书评人刘铮先生曾于2013年12月15日在《上海书评》发表文章《最好的宋诗读本》（后收入《既有集》，上海文艺出版社2020年版，题为《陈寥士的诗话与诗论》，以下简称“刘文”）。该文由《校辑近代诗话九种》一书引出《单云阁诗话》的作者陈寥士，继而谈到陈氏与潘伯鹰合著的《宋诗选讲》，认为这本书“体现陈寥士一生诗学最高造诣”，着重解说诗的作意、作法，能注入诗人的解悟心得，适合初学者悟入，甚至比《宋诗选注》等书更好，是“最好的宋诗读本”。
《宋诗精华录》，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比如讲苏舜钦的一篇，引到欧阳修的《沧浪亭》诗，其中云“山鸟月夕相啾喧”，欧集诸种版本皆作“日夕”，并无异文，而且“月夕”也并不符合上下文的诗意，因而可以明确判定是讹字。而《宋诗精华录》此处恰好就作“月夕”，且通过各种检索，除了《宋诗精华录》之外也未见他书引此句时有异文。
又如论韩琦时，《宋诗选讲》引韩诗云“白头人处岂堪行”。韩琦《安阳集》（明正德刻本）作“白人头处”，清人《宋诗钞》中亦如是。《宋诗精华录》却误作“白头人处”，不论是版本上还是诗意上，皆不合。《宋诗选讲》也沿袭了这个错误。
上述两个例子或许还可用“异文”来辩白，然而石遗老人对典故的误用，同样也原原本本地出现在了《宋诗选讲》中。如论邵雍的一篇中，《宋诗选讲》评论邵雍的一首绝句道：“写落花竟没有丝毫衰飒气，后人并说他有刘晏食馎饦，美不可言之意。”（“馎饦”，《宋诗选讲》原书作“馎饪”，应为印刷错误，此处引用则径改）馎饦，为隋唐时期流行的汤饼。刘晏之事则见于《刘宾客嘉话录》：唐代刘晏入朝时在路边看见有卖蒸胡的，便买来吃，并且对同僚说“美不可言”。蒸胡，即蒸胡饼，与馎饦这种汤饼是两种东西。不论是字形还是音义上，二者都差得很远，并无争议，所以后人用刘晏这一典故时，都没有把“蒸胡”写作“馎饦”。唯有陈衍在《宋诗精华录》中批点邵雍诗时，搞混了这两种饼，说“殆有刘晏食馎饦，美不可言之意”。《宋诗选讲》此处照录下来，所说的“后人”，定然就是陈衍了。而陈氏的错误，也被原样照抄了下来。
像这样只有《宋诗精华录》才有的文本讹误，《宋诗选讲》中至少有上述三处，恐怕很难说是巧合了。
除了在诗歌文本上不止一处参考了《宋诗精华录》，那么《宋诗选讲》在篇目选择以及诗歌解读上有没有参考呢？刘文曾将两本书作了比较，说“有二十四题未选入《宋诗精华录》”。《宋诗选讲》共四十篇，若依刘文所言，只有十六篇是与《宋诗精华录》重合。然而经我比对，实际上两本书重合的篇目有二十五篇，刘铮先生此处显然是有误的。刘文还举出魏野的《登原州城呈张贵从事》一首，说这首诗不见于《宋诗精华录》，然而《宋诗精华录》卷一便有这首诗。尽管诗题中“贵”字有异文作“贲”字，但对比诗的内容即可知是同一首诗。
由于两本书的选目数量差距甚大，可能比较选目的数量不够有说服力。我又将《宋诗选讲》的这二十五篇解说与陈衍的批点作了比对，发现大约有十篇（处）的解说，其观点、表述与陈批雷同。比如论晏殊《寓意》一篇，《宋诗选讲》说：
他用了“溶溶”“淡淡”“斑斑”“滟滟”等叠字，使句法更加形象化。在《诗》三百篇中，早有“莫莫”“喈喈”“关关”“呦呦”“依依”“霏霏”等字法，开了后人无数法门。譬如王摩诘诗中“漠漠水田飞白鹭，阴阴夏木啭黄鹂。”昔人指出下五字有所本，但摩诘加上“漠漠”“阴阴”，便成为摩诘的佳句。这是用叠字能传出句中神态的明证。但晏殊末句又用“处处”字样，是诗中的一病。
陈衍《宋诗精华录》卷一收录此诗，并且批注：
同叔工词，故能作“溶溶”“淡淡”二语，而却是诗而非词。自《三百篇》“莫莫”“喈喈”“依依”“霏霏”而后，诗人工用叠字，盖悉数不能终其物矣。
《宋诗选讲》此处显然从陈氏来，只是多作了一些引申。
再如论郑文宝诗，《宋诗选讲》说：
