蛭田圭谈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

蛭田圭（章静绘）

日本青年学者蛭田圭（Kei Hiruta）的近著《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Freedom, Politics and Humanity，Kei Hirut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288pp）首次全面比较了两位二十世纪思想巨匠的核心理念，在英语学界获得了广泛的关注。尽管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生前从未直接交锋，但蛭田广泛利用未出版的档案、信件及早期著作，填补了关于两人思想对话的学术空白，他的分析展现了两人的深刻分歧与潜在共鸣。蛭田圭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政治理论博士学位，目前任教于东京外国语大学。在该书中文版面世之际，旅日学者王前与蛭田圭做了一次对谈，相识已久的两人围绕汉娜·阿伦特、以赛亚·伯林、福泽谕吉、丸山真男等思想家展开了对话。

《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自由、政治与人性》，[日] 蛭田圭（Kei Hiruta），孟凡礼译，贵州人民出版社｜汉唐阳光2024年9月出版，480页，98.00元

Hannah Arendt and Isaiah Berlin：Freedom, Politics and Humanity，Kei Hirut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21, 288pp

首先祝贺《汉娜·阿伦特与以赛亚·伯林》中译本的出版，比日译本出得还快。你的书刺激了我去阅读阿伦特的著作。我受伯林的影响，曾经不怎么喜欢阿伦特，前些年读了托尼·朱特的《重估价值》里写阿伦特的长文，才彻底改变了对阿伦特的印象。因为这两年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尤其是去年十月加沙冲突发生后，我对阿伦特的理解又有了新的变化，更多了亲近感。感觉关于犹太人的问题，自己的观点更接近阿伦特了。如同朱特所言，阿伦特在大问题上基本上都是对的。

蛭田圭：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对以色列发起袭击后，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纷争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与此同时，我们对以色列的历史和1948年以色列建国以前的锡安主义运动的历史也需要重新审视。阿伦特和伯林对锡安主义和以色列持有不同的立场，对此也需要我们重新考察和评价。拙著是三年前出版的，因为2023年10月7日这个历史性分歧点，就书里关于以色列和锡安主义的部分而言，我的书已经是“旧著”了。如果我现在写的话，就会跟2021年出的书不一样了。

如果是现在写，我会写些什么呢? 我自己也还有没想清楚的地方。现实变化得太快，思考有跟不上的地方。看我周围的人，也是意见分歧得厉害。同样是以色列人，对内塔尼亚胡有部分肯定的，也有完全否定的。缩小范围，就看阿伦特研究者这个小小的群体吧，对于现在的中东局势大家意见也相当不一致。在这样的情况下，要确定自己的立场并不容易。

我受犹太裔学者影响比较大，尤其是了解了二战时大屠杀的历史后，包括伯林写犹太人受难史的文章，对犹太人一直非常同情，所以很长一段时间并不认为以色列政府的做法有太大的问题，尽管有时也觉得他们用武过度。后来读了托尼·朱特的文章，才改变了一些看法，尤其是这一年里看到以色列政府屡屡过度使用武力，造成加沙地区严重的人道危机，简直颠覆了我以前对以色列的看法。你觉得如果伯林还活着的话，他会怎么看当下的巴以冲突呢?

蛭田圭：你的认识的变化很有意思。我的认识的变化经历过跟你恰好相反的过程。在我记忆中，日本的媒体很久以前是相当反以色列的。在报道以色列和巴勒斯坦的纷争时，都是以“强者对弱者”、“加害者对受害者”的视角来报道的，也就是说黑白分明。小时候看到那样的报道，自己的看法不知不觉也就很受其影响。后来学习了很多东西，了解了更多情况后，才发觉事情不是那么单纯。

你问伯林若还在世会如何看待当下局势，我想伯林肯定会私下批评以色列政府的做法，但不会公开批评，因为他觉得自己不是以色列人，没有那样批评的资格。对伯林的这种做法，也就是在公开场合沉默，肯定会有人批评他。不过伯林自己没有选择移居以色列，所以认为自己不应该在外面发言，看得出这里有他一贯的伦理立场。

你为何要研究伯林和阿伦特，能否谈谈研究他们的动机，对伯林和阿伦特那样的思想家共鸣在何处?

