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刘洋评《中国的现代化》｜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与前途

《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的历史轨迹》，李怀印，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大学问，2025年1月出版，420页，89.00元

时代转型与理论创新

人们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身处历史中，往往又会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迷惘和感叹。当历史走到今天，这种不确定感似乎变得更加明显，因为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如何实现进一步发展，都充满着变化和挑战。在西方，新自由主义全面扩展带来的贫富分化，加剧民粹主义主义泛滥，而政党分裂又使这种社会分裂进一步恶化，“政治强人”和右翼政党纷纷登场，代议制民主制遭遇诸多挑战，世界不稳定性在增加。面对这种变化，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都对西方体制多有批评，比如曾经高歌“历史终结论”的新保守主义阵营重要学者福山将西方政治经济体制比喻为一部电梯，他对这部电梯如今是否还属于上升状态持明显怀疑态度。

中国则处于发展道路深刻转型的关键时刻。一直被视为中国发展重要动力的地方政府竞争，因为累积的债务而激励不足，面临增长动力如何转换的问题。至于建立在劳动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出口战略，也由于劳动力成本增加以及逆全球化潮流的扩展，同样需要转变。因此，基于既往经验和市场主义逻辑构建的解释中国发展经验的理论，无论是否承认，都面临着因时代变化带来的关于适用性的质疑。当历史出现诸多新变化的时候，自然呼唤理论创新，而大变局时代，往往为理论创新提供重要契机。

1935年1月1日，当人们还因“大萧条”而深感迷茫的时候，凯恩斯在给同情苏联体制的著名文学家萧伯纳的回信中，对正在写作的《就业、利息与货币通论》一书这样评论道：

我正在撰写一本经济理论著作，自认为它将产生革命性影响，在总体上改变人们对经济问题的思考。当然，依我所见，这样的影响不是立刻出现，而会发生在今后的十年的历史进程中。一旦我提出的新理论被人充分吸收，与政治、感觉和激情结合起来，我无法预测它最终将会对人们的行为和事务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不过，肯定会有巨大变化，具体说来，马克思主义依赖的李嘉图理论的基础将被彻底敲碎。目前，我无法使您——或者说任何人——相信这一点。可是，就我自己而言，我并非仅仅希望我说的东西将会实现。我内心深处对这一点相当确定。（[英]梅纳德·凯恩斯：《社会、政治和文学论集》，《凯恩斯文集》第十三卷，严忠志译，商务印书馆，2018年，53页）

凯恩斯的确实现了他所期待的影响。当时关于“大萧条”问题的主流诊断，是由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完成的，按照这一学派的说法，危机仅仅源自过度投资和资源错配，为应对危机，必须采取一系列清算措施。然而，随着降低实际工资的措施并未能像理论论证的那样阻止“大萧条”进一步蔓延，经济学家开始质疑自由放任原则，并思考是否应该让政府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而凯恩斯则通过构建完整的理论体系来支持模糊的直觉，从而破除经济学家们心中的矛盾，经济学家往往把《通论》出版作为宏观经济学诞生的标志（[比]米歇尔·德弗洛埃：《宏观经济学史：从凯恩斯到卢卡斯及其后》，房誉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4页）。当市场主义理论在现实困境中无能无力时，主张通过国家干预以解决“有效需求不足”的凯恩斯主义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而从更广阔的视野而言，亦是时代成就了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

如今，中国面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必须创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理论体系，但这种理论构建不是凭空而来，首先需要我们回望曾经走过的路。那么，如何理解中国的现代化历史进程和前途？

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放回历史

相信读者阅读完李怀印教授的新著《中国的现代化》，就会对上述问题有着更清晰的认知。作者长期任教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历史系，是海外学界中国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同时他又和国内学术界一直保持着密切交流。这种经历，使得他更能跨越文化分歧而从宏阔的学术视野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历史与现实。

在笔者看来，贯穿这部著作的核心是强烈的中国主体意识。这种中国主体意识意味着应该深入反思那种将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纳入西方普遍主义现代化叙事的做法。其关键在于，应将中国现代化作为中国人有意识地探寻适合自身国情的生存和发展道路，以及中华文明经历巨大转型并实现复兴的过程，而不是对西方亦步亦趋的过程。要实现这一目标，就需要研究者以大历史视野跨越古今中西的间隔，从历史中探寻中华文明的坚韧性和适应性，李怀印的这部著作明显体现了此种研究风格。

