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伦理学：迷幻与精神药物历史的跨学科研究

今天我们正处于一个对迷幻剂与精神活性物质的态度与方式迅速变化的时代，曾经的《大麻公约》、用于提高成绩的微剂量“迷幻蘑菇”和用于治疗情绪障碍的摇头丸，都只是25年前大多数西方社会无法想象的活动和革新的三个例子。然而，当下美国的阿片类药物危机，英国对医用大麻的监管抵制，以及中国对氯胺酮的管控，都提醒着我们当前社会存在的迷幻剂和精神活性物质使用与社会伦理之间的冲突与挑战。

为深入探讨精神伦理学领域中的核心议题，推动国内外学者之间的学术交流，2024年12月4日至6日，“精神伦理学：迷幻与精神药物历史的跨学科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于上海顺利召开。本次研讨会汇集了来自人文社会科学、生物伦理学及相关领域/组织的研究者，探讨关于致幻剂和精神活性物质的过去、现在与未来。同时本次会议也是惠康基金资助，上海大学、思克莱德大学牵头，曼彻斯特大学、复旦大学与上海社会科学院共同主办的“中英医学人文”（MHCUK）系列活动（“中英医学人文”是在上海大学、思克莱德大学与惠康基金自2012年开始合作的基础上，于2019年启动的合作项目）。来自上海大学、思克莱德大学、曼彻斯特大学、萨斯喀彻温大学、香港大学、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奥克兰大学、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二十余位专家学者与会，曾受益于“中英医学人文”项目的师生也受邀参加本次活动。

12月5日上午九时，研讨会在上海大学宝山校区文学院306会议室举行。开幕式由上海大学国际禁毒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勇安教授主持，他对远道而来的各位学者表示诚挚欢迎，并期待与会专家学者就围绕会议主题开展深入研讨。思克莱德大学James Mills教授作为“中英医学人文”（MHCUK）项目的负责人代表致辞，Mills教授对于MHCUK项目的圆满完成表示祝贺与感谢，并期待未来以更加多元丰富的方式与上海大学合作，推动国际学术交流与发展。

第一组报告中，张勇安教授发表了题为《在药品和毒品之间：世界卫生组织与二乙酰吗啡（海洛因）禁令的起源，1948-1964》的报告。他探讨了1948年至1964年间，WHO 在推动海洛因国际监管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他通过丰富的历史档案和文献研究，揭示了海洛因从被宣传为“无成瘾吗啡替代品”及“治咳特效药”到被国际组织列为最危险的鸦片衍生物及成瘾性药物并被严格监管的转变过程。他指出，海洛因使用率的下降，主要源于医学制药的进步、国际社会在权衡经济利益与公共卫生后所做出的政策决策，以及技术官僚组织的努力。他还阐述了WHO如何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最终促成《1961年麻醉品单一公约》的签订，从而确立了海洛因等国际麻醉品的监管框架。张教授的研究填补了当前学术研究中关于海洛因国际监管历程的空白，为理解当前国际药物管制体系提供了宝贵的历史视角。

“中英医学人文”项目博士后研究员马辰（Mia Ma）带来了题为《有问题的身体：推想小说中的榴莲气味综合症，国际代孕与视网膜植入物》的报告。她通过探究病态的身体并展望其去病态化，阐述了思辨性的世界构建如何对医学伦理学做出独特贡献。她以赖丽莎的《咸鱼女孩》、陈楸帆的《这一刻我们是快乐的》和顾丛云的《给世界涂色》三部小说为例，探讨了思辨小说将未来描绘为受当前不平等和伦理困境影响的有争议的社会学现象的能力。她指出，这些作品通过挑战健康、技术及身份的主流叙事，展现了科幻小说激发特定认知模式的力量：它们促使人们对想象中的概念与历史现实在未来发展中的复杂关联产生疑虑，并重新构想未来，视之为并非既定的景象，而是由我们当下的决定、发现及努力共同塑造的。

