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八月，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管理学系副教授金津的英文专著Education and upward social mobility in China: Imagining positive sociology with Bourdieu（《中国教育与社会流动：与布迪厄共同构想积极社会学》）由Routledge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基于对中国四所精英大学（北京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清华大学）17名出身贫寒的学生三年三轮生命史的访谈，记录了他们从童年到进入大学直到就业后的社会流动经历与情感体验，借助法国社会学家布迪厄的批判理论工具箱，提出理解能动性的“关系性视角”，即通过社会流动的人生经历，呈现能动性所对抗的层层社会结构，以及在这个过程中能动性自身所包含的复杂性、异质性、多样性、结构性和再生性。基于对能动性的理论化，本书最后提出了基于“共同关系”来想象和构建“积极社会学”的思路。
以下是金津对该书的介绍：
很高兴能有机会在《澎湃新闻》上介绍自己的英文专著，这本书出版后我做了三场新书分享会，但更多是在理论上讨论，所以这次能用更直白、生活化的语言，讲一讲自己的研究，对我来说是一个难得的机会，我也希望借由这次讨论，与我的访谈对象以及中文读者建立一些联结。
《中国教育与社会流动：与布迪厄共同构想积极社会学》英文书封
为什么会有这本书？
这本书实际上修改自我在伦敦大学学院教育学院（UCL Institute of Education）的博士论文。我在2012年准备博士申请的时候，有很多相关的新闻报道呈现了出身贫寒的学生要进入中国精英大学所要克服的重重障碍，也展现了一些研究数据。比如有报道引用北京大学刘云杉老师的研究[1]，还有些报道介绍了清华大学的一个调研。我当时为了写博士申请的研究计划，找了很多相关的国内外文献，发现大部分的研究也呈现了类似于新闻报道中所写的景象。这让我有一些失望，好像人在面对社会结构时是无能为力的，是只能妥协的，好像我们生来就要过一种既定的、分层的人生。我不相信这个，所以我想为了这个“不”字做研究，我想从那些成为“贵子”的人身上找到一些希望，一些关于如何实现抵抗和突破的希望。
确定了研究选题后，用什么研究方法成了我当时要做的第二个重要决定。我在博士申请里写的是混合研究方法，即用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式进行研究，因为当时的我觉得这是最保险、最全面的方式，既有数据，也有故事。这个决定实际上也跟当时国内质性研究的缺乏有关，那个时候关于教育公平和社会分层的研究大部分用的是量化研究方法。好在我很幸运地遇到了我的博士导师Stephen Ball教授，他当时是我们学校的卡尔·曼海姆讲席教授，是教育社会学领域非常有影响力、有经验的研究者。他在第一次跟我见面讨论后，建议我看看生命史的研究方法，尤其推荐了的Ken Plummer的《记录生命》（Documents of life 2: An Invitation to a critical humanism）。之后有一次他邀请做扎根理论的爱尔兰青年学者Elaine Keane给我们博士生做了一个工作坊，那是我第一次了解到“建构式扎根理论”，也使我开始对扎根理论感兴趣，因为之前的课程都告诉我们扎根理论需要研究者不带任何前见、不读理论和文献直接进入研究场域，我觉得我做不到，同时我也不认可这个要求。因为这两个契机，我的研究设计有了基本的雏形，即，通过对中国精英大学出身贫寒的学生进行追踪式的生命史访谈，然后在与他们的讨论中，共同建构对人如何突破社会结构的理论阐释。
后面的细节我不在这里一一赘述，因为一些老师和朋友的帮忙，我找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当时也是有意选取了日常语言中经常使用的“清北复交”）的17名出身贫寒的学生，对他们进行了三轮生命史访谈。第一轮访谈的时候他们都是大四本科生，基本都已经确定了毕业后的去向，12个学生获得了保研资格，2个学生在准备出国申请，3个学生在找工作。这一轮访谈主要是收集他们的生命故事，了解他们人生经历中的重要时刻、他人，他们在社会流动过程中的感受，以及他们对于能动性建构的解释。我在第一轮访谈后对访谈转录的材料进行了编码以及初步的理论建构，但是这个时候的分析和理论框架中有很多缝隙，比如我在两个女生之间建立了对比，但是我不确定这是不是只是我的解读；再比如我发现我的大部分访谈对象都谈到他们从小就表现出一些被学校系统定义的“聪明”特质，但是我没有问他们为什么可以有这些特质。带着第一轮分析的结果和有很多缝隙的理论建构，我对我的访谈对象进行了第二轮访谈，在这一轮访谈中我收集了他们从本科到研究生或职场的经历转变，再次询问了他们对社会流动这件事情的看法，也和他们讨论了我的一些理论建构以及其中存在的缝隙。经过这一轮的访谈，我有了更多关于他们生命故事的数据，也让我的分析和理论建构更完整。随后一年多的时间我按照理论建构和分析撰写了博士论文的初稿，把我的主要研究发现邮件发给了我的访谈对象，然后在第三轮访谈中和他们讨论了我的研究发现，把他们的反馈融入到我的论文中，同时也了解了他们最新的生活。在第三轮访谈的时候，12位同学已经确定了未来工作的岗位，5位同学留在本校继续攻读博士学位。