蛭田圭：之所以研究伯林和阿伦特，因为我不太喜欢在书里提到的那种跟现实保持距离，基本上是在研究室里研究政治哲学的做法。另一位研究伯林的美国学者乔舒亚·切尼斯也是，我们都不喜欢那种过于纯粹、几乎脱离现实的研究政治哲学的方法，觉得有点不食人间烟火。其实二十世纪下半叶为政治哲学恢复了声誉的罗尔斯本人并不是那样的。我在书里分析了当今做政治哲学的主流方法和伯林、阿伦特他们的做法，虽然我也学习主流的研究方法，但还是喜欢伯林和阿伦特那些看上去有点老派的方法。在牛津接受的哲学教育主要是分析哲学，对分析哲学自然很熟悉，但我不想仅仅满足于此，觉得还可以结合思想史的分析与考察，想把哲学分析和思想史研究结合在一起，这其实也是伯林和阿伦特所擅长的做法。

除此之外，哈蒂（按：Henry Hardy，以赛亚·伯林的编辑）的存在对我来说也很重要。我在升入博士课程时，从牛津大学别的学院转入伯林担任过第一任院长的沃尔福森学院。哈蒂就在沃尔福森学院，平时跟他在同一个学院学习、生活，所以有很多机会跟哈蒂聊天，通过他了解了很多伯林的往事，同时也请他给我修改英文文章，受益匪浅。

做这个访谈前，我重读了沃尔德伦为你的书写的书评，有几个问题想请教你。沃尔德伦说你在书里说要采取中立的立场，一碗水端平——even-handed，也就是不偏向你的两个研究对象中的一方，因为你说你从他们的思想里学到很多，都是你的思想英雄。可他认为从阿伦特和伯林之间的关系来看，很明显是伯林很在意阿伦特的存在，多次很严厉地评价她，甚至贬低她的哲学，而阿伦特却基本上不太在乎伯林的存在，也没怎么提起过伯林。换而言之，对阿伦特来说伯林像是无足轻重的存在，虽然他们见过三四次面，最后一次是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在哈佛参加关于苏联的研讨会，但也没有什么互动。他的言下之意似乎是你说要一碗水端平，其实就是偏袒伯林。你怎么回应他的这个批评呢？

蛭田圭：我之所以说要一碗水端平，因为围绕伯林与阿伦特之争，有太多党派似的意气用事，尤其在阿伦特的拥护者里有彻底贬低伯林的倾向，所以我必需采取公正客观的立场。也许在沃尔德伦看来，我采取客观公正的立场就是偏向伯林了。可事实上我并没有偏向伯林。比如我在调查档案文件资料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些对伯林来说不利的证词，但我没有隐瞒，都在书里写出来了。如果我真的偏袒伯林，我怎么会写出来呢。再说，有那么多想站在阿伦特一边批评伯林的人，我加入进去完全没有意义嘛！我在拙著开头就说It is ... a decidedly non-partisan book，就是这个意思。

沃尔德伦还批评你对阿伦特的两部重要著作重视不够，一部是《人的境况》，另一本是《论革命》。他说伯林批评阿伦特主要就是针对《人的境况》说的，你的论述有点散漫，照理用一章来说都可以。至于《论革命》，在他看来是阿伦特政治理论之集大成，而这恰恰是伯林所没有的。同时在谈到作为参与政治行动的自由时，沃尔德伦也认为你谈得不多。他说这不仅仅是两位思想家不对盘的地方，也是他们彼此不和的一个原因。对这些评论你怎么看呢？我记得十年前去牛津大学沃尔福森学院参加关于伯林和启蒙的研讨会时沃尔德伦就对伯林展开了猛烈的抨击，令人难以相信他是伯林曾经担任过的切切利社会政治理论讲座的继承者。你知道他也写过关于阿伦特的论文，我仔仔细细读过，感觉很明显他更喜欢阿伦特。

