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动了李慈铭的日记｜隐身在歌郎传中的鲍翰林

李慈铭素以毒舌著称，民国年间，他的日记稿本辗转沪上。经营《越缦堂日记》石印出版的蔡元培和商务印书馆，以及藏家、读者，他们不同程度地实施了遮蔽、涂抹，不仅破坏了日记的完整性，也给李慈铭造成隐没墨迹、惺惺作态的负面影响。

在“谁动了李慈铭的日记”这组文章中，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馆员张桂丽将结合李氏日记稿本、抄本及书信、诗文稿，以时空坐标、人际网络及李慈铭心态变迁，来复原日记稿本一些被删文字的历史现场。

晚清京师士人流连青楼戏园，早已是贤者不讳。李慈铭风流好事，寓京三十年，追捧那些擅长昆曲的歌郎，日记中留下极多踪迹。又精心谋篇布局，为之立传，如《花部三珠赞》《哀傅生文》，皆用骈体写成。张次溪据其日记中梨园史料辑成《越缦堂菊话》，流传已久。

近人品评伶优，喜匿己名，或恐有玷官箴。如谭献日记中二则，“检《怀芳记》，此书乔河帅为鞠部作也。”“寄洲以《燕兰小谱》见示，二三十年未见之书，甚喜。作者题西湖安乐山樵，盖仁和余秋室先生集所撰。”（《谭献日记·补录卷二》第239页。中华书局，2013年。）谭献编刻《增补菊部群英》即托名“糜月楼主”，遭到李慈铭讥讽，“得许竹筼书，送阅谭仲修所刻《群芳小集》，群芳者都门乐僮也，无论此等浪子生活不足冤酷纸墨，以自命知微言大义之人，而刻画贱工崽子之状，又何其不自爱耶?”（《越缦堂日记》同治十二年五月廿五日。）此处实际内涵的是谭献“以自命知微言大义之人”的论学见解。晚清菊部兴盛，谭献因应试短暂逗留京华，也为时风所染，时氏习昆旦兼皮黄青衣，名倾一时，谭献品题称“琴香如碧树晓莺，红楼晴雪”，也堪称好事者。（《谭献集》下册，2012，浙江古籍出版社）

与谭献匿名作歌郎小史不同，李慈铭采用实名制，本事也作实录。他在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三日写道：“寂坐无事，戏作小文自遣，题曰《花部三珠赞》。”并录稿于光绪二年十一月初七日日记中。虽是游戏之作，实为之立传，时小福、钱秋蔆、朱霞芬，都是江南人，擅演昆曲，独得李慈铭青睐，不免堆砌华丽辞藻，赞美他们“莲性本洁”，表达恋慕，其心态举止与捧角、追星之人如出一辙。“花部三珠”，第一珠即时小福，“余滞迹京华，薄游燕市，偶因所见，盖得三人。时琴香者，名小福，吴人。所居室曰绮春。色善事人，艺能倾俗。引喉一歌，广场百诺。余与琴香甚疏也，顾甚眷余。今年其三十生日，百溢之金，十日之馔，豪客接坐，华毂塞门。琴香独乞余书一横幛以为光宠，至数十请不厌。夫李陵生降，乡里以为耻；褚公高寿，骨肉之所羞。今则清议不申，中正失品，鹰鹯之疾，乃在斯人。至于思附题门，不嫌疥壁，较之会稽孤妪，乞临川之数行；洛下名姬，夸李端之一语，殆有甚焉。”李慈铭高自标置，却以菊部中人为知己，置于名公贵卿之上。为赞词云“维此三子，风尘莫俦。报以银笔，为有位羞”，他经常拖欠歌郎缠头，以此文为报酬，又为“书生人情半张纸”做一注脚。

但李氏日记民国二十六年（1937）石印本这段写时小福的文字，自“引喉一歌，广场百诺”之下被遮住三行，成为空白，下接“余与琴香甚疏也，顾甚眷余”，据此上下文意，可知隐去内容应与时氏有关。

遗憾的是，这部分日记原稿今不知所藏何处，翻检李氏文集，或许可寻出蛛丝马迹。李慈铭生前委托曾之撰、曾朴父子刊刻骈文，这篇《花部三珠赞》就收在光绪二十三年（1897）曾氏父子校刊的《越缦堂骈体文》卷三，果然，“引喉一歌，广场百诺”之下写道：“吾乡有某姓者，家以鬻盐富。粤寇之乱，委质贼庭。寇退入都，竟得高第，入翰林。尝招琴香左觥赋，目之妻，称真人，有戏以呼琴香者，琴香询得其故，大愠，自是与某绝。”歌郎虽以艺事周旋朱门，受人追捧，然隶属乐籍，身份卑贱。某翰林学士纵情于狎优之风，竟以纳宠作妾相谑，将舞台之上的才子佳人扮相混同现实伦理，不但践踏优伶人格，更折射出交游中隐伏的权力倾轧。时氏与之绝交，风骨凛然，故李慈铭赞美其“莲性本洁”。