“中英医学人文”项目博士后研究员Kaija Koovit在《从置换频率到生活质量：膝关节置换术成功标准的演变》报告中，探讨了膝关节置换术成功定义的多元性，涉及临床、患者报告及手术层面，并通过多重指标评估，如运动范围、稳定性、疼痛减轻、翻修率及患者满意度。Kaija指出，历史档案显示患者建议与手术决策间存在明显差距，并批评关节置换术登记制度过于关注翻修率，忽视了患者报告的结果，导致高满意度数据被忽视。此外，部分膝关节置换术因技术学习曲线陡峭、培训不足而难以普及。她强调了注册数据、医生专业知识和历史偏见对手术实践的影响，并分析了患者报告结果如何左右手术选择。通过历史视角，她揭示了膝关节置换术成功定义的演变，对未来手术方法和医疗保健政策具有深远启示。

接下来的讨论环节中，与会者聚焦技术官僚在公共政策和治理中的角色，特别是在健康治理与监管决策中的体现。指出技术官僚主义与政治关系在近现代发生显著变化，如瑞士90年代监管政策中政治因素对技术决策影响显著。同时，讨论涉及联合国和世卫组织在20世纪初至中期处理药物与健康问题的方式方法，特别是技术性委员会的主导作用。关于如何增强技术官僚体系独立性与透明度，与会者意见不一，有人建议增强权威性，有人指出攻击技术官僚同样有问题。最后，讨论了科幻文学在科技和伦理问题中的应用，思考未来科技对社会的潜在影响。

第二组报告中，思克莱德大学的James Mills教授以《大麻、伦理与过去：被忽视的精神活性物质的历史》为题，回顾了英国2018年将大麻合法化用于治疗特定疾病后，处方数量有限且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方针严格限制的现状。他提到，苏格兰警方仍拘留合法持有医用大麻制品的患者，这反映了社会对大麻消费者的误解，归因于生物伦理学的缺失及大麻监管历史的忽视。他指出，19世纪以来，现代大麻管制中鲜少讨论病患使用大麻的合理性，且19世纪90年代英国在印度的大麻政策更侧重公民自由而非健康。尽管印度外交官曾争取到特定大麻配方的豁免，但医疗用大麻的伦理框架未对政策、执法或临床实践产生实质影响。他还探讨了全球大麻疗法的发展及迷幻药物伦理框架的建立，并分析了大麻药物历史上伦理规范的缺失，展望了苏格兰和其他地区在该领域的未来。

曼彻斯特大学的Robert Kirk教授发表了题为《“老鼠能否体验迷幻？”精神障碍临床前动物实验研究的科学、伦理和历史挑战》的报告。他引用《科学》杂志社论指出全球急需更有效的精神健康治疗方法，而迷幻药与心理疗法的结合疗法因缺乏有效临床试验控制条件而面临证据建立难题。他强调，临床前研究也面临挑战，尽管有多种精神疾病动物模型，但其价值及疗效转化可信度受质疑。基础生物学进展虽大，但创新性精神药物干预措施仍鲜见，导致基础研究与治疗间转化鸿沟，也是迷幻辅助疗法复兴的原因之一。此外，他探讨了人文社科在理解克服这些挑战中的作用，及其与伦理学的关联。从历史角度出发，他的报告揭示了临床前精神药理学研究中的科学和伦理问题，特别是实验动物福利关注，提出“心理伦理”或“心理道德”新概念，旨在深入研究认识论挑战与动物福利关注之间的历史关系。

