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史地学系在北碚

1938年春，复旦大学移址北碚正式复课，新旧学生五百多人，教职员亦有八十余人，且开办院系已复旧观（设四学院十三学系，文学院下分中文、外文、教育、社会、新闻五系）。鉴于史地学科的专门研究在战时大学教育上有迫切的需要，而来校就学的学生欲对史地学科作专门研究者又日益增多，爰于是年2月添设史地学系，隶属于文学院。1938年7月2日复旦大学正式呈报教育部“增设史地学系”，并于当月28日得到教部指令“至所请增设史地学系一节，应予照准”“所送史地学系及统计学系课程表准予备案”。此后在渝八年，史地学系师资阵容逐年壮大，且课程渐成体系，至1946年复员东迁前，该系实占文学院学系中之重要地位。然目前鲜有研究者关注此一时期的史地学系办学情形，笔者基于复旦大学档案馆所藏档案及相关文献，对重庆复旦大学史地学系的教师群体、课程设置、学术讲演及社团活动等进行梳理，以期勾勒该系科在战时阶段的发展状况。

历任系主任及教师群体

查1985年所编《复旦大学志》，“史地学系的历任系主任是：沙学浚（1938-1940）、陈望道（1941-1943）、任美锷（1944-1945）、周谷城（1946-1947）”，此说亦见于其他现存的校史文献中，然颇不确切。今据馆藏聘书原始存根及当年往来信札，在此稍作补正：系主任一职先后由沙学浚（1938.3-1941.3）、李晋芳（1941.3-1942.3，代理系主任）、陈望道（1942.3-1943.3）、任美锷（1943.3-1944.8）、方豪（1944.8-1944.12）、周谷城（1945.1-1947.7）担任。

沙学浚，江苏泰州人。1930年毕业于中央大学教育学系，后留学德国柏林大学地理学院，1936年初获博士学位。1938年3月任复旦史地系专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中国地理研究”“经济地理”“德文”等课程。1941年春，应张其昀之邀，沙学浚任教浙江大学史地学系，复旦校方仍为其保留兼任教授及系主任职位，系务则由李晋芳代理。1942年2月9日沙氏致时任复旦大学代理校长吴南轩信札云：“日前曾托贵阳友人接洽车票，尚未得覆，今日复向学校当局请假，未应蒙允，返校任课惟有俟他日。重负盛情，愧歉殊甚，敬祈厚谅。”另据是年3月复旦发给沙氏的聘函、聘书上皆注“销”字，可知沙氏正式结束复旦聘期确在此期。

陈望道，浙江义乌人。早年留学日本早稻田大学、东洋大学等校，毕业于日本中央大学法科。1920年秋任教复旦中国文学科，后辗转任教于安徽大学、广西大学，1940年秋回重庆北碚复旦大学，任中文系专任教授。1942年春，兼任史地学系主任，而其当时的另一身份是新闻学系主任，当年8月起陈望道还兼代教务长一年多。据1943年2月17日李晋芳致陈望道信札云“晋并允由学校函所长申借才之意，虽其终允与否不可知，但学校方面似可先发许、毕二君聘书，并函所长借重之意”，可知是月陈望道仍在主持系务，为史地学系借聘地质调查所许德佑、毕庆昌事费心周折。

任美锷，浙江宁波人。1934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地理学系，1936年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攻读地貌学，1939年获博士学位。回国后曾任教于浙江大学史地系。1943年3月入重庆复旦大学，任史地学系主任，讲授“西北地理”“经济地理”等课程。1944年秋，应李旭旦之邀，到中央大学地理系任教。馆藏1944年8月1日任美锷聘书上有墨笔“销”字，又1944年秋教员聘书登记册已将任氏一栏删去，可知当时确未返校应聘。

方豪，浙江杭县人。1928年至1934年间于宁波圣保罗神学院研习神学，1935年晋升为司铎。1943年秋入复旦任史地系专任教授，讲授“中西交通史”“罗马史”“宋史”“拉丁文”等课程。据馆藏聘书存根，复旦聘方豪为史地学系主任的聘期为1944年8月至1945年7月。然至1944年12月，方豪忽患眼疾，遂向时任复旦大学校长章益提出：“如此则豪目前不能复任教职矣，拟请先准辞去本系主任兼职。至于能否教书，则至少待一月后方可决定。”（见1944年12月22日方豪致章益信札）次年1月校方同意其辞呈，同时商请周谷城接任系主任。