这首诗的构造，叫做“一三格”。第一句一句，第二、三、四句，一气贯下，也可作一句读。这种作法，并非开创，唐人已有之。如李太白“越王勾践破吴归，义士还家尽锦衣。宫女如花满春殿，只今惟有鹧鸪飞。”前三句说得如何繁华，如何鼎盛，及到第四句，一切化为乌有。
陈批云：
此诗首句一顿，下三句连作一气说，体格独别。唐人中惟太白“越王勾践破吴归”一首，前三句一气连说，末句一扫而空之。此诗异曲同工，善于变化。
再如论梅尧臣河豚诗，《宋诗选讲》说：
写河豚很工，至被人呼“梅河豚”。实则工处止在起段“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四句。
陈批则云：
此诗绝佳者，实只首四句，余皆费词。
也是同样的观点。
像这样雷同的观点和表述，《宋诗选讲》中还有多处，不再一一列举。通过这些比较，我们基本可以认为，不仅仅是诗歌文本，《宋诗选讲》中的不少观点也是直接来自《宋诗精华录》。在现代学术标准规范尚未定型的年代，抄撮成书固然是常见现象，且《宋诗选讲》这本书原先也是专栏结集，并非学术文章，但是客观来说，它的原创性的确是不太高的。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虽然《宋诗选讲》用了不少陈衍的批点，但是全书几乎都没有提到陈衍及《宋诗精华录》一书，上述“馎饦”一例，也最多只是称之为“后人”（《宋诗选讲》中明确提到陈衍之名，只有在论刘克庄时一处）。个中缘由，或许尚可继续打捞。
伪诗的入选
上文已述及，《宋诗选讲》在诗歌文本的使用上甄别不严，导致讹误颇多，影响到对诗意的理解。正所谓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这样的谬误有时甚至还会造成选入伪诗，继续扩大着错误的传播。恰巧《宋诗选讲》就存在这样的问题，且不止一次。
书中讲范仲淹一篇，选取的诗作题为《书扇示门人》，诗云：
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地后人收。
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
从诗歌本身来看，这首诗语意浅白，几乎没什么技巧，完全不像范仲淹所作。范仲淹在文学方面主张“质文互救”，在其文集中，即使是议论入诗，也常以高格寓教化于诗中，着笔质朴却感慨深长，绝无如此口语浅近之作。这首诗反而更像是民间歌谣，譬如缪荃孙辑《京本通俗小说》（中国古典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中所收《冯玉梅团圆》，其中载南宋吴歌：“月子弯弯照几州，几家欢乐几家愁？几家夫妇同罗帐，几家飘散在他州。”风格近似。而从文献上看，今存范仲淹文集的任何一种版本都未收录此诗。这首诗是否为范仲淹所作，相当值得怀疑。
目前所见最早记载这首诗的，是南宋江万里所撰笔记《宣政杂录》（这部笔记因被《说郛》收录而得以流传，并且署名为“谯郡公”），只是首句不同，云：
宋宣和初……其伎有以数丈长竿系椅于梢，伎者坐椅上。少顷，下投于尖刀所围小棘坑中，无偏颇之失。未投时念诗曰：“百尺竿头望九州，前人田地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此亦虏谶，而召祸可怪。（据涵芬楼1927年影印版《说郛》卷二十六）
这里是说，北宋为金所灭，土地为金人所得，正如“前人田地后人收”。《说郛》的版本情况比较复杂，但是其中涉及《宣政杂录》的部分还是相对较为可信的，我们应当可以认为，这首诗或者类似的诗大概在南宋时就已经出现了。
通过检索也可以发现，元明以来也有许多戏曲、小说使用类似的诗句。比如元代杂剧《霍光鬼谏》中就有“这的是前人田土后人收”（见《元刊杂剧三十种》，凤凰出版社2022年版）。
杂剧《逞风流王焕百花亭》：“这的是前人田土后人收，……我只怕更有收人在后头。”