从核心线索方面，作者关注中国如何在不同历史情境中探索一条适合自身实际的发展道路从而实现富强，并以此分析政治发展和经济发展如何实现巨大的转型。作者认为，自十九世纪开启的中国现代化，本质上是世界范围的现代化运动的一部分，这种西方主导的现代化为西方国家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又使得非西方国家遭受屈辱。对非西方国家而言，面对这种情形，必须寻找出路，这种寻找出路的过程自然也就形成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

首先，与屈辱史叙事不同，作者认为，从1850前后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晚期，中国面临的最大问题是避免被瓜分的命运，而从梁启超开始，再经过胡适和蒋廷黻的诠释，人们往往将这段历史等同于一部丧权辱国史。但是作者则颇具启发性地指出，如果将视野放回至历史，当时摆在当政者面前的有两大任务即东部各省的“海防”以及西北内陆的“塞防”，虽然甲午战败割让台湾，但是在西北内陆方面则取得成功，而后者对中国地缘战略以及民族生存都具有重要战略地位。中国在丧失部分主权和领土的同时，相对完整地从一个传统的王朝体制转型为近代主权国家，大体上维持住清朝在十八世纪中叶鼎盛时所奠定的疆域格局。放眼近三百年来的整个世界，所有其他的庞大帝国或王朝国家早已支离破碎，只有中国能够做到维持疆域格局的大体完整和长期延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在作者看来，近代中国在大变局时代之所以能做到这点，与传统中国文明的强大韧性密切相关。这种韧性不仅来自建立在择优录取的科举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官僚国家所展现的动员和调适能力，而且也源自中华文明千百年来发育成长所享有的大国红利，也就是庞大的人口规模和资源优势，正是这种国家能力的“强”与规模之“大”的奇特结合，支撑了中国作为一个文明体在十九世纪整个非西方世界所展现的超乎寻常的抗压能力和应变能力。

因此作者认为，在头半个世纪，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完成了两个必要步骤：一是顶住了西方的反复冲击，避免了既有疆域的分解和整个文明的衰亡，从而为中国在二十世纪转型为一个现代国家提供了牢固的物理空间；二是在反复试错的过程中，摆脱了原有的“天朝上国”心态，认识到变更制度和实现国家转型的重要意义，其关键在于，如何从原有的传统的疆域国家打造为高度集中统一的现代主权国家，即对外成为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且得到国际承认的国家，对内要形成高度统一和集中的国家组织。

传统国家体制必须转型，主要原因是传统国家体制无法适应近代中国的内外变局。作者强调，在十八世纪中叶，清朝疆域基本稳定，与周边的国家的边界也有明确的划定。清朝以行省和藩属两套不同的治理体系，中央对内地各省在省级和县级官员的任免、赋税的管理以及布防等方面，拥有高度统一集中的权力。这套治理体系虽然在十九世纪之前基本有效，但存在明显弱点，主要是它建立在地缘政治的均衡的前提下，其财政和军事布防缺乏扩张能力，长期处于大体稳定、停滞乃至退化的状态，一旦外部和内部环境发生重大变化，产生对国防安全和王朝统治的致命威胁，原有的一套财政军事体制难以应对。

清代在适应近代大变局中形成一种“地方化集中主义”的格局，这种格局对中国国家构建路径选择产生深刻影响。作者认为，鸦片战争以后，清朝面临一系列困境，在财政收支结构大体固化的条件下，清朝在应对挑战的过程中，在维持中央对省级行政和军事组织的有效控制的同时，允许后者在筹集经费和应对危机方面具有一定的机动性，这种新的权力格局既避免了王朝衰落中经常出现的国土四分五裂局面，同时它又是建立在地方督抚对中央的忠诚和认同上。当中央在“新政”名义下所进行的一系列集权举措，严重侵犯了地方领袖的既得利益后，最终导致后者的离心离德和清朝的最终覆灭。

正是在这种复杂的转型过程中，一个强大的现代中国最终形成。作者指出，与近代欧洲国家相比，中国避免了因传统国家的解体而造成的衰退和瓦解，而是从一个统一的、多族群的传统大国向现代主权国家平稳过渡的连续过程，这是转型中所具有的优势。但是转型同样面临困难，十九世纪后外来军事入侵和大规模内乱的反复冲击，最终打破了清朝的高度集中的财政军事体系，权力呈现地方集中化状态，尤其是袁世凯死后，很快出现军阀混战的局面，这些军阀完全掌控财政军事和行政资源。而国民党在广东打造了一个高度集中的地方政权并通过北伐战争打败或降服各省军阀，于1928年宣告完成全国统一。但是，国民党并没有建立起高度集中统一的财政军事体制，只是形成了一套半集中主义状态。而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就非常重视政权建设，建立具有高度政治认同和集中的财政军事体制，这套体系和经验对后来能够打败国民党并顺利完成工业化建设任务起到深刻影响。