周谷城，湖南益阳人。1917年考入北京高等师范学校。1930年至1933年，任中山大学教授兼社会学系主任，1933年至1941年，任暨南大学教授兼史社学系主任。关于周谷城何时入复旦，《周谷城自传》中所云“从1942年春开始，一直在复旦大学任教授”，当系其记忆之误。据馆藏周谷城亲笔所书“国立复旦大学教员调查表”，“到校年月”一栏所填为1943年9月。1943年10月23日周谷城致章益信札中亦提及“弟于前日赶来渝市，复旦如仍需人教书，有聘书寄下即可决定”。旁有章益批示“聘为史地学系专任教授，月薪440元，自九月份起至次年七月止”。是故，周谷城来复旦当在1943年10月后，而其起薪日期则为当年9月。在校期间周谷城主要讲授“世界通史”“西洋哲学史”“中国史学史”等课程。据馆藏聘书存根，自1945年1月起周谷城兼任史地学系系主任，直至1947年7月。

章益聘周谷城史地系主任手条

1938年春，史地系成立之初共有专任教授及讲师三人（沙学浚、李建芳、谢德风）及兼任讲师一人（翁达藻），分任史地系各门课程。至是年冬，增聘兼任教授、讲师及助教各一人，分别为杨家骆、许逸超、曾丽勋。随着学生人数加增和学程不断添设，此后三年又陆续聘请专任教授（李晋芳）及兼任教授（张鸣韶、傅角今、许德佑、林超）。

1942年1月，复旦改为国立之后，史地学系师资力量明显有所加强。是年，先后聘请周培智、贺昌群、程纯枢、谌亚达、潘硌基、黎东方等教授。1943年秋，增聘方豪、周谷城两位专任教授。而比照1938年春与1945年春的史地系教员名录，不仅教师人数已由四位增至十四位；而且专任教师的占比明显上升，由1945年春的教员名录可见，教员主要有周谷城（专任教授兼系主任）、方豪（专任教授）、顾颉刚（专任教授）、潘硌基（专任教授）、朱滶（专任教授）、邓广铭（专任副教授）、翁达藻（专任副教授）、周廷儒（兼任副教授）、夏开儒（专任讲师）等。

以上增聘教员中不乏名流大家，专任教授如顾颉刚，江苏吴县人，192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文科，先后任教于厦门大学、中山大学、燕京大学等校。1944年春入复旦任史地学系专任教授，讲授“史记研究”“历史地理”“春秋战国史”“方志实习”课程。谌亚达，江西南昌人，早年留学日本。曾在北京师范大学、西北师范大学等校任教。1942年秋入复旦任专任教授，讲授“地理通论”“中国区域地理”等。1943年春，由专任转兼任教授。兼任教授如程纯枢，浙江金华人，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地学系。1942年春，到复旦任史地学系兼任教授，讲授“气候学”等课程。黎东方，河南正阳人，1931获法国巴黎大学博士学位。曾执教于中山大学、东北大学等校。1943年春来复旦任兼任教授，讲授“中国通史”“秦汉史”课程。专任副教授如邓广铭，山东临邑人，1936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史学系，1943年到复旦史地学系任教，讲授“中国通史”“宋辽金史”课程。

顾颉刚聘根

课程设置及特色

复旦史地学系的培养目标是造就史学和地学的专门人才，但注重两科的联系性，使学生专精与通识相结合。一二年级，注重基本学程的透彻了解；至高年级，对于高深理论的探讨与各派学说的研究并加注重；务使学生对于史地学程获得基本的概念、全体的认识与自定的观点，更进而能独立从事系统科学的研究。该系学生四年共选习一四二学分，须修满一三六学分方得毕业。除文学院共同必修课外，一二年级的本系必修学程包括：中国地理总论、中国沿革地理、中国近世史、中国区域地理、世界地理、西洋近世史；三四年级的必修学程包括：中国断代史、西洋断代史、亚洲诸国史、西洋国别史、经济地理、中国断代史、专门史、中国史学史或西洋史学史、史学方法或史学通论。