《金瓶梅词话》第七十九回：“有诗为证：‘造物于人莫强求，劝君凡事把心收。你今贪得收人业，还有收人在后头。’”
《东周列国志》开篇词：“青史几行名姓，北邙无数荒丘。前人田地后人收，说甚龙争虎斗。”
可以想见，类似诗句中所蕴含的朴素道理，是非常容易使下层民众接受的。
大概从明代后期开始，这首诗或者其中部分诗句开始成为劝诫世人的格言。清初褚人获所纂辑的《坚瓠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广集》卷一有“书劝门人”条，云：
丁清惠公宾最宽厚。有一门生好以刻薄谋产，公贻书戒之曰：“产业将贻之子孙，须得之光明，待之仁厚，斯可垂之永久。若以产业为冤业，非惟为子孙作马牛，直为子孙作蛇蝎耳。戒之，戒之！”又以扇写古诗云：“一派青山景色幽，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收得休欢喜，还有收人在后头。”门生大惭，不敢复横。
丁宾（1543-1633），字礼原，嘉善人。隆庆五年（1571）进士，任句容知县，后任御史。累官至太子太保，崇祯六年（1633）卒，年九十一，谥清惠。有《丁清惠公遗集》八卷传世，《明史》有传。丁宾的一个门生贪图产业，于是丁宾就在扇子上写了这首诗，告诫门生不要争竞田产。如今我们看到的诗题“书扇示门人”很可能就是从这里来的，不过这里也并未将这首诗系于范仲淹名下，只称为“古诗”。或许在后来的流传过程中，这首诗就被冠以“书扇示门人”的诗题了。
丁宾是王阳明门人王畿的弟子，著名善书《了凡四训》的作者袁黄就是他的同门。明代中后期，善书大兴，许多格言类书籍中也见到了相似的诗句。譬如署名为陈继儒的《模世语》云：“前人田地后人收，占什么！”（见《陈继儒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又如周臣《厚生训纂》卷五，也以此句劝诫世人勿贪并。后来，清代雍正帝争夺储位时，曾编有《悦心集》（清雍正四年刻本，上海图书馆藏）一书，其中同样收录了这样的句子，署名为陈继儒。由此可见，这首诗或者核心的诗句在明清之际也是流传非常广泛的，但似乎还没有和范仲淹扯上关系。
那么，这首诗为什么会被归于范仲淹的名下的呢？我认为，可能是因为善书的流行内容被收进了蒙学教材，这才导致这个错误的继续扩大。这首诗被署名为“范仲淹”，或许是在清代中晚期，最晚不会晚于清光绪五年（1879），来源正是此年出版的一本蒙学读物《小学弦歌》。《小学弦歌》的编纂者是李元度（1821-1887），字次青，湖南平江人，曾为曾国藩幕僚，著有《国朝先正事略》等书，也是一位名人。
《李元度〈小学弦歌〉述略》一文（载《国学茶座》总第三十一辑，山东人民出版社2022年），对《小学弦歌》这部书有详细的介绍。该书共八卷，分“教”“戒”“广劝戒”三大部分，其中“教”的部分有六卷，另外两部分各一卷。根据书前自序可知，李元度意图选取一系列诗歌文本，以此来教化童蒙，“厚人伦，励风俗”。因此我们能看到，书中“教”的部分就有教孝、教忠、教夫妇之伦、教兄弟之伦、教朋友之伦等十六门。而《书扇示门人》这首诗就收录在卷七“戒争竞”条下，并且系于范仲淹名下。
《小学弦歌》自光绪五年首次刊行后，颇受欢迎，现存有多部光绪年间不同书坊的翻刻本及抄本，国内不少图书馆都有收藏。由于八卷本共收诗九百三十二首，对儿童来说体量还是有些过大，因此光绪末年至民国间，市面上也出现了多种《小学弦歌》的节选本。目前存世的就有：光绪三十年（1904）陇古乐善书局刻《小学弦歌节抄》六卷、光绪三十一年（1905）都门文德斋刻刘永亭辑《小学弦歌节钞》三卷、民国十六年（1927）泉州佛经流通处刻《小学弦歌选本》一卷、民国二十五年（1936）周氏师古堂刻周学熙选《小学弦歌约选》一卷等。以上全本及选本诸书，我们姑且统称为“《小学弦歌》系统”。这个系统中，目前所见最晚的是民国二十五年的《小学弦歌约选》。虽然从八卷缩为一卷，但《书扇示门人》等几首“戒争竞”的诗仍然收录在这个选本中。
