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向最高法院提交“法庭之友”（Amicus curiae）文件，敦促最高法院暂停一项针对TikTok的“非售即禁”法律。特朗普还与TikTok首席执行官周受资在海湖庄园举行会面。
作为一款具有中国背景的社交媒体平台，TikTok近年成为美国政策界对华鹰派人士的关注点，他们认为这款软件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很大程度上，这是美国对华政策“泛安全化”的产物，也是继美方打压华为公司等企业后又一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围绕TikTok的博弈，既涉及美国对华认知和政策的变化，也关乎美国国内政治的复杂运作。特朗普赢得2024年美国大选，其很好地运用了TikTok平台，目前他在TikTok上拥有超过1470万粉丝。然而，在第一任期，他本人也曾表示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并宣扬要禁止此款软件。
那么，如何看待特朗普2.0态度的反转？“法庭之友”文件是不是意味着TikTok在美国的命运转危为安？特朗普对TikTok事件的处理会给中美关系的运筹带来哪些启示？探究这些问题，对于思考如何与即将在1月20日上台的特朗普新政府打交道具有重要意义。
TikTok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泛安全化”
中美关系正面临“数字时代”带来的强力冲击，以TikTok为代表的数字平台对大国博弈的影响日益显著。
作为娱乐休闲领域的移动短视频软件，TikTok在美国大受欢迎，尤其是得到年轻人的青睐，目前美国的月度活跃用户已经高达1.7亿。很多统计数据显示，TikTok在美国的下载量远超Facebook、Instagram、YouTube等软件产品。
TikTok的母公司是中国互联网公司“字节跳动”。尽管它一直强调其在地化独立运营的政策，却始终不能消除美国方面对其“中国背景”的担忧。
去年3月，众议院中国问题特设委员会提出“保护美国人应用软件不受外国对手控制法案”（PAFACA)，以TikTok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为由，要求字节跳动在165天内实现与TikTok的剥离（直接或间接持股小于1%，且不受其控制），否则将禁止TikTok在美国境内运营。该委员会认为，TikTok存在数据窃取、情报泄露等风险，并且受到中国政府的影响。4月，相关法案经小幅修改被拜登总统签署成为法律，要求字节跳动公司必须在2025年1月19日前剥离TikTok。
但迄今为止，对TikTok的相关指责都是“假设性的”,对其所谓“未来性风险”美方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有的只是主观推断。
近年来，美国对于与中国企业相关的安全焦虑不断上升，很多指责甚至体现出无端的恐惧感。比如，一些美国议员要求禁止进口中国公司生产的地铁交通设备、港口起重机、网络路由器、民用无人机、智能网联汽车等产品，拜登政府采取了部分建议并实施相关行动，这给中美经贸关系带来不容忽视的冲击。
较之上述硬件设备，美国对华“数字围剿”更关注软件和社交媒体平台。不只TikTok，跨境电商Temu、SHEIN和速卖通等具有一定程度“中国背景”的数字平台也在美国议员们对华打压的雷达之上。被特朗普提名担任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的卡什·帕特尔曾明确表示， “Temu显然是一个重大的数据安全威胁，应该像 TikTok一样受到严格审查”。美国国会下设的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USCC）的有关报告也提出类似的看法和建议。
对于“非售即禁”的压力，TikTok和字节跳动公司选择法律途径予以应对，在其诉讼中称该法案侵犯了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但是，哥伦比亚特区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在近日做出维持这部“非售即禁”法律的裁决。TikTok随后上诉至美国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将于1月10日就此问题进行辩论。
TikTok命运仍是未定之数
特朗普以“交易大师”自诩，宣扬自己擅长以不确定性策略应对谈判对手，从而在商业交易中赢得有利地位。综合来看，特朗普对TikTok态度的变化，或许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其一，特朗普胜选复归部分得益于对TikTok的成功运用。其家人以及竞选团队主要负责人都赞成借助这一平台争取和动员美国的年轻选民。2024年9月，特朗普宣称，“我现在是TikTok上的大明星”，“我们不会对TikTok做任何事情，但我的对手会关闭它。所以，如果你喜欢TikTok，就去给特朗普投票吧”。从选举和政治动员的维度看，TikTok让特朗普尝到了甜头，他可以通过对TikTok释放善意，赢得美国青年一代对特朗普主义的支持。在给最高法院的“法庭之友”文件中，特朗普称自己是“历史上最具影响力、最活跃、最强大的社交媒体用户之一”。
其二，特朗普试图将TikTok作为打击美国其他数字媒体的工具。特朗普一直认为美国左派和民主党利用媒体对他进行“污名化”，甚至通过强行关闭其推特账号限制特朗普与美国民众的直接沟通。鉴于他和CNN等传统主流媒体关系紧张且难以修补，一度号称“推王”的特朗普十分重视夺回其在社交媒体领域的掌控权，这对他落实“让美国更加伟大”（MAGA）的政策议程至关重要。去年3月，特朗普在其社交媒体平台Truth Social发帖称，打击TikTok的行动有利于Facebook及其老板“Zuckerschmuck”（对扎克伯格的蔑称） ，而后者才是“真正的人民公敌”。显然，特朗普试图“拉一派、打一派”，利用TikTok削弱Facebook等支持民主党的社交媒体的垄断性地位，同时彰显自己对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维护。