在必修课的修习次序上，所遵循的则是先今后古，由易而难的原则。如1944年度起，课表安排二年级中国近世史、西洋近世史，三上中国近古史、世界近古史，三下中国中古史、世界中古史，四上中国上古史、世界上古史，进行依次授课。“时代愈古，学生之了解愈难，如此排列，时代颠倒，而于了解力之增进实顺，且学生既已选习中国通史，时代次序已了然于心，不致误解也”。也恰合执教该系多门课程的顾颉刚所秉持的教学理念。

以上科目一般都由某一学术领域颇有专长的教师讲授，如1944年春选课科目表可见，“春秋战国史”“中国沿革地理”由顾颉刚执教，“史学名著选读”由周谷城执教，“中国通史”“宋辽金元史”由邓广铭执教，“西洋近世史”“世界通史”由潘硌基执教，“中西交通史”由方豪执教。顾颉刚对复旦讲课事在日记中多有记载，如“1944年3月11日，到复旦，到农场办事处访曹诚英。上课三小时（司马迁生平及其搜集资料）。到邓恭三处。实先来。到教员休息室，遇任美锷。今日学生上课有十七人，而邓恭三、鲁实先二君并来听讲，尤使我不安”。1944年春季学期，顾颉刚为史地系学生上“史记研究”，从日记中可以看到先后讲授的课程内容，包括“《史记》题材与《史记》本身问题”“今古文问题与《史记》关系”“《先秦诸子系年》与《史记》”“《汉书》与《史记》之比较”“《史记》与《汉书》以下各史之关系”“九通与《史记》之关系”“历代对于《史记》之评价”等，每讲三小时。而是年秋季学期，顾颉刚所任科目分别是“历史地理”“春秋战国史”，每课各三小时。日记中对“春秋战国史”课程记录尤为详细，如一开始所授专题围绕“读《左传》法”“刘歆与《左传》”“《左传》对经、对《国语》之改变”进行，数课后依次开讲“列国世系”“东周的王朝”“春秋初期之异族侵凌”“春秋初期各国内部秩序之不安定”“齐桓公霸业”等，几乎每课必记。又诸如复旦学生名字及分数、在家批阅考卷、校改学生句读等均在日记中作有记录，其严谨不苟可见一斑。

1944年秋考入复旦史地学系的胡绳武曾追忆当年令人难忘的学习生活：“当时复旦史地系的教授中，周谷城、顾颉刚、邓广铭、方豪、潘硌基、史念海诸位先生，都是国内史学界知名学者，我们受其教育，打下了较好的治学基础。那时老师的讲课，各有特点。邓广铭先生讲中国通史，他声音洪亮，讲话较慢，条理清楚。我记得他的中国通史课没有讲完，大约讲到两汉魏晋就结束了。潘硌基先生上课不带讲稿，讲话慢而有力，一节课下来，讲稿就是一篇短文章。顾颉刚先生的口才不是很好，但他的板书非常漂亮，弥补了口才的缺陷。周谷城先生上课先写20分钟黑板，然后照着黑板讲课。”（见《胡绳武自述》）据馆藏复旦教职员名册，史念海曾在史地学系有过短期任教经历，在1946年春季学期任该系专任副教授，讲授“中国沿革地理”课程。

学术讲演及社团活动

战时的复旦大学常利用重庆成为中国新的文化中心的大好时机，邀请名人名流来校讲演，让不同的观点都登台亮相、争鸣，使学生能有更多机会接触各种学术流派，开拓视野、增长知识。从当年学校布告中可以寻到史地学系各类讲演的大量踪迹：如1939年2月11日，胡焕庸作题为《国防地理形势之展望》的讲演；1939年9月12日，李建芳作题为《怎样研究历史》的讲演；1940年2月9日，沙学浚作题为《史地的关系》的讲演；1940年4月2日，吕炯作题为《气象与军事》的讲演；1942年4月21日，郭沫若作题为《中国社会史》的讲演；1944年11月6日，方豪作《菲律宾是谁的》讲演；1944年12月11日，傅角今作题为《琉球——国防前线的基石》的讲演；1945年5月18日，翦伯赞作题为《历史资料与历史科学》的讲演；1945年12月10日，顾颉刚作题为《大足石刻的历史考察》的讲演；同日朱锦江讲演《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观点研究大足石刻》。