因此可以说，《小学弦歌》及其选本在晚清民国的至少五六十年间刊行不断，是很有影响力的一部童蒙读物。也正是因为这样，书中把《书扇示门人》当作范仲淹诗作的这个错误，也从此被沿袭了下去，并且影响还在不断扩大。包括1998年编纂出版的《全宋诗》，也依据《小学弦歌》将这首诗作为范仲淹的佚作收录，还有今天一些范仲淹全集的整理，也有将其辑佚进来的，实际上都是缺乏根据的。当下网络搜索有大量记录也将这首诗系在范仲淹名下，也都算是“一脉相承”。
这首诗从民间谶语讹变为范仲淹的诗作，其过程大致如此。而《宋诗选讲》的作者又是从哪里读到这首诗的呢？应该就是来自《小学弦歌》或其选本。《宋诗选讲》在解读这首诗作的时候，引到了另外两首诗，一是杨玢的《示子弟》：
四邻侵我我从伊，毕竟须思未有时。试上含元殿基望，秋风秋草正离离。
一是林瀚的《诫子弟》：
何事纷争一角墙，让他几尺也无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而在《小学弦歌》（包括各种选本）中，这两首诗正是接在《书扇示门人》之后。特别是《诫子弟》一诗，其作者历来说法不一，但似乎只有《小学弦歌》中署名为林瀚。由此，我们基本能够认定，《宋诗选讲》的作者是从《小学弦歌》或其选本中选用了这首诗。
至于这首诗的解读，《宋诗选讲》中是这样讲的：
在封建时代，并吞土地之争，无时无刻不在进行，大地主吞没小地主，新兴的地主又吞没没落的地主。范仲淹这首诗，是奉劝一般愚妄的人，不要作长远占有土地的幻想。……这首绝句的思想性，如暮鼓晨钟，使人警惕。在封建时代而能离开地主的地位，高视远瞩，胸中雪亮，煞是难得。这首绝句的艺术性，全用人民口语，明白晓畅，不假雕饰，而表达性很强。指出土地的流转无定，不劳而获的地主们，也可以梦醒了。
这首诗的作者可能都未必是士大夫阶层，遑论“离开地主的地位”云云了。
顺带一提的是，《小学弦歌》这部书，作为一个诗歌选本，本身也是问题不少。其标举封建道德的选诗立场暂且不论，书中常有妄改文字之处，比如《孔雀东南飞》就删去了近三百字。此外，年代、姓名失考也是屡见不鲜，至于选诗眼光，更是平庸陈旧（据《李元度〈小学弦歌〉述略》）。由此可见，诗歌选本不仅需要选者具备锐利的诗学眼光，同时也需要在文本上进行足够严谨的甄别，否则只能是误人子弟了。
此外，《宋诗选讲》还有论邵雍一篇，引到《身太平》一诗，云：
人如万物灵，履地戴天生。气静形安乐，心闲身太平。
这首诗也并非邵雍的原诗。原诗应当为《击壤集》（《邵雍全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版）卷十七《感事吟又五首》其一：
万物有精英，人为万物灵。必先详事体，然后论人情。气静形安乐，心闲身太平。伊耆治天下，不出此名生。
那《宋诗选讲》所引的文本又来自何处呢？就是上文提及的雍正帝所编的《悦心集》，卷一就有《身太平》这首诗。其实涉及《悦心集》的这两个例子，包括善书的流行，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反映出明清时期的大众主流思想状况，这就是另一个话题了。
标签化的诗学眼光
除了因袭前人、文本讹误之外，《宋诗选讲》在选诗眼光和评价标准方面同样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宋诗选讲》出版于1963年，实际写成应该也就是六十年代初左右。在这个时期出版的古典文学类著作，大多都带有较为明显的时代特色，即以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的文艺观来分析古代的文艺作品，《宋诗选讲》这本书也概莫能外。其选诗并不太着眼于诗歌的艺术性，往往从一些概念标签出发。