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2.0版治军重点之一是治人，主“战场”不在国外而在国内。
在特朗普的第一任期内，白宫与五角大楼之间经历了多次紧张甚至冲突。前国防部长马蒂斯因盟友关系、伊朗政策、叙利亚撤军等问题上与特朗普产生矛盾最终辞职。第二任正式防长埃斯伯与特朗普在中东问题、北约关系、“觉醒”文化等问题上长期积累矛盾，2020年大选后被解职。前参联会主席米利在撤军问题、国内抗议中的军队使用、对待《叛乱法》的态度、特朗普对核武器和战略稳定的影响以及大国间危机管控等问题上与特朗普产生了严重分歧，离任后甚至称前老板为法西斯主义者。
这些在特朗普看来，都是教训。相应地，在2.0版的重要军政人选上，他更加重视立场一致性、缺乏政治根基与忠诚度，例如提名福斯新闻主持人、退役军人海格塞斯担任防长，并考虑对军队“当权派”进行“革命”。
任命忠诚盟友有助于特朗普推动优先事项，例如在降低海外军事存在、提高同盟军事承诺、改变美军内部意识形态等方面减小阻力。但“小将”们缺乏军队管理经验、没有高级军事指挥经验，人事“地震”会激化白宫与军方高层的矛盾，甚至影响美军的士气和运作效率。特朗普2.0的军队人事政策将对美军未来的变化带来复杂影响。
权力、组织与文化的“革命”
特朗普首先冲着军内“当权派”吹响了讨伐号角。特朗普对一些现任军方高层的专业能力、政治忠诚度、意识形态倾向是怀疑和厌恶的。他计划设立“战士委员会”，评估并建议移除被认为缺乏领导能力的三、四星将领（中将、上将）。 这种行动与特朗普在共和党内对抗建制派的方式有相似之处，显示出他对现有权力结构和意识形态格局的不信任，希望通过大规模的人事调整大范围进行忠诚重塑。
如果“战士委员会”或类似政策开始运作并对军队高层进行“忠诚度审查”，可能带来寒蝉效应，压缩高层将领表达真实专业意见的空间。如果形成制度惯性，军队领导层的党派化会改变长期以来美军在美国内政中的定位。另一种可能是造成文化冲突，引发军队中高层普遍反感，特别是当特朗普利用军事资源服务国内政治议程的话。
此外，特朗普在第二任期计划对包括五角大楼在内的联邦政府进行大规模“清理”，通过设立“政府效率部”来精简联邦政府机构。由马斯克和拉马斯瓦米共同领导的政府效率部，其成立宗旨是削减政府官僚机构、减少冗余监管和浪费性开支。
该部门如果真的推动大规模裁减联邦雇员，考虑到联邦雇员中约30%为退伍军人，这一群体可能面临不成比例的冲击，导致失业率上升和士气下降进一步影响高素质人才的招募。而对于历来饱受低效和浪费诟病的五角大楼而言，其运作会直接受到影响，甚至可能牵连到美军的专业性和战略与政策执行力。
这些动作不仅是组织和资源层面对“当权派”的冲击，更是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挑战。“觉醒”文化在美军内部影响是特朗普的直接攻击目标。从特朗普及其支持者的角度而言，这是一场反击或拨乱。他将推动军队内部政治和宗教保守主义的倾向，如恢复禁止跨性别者服役的政策，限制LGBTQ权利，加强宗教团体在军队文化中的影响力，削弱少数族裔和女性的招募和晋升政策，压缩多元文化在美军的生存空间。
战争中，袍泽文化能够掩盖一些差异和矛盾，但随着美军远离主要冲突，而特朗普又一贯反感直接军事介入，在新一代美国军人特别是中低层官兵中，这种弥合效应是稀薄的。那么特朗普的政策则必然导致美军内部保守与多元文化群体间的紧张甚至分裂。
政军关系
特朗普2.0的军队人事态度会导致政军关系的复杂化。如果特朗普对军方高层采取大规模“清洗”，会导致文官与职业军人之间关系紧张，白宫与五角大楼之间出现协调障碍。
在特朗普第一任期，军方高层多次对特朗普的政策提出过质疑，特朗普的公开批评甚至蔑视又使军方高层感到被侮辱、轻视和边缘化。在第二任期，如果特朗普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不排除出现更严重的政策分歧与对抗，例如军方拒绝执行某些决策或对命令公开表达异议。此外，将领辞职或选择性服从的情况可能增多，尤其是那些对特朗普政策持保留态度的军官。
此外，对军队角色的理解会造成深刻矛盾。如果特朗普持续通过政治忠诚度而非专业能力筛选军方高层，这会导致文官领导层和职业军人对军队角色的分歧进一步扩大。