蛭田圭：的确我在书中对《人的境况》着墨不多，因为拙著的目的是要比较阿伦特和伯林。因此，过于分析《人的境况》对拙著的讨论没有什么大用处，更重要的是分析《极权主义的起源》、“什么是自由？”、《耶路撒冷的艾希曼》这些著作。此外，从我的写作目的来看，关于《人的境况》，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明为何伯林完全没能够理解该书的意义。这个问题应该跟分析哲学与欧陆哲学的分歧与对立这个二十世纪哲学史中的大问题放在一起考虑才是。关于这点，我在拙著第二章里有具体主张，在此就不赘述了。

你也知道，沃尔德伦很重视制度的建设，反对老是讨论、研究价值，所以他写了《政治的政治理论：关于制度的论文》（Political Political Theory：Essays on Institutions，Harvard, 2016）一书，里面就收有讨论伯林和阿伦特的文章。他批评伯林过于重视研究自由和启蒙等概念，而在他看来重要的是如何把关于价值的讨论转化为制度的建设，因为他认为不讨论具体制度建设的政治理论就不是完整的政治理论。在这点上他认为阿伦特有具体的建议，比伯林高明多了，尤其是在《论革命》一书里他读出了那样的意思。可在我看来，沃尔德伦对制度的理解太窄了，因为他把制度等同于议会和法院那样的公共制度，没有考虑到社会观念和习惯等非正式但却是很重要的、广义的制度。对此我在拙著第二百六十页上的注一百零五里做出了反驳。我在那条注里指出沃尔德伦的一些对伯林的批评是对的，因为伯林的确没有提到诸如法院作用等具体制度的问题。但是沃尔德伦对伯林的批评还有不公正的一面，因为伯林说过在广义上跟制度有关的内容。

至于我对自由的阐释是否应该在阿伦特意义上进行，就是作为政治参加的自由来讨论，真希望沃尔德伦老师重读一下拙著第三章，在那一章里我做了充分的讨论。另外，我在其它地方也考察过，就是我编辑的那本《阿伦特论自由、解放与革命》（Arendt on Freedom, Liberation, and Revoluti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9），里面收有我的论文《汉娜·阿伦特、自由主义与脱离政治的自由》（Hannah Arendt, Liberalism, and Freedom from Politics）。关于阿伦特与自由，我觉得该说的我都说完了，没有什么需要进一步补充的了。

感谢你为我释疑。你前不久接受过一份思想史杂志的采访，说你写完书就想离开这两位研究对象一段时间。你还说为了写作，阅读了无数原始资料，看了很多相关书籍，如果没有奖学金等支援，完全没有教学义务，肯定是完成不了这个工作的。写了十年，想跟两位思想家暂别的心情完全理解，那你现在在做些什么研究呢？我看到你好像前些日子些写了关于丸山真男高度评价的福泽谕吉的论文。

蛭田圭：是的，我为了写这本书真是下了很大功夫阅读原始资料，阿伦特和伯林都有丰富的档案材料，数量极其庞大，都需要一份份看下去。写了十年，正是因为没有上过课，我才能写成这本书。我回到日本，在东京外国语大学工作才是我正式上课，以前在牛津大学和奥胡斯大学也上过一点课，那是为了有教学的履历。

做完关于阿伦特和伯林的研究后，我想换一下研究题目，暂别这两位大师，不想一直守着一个领域做研究。我其实原来想研究你研究过的丸山真男的，不过我觉得他跟阿伦特和伯林不一样，丸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大部头完整的学术著作，都是论文集，所以我觉得不够劲儿。我自己写过一部完整的长篇著作，我理解写那样的书在结构等方面等很不容易。而读了福泽谕吉的书后，我觉得很精彩，他有很大部头的著作，值得研究一番，所以就跳过丸山，直接进入到丸山推崇备至的福泽谕吉的世界。

做了福泽谕吉研究后，觉得做非西方的政治思想研究也很有意思。并非原来一点都没有兴趣。在做关于阿伦特和伯林的研究时，读过一点关于亚洲思想的书籍。说起来我高中毕业时还让父母给我买过一套竹内好编的《鲁迅选集》呢。

就福泽谕吉而言，在日本还不太了解西方的十九世纪，他思考了自由主义，有那个时代很有趣的地方。比如福泽谕吉在英国看到议会的运作，他惊讶地说执政党和反对党不用通过武力，只要在议会里通过投票、数人头就可以决定胜负，解决问题，感慨真好！多可爱的感想啊！