譬如上文述及署名范仲淹的诗作《书扇示门人》，作解说时便用到“封建时代”“地主”“人民口语”等较为明显的标签，所阐发的道理看起来也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劝诫减少土地兼并。又如选张耒的《和晁应之悯农》，其选诗角度就有较为明显的时代色彩，同时论诗时也多次使用“浪漫主义”“现实主义”“人道主义”等词语进行标签化的判定，进而标举该诗的现实主义价值。此外论及南宋诸诗人时，也较多以“爱国主义”作为首要的论诗标准。通览全书，像这样带有明显标签化特征的论诗文字，书中约有十二三篇。
其实，“浪漫主义”“现实主义”这些概念本身并没有错，真正核心的问题在于，这些概念被庸俗化理解了。它将现实主义等同于了好的现实主义，把思想倾向等同于了艺术创造力，从而忽略了文学本身真正的艺术性。相较于注重抒情的唐诗，宋代诗人往往在生活中看到什么就写什么，宋诗的“现实主义”实际上是顺理成章的。如果一首诗只是因为是“现实主义”就被判定为好诗，那么宋代的“好诗”也许有点太多了。我们今天称杜甫为最伟大的诗人，不仅因为他关注现实的民间疾苦，同时也因为他用细密圆熟、臻于化境的写作技巧，把这些所见所闻准确地记录下来。“写什么”和“怎么写”，两者应当是相辅相成的，而不是非此即彼。我想，《宋诗选讲》选诗、论诗标准在逻辑上还是不严密的，对诗歌艺术的理解也过于简化甚至是二元化了。
当然，《宋诗选讲》成书于较为特殊的历史时期，客观环境也会影响到著作的各个方面，我们也需要保有一定的理解。但是对今天的读者来说，不论是深耕诗学的学者，还是初窥门径的大众，《宋诗选讲》所提供的阅读价值仍然是相当有限的。
那《宋诗选讲》有可读之处吗？也有一些。书前的原序说：“依历史顺序为先后，选出在某一方面有特殊成就的作家，再选出能说明一作家的特点的作品，加以说明，意图使读者能从而看到宋诗发展的辙迹。”书中有不少论诗内容论及诗体、诗格的特点和流变，比如某诗人是学哪位前代诗人的，如何学、如何变，以及后世又是哪位学他的。或者，对一些作诗的技巧、格式作了说明。在这一点上，这本书是做了一些工作的，但是严格来说，离“看到宋诗发展的辙迹”的目的，还是不够的，对初学者学诗也未必有效。此外，虽说《宋诗选讲》袭用了《宋诗精华录》的不少观点，但是陈衍原书的批点较为简略，《宋诗选讲》则予以一定的申发和补充，也是有一些理解上的帮助的。但是相较于这本书自身的种种问题，这些优点也仅仅是升斗之水罢了，这部《宋诗选讲》显然无法称得上是“最好的宋诗读本”。
因为刘铮先生将这本书作为陈寥士诗学造诣的代表，所以这里还要顺带说一下《宋诗选讲》这本书的作者问题。刘铮先生考证，作者“陈伯谷”是笔名，为潘伯鹰、陈寥士合署，这一点是没什么问题的。刘文进一步根据文辞特征推测，《宋诗选讲》大部分内容出自陈氏之手，因此可以代表陈氏诗学最高造诣云云。这个论断我不太赞同。一方面，刘文举的部分例证太过牵强，譬如《宋诗选讲》中一些篇目出现的“高调”“蔬笋气”等用语（这些本身就是论诗的习语），和陈氏早年诗学著作有所重合，因而判定为陈氏所作，说服力不强。而潘伯鹰执笔的篇章很可能比刘铮先生认定的数目要多，当然这是我根据全书写作风格做出的判断，似尚需更多实证来支撑。但可以认定的是，《宋诗选讲》这本书多有因袭、讹误之处，原创价值比较有限，不论潘、陈谁为创作主力，都很难说是“诗学的最高造诣”。
好的宋诗读本有哪些？
前文花费了不少笔墨，大致说明了《宋诗选讲》这部书阅读价值的有限。但我还想再多讨论一个问题：好的宋诗读本，又有哪些？
刘铮先生在他的文章篇末提到了三种宋诗读本，分别是《宋诗三百首》《宋诗鉴赏辞典》和《宋诗选注》。文中说：“（《宋诗选讲》）不仅比《宋诗三百首》《宋诗鉴赏辞典》之类书好，甚至比钱锺书的《宋诗选注》好。《宋诗选注》中俏皮话很多，但对诗的作意、作法，解说甚少，初学无由悟入。”