而翻阅此期的各类报纸亦会发现该系学术讲演的一些报道，篇幅不长，却颇有细节。如1945年5月21日《新华日报》第三版“复旦拾零”云“十八日翦伯赞先生，应复旦大学文学院之请作学术演讲，题目是‘历史资料与历史科学’，原定在二十四教室，后因听众容纳不下，改至第二教室。晚饭前由陈望道、伍蠡甫、顾颉刚诸先生陪同参观复旦新闻馆，晚上又应该校史地学会之请，讲演‘历史与文艺’，听众仍极踊跃”。1946年1月《复旦》校刊登载有“图书馆楼上大足石刻照片展览，下午顾颉刚、朱锦江两教授分别讲演‘大足石刻研究’”的消息，特别提到“本校顾颉刚、朱锦江两教授收集的大足石刻照片数十帧，十二月十日在相伯图书馆楼上文学院办公室内公开展览，其石刻多系佛像，亦有古代帝王之刻像，由照片中可见镌刻工夫极为精细，每帧照片之旁，附有详尽说明，使观者不仅能欣赏其艺术，并能了解其历史意义。同日下午二时，顾颉刚教授在第二教室讲演《大足石刻的历史考察》，朱锦江讲演《中国佛教造像艺术观点研究大足石刻》。同日晚间七时在大操场放映新疆及大足石刻电影”。

史地研究不单在书本上、教室内用功夫，对于古物、史迹的直接考证，及地理现象的科学考察，均不可忽视。1938年12月25日，史地学系组织成立史地研究会，会址在黄桷树镇树人路廿三号。该会以“研究历史地理以发扬民族精神”为宗旨，由张荫桐、夏文炳担任常务干事，下设文书、事务、研究、会计、出版、图书各股，聘请沙学浚、李晋芳、郑学稼等教授为顾问。史地研究会成员每学期举行考察旅行，以期学生获得“说知”之外更得“亲知”。如1939年1月至夏溪口考察地理；2月赴北碚西部科学院、地质调查所、中国科学社、中央工业实验所等处参观；并到缙云山考察地理；1940年4月赴高坑岩考察地理；12月至北川铁路参观天府、三才生煤矿；1941年2月参观北碚地质调查所图书馆、中央研究院气象所。这些实践活动有助于开拓学生的科学视野，尤其是毕业后无论到何处，均可实地工作。

值得一提的是，在战时复旦校园中，除了盛行壁报外，还有各种名义的晚会，据胡绳武在自述中回忆，“史地系也有自己的名为‘十日谈’的晚会，会前选定中外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或人物，约定发言人在会上做专题发言”，而1945年7月20日《中国学生导报》第二十一期第三版为准备报考升学的青年专设了“各院校概况介绍”，版面左上方即介绍复旦大学，其中写到“这里我们只要举出两三个例子，而推想到他的一般生活。每星期举行晚会的有新闻系的‘新闻晚会’和经济系的‘经济周会’，每十天举行座谈的有史地系的‘十日谈’，他们经常讨论一些专题，或者有关国际国内的时事，他们一方面专门地学习研究，一方面关心现实问题，使自己和时代结合起来。”这份进步报刊还专门以“集体研究、集体主张、不要把黑暗当光明——记复旦史地学会第三次‘十日谈’”为题，长文介绍了复旦史地系第三次“十日谈”：“六点半，教室里便被黑压压的人群挤满。临时被请来指导的，有法学院院长张志让教授、史地系周谷城教授。……周谷城教授站起来，肯定地说明：今天必须实行民主政治。‘今天实行并不迟。’他说：‘今天不实行，明天还是要实行的。’张志让教授起来，以国内战局到国际的民主浪潮，具体而详尽地作了一次分析，恰好是对周先生所提出的原则的补充。”（1944年12月29日《中国学生导报》第2期第一版）可见当时复旦师生民主舆论之活跃，也因此吸引了更多有志青年加入到复旦的民主阵地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