乔治·艾略特的研究者大多都知晓，乔治·艾略特在青年时代曾经翻译出版过两部深受斯宾诺莎圣经批判思想影响的同时代德国学者的著作：1846年由出版商约翰·查普曼（John Chapman）匿名出版的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的《耶稣传》（The Life of Jesus, Critically Examined, 1835），以及1854年仍由约翰·查普曼出版的路德维希·费尔巴哈（Ludwig Feuerbach）的《基督教的本质》（Essence of Christianity），后者是她以“玛丽安·伊万斯”署名的唯一著作。
然而乔治·艾略特曾经阅读和翻译斯宾诺莎的这个事实，却只是一个不到半个世纪的全新发现。毕竟在其去世之后，她的声名曾一度随着对其道德主义的批评声音的上升而下降，评论家和普通读者对她“沉闷的道德格言和说教式的伦理影响”感到厌倦。
同时在研究界，尽管乔治·艾略特是斯宾诺莎《伦理学》和《神学政治论》的第一位英译者这个事实在现当代斯宾诺莎研究圈子中曾经隐约流传，但只有极少数人阅读过她的译本，以至迄今为止关于乔治·艾略特如何阅读斯宾诺莎的论述，仅局限在一个极少数既阅读斯宾诺莎、又阅读乔治·艾略特的研究者的范围之内。
乔治·艾略特（1819-1880），照片于1858年拍摄于摄政街的某个工作室，此时《牧师生活图景》刚刚出版，甚至出版商都不知作者真实身份。乔治·亨利·刘易斯曾提到，这张照片让她“对照相恐惧万分”，因为她的所有画像都美化了她的五官，相机镜头使一切真实呈现了出来。这张已经褪色的照片曾经保存在艾略特的好友卡拉·布雷手里长达20年之久，当卡拉·布雷信中提到这张照片时，乔治·亨利·刘易斯惊呼“天哪，告诉她别让人印那照片！”，乔治·艾略特也乐观地回信说，“请让这照片最后消失吧”。但不久这照片就被印到了明信片上，赫然标注着“乔治·艾略特”字样（参看：[英] 克莱尔·卡莱尔著，《将过去抛在身后：乔治·爱略特传》，徐颍译，中信出版社，2025年1月即出，第237页。非常感谢中信出版无界分社曹雪萍主编信任，我得以先睹这部作品的样稿）。
从乔治·艾略特的书信和日记等手稿之中透露的信息来看，在其有生之年，她的斯宾诺莎《伦理学》英译本的出版并不顺利。翻译《神学政治论》期间，在1849年12月4日致查尔斯·布雷夫妇（Charles and Cara Bray）的书信中她写道，“如果你急于出版有问题的翻译，我可以在几个月后跟进完成《神学政治论》，但是我向你承认，我认为你最好不要印刷翻译。人们想要的英语不是对斯宾诺莎作品的翻译，而是对他的生活和体系的真实评价”(George Eliot,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9 vols.], ed. Gordon Haigh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54-78, vol.1, p. 321.)。尽管她已经知晓塞缪尔·希区柯克（Samuel Hitchcock）正在翻译《伦理学》，并且也正在联系约翰·查普曼寻求出版，她也毫不在意，因为她认为“让更多人接触到斯宾诺莎的唯一方式，就是研究他的书，然后把书合起来，来进行分析”，斯宾诺莎的灵魂说出了令全世界都在死记硬背的话语，但这些话语根本不能通过翻译来传达（同上）。至于1856年完成的《伦理学》译稿，在1856年3月26日写给查尔斯·布雷的信中，她尤其叮嘱不希望在译著上署名：“当斯宾诺莎出版时，请不要提及我与它有关的名字。我特别希望不要被称为《伦理学》的译者”（George Eliot,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vol.2, p. 233.）。事实上，由于与出版商的报酬和出版时间的纠纷，使得这部《伦理学》英译本的出版预期落空，转战小说领域的乔治·艾略特阴差阳错地实现了她的愿望——与出版商的反复拉锯，以及艾略特第一部小说《牧师生活图景》（1857）获得的巨大成功，都让她的终身伴侣和与出版斡旋的中间人乔治·亨利·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不再那么积极推动出版，于是这部斯宾诺莎《伦理学》的第一个英译本就此尘封了一百多年。
乔治·艾略特小说中的斯宾诺莎
尽管艾略特的小说似乎极少出现对斯宾诺莎的直接引用，但比照艾略特的日记、笔记和书信就可以发现，翻译斯宾诺莎过程中，她积累了大量相关的读书笔记，可以认为，阅读与研究的影响对于她的小说写作而言是潜移默化的。
例如在1854年11月24日，也就是她从11月8日开始翻译《伦理学》之后不久，她开始翻看雅可比“关于斯宾诺莎的书信”（Briefe über Spinoza），以便更好地理解斯宾诺莎；而写作生前最后一部小说、犹太复国主义主题的《丹尼尔·德隆达》（Daniel Deronda）（在刘易斯去世一年后的1676年发表）的过程中，艾略特更是罕见地重新回到了斯宾诺莎——这部小说诞生之前，犹太人在英国文学作品中的形象大多是负面的，她的小说扭转了这种风气，甚至很多犹太读者因其感召而投身到了二十多年后才出现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之中。
