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地时间2024年11月11日，加拿大安大略省渥太华，人们在无名战士墓前献上虞美人，纪念加拿大阵亡将士纪念日仪式。
尽管过去十余年间针对虞美人花（poppy）与加拿大战争纪念的关系的讨论有所增加，但大多将之置于英帝国史的框架中认识。的确，以加拿大和澳大利亚为代表的旧自治领国家和英国的战争纪念仪式中均以虞美人花为代表，使之拥有了一种“英帝国遗存”的色彩。本文则试图利用加拿大的政府档案和报刊资料，探究虞美人花如何从一种欧洲常见的、在春季开放的花卉，变成了加拿大军医和诗人笔下阵亡将士的化身，以及两位女性如何将诗人建立的意象再实体化，发展出以售卖人造虞美人花为核心的慈善募捐活动。加拿大的官方和民间机构对人造虞美人花的接受是出于为伤残老兵和战争遗属提供福利的实际需要，而在向民众宣传虞美人花的意义时，会引述加拿大诗人提供的意象，以促进共同的历史记忆的形成，由此体现了民间力量在塑造共同的国家记忆和认同中的作用。
2004年加拿大发行的全球首枚进入流通的彩色硬币的背面使用了虞美人花的图案。作为纪念花卉的poppy是指无法提炼鸦片的观赏性花卉。两种植物的拉丁文学名不同。
诗作意象的再实体化：作为阵亡将士象征的人造虞美人花
将虞美人花与战争纪念联系在一起的，是加拿大军医约翰·麦克雷（John McCrae）。麦克雷生长于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圭尔夫市，曾经参加过世纪之交的布尔战争，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到达西线靠近今天比利时的佛兰德行医。1915年4月到5月间，第二次伊珀尔战役在此爆发。麦克雷虽然在此役后幸存，但他的挚友和学生艾里克希思·赫尔莫（Alexis Helmer）中尉在此役中阵亡。丧友之痛让麦克雷在1915年5月3日写下了《在佛兰德战场》一诗以示缅怀。同年12月，该诗在英国的《笨拙》（Punch）杂志上发表，随后被大量翻印和转载。诗作开篇描绘了春夏之交西线战场经历过战斗后的场面：“一排又一排血红的虞美人花在废墟上绽放”。
根据曾在伊珀尔参加过战斗的英国老兵亚历山大·安东尼（Alexander Anthony）回忆，确实亲眼见到过西线战场上遍地尸首的缝隙中一夜之间盛开出血红色的虞美人花的场面。麦克雷的诗描绘了真实的历史现场，并创造性地将绽放的红色虞美人花和年轻阵亡将士衔接在一起。他本人则因为肺炎于1918年1月28日在法国离世，与他的战友们一同长眠于西线战场附近。
麦克雷出生地的纪念碑上铭刻了《在佛兰德战场》并配以虞美人花作为装饰
在美国人莫伊娜·迈克尔（Moina Bella Michael）与法国战争遗孀安娜·盖林（Anna E. Guerin）的共同努力下，麦克雷诗作中的虞美人花的意象得以再实体化，并发展出与之相连的慈善募款活动。1918年11月9日，位于美国纽约的基督教⻘年会（海外部）举行了第25次会议。当日正在该机构接受培训并参会的莫伊娜·迈克尔偶然再次读到《在佛兰德战场》，深受触动。在参会的间隙，机构同仁请迈克尔买些花给办公室添些生气。她立刻想到要买红色虞美人，但秋季的纽约只能买到绢制虞美⼈花。她将这些绢花制成的胸花发放给同仁，希望接受胸花的人能将之佩戴在身上，以缅怀和铭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阵亡将士。
之后的两年里，迈克尔结束了在纽约的工作，并向更多人宣传虞美人花是阵亡将士象征的这一理念。1920年，她成功说服家乡佐治亚州的美国军团的代表采用虞美人花作为当地官方支持的战争纪念活动的标识。同年，这批代表前往俄亥俄州参加美国军团的全国大会，并在会上建议美国军团正式认定虞美人花为战争纪念之花，终获认可。
来自法国的安娜·盖林也参加了这次大会。她为法国孤儿院联盟工作，战后为改善战争遗属生活境况而四处筹款。根据迈克尔的回忆，盖林非常认可她推动的将虞美人花认定为战争纪念之花的做法，并表示要将之发扬光大。也有学者认为，盖林在遇到迈克尔之前已认为可以使用虞美人花代表阵亡将士，计划组织售卖人造虞美人花的活动。在与迈克尔相遇后，发现两人不谋而合。盖林想要实现的目标比迈克尔更进一步，希望发展出能得到世界范围内认可的、以售卖人造虞美人花为核心的慈善产业，将善款用于改善因为战争失去了家中男性劳动力的妇女和儿童的生活。换言之，她是这一全球性慈善运动的首创者。