总之在作者看来，与近代欧洲国家转型明显不同，中国的国家转型产生了一个既大且强的现代中国。谓其“大”，是因为转型并未发生帝国裂变和众多民族国家的兴起的现象，而是在疆域格局和族群构成上具有显著的延续性。谓其“强”，则因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起权力结构高度集中和制度建设高度统一的制度体系。而此种特征又是在晚清和民国时期，通过地方化集中主义、集中化地方主义、半集中主义和全面集中主义，一环扣一环地形成。

因此作者主张，应该深刻反思那种将欧洲经验简单套用至对中国国家转型解释上的做法。首先，不能用欧美近代史中常见的“从帝国到民族国家”的套路来理解近现代中国历史，晚清和民国所发生的是从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过程。第二，不能把经过这场转型所形成的现代中国，简单地等同于欧美历史视角下的“民族国家”，欧美历史的国家转型中经过“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所产生的现代国家，普遍具有“既小且弱”，而中国则恰好相反。

如果说晚清和民国时期中国现代化的主题是国家构建，那么在新中国成立后，如何实现整个国民经济的现代改造则成为中国现代化的全新主题。作者认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最初三十年，国家迅速推进工业化，通过有效动员和利用全国的人力物力资源，以调控全社会的消费需求为代价，全力从事由国家主导的工业化建设，其目的在于，如何在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条件下确保中国的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通过一整代人的奋斗，中国成功地建立起一个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具备了足以确保自身安全的国防能力。而到了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国家的经济战略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利用相对宽松、有利的国际环境和前三十年所奠定的工业化基础，致力于改变宏观经济调控机制，改造微观经济组织，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通过吸引外资和扩大贸易，加入国际经济大循环，从而带动国民经济快速增长。

作者并不赞同关于中国经济奇迹的两种代表性解释，这两类解释都忽略了地缘政治的深刻影响。一种是强调市场机制的引入和产权制度的变革，另一种则主要关注中国充分利用了充沛而廉价的劳动力，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充分利用自身优势的发展战略。关于前者，作者认为，无论是1949年以前的中国还是战后第三世界国家，并没有因为市场和私有产权的存在而实现经济起飞，市场机制和私有财产最多只能说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手段，但并非最关键因素，仅有市场机制和私有产权，并不能确保经济起飞和转型升级。关于后者，作者的观点是，比较优势理论建立在一个国家或经济体在全球范围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可以不受限制地与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进行贸易往来，但实际情况是，地缘政治而不是纯粹的市场机制，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发挥关键甚至决定性作用。中国自八十年代起之所以获得历时三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这一时期的市场特征和产业定位与大国主导的世界产业链具有兼容性，满足了发达国家低端产业外移的需求，使跨国公司的资本投入集中于高端产业，从而获得利润的最大化。与此同时，大量来自中国的低端廉价商品的涌入，也有效地抑制了西方各国尤其是美国的物价上涨和通货膨胀，有助于这些国家维持国内社会的总体稳定。

这种地缘政治方面的影响尤其表现在，当历史走到新千年以后，伴随着中国经济和政治发展的两大趋势，中国的赶超速度令人惊讶，从而让力图维持其全球科技、军事和金融霸权的美国倍感压力，比较优势战略则难以为继，阻挠、限制、遏制中国高科技产业的升级和突破成为美国对华战略的重中之重，至少在高端产业领域，全球化已经开始退潮，比较优势战略也走到了尽头。因此在作者看来，当历史走到二十一世纪的第二个十年，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已经进入关键阶段，探索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成为中国知识界所面临的前所未有的挑战，不仅经典的现代化理论早已过时，盛行一时的全球化理论也已成为明日黄花，如何认识中国的现代化道路自然就成为关键问题。