在1871-1877年间为写作《丹尼尔·德隆达》积累的笔记《福滋海默手稿（编号710和711）》（Pforzheimer MS 710, 711）（指的是纽约福滋海默图书馆收藏的乔治·艾略特笔记的手稿，现已结集出版: George Eliot, George Eliot’s Daniel Deronda Notebooks, Jane Irwin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08)，其中《福滋海默手稿（编号710和711）》收录在此书第217-434页）中，艾略特提到，奥斯曼帝国的假弥赛亚、沙巴泰运动的精神领袖、犹太神秘主义者沙巴泰·泽维（Sabbatai-Zewi），一定是24岁到32岁之间的斯宾诺莎写作他出版的第一部作品《神学政治论》中关于犹太人可能复兴的段落时所联想到的同时代人；此外艾略特还推断，斯宾诺莎肯定使用过1656年阿姆斯特丹出版的混合了半吊子哲学与喀巴拉主义的作品、亚伯拉罕·德·埃雷拉的《天堂之门》（Porta Coeli of Abraham de Herrera）（Zachary J. Hardy, 2015, “A Constant Unfolding of Far-Resonate Action: George Eliot's Middlemarch, Spinoza, and the Ethics of Power”, Theses and Dissertations, Williamsburg: The College of William and Mary, Published by: George Eliot Scholars, edited by Beverley Park Rilett. Cite from: https://GeorgeEliotScholars.org, p.115.）。这些关于犹太主义的研究，已经具有了相当的深度，以至于斯宾诺莎有时会被研究者们视为《丹尼尔·德隆达》中“看不出以色列为什么不能再次成为被上帝拣选的国家”的犹太神秘主义者末底改（Mordecai）的原型。不过，她在1879年1月18日致阿瑟·艾萨克·梅耶斯（Asher Isaac Meyers）的信中直陈，“各种优秀的人尽管带着最好的意图，却总是不断重复着错误的认知”，以为斯宾诺莎式的学者正是她笔下的人物末底改的原型，但是在她看来，斯宾诺莎只属于吸引机敏的头脑去思考形而上学体系的人物类型，而“在犹太教方面，斯宾诺莎与我对末底改的构想截然相反”（George Eliot, The George Eliot Letters, vol. 7, p. 96.）。
George Eliot, George Eliot’s Daniel Deronda Notebooks, Jane Irwin e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2008)，其中《福滋海默手稿（编号710和711）》收录在此书第217-434页。
在《丹尼尔·德隆达》的字里行间，艾略特更是几乎指名道姓地提到了斯宾诺莎：“那些最枯燥的论证会产生如此幻觉，它们会过于草率地得出结论说，其论证之网终于已经大到足以容纳整个宇宙。人们可能会在证明之中梦想通过公理、定义和命题的形式勾勒出一个虚幻的世界，最后写下一句‘Q.E.D.’。任何思维公式都无法使我们这些凡人免于在对所要思考的问题的不完美理解中犯错误。”（Zachary J. Hardy, 2015, “A Constant Unfolding of Far-Resonate Action: George Eliot's Middlemarch, Spinoza, and the Ethics of Power”. Cite from: https://GeorgeEliotScholars.org, p. 85 n.23.）众所周知，“Q.E.D.”为拉丁语“quod erat demonstrandum”的缩写，意为“此证”，《伦理学》几乎每条命题的证明，都以这句公式化的缩语结尾，这是斯宾诺莎《遗著集》的拉丁文编订者们有意为之的“几何学形式”（more Geometrico）。然而对于已经在小说事业上获得巨大声名的小说家乔治·艾略特而言，斯宾诺莎试图以几何学方式建构的伦理学大厦过于简化，以至于无法穷尽人世间纷繁无序的线索，这是艾略特为数极少直接批评斯宾诺莎的场合。
乔治·艾略特《伦理学》手稿的发现与意义