其三，特朗普欲借TikTok问题维护和扩张总统权力。大幅强化总统权力，将是特朗普2.0的重要特征。去年大选期间，美国保守派智库传统基金会牵头推动的“2025项目”对于窥视特朗普新政府的执政目标非常重要，该项目宣扬“单一行政权理论”（unitary executive authority theory）。简单来说，这一理论就是要减少美国国会、最高法院等部门对总统权力的牵制。在其“法庭之友”文件中，特朗普声称，“美国的国家安全、外交政策及其与地缘政治对手的战略关系主要由行政部门负责，而不是国会”，国会有关TikTok的“非售即禁”法律涉及对总统权力的侵犯。
既然如此，TikTok在美国是不是就稳了呢？并不是。因为“法庭之友”文件本身并不具备任何法律效力，它只是案件当事人之外的个人或组织向法院提交的简报或意见，以协助法院对案件中的法律或政策问题进行审议。除了来自特朗普的文件，美国最高法院还收到其他20多份“法庭之友”文件，其中不少都支持对TikTok采取“非售即禁”，如重量级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蒙大拿等22个州总检察长，以及“促进美国自由组织”等。反观“非售即禁”法案，则是经由国会通过、总统签署的法律。在美国，要推翻一项法律，即便是对当选总统来说，也并不容易，是要冒巨大政治风险的。
所以特朗普提交“法庭之友”文件，不排除只是表面做戏，假装兑现其竞选承诺。亦或者，他希望将“收编”TikTok的功劳归于自己。在“法庭之友”文件中，他宣称自己会“凭借无与伦比的谈判能力、选举授权以及政治意愿”，解决TikTok问题。再者，特朗普可能会把TikTok作为一个与中国政府进行谈判的筹码。他向最高法院施压道：如果在1月19日即新政府上台前对TikTok进行封禁，可能会对美国新总统“管理国家总体地缘政治和战略关系（特别是与中国这一重要对手的关系）的特权构成重大侵害”。
以充分的灵活性对待特朗普2.0
虽然TikTok在美国的命运仍将是曲折的，但特朗普“拯救”TikTok的这套操作值得重视，它对于如何看待和处理特朗普2.0时期的中美关系具有启发意义。
特朗普在竞选期间多次提及中国，吹嘘自己在第一任期的对华强硬政策，宣称美国必须确保赢得与中国之间的竞争。美国汉普郡学院政治学荣休教授迈克·克莱尔称，特朗普核心政策团队成员的对华认知较为负面，认为中国对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构成“真正的威胁”，“对于特朗普核心圈子中的很多人而言，应对中国挑战的唯一正确和爱国的方式就是强硬反击”。
在特朗普提名的内阁名单中，的确有不少人属于对华“超级鹰派”，如被提名担任国务卿的马克·卢比奥、被提名担任总统国家安全助理的迈克·沃尔兹。在该派别看来，美国与中国处于“新冷战”之中，美国应该对中国采取更具对抗性的政策。美国昆西研究所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史文认为，虽然特朗普并不认同“超级鹰派”最极端的看法，但仍会接受其中相当多的观点，“如果他认为中国让他显得软弱或愚蠢，他就很容易被说服去支持一些最具挑衅性的观点和行动，以提升自己的形象和国内支持率”。
显然，无论是从对华认知还是团队构成维度看，特朗普新政府处理中美关系的基调都将以强硬为主，聚焦竞争。但是，也应看到，特朗普竞选期间在涉华表态上也具有一定程度的两面性，其新政府在处理中美关系方面仍具有“交易主义”的特征。
去年选战期间，特朗普曾公开表示，自己可与中国很好地相处，中美关系友好发展对双方有利，他尊重中国和中国领导人。上月16日，他更是在记者会上称，美中两国联手可以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
具体到关税问题，特朗普在去年7月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上表示，之所以事先宣布大幅加征关税，是为了吸引对手同他接触谈判。而按照特朗普挑选的商务部长候选人霍华德-卢特尼克的说法，特朗普实际上“想与中国达成协议”，并将有选择性地使用征收关税作为讨价还价的工具。至于中国投资，特朗普在竞选期间也曾表示，他欢迎中国车企在美国建厂。也就是说，对于能够帮助他实现经济目标的中国投资，特朗普还是持一定的开放态度的。
很大程度上，特朗普在TikTok问题上的表态和动作，也是其对华两面性的一种体现。毕竟，维护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防止两国陷入严重冲突，对于特朗普在美国国内推进其MAGA革命、打造个人政治遗产至关重要。正如迈克·克莱尔所言，特朗普在处理中美关系时需要“在其交易本能和顾问们严苛的意识形态倾向之间做出关键抉择”，他既可能被拉向更加好斗的方向，也可能被拉向更加务实和交易性的方向。
无论是在TikTok问题上，还是在关税、出口管制等问题上，既不能低估特朗普冲击的严峻性，也要充分认识特朗普新政府的特殊性和灵活性。悲观者正确，乐观者前行。对于任何可能达成的妥协方案都保持开放心态，“做最坏打算、向最好努力”，这或许才是我们应对特朗普2.0的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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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明昊，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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