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京的三里屯或五道口街头，你可能会偶遇一些特别的人物：一位身材高大、中文带着异国腔调的以色列男孩，或是一位金发碧眼、声音甜美的美国女孩，他们手持一支印有“歪”字的黄色话筒，向路过的外国人发出采访邀请。
他们就是歪果仁研究协会（以下简称“歪研会”），这是一个在微博、B站、抖音等视频平台上拥有众多粉丝的新媒体团队。歪研会由联合创始人、总导演、清华大学博士刘祺，以及他的同学高佑思、方晔顿等人共同创立，是一个专注于跨文化交流的新媒体品牌。他们关注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也关心这些外国人眼中的中国，通过生动有趣的内容，促进中国与世界的相互理解。
2016年12月14日，歪研会发布了第一支视频《自从这群歪果仁尝试了微信红包以后……》，在B站和微博上线。短短100天后，他们就拥有了100万微博粉丝。2018年2月，歪果仁研究协会更是登上了央视晚间新闻。如今，歪研会旗下不仅拥有“歪果仁研究协会”，还有“万国土特产”、“YChina”等新媒体矩阵账号，在微博、B站、抖音及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ikTok等平台拥有超过1亿的全球粉丝。
截至到今天，歪研会共发布了300期街头采访、30期别见外系列、50期中国城市计划、50期中国答疑角系列、30期随机抓老外系列，总计超过1000条视频，展现了当代中国的发展与成就，成为了最会讲中国故事的IP。
12月17日刘祺作客思想湃×别克GL8 PHEV，分享了歪果仁研究协会团队这些年在国际传播领域的努力。
（以下内容节选自讲座《天降馅饼，歪果仁的中国新手村向导》）
国际传播中的“爹味儿”是什么
我们一直在思考，中国的当代形象究竟应该以何种形式进行国际传播。
在国际传播中，中国形象的塑造以及一些不受欢迎的视频，往往存在一个共同的特质，这个特质被称为“爹味儿”，什么叫做“爹味儿”？就是1999年的老岩茶，它背后有着四个核心的逻辑：
第一，宏大叙事。你跟一个有“爹味儿”的人聊天，他常常会说国家政策明年一定会利好某个方向。
第二，画饼充饥，你跟他聊两个小时，他会跟你画十个关于未来的大饼。
第三，自我中心，他总是将所有话题围绕自己的人生经历和对世界的观察展开。
第四，强控制感，也就是说他必须掌控场合中话题的发起权和讨论场景。
如果你一开始就用无人机镜头展示数据，那就是宏大叙事的方式；如果你不断向大家描绘未来的样子，试图用各种价值观让大家相信你所描绘的乌托邦，那就是画饼充饥；如果你只关注表达自己的想法，而不考虑他人的观点，那就是自我为中心；如果你从视频开头到结尾的每一帧画面都经过精心设计，以强控制感掌控整个剧情走向，哪怕过程中有许多随机参与和外国主持人，但每一种观察和体验都沦为剧情推进的工具，那就没有实现真正的国际传播意义
开始的探索：找到刻板印象的切口
新时代中国形象的国际传播要有效，关键在于消除传播中的“爹味儿”。要怎么消除？我们先看看歪果仁研究协会这八年来都做了什么事情。
在2016年的12月14日，也就是八年零四天之前，我们上线了第一期歪果仁研究协会的视频街头采访，主题是“自从外国人沉迷微信红包以后”。街头采访我们做了差不多超过300期，基本局限在北京的五道口、三里屯以及上海的静安这三个很核心的地方。
采访了大约5000个外国人，我们逐渐认识到，他们对中国有很多误解，我们对他们也有很多误解。
比如很多外国人来到中国之前，他们认为中国人的形象就是人手牵一只熊猫上街溜，因为在他们的概念中，中国和熊猫这个标签绑定了。另外是他们认为到了中国之后，要离路边的老大爷远一点，因为他们可能是中国功夫的高手。
听起来很搞笑，事实上你会发现这些事情本身就是上世纪90年代外国媒体以及中国海外宣传所构建出来的形象标签，在传统的传播过程中被异化为刻板形象。
中国形象在被媒体渲染和传播的过程当中，往往呈现的是一种非常大非常宏观的感觉。事实上，对于细节的理解是中国形象很重要的一部分。如果你一开始就用大的方式理解中国形象，生活的细节就会在宏大叙事里消失不见，这就是我们的一个重要感受，就是不要展示宏大叙事，要展示具体生活的过程。
用真实和普通的生活讲好中国故事
于是，我们开始创作第二个视频系列：“别见外”。
“别见外”这个系列我们做了30多期，核心是几位主持人体验不同职业或者生活。其中有一个视频是关于回访汶川大地震的：11年过去了，现在大家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
现在已经很少有媒体去关注和了解，我们在这个过程里发现了一些很有趣的事情。比如拍摄的这个餐馆，名字叫老地方。为什么起名叫老地方？老板是为了纪念自己在灾难当中去世的姐姐，因为他姐姐以前经常跟他说：想回老地方看一看。
就在那个老地方餐馆里，我们还遇到了一个有意思的人。他说自己从那场地震当中获得的最重要的认知，就是活在当下最重要。他的哥哥离开四川考上了北大，但是地震改变了他对生活的选择。
此外，我们还遇到了一些在地震之后出生的小朋友。主持人高佑思就问他们：“你们这附近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或者好吃的地方？”
有一个小朋友对这个外国人说：“旁边有一个汶川大地震的纪念馆，我爸爸亲身经历过那场地震。”