白宫强调忠诚、快速行动和执行力，可能推动联邦军队或“联邦化”的州国民警卫队服务于国内政治议程，如针对抗议和边境地区的治安与维稳。特朗普一定不希望再出现类似“弗洛伊德”事件后明尼苏达州州长公然唱反调的事件。而军方高层会倾向军队保持政治中立、以专业性为核心，避免卷入国内敏感领域。特朗普的动作如在第二任期加强，将导致军队在国内事务中的角色成为高度争议的焦点，使军队面临内部矛盾和分裂风险并影响其公信力。
再者，基层军人与高层军官的立场会出现持续分化。美军高层军官普遍受到美国传统政军文化的影响，理解美国政治和社会传统中对大规模常备军的戒备心理。他们所受到的非党派职业精神规训，使得尽管他们可能私下持有政治倾向，但在军事决策和公共政策中谨慎小心地保持中立。
在基层军人方面，相当一部分对特朗普及其政策持正面看法。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层面，基层官兵的政治取向更倾向于保守价值观，并受到以福音派为代表的宗教意识形态影响。在物质利益层面，特朗普强调军人优先，如提高军人工资、改善福利等。两种因素相叠加，他成为大批美军基层官兵眼中的“自己人”和“代言人”。对高层而言，特朗普的过度和不当干预削弱了军队的专业性和独立性，因而会持有与基层不同的态度。这种分化可能导致美军内部凝聚力的下降。
胜利果实
美国历史上不同总统与军方高层的关系总体来说有五种类型。从白宫角度而言，分别为：合作、冲突、掌控、被动与妥协。
“合作”意味着总统与军方高层在战略目标与行动方案上较为一致，双方相互理解与信任，典型如二战时的罗斯福与马歇尔、海湾战争时的老布什与鲍威尔。
“冲突”表明白宫与五角大楼之间分歧难以调和、存在或公开或隐性的持续对抗，典型如朝战时的杜鲁门与麦克阿瑟、1.0版的特朗普。
“掌控”意味着总统在战略和行动上掌握绝对主导，军方更多是执行，典型如南北战争时的林肯与格兰特、越南战争时的约翰逊与韦斯特摩兰。
“被动”意味着白宫缺乏明确的战略理解和指导，依赖军方高层行动，典型如执政初期的肯尼迪和初期面对阿富汗问题的奥巴马。
“妥协”意味着白宫与五角大楼存在明显分歧，但可通过有效沟通和妥协避免冲突激化并实现协作，典型如冷战初期的艾森豪威尔与军方高层、科索沃战争时期的克林顿与军方高层。
当然，这些关系类型是宏观尺度的抽象概括，忽略了很多也许是重要的细节与差异。但总体而言，不同时期美国的国内外形势、政府形态与主要人物的特点确实构成了这些不同的关系样貌。目前来看，2.0的特朗普大概希望成为掌控型，甚至超越掌控型而成为某种更强势的“君主”型，但他一定会先从冲突做起，继而取得1.0时未能品尝的“胜利”果实。
不过，这一胜利果实不是轻易可以得到的。特朗普的军中“革命”如能顺利进行，将会移除一些具有丰富管理和指挥经验以及战略洞察力的将领，改变文化和意识形态趋势，大范围地变动权力结构和战略倾向。但频繁的高层更替会破坏美军长期地缘战略、科技转型等方面的延续性，尤其是跨政府的战略规划能力，影响美国盟伴对其信任，加剧美军事战略与行动在对手眼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性。
此外，特朗普的举措可能打击中层军官的职业信心，使他们对职业发展产生不确定感，而忠诚度导向的晋升标准也会让至少是一部分年轻军官忽视专业能力的重要性而转向政治表态。军队内部的人事变动和决策不稳定还可能带来抵触情绪与士气下降，影响整体战斗力。派系化和忠诚度冲突的加剧会损害军队的团结和内部信任。凡此种种，都可能对特朗普造成反噬，对美国国家安全，甚至国际安全稳定造成不利影响。
特朗普2.0的治军政策不仅是关于“忠诚重塑”的人事调整，更是关于权力、组织与文化的“革命”。但这一革命很有可能只是一厢情愿的幻想，关于风车与恶龙的自我陶醉。它的冲击与破坏可能是显著的，也必然面临巨大阻力，成为烂尾工程甚至根本无法顺利开启。
不过，那枚胜利果实对特朗普及其团队而言无疑太过诱惑。它不仅可能意味着特朗普治军的胜利，也是MAGA胜利的重要拼图。无论谁是赢家，这场“革命”都是关于历史与未来的博弈，而那枚果实也许终将成为一枚禁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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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昊天，系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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