1921年，盖林联络了英国军团的负责人，建议对方售卖出自法国战争遗属之手的虞美人花以筹款。英方负责任联络了其他英国退伍军人福利机构，兼售来自法国和英国的人造虞美人花。英国制造的虞美人花分为棉制和绢制两种，退伍老兵和战争遗属均参与制作，有些是单朵的胸花，有些则是花环。为了体现售卖活动的慈善属性，上述机构不为人造虞美人花明确定价，让买者出价，避免对产品过分的商品化，并取得巨大的成功。根据参与英国退伍军人福利事务的海格基金会统计，1921年的筹款总数达到10.6万英镑（约合今天的310万英镑）。此后二十余年，售卖虞美人花的活动深受英国民众欢迎。女性团体还创造出了更强调和平意涵的白色人造虞美人花用于慈善筹款。
初入加拿大的人造虞美人花：本土化与意义的扩展
加拿大也曾短暂出现过售卖白色虞美人花的慈善活动。今人对虞美人花在加拿大战争纪念中的地位讨论不多，但大致认可这种花卉是加拿大国家象征之一。1921年，加拿大尚未出现全国性的退伍老兵服务福利机构，不过在部分地区出现了有影响力的大战退伍老兵会（后文简称“老兵会”）。1925年，15个加拿大的慈善机构合并成为隶属于英帝国军团联盟的加拿大军团，统一组织战争纪念活动，包括纪念仪式和慈善活动。
1921年，盖林便与老兵会及其附属机构合作。尼古拉斯·桑德斯认为，加拿大的社会团体已在这一年的7月5日正式接受了制作和售卖人造虞美人花用于筹集善款的理念。在7月31日由老兵会托德莫顿分会组织的活动中，盖林以人道主义的修辞向加拿大民众解说购买她从法国各地战争遗孀和遗孤手头收集来的200万朵人造虞美人花的理由，使之不限于慈善功能：“不要让任何人有机会说这是慈善活动。这是愿意不惜一切为正义和人道而努力的伟大国家之间的纽带”。
加拿大负责筹款的机构和英国军团的观点相似，希望筹款活动的受益者是本国退伍伤残士兵和战争遗属，而非盖林想要帮助的法国战争遗属。从结果来看，盖林的目标确实没有达成。1921年10月，与盖林所属机构有联系的加拿大法语区的孤儿院社团表示要承担组织当地制作和销售人造虞美人花的工作，制作者均为因战争致残的加拿大老兵和盲人。老兵会还创设了“全国虞美人花日运动”，以处理销售人造虞美人花募款的工作。10月22日，老兵会在渥太华的负责人致函国防部，请求该部派部长参加当年11月7日在议会山举行的纪念活动，并献上有人造虞美人花的花环而非鲜花花环。国防部复函表示愿意以机构名义出资25加元购买花环，并由亨利·布斯塔尔将军敬献。此外，老兵会还组织会员参与售卖人造虞美人花胸花和花环的活动，并将产品定位为家用装饰品，以吸引更多女性消费者。
加拿大的“一战”纪念仪式与安托万·普罗斯特笔下的法国战争纪念仪式一样，是哀悼公民的活动。在1921年的活动中，不同形式的人造虞美人花或是出现在参与者胸前，或是纪念碑脚下的花环上，或是街头的募款活动中。未来将依然由退伍军人的社团组织此类活动，并与宗教仪式相融合。老兵、政府官员、普通国民和青少年都会参加。宗教和世俗活动中都会出现默哀这种有哀悼属性的环节，进一步体现了加拿大的仪式与普罗斯特研究的法国的战争纪念仪式高度相似。
值得一提的是，人造虞美人花与战争纪念碑有相似之处。首先是在符号的使用方面。根据1932年加拿大国防部收到的虞美人花环样品目录，衬托绢制虞美人花的，或是代表和平的月桂枝，或是代表加拿大的枫树枝，或是用于纪念死者的松枝和铁树树叶。普罗斯特的研究中也提到过，月桂枝是很多战争纪念碑都会用到的符号。
1932年提交国防部的虞美人花环样品目录部分（收藏于加拿大国家图书与档案馆）
其次是功能。营造纪念碑和制作人造虞美人花都是为了缅怀逝者。前者相对固定和持久，只存在于公共空间，后者流动而短暂，可以随佩戴者出现在国家的各个角落，包括公共和私人空间。出资购买人造虞美人花的个体行动，如同民众自愿参加在纪念碑旁举行的战争纪念活动。此举意味着购买者对这种人造物所具有的纪念意义和慈善功能的肯定，认可阵亡将士是为国家牺牲，且购买者愿意将自己的立场向他人公开。
参与纪念仪式和购买人造虞美人花两种行为的不同在于后者的慈善功能。根据加拿大议会上院收到的报告，1923年最贵的、有绢制虞美人花的花环的成本价是2.5加元。对比前述国防部为1921年的纪念仪式所购花环的开支达到25加元，足见机构购买花环的目的是捐助伤残老兵和阵亡将士的遗属。此外，由于佩戴人造虞美人花的个体所具有的流动性，增加了战争纪念活动的可见度。即便无法亲临纪念仪式现场，人们依然可以通过购买人造虞美人花的方式参与纪念，扩大了活动的参与面。
加拿大的人造虞美人花：民间力量推动建立的国家象征