发现乔治·艾略特的《伦理学》译稿的过程非常偶然。1942年，耶鲁大学图书馆从乔治·亨利·刘易斯的孙女埃莉诺·欧弗里夫人（Mrs. Elinor Ouvry）处购买了乔治·艾略特的手稿，现在收藏在耶鲁大学的贝尼克珍本图书和手稿图书馆（Beinecke Rare Book and Manuscript Library）。这部手稿处于无人问津的状态长达近半世纪。直到1981年，圣泽维尔学院（St. Xavier College）的研究者托马斯·迪甘（Thomas Deegan, 1939-2001）转录了该手稿，奥地利萨尔茨堡大学的英语文学研究系列为了做学术之用，将转录打印稿印刷了几百本（Ethics by Benedict de Spinoza,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Edited by Thomas Deegan, 1981, Institut fur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Universität Salzburg, Austria）。这个数量非常稀少的打字机时代的印刷版本，仅在极小的范围之内流通，此后就绝版了，以至于“人们通常会惊讶地发现，乔治·艾略特竟然翻译了斯宾诺莎的伦理学”（Clare Carlisle, 2020, “George Eliot’s Spinoza: An Introduction”, in Spinoza's Ethics,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edited by Clare Carlisle, assistant editors Zachary Gartenberg and Davide Monac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p.58-59.）。直到艾略特诞辰两百周年之际，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正式出版了她的《伦理学》译本。该译本的编订者、伦敦大学国王学院的斯宾诺莎学者克莱尔·卡莱尔（Clare Carlisle）直言，发现艾略特的《伦理学》译本纯属一场偶然，“感觉它就应该在那儿”，于是发现了它的存在（Benedict de Spinoza, 2020, Spinoza's Ethics, George Eliot trans., Clare Carlisle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nedict de Spinoza, 2020, Spinoza's Ethics, George Eliot trans., Clare Carlisle e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这部手稿由艾略特手写的654页组成，《伦理学》每一部分译文之前，都有一个似乎出自刘易斯之手的标题页。第一部分标题为“导言与斯宾诺莎《伦理学》第一部分”，但该手稿并没有收录任何导言，我们也无从知晓艾略特是否曾经有过撰写《伦理学》导言的写作计划。该手稿的所有标题和内容页皆为刘易斯手写。此外，与《伦理学》译本一道发现的手稿，还有9页题名为“《神学政治论》笔记与补遗”的内容，出自刘易斯之手，其中包括22条笔记（有9条笔记为刘易斯对斯宾诺莎《神学政治论》的翻译，另外13条笔记为刘易斯比较《神学政治论》与《伦理学》的段落）。不过这些相关的笔记，由于编者托马斯·迪甘认为其“只关乎《神学政治论》”，故并未收入1981年的《伦理学》版本（Cf. Thomas Deegan, 1981, “Preface”, in The Ethics of Benedict de Spinoza,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Thomas Deegan ed., Institut fur Anglistik und Amerikanistik, Universität Salzburg, Austria, 1981, pp. v-vi.），自然也未见于克莱尔·卡莱尔编辑出版的2020年的《伦理学》版本，因此关于这部分内容的研究价值，只能有待于有兴趣研究刘易斯、并且能够接触到该手稿的研究者进行深入发掘。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早在1843年刘易斯为《威斯敏斯特评》（The Westminster Review）撰写的《斯宾诺莎的生平和著作》（Spinoza’s Life and Work）一文中，已经翻译完成了《伦理学》前几页的定义、公理和前八个命题，以及命题八的冗长附释，不过艾略特并没有简单地接续刘易斯的工作，而是选择从头开始独立翻译（Cf. Clare Carlisle, 2020, “George Eliot’s Spinoza: An Introduction”, in Spinoza's Ethics,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edited by Clare Carlisle, assistant editors Zachary Gartenberg and Davide Monaco,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0, p.20.）。
