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I时代的科技、专家与大众

在未来智能社会中，专家还可信吗？他们与大众的关系究竟如何，又应该如何呢？

AI 时代的“专家”

所谓专家，指的是在某个专门学科、专门知识或专门技艺上具有较高造诣的专业人员。现代社会区别于农业社会的重要特征是社会分工的不断加速和深化。在农业社会中，农民基本上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但到了现代社会，农村生活所需的日常用品，如自来水、电力、农具等，必须从其他生产者手中购买，而不是靠自家生产。在知识生产领域，现代科学同样表现出不断分化、分科的趋势，所以才被称为“分科之学”即“科学”。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学科分化加速，一方面让各个学科领域得到深入的研究，另一方面让研究者囿于专业之中，精于专业而对专业之外的东西所知甚少，成了名副其实的专门家。

现代社会尊重知识。专家因为在某个专业领域研究精深，因而获得了比普通人更多的信任和权威。政府、公司和NGO（非政府组织）会聘请相关专家，为自己的决策提供咨询意见。而老百姓在日常生活中遇到问题、感到困惑或对自己的判断不自信时，也希望寻求专业人士的建议。

在信息技术产生之前，由于没有特殊渠道，普通人很难接触到专家、教授，更不要说请他们解惑了。如果有问题想不清楚，往往是找父母和老人进行咨询。他们给出的意见，大多数基于生活经验，而非基于长期积累的专业知识。随着互联网，尤其是搜索引擎的出现，各种专家意见曝光度越来越高，越来越容易获得。

为什么AI时代，专家建议会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首先，专家提出不少惊人的奇谈怪论，这在网上特别能吸引人的眼球。其次，随着移动手机的普及，尤其是短视频兴起之后，专家意见更容易传播，而且传播得越来越快、越来越广，增加了成为焦点话题的概率。再次，不少专家希望成为意见领袖，或者单纯是表达欲望比较强烈，想方设法在网上“圈粉”“引流”。最后，某些组织和机构有时希望借助专家的公信力为自己“背书”“挡枪”，或者在某项可能引起争议的决策落实之前，先让专家表达出来，试探一下公众的反应，因而将专家推上了前台。

某些专家在网上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除了因言论荒唐之外，也与专家之间的意见分歧关系很大。在智能社会中，专家曝光度增加，也将专业团体内部的意见分歧暴露出来。中国的学校教育重视教科书编写，以灌输和传授知识为主要任务，教材学习让学生们觉得所有问题都有标准答案，教科书上的知识就是真理。实际上，教科书知识不过是得到较广泛共识的内容，并非绝对准确无误。在大多数问题上，专家之间存在不同程度的分歧，尤其是前沿领域分歧更是巨大。以往专家分歧主要在专业共同体内部讨论，外行并不清楚。比如，究竟是饭前吃水果好，还是饭后吃水果好，专家意见并不一致。而且，AI时代的专家也越来越多地借助大众传媒发声，直接向社会公众表达意见。于是，专家意见分歧在赛博空间中广泛暴露出来，而大众无力深究这些分歧，只是觉得有分歧说明专家意见不可信，甚至认为专家是信口开河。

除了内部意见分歧，随着生成式AI的兴起，专家权威还必须面对AI的挑战。GAI很快会成为老百姓生产、生活和学习的得力助手，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向ChatGPT、文心一言等AI助手询问。而AI助手的答案建立在对广泛资料归纳的基础上，又快又好，省事省时省力省钱，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大家不必再费心甄别专家意见了，而是应该直接向AI工具寻求知识帮助。当专家意见与ChatGPT不同的时候，不少人可能宁愿选择相信AI而不是某个专家，尤其是当专家意见不一时，更可能如此。大家还会觉得AI是机器，由于没有利益和道德问题，因此意见公正，也不会遮遮掩掩。当然，这其实是一种错觉，AIGC实际上有价值预设和意识形态问题。无论如何，在未来智能社会中，AI助手肯定会进一步分走专家的知识权威。大家可以想一想：当老师说的答案与ChatGPT不同时，学生会相信谁，会不会感到困惑？

AI催生的后真相时代，使得人们对真假对错不再如以往那般在乎，很多问题被娱乐化、平庸化、世俗化。各种各样的专家意见也很容易获得，不仅廉价而且混乱。形形色色的专家总是在大家眼前晃来晃去，喧闹而无趣，有时甚至显得有些搞笑。谁说的东西合意，大家便认作真专家；反之，容易被攻击为“砖家”“叫兽”。也就是说，真理和专家没有那么重要了，人们觉得只要开心就好。

专家，是精英还是大众？

如前所述，当代社会是技治社会，专家治理使专家的权力很大，专家建议在公共治理活动中举足轻重。如果专家与大众隔阂巨大，对于当代社会的科学运行将产生很大的负面影响。一方面，专家缺乏与大众的沟通、理解和共情，提出的建议容易成为脱离现实的书斋议论，或者由于忽视普通民众的切身感受，使建议缺乏操作性和可行性。另一方面，专家建议由专家提出，但关涉千千万万普通民众的生活，如果得不到民众的支持，执行起来就很困难，甚至最后半途而废。因此，AI时代大众与专家的关系，值得认真研究，并在此基础上设法加以改善。