2024年5月9日，北京，清华大学校园里的学生。
通过这三轮的生命史访谈和不断与研究对象的对话，我记录了他们从童年到大学再到就业后的社会流动经历和感受，这些也就是这本书所依赖的数据。
这本书讲了什么？
我的博士论文是2017底完成的，2018年3月我通过博士论文答辩，我从2020年开始就一直在修改博士论文准备把它出版成专著。大概有两种方式可以把我的博士论文写成书，这两种方式会让我的书有完全不同的影响力：一种是以我的研究对象的生命故事为主线，用完全叙事的方式讲述他们的经历和感受，另外一种是以社会学理论的讨论为主，在故事和理论之间做持续比较，解构我们的日常经验，挑战我们的“习以为常”，建构一种新的对能动性、抵抗、超越的理解，从而激发新的思考和生活方式。在这两种方式中，我选择了后者，因为这代表了我对“什么是研究”的理解。如果说第一种方式带来的可能更多是共鸣，通过第二种方式我希望它可以带来更多反思。在共鸣和反思之间，我没有那么追求共鸣，因为对我来说，共鸣很多时候不能带来改变，只能提供短暂、虚妄的情绪价值。我希望通过研究提供一种“挑战”，挑战日常经验和观念，让我们“不舒服”，从而产生挣脱的动力，和变得不一样的冲动。而很多时候，我们因为生活的包裹、现实的压力、无意识的“行动倾向”而无法实现这种“挑战”，理论则可以帮我们建立起对日常生活和主体性的距离感。因此，我在这本书里用了大量的布迪厄，他帮我实现了对“日常能动性”的挑战，让我重新认识了自己以及我的研究对象所拥有的优势和劣势，也让我更清楚地表达我们身处的不平等到底是什么，他甚至帮助我去构想如何挑战不平等。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一本关于布迪厄的书，是一本理论的书。布迪厄和理论是服务于人的，而不是反过来。因此布迪厄只出现在书的副标题里，且副标题是“与布迪厄共同构想积极社会学”。
当然我不会在这篇文章里解释布迪厄，也无法详细说明我是如何解构“日常能动性”的。在以下的讨论中我会结合一些具体的例子讲一讲我们的“日常能动性”是如何与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它们又如何与我们没有意识到的不平等交织在一起，从而限制了我们去想象和实现真正挑战和超越的可能性。我在这本书里拆解了三套“日常能动性”：协调性能动性、绩效性能动性和超越性能动性。
北京大学教室里的学生
我们可以选择未来吗？
协调性能动性指的是我们如何认识和改变自己的社会位置。我的访谈对象展现了很多种形式的协调性能动性，比如自我意识、理性、成熟、权衡、对资源的敏感性等等。这一套能动性看似是主动、自发的行为品质，但实际上蕴含了很多我们对社会结构的内化和服从。比如，几乎所有我的访谈对象都谈到他们从小很内向，他们解释是因为他们小时候就能感知到自己所拥有的资源和能力比别人少。这里可以很明显看到，我们以为天生的“性格”，其实很大程度与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相关，是社会结构的内化。而这样的内化对人最大的影响是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我们后续的选择和决定，也就是说，我们的过去被嵌入到了未来中。比如我的一些访谈对象说他们在大学选择专业时候会主要考虑自己的个性。唐慧（所有人名都是化名）知道复旦的优势专业之一是新闻，但她在达到了新闻专业分数要求的情况下，选择了历史，因为她觉得这更适合自己的个性，即使她知道她可能面对不利的就业前景。不平等的过去不是通过压迫性的形式作用于我们，而是通过我们以为的“理性选择”来规划我们的未来，生产不平等的人生轨迹。这就是布迪厄所说的“象征暴力”。我们的“日常能动性”中交织了很多类似的“象征暴力”。我们只有打破它们，才可能实现真正的“不同”。
我们可以告别过去吗？
