑的干预可能会在不同类型文本之间、同一作者或类似作者的作品与其他书籍和读者社群之间建立多种特定时间的关系，在文本流传过程当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生产商、出版商或编辑的干预都有可能改变原有的事态，使文本的各种类型、同一作者或同类作者的各种作品和其他的书籍及读者群体三者互动，缔结局限于特定时间的多重关系；但就单独一本书的时空演变而言，我们仍有可能厘清这种牵涉更为广泛、涵盖文化整体的历史。这就是我和其他一些人提出的“一本书的传记”（詹姆斯·塞科德曾指出，书籍并没有功用之外的独立“生命”）。无论是否称之为“传记”，伊莎贝尔·霍夫梅尔（Isabel Hofmeyer）对约翰·班扬（John Bunyan）《天路历程》（Pilgrim's Progress）在全球尤其是非洲的传播和翻译的评估，已经推进了针对特定作品的时间和空间历史研究。书籍史强化了微观史学对我们理解过去所做的贡献，因为它深化了针对特定文本及其接受过程的研究，常常能带来十分具体的成果。 另一方面，书籍史还拓宽了学术研究的视野，因为它以尽可能精益求精的方式追溯特定文本的出版和流传历程，立意为作家思想的长远影响编纂一部全球通史。

最后我们说回中国，安·麦克拉伦（Ann McLaren）提出，晚明时期（十六世纪），由于新型书籍纷纷问世，中国发展出了一种适应性强、更为快捷且更具选择性的新阅读方式，还培育出了一个与之对应的读者群体。她认为，晚明中国出现了一种新的阅读理论，对经典的“精读”由此变成了“对一类易于获取、引人入胜、附带明确实用或教育价值的文本的碎片式泛读”。与罗尔夫·恩格尔辛（Rolf Engelsing）界定的十八世纪阅读革命相似，她这个论点也是基于文本的，其中通俗读本和大众百科全书被认为可以推动“读”，亦即对经史子集的深入研讨，同时可以抑制只适合于小说戏剧等虚构作品的“看”。另一方面，死记硬背仍然很常见，这种风气与欧洲同类变化的相似性值得进一步的探究，与此同时，所谓的“览”——亦即浏览插图——也为比较研究开辟了新的重要途径。相对而言，亚洲地区各种阅读策略的演变史尚未得到充分分析，这或许也是在所难免，因为这个课题太过宏大。正如麦克拉伦和丹尼尔·加德纳（Daniel Gardner）着重指出的那样，以往的“学习”涉及一种巨细靡遗的高强度背诵过程，目的是使学生将文本内化。十二世纪末的哲学家朱熹曾讲到这种背诵方法，认为它适合用来阅读儒家经典，有助于培养道德。朱熹将行间注释融入经典文本，以求揭示更深层次的文本意义，这种指导阅读实践的方针被后人不断复制，固化为一种程式化的“间断”阅读和学习模式。这种注释允许编辑者、作者和读者一再重塑文本的意义（在绵延几个世纪中的反复抄写过程中，更为隐晦的故意改动也可服务于同样的目的）。这种与文本的对话式互动引领读者去诠释文本的意义，作用类似于中世纪和现代早期欧洲读者对书中那些文本辅助元素的阅读和背诵。与古典时代和中世纪欧洲的传统教育一样，直到清朝末年，中国塾师仍在教导学生硬背经典文本，不必以理解其意义为前提。在我们身处的这个当今世界，文本都在手机上阅读，问题的答案也可在网上立刻找来，然后又立刻遗忘，以至于记忆的能力（比如记诵诗歌的能力）统统丧失，神经学家也担心我们大脑（和心理健康）的性质有所变异，有鉴于此，为所有人的利益起见，我们或可重拾那些中国塾师的课徒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