大致来说，研究专家与大众关系的观点，可以分为和谐论、冲突论和互动论三种，它们分别认为二者关系是和谐的、冲突的或者在互动中不断变化。下面举例逐一加以介绍。

西班牙哲学家何塞·奥尔特加·伊·加塞特（José Ortega y Gasset）认为，现代社会由精英和大众构成，专家其实是大众的一部分，他们不是精英，甚至还与精英格格不入。这类想法属于专家与大众关系的“和谐论”。在他看来，精英和大众两者应该各安其位，大众服从精英的领导，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欧洲公共生活中，大众掌握了统治权力，即所谓“大众的反叛”。

加塞特口中的“大众”不等于底层阶级或穷人，大多数富人也属于他所称的“大众”。大众与精英的区别不在于财产多寡，而在于人格或资质的高低。大众资质平平、安于现状、随遇而安、放任自流，而精英则在某方面天赋异禀对自己要求严格，努力实现自身价值。他曾发问：大众连自己的生活也掌控不了，怎么能统治社会呢？显然，加塞特自视为精英，是完全看不起大众的。

但有意思的是，加塞特将专家视为最典型的大众成员之一，而不是很多人认为的精英。并且认为技术专家和技术人员是野蛮大众的主力军。也就是说，知识的多少并非是他遴选精英的标准。为什么呢？他给出了三个理由：1）专门化，即专家除了专业啥也不懂，属于“有知识的无知者”；2）机械化，即专家思想和行为像机器一样，既促进文明的发展，也是文明发展最大的威胁；3）实用化，即专家追求技术实用性，对真理毫无兴趣。

因此，在加塞特看来，日益流行的专家政治并非精英政治，而是大众掌权了的政治，因为技术蓬勃发展和技术主义流行正是大众兴起的最根本原因。首先，没有技术进步产生的欧洲人口暴增，大众不可能出现。其次，技术进步导致大众生活水平普遍提高，进而要求更多的权力。最后，民主政体、科学研究和工业制度帮助大众崛起及反叛，而科学研究和工业制度这两者也都离不开技术的进步。

加塞特并非完全无视技术的正面价值，只是他将科学与技术分离或对立起来了，认为现代社会的问题是技术兴旺而科学衰落，今天的“科技人”都是出于实用目的对新科技产生兴趣，对纯粹的科学原理和文明发展漠不关心，而这种实用主义倾向很可能导致科技倒退。也就是说，技术主义和实用主义将科技人员转变成大众，科技人员领导的政治实质上是大众统治的政治。但是，由于加塞特过于强调科学与技术之间的差别，就与通常认为的科学发展的动力实际是求真与功利并存的看法相悖了。

加塞特提出的大众掌权，虽然的确要拜技术时代取代科学时代所赐，而且在AI时代还尤其明显，但是“技术的反叛”不能被视为一无是处，相反，它的进步意义非常明显。如果专家是大众的成员之一，那么AI时代，老百姓与专家的争吵实际上属于大众内部的争吵。没错，在智能社会中，专家与大众存在一致的方面，并非完全敌对的冲突关系。并且，加塞特的看法提醒了我们：大众并非只有一种意见、一种看法，而是会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看法。这一点在赛博空间中已经表现得很清楚。尤其在20世纪与21世纪之交，技术人员的大量增加，构成了社会的中间阶层——在纺锤型社会中，中间阶层是使社会稳定的主流力量——他们与大众不是对立的，而是属于其中的一部分，唯一的区别是职业技能，而不是阶级本性。

民粹主义反对专家

与加塞特的观点不同，流行的观念往往将专家视为精英而非大众。不少学者认为，当代西方大众敌视技治专家，这是AI时代一些西方国家反智主义、反科学主义盛行的结果。这类想法属于专家与大众关系的“冲突论”。

美国历史学家理查德·霍夫施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发现，反智与反科学、反专家存在某些重合，但不完全等同于反科学、反专家，理由比较深奥，即虽然知识分子以专家身份说话，但“智识”（intellect）不同于“聪明”（intelligence）：知识分子拥有的是智识，而技术专家拥有的是聪明，两者是不同的，因为智识不是实用性或务实性的。反智就是反对知识分子，而他界定的知识分子并不是某种职业，如教授、律师、编辑或作家等。他认为，知识分子当然要有知识，但是更要紧的是要有“智识”，有知识不一定有智识。首先，智识是一种怀疑主义的批判性心态。其次，知识分子要有为真理而献身的虔敬精神。再次，知识分子自命为社会价值观的捍卫者。最后，知识分子有捍卫理性、正义与秩序的使命感。简言之，霍夫施塔特所说的知识分子是一般我们所说的批判性知识分子或独立知识分子，是保持着与社会、大众的某种疏离的某些知识群体，与福奇等技术专家有所区别。但是，福奇在疫情中与总统、民众的意见不一致，又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就转变为霍夫施塔特所称的“知识分子”。因此，霍夫施塔特理解的反智与反专家又是紧密相关。