随后，与会者重点围绕药品成本效益、NHS（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药品供应情况以及NICE（英国国家卫生与临床优化研究所）在药物评估中的角色展开讨论。他们探讨了动物研究与人类研究的差异，特别是药物使用中背景和环境因素对药效的影响。接着，讨论延伸至特定药物在罕见病治疗中的重要性，以及NHS在药物支付方面的争议问题。此外，他们还深入探讨了药物研究的伦理挑战，包括药物合法化、非医疗用途模型的应用，并强调了将药物使用话语从惩罚性转向医疗性的重要性。最后，他们就药物使用的社会决定因素展开辩论，呼吁从更宽广的社会与伦理视角审视药物使用及相关研究。

在第三组报告中，萨斯喀彻温大学的Erika Dyck教授分享了《迷幻药、公众信任和街头伦理：迷幻药专业知识研究》的报告。她提到，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历史性地拒绝了Lykos Therapeutics公司关于使用迷幻药MDMA治疗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申请，这标志着十多年努力游说和临床证据收集的挫败。FDA基于安全顾虑，特别是致盲和不当行为的报告，做出裁决。尽管迷幻辅助疗法（PAT）的支持者强调其安全性和对难治疾病的重要性，但FDA的决定可能暂时阻碍了临床合法化。然而，迷幻药在公众视野中的流行度持续攀升，得益于主流媒体、名人背书及监管市场的发展。FDA对PAT的否定或将再次引发公众与机构间关于如何平衡临床试验数据与个体经验证据的分歧。表明自己的研究聚焦于迷幻药物伦理学基础的变迁，并着重于重新评估个人经验在迷幻药物评估中的核心价值。

香港大学Alex Gearin博士则以《迷幻疗法：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中的情感劳动与氛围引导》为题，指出尽管迷幻辅助疗法备受关注，但相关研究仍显不足。Alex介绍了对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迷幻研究中心引导员情感劳动和情感氛围的研究，通过访谈七名引导员和调查员，探讨了引导工作的情感需求，包括管理期望、情感调和、界限维护、引导伦理及自我护理的重要性。同时，他分析了环境设计和宗教象征对迷幻引导氛围的影响。他通过探索情感劳动和情感氛围的概念，阐明了迷幻引导工作中固有的情感和道德复杂性，为临床医生、患者、科学研究人员和其他对这种实验性治疗感兴趣的人提供了宝贵见解。

在本组讨论环节中，与会者深入交流了迷幻治疗师对共同因素理论的见解，特别是关注该理论如何影响治疗结果。他们对比了秘鲁“Shipibo”文化中的迷幻治疗实践与霍普金斯实验室所倡导的方法，聚焦于两者在情感劳动投入、语义运用及治疗过程的结构化程度等方面的显著差异。此外，讨论还提及迷幻治疗过程中音乐的选择与运用，强调了文化尊重的重要性，避免文化挪用，并深入探讨了在不同社会和文化语境下实施迷幻治疗所面临的独特目标与挑战。

在第四组的报告中，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Jennifer Jean-Strange博士以《必需之药：从麻黄碱的管制与禁用失败探究迷幻药研究的潜在路径》为题，阐述了麻黄碱的历史演变与当前迷幻药研究的启示。她指出，麻黄碱最初源自李时珍《本草纲目》中的麻黄，后经中美研究合作转化为处方药。麻黄碱的提取不仅满足了各国对中医价值的认可，还促进了知识体系的融合。尽管上世纪90年代至本世纪初美国禁毒活动家试图全面禁止麻黄碱，但医生和药剂师凭借麻黄碱的科学医学效用及中药传统使用，成功维护了其合法医疗用途。她认为，麻黄碱的历史案例展示了传统草药如何被纳入医疗体系，并通过科学方法处理道德争议，同时保持研究活力。面对当前迷幻药物研发的挑战，各国意见不一，存在普及或化学化植物类药物的难题及知识体系整合的障碍。她强调，医学和药理学专家利用循证研究捍卫麻黄碱继续使用的方法，可为迷幻药物研究探索出一条可行路径。