但这位与李慈铭是同乡，以盐业致富、一度委身太平军的翰林，究系何人？

李慈铭曾请人抄录自己日记中的文章，恰好这篇《花部三珠赞》被收录在《越缦堂丛稿》中，今藏国家图书馆。“引喉一歌，广场百诺”之下写道：“吾乡有鲍某者，家以鬻盐富。粤寇之乱，委质贼庭。寇退入都，竟得高第，入翰林。尝招琴香左觥赋，目之妻，称真人，有戏以呼琴香者，琴香询得其故，大愠，自是与鲍绝。”

《花部三珠赞》

显然，光绪廿三年（1897），曾氏父子刊刻李氏骈体文时为尊者讳言，隐去了“鲍”字，但本事仍在，后人仍可考索。民国九年（1920）石印《越缦堂日记》时，则直接将“鲍某”这一段遮蔽住，造成阙文。或许，彼时鲍氏在绍郡仍是富室，读书知礼，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力。

一篇风雅的艺人传记中，忽然涉及一桩翰林公案，看似闲笔，实则是李慈铭有意为之，借机讽刺有玷君子行为的士大夫。他曾说太平军陷绍期间，乡人有不少“落水者”。“由是粤逆之变，持节乡邦者，逾城逃窜，缙绅之列，无一死难，且忻忻然输贡贼庭，顾望进用。秀孝之受伪职、毒乡里者，不可悉数。”（《越缦堂日记》同治八年十月十六日。）在看完《浙江采访忠义册》后说，“且有受贼伪署后，或以病死，或以兵死者，咸得襚加异等，孤备羽林，转令华衮失荣、英魄羞伍，是可叹也。”但他始终未曾指出姓名。到了光绪年间，事过境迁，他终于在这篇歌郎传记中点出“委质贼庭”的鲍氏，歌郎与翰林不仅名位、身份悬殊，品行也高下立判，其用意可谓深远。但这也不过是典型的士人“清议”，对公序良俗的约束力实在有限。

一般认为，李慈铭在日记写作方面实现了私人写作向公共著述的转化，他延续了《世说新语》的人物品鉴传统，又暗含如《申报》时代新兴舆论那般的表达诉求。他在日记中议论、评价公共场域的人与事，将日记作为发声的表达渠道，信口雌黄、月旦人伦。李慈铭日记自然是有选择、有意识的记录，但我们相信他也并未伪造或虚构史实。至于他的批评是否正确，我们可以考证、分析。

绍兴阮建根先生在《绍兴图书馆藏鲍氏拓片四种述略》中考察鲍氏家史，称道：“绍兴高车头鲍氏一族，自乾隆年间从安徽歙县新馆迁居绍兴后，以业鹾起家，……对绍兴地方慈善和公益事务赞襄尤力。尤其注重教育，延请名师，培养子弟，嗣后族人遂由贾入儒，入仕为官，在科举、著述、藏书方面也足可圈点。如鲍存晓官居翰林院编修，著有《鲍太史集》，其子鲍诚炎官兵马司副指挥；鲍元晖著有《汲修斋诗存》《质野彝丛稿》等；前观巷鲍遗唐在新居落成之际，就创办万卷楼，辟为私家藏书楼，为晚清以降的绍兴人文增添了浓重的一笔。”（《走进越文化》第三期》，2022年）据此，鲍氏可称乡里贤达。考诸咸同兵燹之际，鲍氏以富家巨室周旋于乡里，其进退行藏实为观察江南士绅生存策略之一斑。虽无史料可证其与太平军暗通款曲，李慈铭在《越缦堂日记》以“偶涉嫌疑”的暧昧笔法指证其不忠，也仅是一家之言。然有此一说，也足为后人观察历史细节开启一个小缝。

鲍元晖跋

然而，历史又如此有趣。鲍存晓儿子鲍元晖，字尧臣，富而好文，民国间从李慈铭后人手中购得其著述稿本，今藏上海图书馆的《越缦堂所著书》稿本九种，即是藏品之一，钤“鲍元晖”“尧臣”白文二印。其一《萝庵日抄》，卷二末王积文跋云：“右《萝庵日钞》，……。汲脩主人尧臣先生得诸李氏后人。见其篇附考证，评骘谛当，装裱成帙，洵有心人也。愿鲍氏后晜当缣眎之。庚午莫春后学邑子王积文谨跋。”庚午当是民国十九年（1930）。鲍元晖并请乡友王继香、王积文、曹振采、孙豫、孙步瀛、素臧居士、健堂等人题跋《越缦堂所著书》，又于民国二十一年（1932）跋《萝庵游赏小志》云：“所谓叙吾乡山水情景，不啻如绘。奇文妙笔，如身入其中，俗虑顿销，明月清风朗然，在贶我诚不少矣。”（《越缦堂所著书》，上海图书馆藏稿本）对李慈铭描绘山阴道上山水风情尤三致意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