美国流行病学家安东尼·福奇

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是当代美国哲学界反专家的代表，主张将专家从社会中心地位中清除出去，并且主张“外行应该主导科学”。他认为，专家的意见常常带有偏见，是不可靠的，需要民主的外部控制。进而他主张在自由信息社会中，外行可以而且必须监督科学，比如国家科研政策是否有问题，科研机构是否浪费国家经费，科学家是否违背了学术道德，专家是否胡乱建议，等等。显然，这是走向AI时代的技术民粹主义。

费耶阿本德呼唤大众反对专家的权威。他指出，专家自认为是大众的老师，把大众视为学生，将当代社会事务的决策权窃为己有，阻止民主深入自由社会之中。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与专家没有区别，属于专家的一员，他们的意见没有什么特殊的重要性，解决问题重要的不是依靠专家意见，而是依靠适当的民主程序。他认为，伟大人物通过与伟大权力相结合来管理其他人的时代逐渐结束了。

费耶阿本德对专家的批评过于偏激。智能社会纷繁复杂，公共事务林林总总，普通公民不可能对它们都了解得一清二楚，也不可能花大量时间和精力去研究它们。因此，专家意见仍有重要的参考价值。费氏的“外行主导”在实践中的操作难度极大，产生的问题也必将不会少于“专家主导”。不过，他正确地指出，在AI时代，不能使技术专家的权力过大，否则他们会失去社会包容心，进而带来非常大的社会风险。

专家与大众沟通不畅

在《专家之死》中，美国学者汤姆· 尼科尔斯（Thomas Nichols）指出AI时代美国“专家已死”，并预测反智主义盛行迟早要给美国共和体制带来大麻烦。尼科尔斯将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视为美国反智主义盛行的最重要表现。在美国，很多大众不喜欢专家，他们不认为、不反感特朗普无知，甚至会因为他表现出来的无知而将之视为大众捍卫者，他们反而认为高知精英都是阴谋暗中操纵美国人民的“坏蛋”。可以说，特朗普正是利用了美国民众的反智和无知赢得了大选。比如，在2016年美国总统选举时，特朗普曾明确反对疫苗，他站在了大多数美国人一边，宣称他只相信自己的免疫力。

尼科尔斯所宣称的“专家之死”指的是在智能社会中，美国专家与民众之间的沟通逐渐停止，老百姓对专家和知识怀有敌意，反专家情绪盛行。为什么会如此呢？他分析了诸多方面的原因：1）人性方面的原因。比如，人类生来喜欢抬杠，容易沉浸于自我幻想，专家指出民众的错误会被民众视为一种侮辱。2）达克效应，即越蠢的人越自信。3）证实性偏见，即只看得见支持自己观点的证据，却看不见反面事实。4）平等偏见，即美国人喜欢在什么问题上都要平等，也要求平等对待专业意见和非专业意见。5）智能革命之后，美国高等教育、互联网、新闻业和专家自身的不利因素也饱受争议。在智能社会中，美国高等教育走向大众化和产业化，学生成了消费者，教授成了提供服务者，这种关系的异化导致整个高等教育的全面异化，上大学变得和购物差不多，这撕裂了专家与大众的关系。互联网，尤其是搜索引擎，扩大了专家与外行的分裂。

很多人误以为在网上浏览就是调研，没有批判思维，不作批判性思考，结果使自己变得越来越愚蠢。事实上，互联网并非集思广益的平台，还会让外行将很多观点误解为事实。其实网上基本都是某个人或某些人的想法的集合，但是很多人不经过思考和调研就将它们看作已被证明的事实。

尼科尔斯还指出，AI时代美国的新闻界和新闻记者也没有站在专家一边。一方面，他们没有深入研究的专业能力，另一方面，他们也不需要研究，只要写一些大家喜欢的东西就可以了。AI时代新闻娱乐化以后，消费者根本不关心重要的问题，更不关心新闻提供者专业不专业，媒体于是只是一味媚俗，而信息过载又让美国人几乎不相信任何新闻节目。

的确，专家可能会出错，这也导致公众对专家产生不信任。尼科尔斯将专家的犯错称为“专家失灵”，并指出了四种失灵的情况：1）正常的失败，因为失败是科学研究和做学术的正常组成部分；2）专家跨界发言；3）专家冒险进行预测；4）故意的欺骗。种种失灵情况的结果就是“专家已死”。

虽然尼科尔斯的分析针对的是美国，但是对当代中国同样颇有启发意义。如果不处理好专家与大众、科技与大众的关系，对AI时代中国治理体系走向现代化和治理能力的提高将形成不小阻力。

本文节选自中国人民大学哲学院教授刘永谋的新作《智能革命后的世界：AI技术与人类社会的命运》，为其中《权威：大众为何对专家不满？》一章的部分内容，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标题为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