香港大学的孙晓凡博士分享了题为《艾氯胺酮治疗抑郁症：一项患者体验的人种学研究》，她主要关注了迷幻辅助疗法在全球抑郁症治疗领域的应用趋势，特别是（Es）氯胺酮（包括静脉注射和斯普拉瓦托鼻喷雾剂形式）如何被视作针对难治性抑郁症（TRD）或重度抑郁症（MDD）患者的紧急干预措施。她聚焦于台北诊所和广州医院，分析了不同医疗机构如何通过生物医学治疗和迷幻辅助心理治疗两种方法实施（Es）氯胺酮干预，并深入探索了精神科医生、社会话语及科学讨论如何塑造药物体验和治疗环境。此外，她还考察了患者如何结合迷幻药物体验叙述自身患病经历，揭示了医疗实践、文化认知及个体对疾病和心理健康独特理解之间的复杂互动。

最后的讨论环节，与会者探讨了药物对患者社交及家庭关系的深远影响。他们着重讨论了家庭成员在治疗过程中的角色与参与度，有学者指出，让患者亲友参与治疗过程可能带来积极影响，但需警惕文化差异对此类参与造成的障碍。通过对比中美两国的家庭角色和治疗实践，他们发现显著的文化差异。此外，与会者还回顾了药物政策的历史演变，尤其是危机时期的监管政策调整，并分析了麻黄素等具体药物的监管现状。同时，他们探究了药物副作用、伴随效应、治疗期望管理、失败后情绪处理及药物成瘾与戒断等问题。

在第五组报告中来自思克莱德大学Patricia Barton教授发表了《“官员之罪”: 莫格福鸦片走私案与战时美英国家及国际管制麻醉品的伦理问题》报告，其以英国鸦片走私案为切入点，探讨了麻醉品管制的问题。1924年，英国两名水手因向美国走私鸦片被判处五年监禁，起初英国商船部试图维护水手免受外国法律制裁，但面对现实不得不接受判决。此案不仅揭示了公众与政府之间在麻醉品管制法律理解上的差异，还突显了内政部加强毒品管制的立场与其他政府部门及公众意见之间的冲突。商船部官员在解释麻醉品管制标准时面临困境，反映了政府部门之间在权力行使上的分歧。此案还揭示了战时媒体恐慌宣传对立法的影响，以及早期治理迷幻药物时缺乏伦理讨论和理解的问题。最终，此案成为维持对麻醉品管制的“证据”，对后来的麻醉品政策产生了长期影响。这一历史事件反映了麻醉品管制问题的复杂性和争议性，以及在不同国家和文化背景下对麻醉品问题的不同看法和处理方式。

曼彻斯特大学张蒙研究员汇报了关于东亚地区鸦片成瘾历史、科学研究及治疗等问题，他首先概述了到20世纪初东亚学者和医生如何应对鸦片成瘾的挑战，并为相关知识体系做出贡献的情况。随后通过聚焦于历史人物马文昭在20世纪30年代对成瘾科学的创新性贡献，详细阐述了他对成瘾的科学研究以及开发有效戒毒方法的过程。马文昭的研究深受日本和中国台湾地区在鸦片成瘾及其治疗方面的影响，他的工作得到了殖民政府的支持，旨在开发有效的戒毒方法。此外，张蒙还探讨了成瘾的科学研究、戒毒治疗方法的挑战以及马文昭的研究对成瘾治疗领域的贡献，揭示了成瘾问题的复杂性和科学研究在解决社会问题中的重要性。

在第六组的报告中萨斯克彻温大学博士后Zoe Dubus主要聚焦于一位具有争议性的治疗师，发表了题为《以史为鉴：迷幻药辅助疗法中的触摸疗法》报告，该治疗师开创了一种融合身体接触与药物治疗的新型心理疗法，并在治疗过程中引发了关于性反应、伦理边界和治疗方法有效性的广泛讨论。该治疗师在治疗过程中使用了深度按摩、身体接触和药物等手段，试图帮助患者释放负面情绪并恢复身心健康。然而，她的治疗方法也引起关于治疗师与患者之间界限、性反应以及在治疗过程中的角色和治疗方法是否安全的争议。Zoe最后分析了这名治疗师对患者产生的深远影响，以及她的治疗方法在当时的社会背景下所面临的挑战，揭示了心理疗法创新与伦理边界之间的复杂关系。