我最近发表的关于福泽谕吉的论文题目是《论福泽谕吉的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Fukuzawa Yukichi’s Liberal Nationalism），依据的文本是他的代表作《文明论概略》，考察了他的属于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你知道有些学者就是把伯林的民族主义定位为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因为我觉得通过对福泽谕吉关于民族主义的考察，可以为当今的自由主义光谱下的民族主义提供另一种思路，可以丰富自由主义关于民族主义的理论，对自由主义系谱中的民族主义理论发展会颇有帮助。具体地说，可以补充牛津大学的大卫·米勒、伯林的学生、担任过以色列教育部长的亚艾尔·塔米尔等人所代表的自由主义谱系的民族主义的主流论述。通过拙文，我想说通过政治理论里的“比较的转向”（comparative turn），可以让自由主义谱系中的民族主义的相关讨论获益。

我想我研究福泽谕吉肯定不如那些专攻日本政治思想史的专家掌握的材料丰富，但我有我自己的角度和方法，我相信我做的福泽谕吉研究是别人做不出来的。今后我也不会只做福泽谕吉研究，还会不断向新的研究对象挑战。也许每次别人都会惊讶地问你怎么做这个研究了? 我就是想成为那样的研究者，不断挑战自己的局限。

前些日子你在社交媒体上说写了关于福泽谕吉的论文，我还以为你是要表彰你母校庆应义塾大学创办人呢，原来你是想换换脑子，那种心情我完全能够理解。没想到的是丸山真男没能引起你的强烈兴趣。不过我也能理解，有一阵子我也是对丸山感觉研究不下去了，因为他的主张我大都同意，要批判又不知从何着手，所以我就去读卡尔·施密特的书，因为丸山受施密特的影响很大，伯林也说过他跟丸山唯一一个共同点就是施密特是他们的“值得尊敬的对手”（honorable enemy）。读了施密特，回过头来看丸山，就知道了他的一些想法是怎么来的，对研究丸山本人很有帮助。

你说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很有意思，我也有同感。跟福泽谕吉同时代的中国思想家郭嵩焘做过清朝驻英法公使，他也是在英国时对议会政治产生了很大兴趣，写出了很有名的《使西纪程》。虽然只是一部日记，但其思想之精彩可以与《文明论概略》媲美。也许哪天你可以扩大研究范围，研究一下十九世纪东亚的自由主义思潮。

我记得你在后记里面提到过有欧美学者怀疑你能否读懂阿伦特，对你的研究曾抱有不屑的态度，可是你的书出来后，包括本哈比布、沃尔德伦等当今英语世界的名家都给予很好的评价，有力地反驳了他们。我期待大作在中国热卖，有更多的中国读者通过你的著作更好地去理解阿伦特和伯林这两位经历过二十世纪至暗时代的思想大家，通过阅读他们的经典著作，去思考我们这个时代所面对的问题。最后，你有什么话要对中国读者说吗？

蛭田圭：一定要说什么的话，那就是想强调我研究阿伦特和伯林时具备的外部视角。我既非德国人英国人，也非美国人犹太人，我在语言上我除了英语外又没有太多优势，法语德语都没有那么娴熟，但是我这个外部视角反而可以让我以超然的角度做研究，不用把阿伦特和伯林的研究当作本民族的叙事来做。比如有位叫阿里·杜布诺夫（Arie Dubnov）的学者写了《以赛亚·伯林：一位犹太自由主义者的旅程》（Isaiah Berlin: The Journey of a Jewish Liberal，Palgrave Macmillan, 2012）。如副标题所示，他在书中讨论的是作为自由主义者的犹太裔思想家伯林。作者杜布诺夫是以色列人，这本书里随处可以感觉到他自己关注的现实问题。在研究阿伦特和伯林时，我不可能采取那样的内部视角。这确实是个弱点，但如果要采取中立的立场讨论阿伦特和伯林的矛盾的话，我的弱点反而成了我的长处。我的角度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得出不同的观点。这点是我特别想强调的，我们的短处也可以变成长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