高佑思说：“我11年之前就来到这里，帮助这边的朋友，给他们当老师，当助教，帮助他们重建。”
一个一年级的小朋友就说：“真的很感谢你，当时有很多人都过来帮助我们，我真的非常感谢所有帮助我们的人。”
最后高佑思问他们：“你们有没有什么喜欢唱的歌？”
他们唱了一首歌叫《爱的人间》，歌词是这么写的：“我心中有个太阳，我心中有个月亮，我面前有一片红花绿草，我听到小鸽子在歌唱。”
他们唱这首歌的片段成为了这个视频最终的结尾。
你会发现那些关于灾难的宏大叙事，被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人消解了。真正关心人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时候，我们就不会停留在宏大的东西中。
如果把街头采访看作社会科学中的抽样调查方式，它有点类似于参与观察。参与观察就是在不同的场域中，能否身处其中，成为一个更加客观的观察者，像摄像头一样记录这个时代人们发生的事情。
而行动观察是社会工作当中的一个概念，我不仅仅要做一个尽量与大家保持距离的第三方观察者，还要尽可能地通过自己的行动、体验和眼光去提出好奇的问题，从而获得我想要的答案。
用这样的行动观察方式，我们既实现了外国人的视角，也就是主持人高佑思他自己好奇的视角，同时也更加深入地体验究竟中国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而这件事情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不要用价值观来画饼充饥，而是强调什么是真正的眼见为实。
跨越偏见与对立，以真实互动构建传播桥梁
说到眼见为实，我想再分享一个视频。
这是我们在2021年3月底的时候在新疆拍摄的一系列视频，它的标题叫做“新疆真实的普通生活”。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当时新疆棉事件爆发，外网有非常多污名化中国的信息。我们发现那些真实的新疆棉农并没有发声的空间，很多声音都出自价值观的对撞和情绪的激化，往往都是围绕你究竟站在什么立场上发言的对立展开的。
最可怕的是哪怕你认为自己想要传递的信息是真相，也因为激化与对立，在海外没有人信。
这个时候我们面对一个问题：首先，什么是新疆当地发生的真实故事？第二，我们应该怎么样去呈现这些真实的故事？第三，这些真实的故事如何可以让那些海外受众不要基于偏见与刻板印象去理解。
我们的做法是不强调自我观点，而是记录真实的故事，让受访者来推进我们对事实、对现场人们感受的了解。
这里面体现了两个特点：第一，主体性和互动感；第二，克制感和意外。
传统的海外传播纪录片往往使用气势恢弘的镜头，力求让每一个镜头都展现美丽，但如今，人们更倾向于接受人与人之间真实的互动感。这就是我们说的主体性与互动感。
高佑思利用了现代科技成果——osmo action(一款小型便携相机)，它帮助我们呈现出几种核心的视频模式。首先是高佑思的自拍以及和别人的合影；其次是他把相机怼到自己眼前，眼睛看到什么，相机就直接呈现出什么。再次是第三视角拍摄，我们去当地和棉农进行了三天的互动，高佑思把这个相机给到另一个棉农，让那个棉农记录跟当地的新疆人歌唱的画面，最后是他自己对着相机进行的总结。
这种交互的方式让大家相信，发生的一切都是我们在当地看见的东西。如果我们的镜头能成为大家见证现场的眼睛，不再是客观、冷静的第三方旁观者记录，而是充满主体性和互动感，那么我们离实现采信的目的就更近一些。
我们也不追求强控制感，而是期待意外发生。在整个拍摄过程中，主持人不会事先了解情况，而是以初次生活和实践者的身份去真实体验，全场没有任何配音，每一个镜头都是真实的场景。
另外，主持人只呈现事实，不呈现态度。对态度的克制，允许意外的发生，究竟会塑造怎样的化学反应？比如高佑思非常激动地向新疆棉农询问：“这些羊，男的多还是女的多？”棉农大哥竟然理解了：“女的多。”
下一幕，他们两个人开始了商业吹捧。高佑思和大哥说：“你的普通话说得不错。”大哥说：“你的普通话也很好。”也不问我们观众同不同意。
我们视频第一幕的画面中，出现了一个当地的无人机飞手。你们看类似这种纪录片在海外传播的时候，第一幕基本都是无人机的大空镜，关于棉花种植的器械，我们这边能收多少棉花等等。但是，我们这一期的第一句是高佑思询问无人机飞手：“找对象了没有？”他说：“我还年轻。”这个人只有19岁，高佑思开始关心他找对象的问题，他们甚至刚开始聊的话题都不是找对象的事，也不知道怎么拐到这儿了。
最后就是我们进入一个棉农家里，这个棉农开始向高佑思介绍：这是我的老婆，高佑思下一句话就是：“老婆，你好。”，这成为高佑思那三年以来最火的梗。他最后向我们解释，他以为这个老婆是棉农老婆的名字，但是我们不信。
所以你会发现用这样的方式，真正最终实现了我们的主题：新疆当地的棉农对于新疆的事件是最有发言权的，日常生活是对抗妖魔化的最好方式。
讲好中国故事真正的路径是什么？我认为就与这两件事情有关，放下爹味，一起去体验真实和普通的中国当代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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