自1921年起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无论是加拿大的政府、官员、民众还是民间机构，都以不同的方式支持售卖人造虞美人花的慈善活动，让更多人了解这种花的意义和慈善活动的目标，且取得了成功。其中，民间力量的作用非常关键。但当加拿大的官员和民间机构参加帝国的战争纪念仪式时，均未将虞美人花作为加拿大的标志，体现了加拿大认同与帝国认同间的复杂关系。
为帮助退伍老兵回归社会，加拿大联邦政府在战后设立士兵公民生活重建部。该部自1922年起指导并支持退伍伤残老兵制作人造虞美人花，将成品分配给不同的民间老兵福利机构用于筹款，但不直接参与筹款和用款。福利机构还会每年致函政府，请求派官员参加活动，敬献带有人造虞美人花的花环，听取政府对当年纪念活动安排的建议，汇报已募集到的善款去向等。地方政府也逐渐参与到吁请民众购买人造虞美人花的活动里。
女性主导的福利机构也积极参与战争纪念仪式和销售人造虞美人花的活动。在20世纪极有影响力的加拿大女性社团帝女之帝国会（后文简称“帝女会”）便是其一。这是一个爱国、亲英的女性组织，内设福利基金会，组织街头筹款，关注女性在家庭和社会中的福利问题，也关注女性比例较高的战争遗属的境况。1922年起，该机构向老兵会提出要求，希望参加售卖人造虞美人花的活动，并组织会员在停战纪念日前后装饰阵亡将士的墓地。此后加拿大各地的战争纪念仪式中，都能看到帝女会成员的身影，代表女性参与纪念活动，搭建临时性的纪念碑等。由于她们在战后抚恤工作中的贡献，受邀参加1925年于英国伦敦举行的泛英帝国的战争纪念仪式，并献花环。
为了让下一代更好地了解人造虞美人花的意义，老兵福利机构走入寄宿学校，宣传售卖人造虞美人花筹款的活动。组织者认为，寄宿学校的学生缺少充分了解前述活动的重要性的机会，他们的职责是让这些学生和其他“加拿大人”一样了解。1933年，仅渥太华就有40所学校和教育机构接待了老兵福利机构的成员，让他们为在校生作讲解虞美人花意义的报告。公民身份和了解虞美人花意义之间的关系由此越发明朗。
当20世纪20至30年代加拿大政治家和慈善机构代表在解说虞美人花的意义时，或是诗人在创作纪念阵亡将士的诗作时，都会提及《在佛兰德战场》。尽管诗中并未把阵亡士兵的身份限定为加拿大人，但从演说和诗文缅怀的对象的身份来看，都不是英帝国的臣民，不是所有协约国的战士，而是加拿大人，体现了加拿大人赋予虞美人花以民族属性而非帝国属性。换言之，加拿大政治家在向国民定义虞美人花时，该花具有加拿大属性。
即便20世纪20年代中期之后加拿大各地的战争纪念活动中都能看到人造虞美人花，即便20世纪40年代有加拿大政治家将虞美人花提高到“国花”的地位，但在政治家和福利机构参与帝国层面的战争纪念活动时，并不会采用包含人造虞美人花的花环来体现自己的身份。加拿大总理威廉·莱昂·麦肯齐·金在1926年前往伦敦参加帝国会议时，恰逢当年英国的停战纪念日。他在仪式上献了由枫树枝条、玫瑰和菊花组成的花环代表加拿大。帝女会的成员于1928年再度参加伦敦的停战纪念日活动时，所献花环是用月桂枝、白百合和猩红与白色的康乃馨编织成的，以代表所在机构。参加同一纪念活动的英国国王乔治五世，选用了英国军团所辖机构的退伍伤残老兵制作的人造虞美人花环，献于伦敦白厅前的无名烈士纪念碑。易言之，在帝国范围内，虞美人花的加拿大属性并不能得到确认和表达。
1926年11月12日加拿大《环球报》提及了麦肯齐·金总理所献花环的构成
虽然麦克雷的诗作中，虞美人花象征的年轻阵亡将士并没有国别属性，但将这种理念运作为慈善义卖后，义卖的组织者，购买人造虞美人花的人，也包括被纪念的阵亡将士，都拥有或被赋予了国别属性。通过回顾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虞美人花如何从加拿大军医的诗作中的意象发展为人造花，并成为加拿大战争纪念仪式和募款活动中重要标志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加拿大的民间力量在此过程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尤其是女性个人和团体的作用，也能看到政府对于活动的支持和影响。被赋予了慈善募款功能的人造虞美人花进入加拿大之后，服务的是加拿大本国的民众。因此，加拿大民众关于人造虞美人花的共同记忆，是属于加拿大人的共同记忆，而非属于帝国臣民的记忆，即便在帝国层面无法表达出这种归属。
（原载《历史教学问题》2016年第5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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