第二套能动性是绩效性能动性，指的是我们通过追求各种形式的“优绩”来实现社会位置的晋升。在我的研究里这套能动性尤为明显地体现在“寒门贵子”如何对抗结构弱势带来的限制，去建立自己的优势、自信并获得他人的认可。如很多研究显示的一样，我的访谈对象通过勤奋、自律、刻苦、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获得优异的考试成绩，来为自己争取在教育以及社会系统里向上流动的机会。这些品质当然是人能动性的体现，但它们也受到社会结构深刻的影响。比如，姜云和谷月解释了为什么他们这么在乎“好学生”的身份给他们带来的成就感和满足感，因为他们觉得在别的方面都不如别人，也没有人关注他们，当他们因为成就好而受到关注和认可的时候，他们就希望牢牢抓住它；同样，唐达和梁臻解释了为什么他们具有“雄心”，“因为拥有的少，所以想拥有更多”。我们的缺乏深刻影响着我们的欲望和我们的渴求。而实现欲望的方式也一样受制于我们所处的社会位置。努力、努力、再努力，是社会底层向上流动的唯一选择，追求优绩、功用和效率是他们必须学会的生存“本领”，但就是这些“本领”让他们陷入到优绩的陷阱和优绩的诱惑，成为优绩主义的信徒，也承受着优绩的暴政。我的大部分访谈对象说他们很难真正享受生活，当他们不在做严肃的事情时，他们就会感到愧疚，他们也很难找到自己喜欢的事情，因为喜欢从来不是他们可以拥有和应该选择的选项。对自己和父母的责任感让他们学会了懂事，而懂事让他们远离了真正的自我。从这个意义上看，过去并没有被逃离，而是以一种新的方式被经历，以嵌入到主体性的方式被经历。
我们如何实现真正的超越？
第三套能动性是超越性能动性，指的是我们能识别“象征暴力”，在社会流动中实现关照自我、改造自我的能动性。我在书中呈现了我的访谈对象应对“象征暴力”的不同方式，绝大多数看似应对了一种形式的“象征暴力”，但实际上陷入了另一种形式的“象征暴力”。个人能动性很难对抗不公平结构的影响，尤其是隐性的、主体性的控制。但我在书中称之为“例外中的例外”的三位访谈对象却表现出了极强的灵活性和解放性。他们很早觉察到自己的兴趣，在学校生活中除了维持优异的考试成绩外，有意识地利用身边的各种资源和机会开发自己的其他潜能，同时他们努力改变自己的“个性”和能力不足，拒斥社会结构的内化及其对主体性的控制。然而，当我分析为什么这三个访谈对象可以表现出如此强大的超越性能力时，我发现他们的家庭实际上给他们提供了更多经济上或教养上的支持。换句话说，不是他们的能力更强，而是他们拥有更多资本。资本不仅形成我们所要对抗的结构层级，也形成我们对抗这些结构的能力。
如果这本书只到这里，那可能无法谈“积极”社会学，因为这太让人失望了，能动性都是欺骗性的，只有资本才能胜利。然而，这不是这本书的结论。在这本书的最后一章里，我解释了社会流动所要对抗的三重结构（有形的限制、象征暴力以及超越性中蕴含的不平等），也展现了我的访谈对象在应对前两重结构时所表现出的丰富的能动性和解放性，然而问题是我们有可能实现对第三重结构的挑战吗？这本书的答案是，可以，但不是靠个人的能动性。如前文所说，个人的能动性在面对重重社会结构时往往是无力的、脆弱的，我们常常是挑战了一重结构，又陷入另一重结构；而且个人能动性具有迷惑性，比如超越性能动性看似是能动性的胜利，实际上是资本的胜利。这本书最后提到，对不平等结构的真正挑战，或者说真正的解放性，来自于人与人的共同关系，和日常生活中的微小善意。比如，“例外中的例外”之一林晔，在谈及她为什么从小就能意识到自己对绘画和艺术的兴趣和特长，并且能够不断开发它时，她觉得是因为父母对她无条件的支持和鼓励，不同阶段的朋友对她的启发和相互学习，以及在实习和工作中遇到的好“导师”的带领。这些不是“社会资本”，不是她有意经营，希望有一天会有功用的社会资源，而是她幸运地拥有的微小善意，是这些善意让她有更多的自我意识、改变的勇气和能力，以及理解他人、享受生活的心境。善意不仅是解放性的，也是传递性的。林晔说，每个人的成长步骤和路径是不一样的，就像曾经她的朋友很有耐心地等待她在社交能力上的成长，现在的她也会耐心地等待别人在自律、规划、热情等等其他方面的成长。
因此，这本书最后提出用“共同关系”来对抗不平等的构想。我们的生活可能充满了割裂、分层、污名和象征暴力，但也充满了微小的善意、理解、支持和联结。这个世界的善意越多，不公就会越少；联结越多，分裂就会越少。对抗不平等，需要的不是“我”，而是我们。
注释：
[1] Liu, Y. S., Wang, Z. M., & Yang, X. F. (2012). Selecting the elite: Status, geography and capital – Admission of rural students into Peking University (1978-2005).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hinese Education, 1(1), 19-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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