乔治·艾略特的斯宾诺莎《伦理学》译稿手稿，耶鲁大学的贝尼克珍本图书和手稿图书馆收藏，图片来源：Clare Carlisle, 2020, “George Eliot and Spinoza: Philosophical Formations”, in Victorian Studies, Vol. 62, No. 4, p.598
由于时代局限，艾略特在翻译时只采用了一部目前研究界普遍认定为次等的斯宾诺莎《伦理学》的拉丁文版本，也就是1843年出版的卡洛鲁斯·赫尔曼·布鲁德（Carolus Hermannus Bruder，1812-1892）版本（这个版本的出版信息为：Spinoza, 1843, Opera Quae Supersunt Omnia,/em>, Carolus Hermannus Bruder ed., vol. I, Leipzig: Berhnard Tauchnitz, Jr..），尽管该版本已经是艾略特翻译时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底本，但这个版本很快被1874年西里西亚学者雨果·金斯伯格（Hugo Ginsberg，1829-1850）的《斯宾诺莎<伦理学>原本》（Die Ethik des Spinoza im Urtexte）、荷兰学者约翰内斯·凡·沃尔腾（Johannes van Vloten，1818-1883）和扬·彼得·尼古拉·兰德（Jan Pieter Nicolaas Land，1834-1897）的第一个完整的拉丁语《遗著集》版本《斯宾诺莎著作修订集》（Benedicti de Spinoza Opera quotquot reperta sunt，1882-1883），以及1925年德国学者卡尔·格布哈特（Carl Gebhardt，1881-1934）宣称“最终版本”（editio definitiva）的四卷本《斯宾诺莎全集》（Opera）等等更完善的现代版本取代（这几个版本的出版信息分别为：Die Ethik des Spinoza im Urtexte, ed. Hugo Ginsberg (Berlin: Erich Koschny, 1874)；Opera quotquot reperta sunt, ed. J. van Vloten & J.P.N. Land, 2 vols (The Hague: Nijhoff, 1882–1883)；Benedict de Spinoza, 1925, Opera, im auftrag der Heidelberger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 herausgegeben, Bd. I-IV, Nach der von Carl Gebhardt, Heidelberg.其中格布哈特的考订版本流传甚广，在近百年间几乎成了斯宾诺莎研究的经典版本）。除了这个拉丁语底本之外，艾略特还参照了斯宾诺莎去世后由其友人共同出版的拉丁语遗著集（Opera Posthuma，1677），以及其他当时可以找到的德语和法语译本。以当代的学术标准来看，艾略特的某些译文由于为了应和拉丁语的词语形态，采用了与拉丁语近似的英语译名，这种译法使得艾略特的英文看起来略显古怪；同时，艾略特并没有始终严格采用同一个词语来翻译斯宾诺莎的同一个术语，并且有时候会漏译一些断语或句子，这些都有损于艾略特译本的学术性。不过值得指出的是，艾略特在处理斯宾诺莎文本的矛盾之处，以及在译名取舍上，都具有自己深思熟虑的考量（尤其是其有关情感术语的译名），甚至合理纠正了拉丁文版本整理者布鲁德所犯的一些错误，这使得艾略特的英译本在当前的斯宾诺莎研究中仍然具有进一步讨论的价值。目前为止艾略特对斯宾诺莎的文本校勘较为详尽的研究只有斯宾诺莎专家米歇尔·德拉·罗卡（Michael Della Rocca）为其英译本撰写的书评，具体而深入的研究尚待展开（Cf. Michael Della Rocca, 2020, “Book Review: Eliot’s Spinoza. A Critical Notice of Spinoza’s Ethics, translated by George Eliot, edited by Clare Carlisle”, in Mind, Volume 131, Issue 522, April 2022, pp. 619–630, esp. 6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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