作者主要从政治地理学视角为我们分析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独特优势和能够走出一条新型现代化道路的根据，同时也为后来研究提供重要思路，即如何充分释放中国自身优势。这种优势首先表现在地缘优势。战略纵深和战略延伸的双重优势，成为中国经济全面崛起和走向世界的最强劲支撑，这种优势也注定中国不必靠军事扩张来进一步提升国力和扩大全球影响力，走和平主义和世界主义的道路是中国的天然选择。第二是中国的规模优势。无论是中国的地理规模还是市场规模等，庞大的规模使中国不仅不需要像资源贫乏的工业化后进国那样，通过对外军事扩张、穷兵黩武来提升和巩固国力，而且也无须以牺牲国内民众的消费水平为代价，通过挤占越来越多的经济资源达到军事扩张的目的。第三是中国的人力优势。重视教育带来的劳动者整体素质的提高，农耕文化所孕育的勤勉节俭的生活态度，以及集体取向的价值体系所塑造的非个人中心的行为规范，这三种特性的结合，使中国的劳动力大军总体上更能满足现代企业的竞争需求，也是支撑中国经济的国际竞争优势的坚实基础。第四是中国的体制优势。已经融入整个市场经济体系的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经济所有制，区别于欧美式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可以让关键行业的骨干企业超出对企业本身利益和短期利益的考虑，在投资目标和发展方向上立足于全社会长远利益。同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以及国家层面发展战略与特殊利益集团的切割，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不断调整纠错的“摸着石头过河”试错方式等，所有这些，都是中国特色体制优势之所在。

作者认为，上述这些优势的汇合，则意味着中国能够实现在不依赖西方霸权的条件下实现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的成功将向世界展示一个完全不同于欧美国家的现代化道路，现代化理论也因为中国的成功经验而获得修正和再生。如果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当全社会的高度现代化目标已经实现，并且凭借独具特色的大国竞争优势在全球产业链中占据主导地位时，中国便将完全有能力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影响，从根本上改变西方强权国家所制造的不公平的世界秩序。

总之，作者以宏阔的历史视野在对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展开深入分析的过程中，同时深入反思西方普遍主义叙事，这种反思则意味着作者希望通过对中国历史和实际的深入研究，从而解释为何中国的现代化乃是一条既是中国的又是现代的新型现代化道路。以作者为代表的这种学术探索，既是时代的迫切要求，也意味着中华文明在现代化的征程中贡献给世界的重要智慧。

如何重构现代化叙事？

在笔者看来，从方法论层面而言，李怀印教授的此部著作对如何重构现代化叙事同样具有重要启发意义。现有的占据主导的现代化叙事主要是西方在“冷战”时期构建起来的。这种现代化叙事带有明显的二元对立特征，带有强烈排他性，它将任何与西方资本主义不同的现代化探索通通视为“反现代化”的歧途。比如，罗斯托（Walt Rostow）在发展经济学领域的代表性著作，其副标题即是“非共产党宣言”，对罗斯托而言，现代化理论远远不仅是一种学术模式，它也是一种理解全球变迁的进程的手段，从而帮助美国推进和引导全球变迁（[美]雷迅马：《作为意识形态的现代化：社会科学与美国对第三世界政策》，牛可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3年，第1-2页）。这种普遍主义现代化叙事在“冷战”结束后并没有消失，反而更加具有影响力。比如，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曾被广泛讨论，“历史终结论”本质上是一种普世性现代化叙事，它希望从人类社会整个发展进程寻找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模式，并将现代化视为具有明确终点的连续过程，而现代化的终点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在国际社会科学领域，以科尔奈（János Kornai）、塞勒尼（Ivan Szenlenyl）和斯塔克（David Stark）为代表的以东欧国家的转型经验为基础而构建的新古典社会学理论，曾经引起国际学界瞩目，但是，这些关于“后社会主义转型”研究延续的依然是西方主流的现代化理念。

概括而言，西方现代化叙事具有以下基本特征：首先，它将资本主义作为现代化唯一道路，否认任何不同于资本主义的现代化道路的可能性。其次，它忽略不同国家具体实际和历史传统，认为现代化即是与西方趋同的过程。这种具有强烈排他性的普遍主义现代化叙事，已经严重限制了人们关于现代化的想象空间。事实上，如果区别西方现代化叙事与西方现代化历史实际本身，就可以发现，二者同样存在着明显矛盾：

首先，西方现代化历史与“看不见的手”的单一面建构并不相符。正如黄宗智曾指出的，英国早期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推行重商主义，国家大力推动经济发展和殖民主义，其动力主要来自国际战争中要争夺国力就必须大力支持能为其提供财力的大型外贸公司扩展。而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最为兴盛的十九世纪，恰恰是英国在全球进行殖民扩张的时代，建立自由放任的国际市场成为英国殖民侵略扩张的借口（[美]黄宗智：《国家—市场—社会：中西国力现代化路径的不同》，《探索与争鸣》2019年第11期）。