《宋诗选注》自不必说，钱锺书先生的这部名著自问世以来，便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力，并且一直持续到今天，可以说是每一位古典文学阅读者的必读启蒙书。和传统诗歌选本的简要评点不同，钱先生对选取的诗人与诗作品做了许多精彩而有趣的解说，其诙谐的语言特点往往很容易吸引到读者。钱先生的魅力也使这部书风行六十余年而不衰。但是也有一些批评的声音，认为《宋诗选注》对一些名家名篇没有选入，特别是宋诗中最重要的大家之一黄庭坚，只选了三首。此外，选目过于注重现实性，带有一定的时代特色，也是比较明显的问题。总的来说，《宋诗选注》的序及注更胜于选目，更有阅读价值。刊行六十余年来，提及宋诗，它都是绝大多数人的首选，自然是有它的道理的。
刘文还提到了《宋诗三百首》。目下名为“宋诗三百首”的书籍相当繁多，刘文所说的应当是比较流行的金性尧先生注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金先生的注本首版于1986年，相比起钱先生的《宋诗选注》，《宋诗三百首》选取诗人一百一十一家，诗三百三十七首，每首后兼有注和说明，对选取诗篇作了一定的解读与评析，言简意丰，也深入浅出。相较于《宋诗选注》，金先生更加注重展现宋诗的全貌，在选目上尽可能保持了平衡与公允，这是这部选本的优点。但是也因此出现了以人存诗的问题，如选入了艺术性较差的包拯等。金先生为文史大家，又擅长吟咏，因此他对许多诗的评析多能看出源自诗人的眼光，很有助于读者理解诗的内涵。金先生在《选本的时间性》一文中提到，《宋诗选注》曾受到时代气候的限制，《三百首》的出版其实也是对钱先生著作的一种弥补。尽管如此，金先生此著也多少还是有些时代气候在其中的。
本文多次提到了陈衍的《宋诗精华录》，这本书在近代诗学界内影响极大，评价也颇高，详见朱自清《什么是宋诗的精华》一文（《朱自清全集》第三卷，江苏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石遗先生选诗眼光独到，评点简要，却往往一语中的，如果有志于学诗，这本书应当是极佳的一部读本。顺带一提，这部经典宋诗选本其实今天还缺少一个编校完善的通行版本，如果有出版机构愿意重新整理出版，那自然是嘉惠学林的一件功德。
除了以上几种书之外，还有几种宋诗读本值得介绍。
赵齐平先生的《宋诗臆说》（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选取了近三十首宋代律绝，每首都作了一篇详论文章。赵先生解诗，兼具学术性与赏析性，尤其是论王安石《泊船瓜洲》的“春风自绿江南岸”，更是解开一桩公案，精彩至极。可惜天不假年，赵先生存世著作亦不多，这部《宋诗臆说》也已绝版近三十年。
北京大学中文系张鸣教授师从赵齐平先生，所著《宋诗选》（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年版）则侧重于选目与注释，选取两宋诗人一百零六家，诗三百五十九首，体量适中，校勘谨严，注释详明。有选、有注、有出典、有串讲、有考证、有评析，于诗人用意也是尽皆拈出，颇为读者着想。张鸣教授的这部书和金先生的《三百首》比较类似，相较起来，《宋诗选》学术底色更浓，注释更加详尽而不赘琐，也更加注重标举宋诗的特色，譬如选黄庭坚诗达十八首，在上述几种宋诗选本中数量最多。这本书在二手市场也是溢价颇多，很值得作为一个优秀的宋诗读本再重新出版。
诗歌是语言的多维魔术，并非一两个要素就能轻易断定的。况且人群不同，阅读的目的不同，对读本的判定标准也是不同的。私以为，于学术写作，应慎言“最好”；于诗歌阅读，也应从多个维度来体悟。如此，或许就能离诗更近一步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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