来自奥克兰大学的Tehseen Noorani博士以《迷幻自由主义与疯癫信任：极端状态下的种种意愿》为题，探讨了迷幻药体验与精神错乱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以及这些体验对人类意识和心理状态的影响。他通过引入神经可塑性的概念，分析了迷幻药体验如何影响大脑结构和功能，并讨论了这种影响在治疗精神疾病方面的潜在应用。报告中提到，迷幻药体验可以引发强烈的视觉和情感体验，这些体验有时被描述为精神错乱的类似物。然而，与真正的精神错乱不同，迷幻药体验通常是暂时的，并且在合适的条件下可以被引导为具有治疗价值的体验。Tehseen博士还讨论了神经可塑性在迷幻药治疗精神疾病中的作用，以及这种治疗方法所面临的伦理和法律挑战。

在第七组汇报中新加坡国立大学的学者Brain D. Earp发表了《迷幻药，爱情与真实性》的报告。其主要阐述了爱情药物（特别是MDMA）在改善浪漫关系中的潜在作用，以及由此引发的伦理和真实性等问题。报告指出，西方医学模式往往过于个体化，聚焦于症状，并倾向于将治疗化学化，这可能导致对药物个人和社会影响的忽视。作者探讨了使用MDMA等药物进行辅助治疗的案例，包括其在增进伴侣关系、调整情感及促进幸福感方面的效果。然而，这也引发了关于药物影响下的爱情是否真实的哲学讨论。Brain通过哲学视角分析了爱情的本质，提出真正的爱情应不受外界因素（如药物）的干扰而持续存在。此外，他还讨论了药物在移除爱情障碍中的角色，并反思了通过药物治疗改善关系的伦理复杂性。

在全部的学者发言完毕后，与会人员又就“迷幻药的过去与未来”这一议题展开热烈的讨论。圆桌讨论由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的Lucas Reichert教授引言，通过聚焦迷幻药研究的多个维度抛出问题，激发参会者们对于这一议题的深入思考和跨学科对话。首先，与会者们回顾了迷幻药研究的背景与现状并探讨了当前研究在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趋势。同时，讨论了迷幻药研究在学术界和公众中的接受程度，以及相关的伦理和法律挑战。接着，讨论提及了“HOPE”研究平台，这一平台促进了霍普金斯大学和牛津大学在迷幻药伦理方面的合作，通过国际会议等方式汇聚多方智慧，共谋研究未来。

此外，讨论还包含了对迷幻药研究的批判性思考，包括对潜在危害的担忧、研究结果可重复性的质疑及过度商业化的警惕，同时强调了美国在该领域的主导地位及其引发的争议。跨学科合作与全球视野也是讨论的重点。不同学科间的交叉融合被视为推动研究深入发展的关键，而全球视野则强调迷幻药研究是一个需全球共同面对的挑战。最后，讨论展望了未来研究方向，包括加强跨学科合作、完善伦理和法律框架及推动研究成果的实际应用等。

本次研讨会在热烈的讨论中圆满结束，学者们为迷幻药研究提供了多元视角和深入洞察，并通过人文和社会科学的见解与方法，以新视角探索历史上和当下对迷幻剂与精神活性物质的态度和方式，为这些领域在21世纪应该走向何方提供了借鉴与思考。学者们也希冀能以此活动为起点在未来举办一系列的相关活动，并形成一个更加正式的研究网络，为致力于当代社会中精神活性物质和致幻剂方式变化的历史、伦理和人道主义挑战相关问题的研究者提供定期交流研讨的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