第二，西方现代化道路本身复杂多样。塞勒尼曾提到，十九世纪的德国在关于如何实现现代化就兴起了“特殊道路”的讨论，即如何既避免个人主义的英法发展方式，又摆脱俄国式的专制方式，德国希望走出一条在英国和俄国之间通向现代化的道路，英国现代化之路是由资产阶级领导，俄国现代化道路是由国家官僚领导，而德国现代化的领导者是“文化资产阶级”（[美]伊万·塞勒尼：《诸种第三条道路》，《开放时代》2011年第9期）。

第三，美国、日本及韩国的成功崛起明显挑战了比较优势理论。美国工业是在资本和劳动力成本都没有比较优势的条件下迅速发展起来的，在此过程中高关税保护发挥了重要作用，比如即使在1846至1857年即美国所谓的“自由贸易”时期，平均关税率仍高达百分之二十五（贾根良：《美国学派：推进美国经济崛起的国民经济学说》，《中国社会科学》2011年第4期）。德川时代日本资本积累缺乏，而明治政府采取国家干预，高度重视对战略性行业进行支持，由于得到国家强力支持，这些行业技术很快就赶上西方最先进的水平（[加]赫伯特·诺曼：《日本维新史》，赵阳译，新星出版社，2018年，116-123页）。韩国从上世纪1970年代初白手起家到1988年已拥有年产六十万吨乙烯、三十四点七万吨丙烯的生产能力，不到二十年时间已有能力自行设计、建造、运营石化联合企业，这是韩国政府努力推行工业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韩]金滢基、马骏：《政府在获得技术能力方面的作用：对东亚石化工业的案例分析》，载[日]青木昌彦、[韩]金滢基、[日]奥野-藤原正宽主编：《政府在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比较制度分析》，张春霖等译，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117、125页）。资本主义国家赶超过程中国家强势干预的基本事实，皆被西方现代化叙事所刻意忽略。

重构现代化叙事，意味着在对中国历史和实际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深入反思西方普遍主义现代化叙事，从而使中国在现代化叙事中真正获得主体性。关于两种现代化叙事的差异，国际关系学者秦亚青曾将社会科学知识类型区别为表象性知识和背景性知识，这种区分对于我们理解两种现代化叙事的特点有着重要启发意义。在他看来，表象性知识是西方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主导型知识论观点，这种知识主要来自笛卡尔的二元主义以及因之产生的理性主义传统，这种话语占据强势地位，基于非西方社会所构建的理论首先就被限制在西方主流理论框架和假设范畴中。而与表象性知识不同，背景性知识随着具体情况的变化而发生变化，随着情势发展而不断调整（秦亚青：《行动的逻辑：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知识转向”的意义》，《中国社会科学》2013年第12期）。因此，构建具有主体性的现代化叙事则意味着对具体情境中行为主体的行动逻辑展开深入分析，从而获得关于真实世界的知识，这种知识将对带有强烈排他性的西方现代化叙事形成明显冲击。

从此视角来看，李怀印对中国的现代化历程的分析重要特点在于，他将现代化道路的理解置于具体情境中展开深入分析，通过与西方理论对话，从而展现中国的现代化道路的特性：从国家转型层面而言，与“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框架明显不同，中国所经历的则是一个多族群的疆域国家向现代主权国家的转型。同时，与欧洲历史中“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所产生的普遍“既小且弱”国家不同，中国形成的却是“既大且强”的现代国家。从国民经济的现代改造层面而言，与市场主义理论所强调的中国在改革开放以后通过产权改革和比较优势才实现富裕的解释不同，地缘政治才是问题关键，改革开放前中国迅速推进工业化同样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战略使得中国在两个超级大国主导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条件下实现了自主生存和发展能力。改革开放以后的中国发展，也主要因为这一时期中国的市场特征和产业定位与大国主导的世界产业链具有兼容性。当历史走到今天，这种“既大且强”的特性既是中国依靠自身的力量实现进一步转型的基础，亦是中华文明能够实现复兴的根基所在。

读罢这部著作，掩卷而思。当我们回过头来看波澜壮阔的中国的现代化历程，作者强调中国自身特性和优势，其实又何尝不是心中那种希望国家实现富强和人民实现富裕的强烈信心和中国情怀在起作用，事实上，正是这种信心与情怀，才是中华文明能够历经各种挑战而实现重生的精神源泉。毕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种民族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