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傅小平 文学报
逝者 / 略萨
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Mario Vargas Llosa）于当地时间4月13日在秘鲁利马逝世，享年89岁。略萨代表作有《绿房子》《酒吧长谈》《公羊的节日》和《世界末日之战》等。
略萨的儿子阿尔瓦罗·巴尔加斯·略萨在社交媒体上分享的家庭声明中表示：“我们怀着沉重的心情宣布，我们的父亲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今天在利马安详去世，身边陪伴着家人。”这位作家的三个孩子补充说，不会举行公众仪式，但他们将进行家庭告别。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拥有秘鲁和西班牙双重国籍。2010年，略萨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曾于2011年6月12日抵达中国，为期九天的活动期间，所到之处都受到了中国文学界和读者的热情礼遇，其中上海站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上海戏剧学院做了演讲。他还特地致信中国读者，其中说道，“文学是一种世界语言。尽管读者在时代、地点、信仰和语言上千差万别，但文学在他们中间确立的却是人类的团结、感情的纽带、共同的愿望和情感的交融，以及相互的声援。而这一切表明，在全人类的心灵深处，他们之间存在的是亲近。此乃我希望我的著作带给我的中国读者的信息：友谊、理解和兄弟之情。”
今天的推送文章，重温这段略萨的中国纪行，并深入探寻他与拉美文学共同“野蛮生长”的岁月。
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
2011年6月14日、17日上午，他分别在上海外国语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相同内容的题为“一个作家的证词”的演讲，在众人灼热的目光“审视”中，为自己心中的文学做着“证词”。14日下午，他在上海戏剧学院新空间剧场，参加“阅读的赞颂——略萨作品朗读会暨文学交流会”，现场朗读了他本人最喜欢的作品《酒吧长谈》片段，并与作家叶兆言、孙甘露及读者对谈、交流。
17日下午，他应邀赴北京塞万提斯学院参加一年一度的“西语日”，与中国的西语爱好者见面，并为“19216公里”故事大赛得主颁奖。主办方透露说，尽管公开与媒体、读者见面的时间，只占其访华日程的一小部分，略萨还是觉得安排了太多活动，这让他感到有些“盛情难却”。
《酒吧长谈》 99读书人·人民文学出版社
略萨来访引起的反响是不言而喻的。他曾说，从没想到自己写的故事能到达遥远的中国，而事实上，现在不仅到达了，还引发了狂热追捧，就连众多作家都为能一睹其风采而激动不已：在上海，被主办方安排跟略萨对话的叶兆言称自己“上台后大脑就一直处于空白状态”，并笑称把准备好的提问和发言遗失在了来上海的火车上；王安忆则临时更改了自己的出访行程，安静地坐在台下聆听略萨朗诵作品。在北京，莫言、刘震云、阎连科等作家及西语文学翻译家、学者，在与其交流后，纷纷要求签名留念。而中外文化记者伺机而动苦求专访，出版商则仗着这枚“大牌”开始了奇货可居式的挑挑拣拣；更有众多粉丝托关系求入场券，甚至苦守在略萨的车旁淋雨三四个小时要签名求合影……
这不免让人联想起略萨十五年前的首次访华。那时的一些印象，只散落在少数几位和他见过面的西语译者的记录里，更多的细节至今仍不为外界所知，因为他坚持“以一个纯粹的旅游观光者的身份，来细细品味中国古老文明的风情韵致”。当然，即使以到访的外国作家身份出现，略萨也未必会引起中国读者的强烈兴趣。直至成为诺奖得主之前，他的作品除了影响小部分作家创作之外，在中国图书市场上一直没什么销路。于2009年8月引进出版了略萨四部作品的上海译文出版社甚至爆料说，他们之所以出版略萨，起初是不得已而为之，本来是想谈马尔克斯《百年孤独》版权的，但对方的代理人说要先出略萨之后再谈，“作为条件，略萨被签下，一下四本……出门前，代理还追问是不是可以再出略萨新书……”
事实上，早在上世纪60年代，略萨就和马尔克斯等作家一起，被视为当今世界文坛硕果仅存的文学大师之一。1967年冬，略萨和马尔克斯第一次见面以后就结下了深厚友谊。有段时间他们都住在西班牙巴塞罗那，两家人交往甚密，马尔克斯甚至是略萨二儿子的教父。不过1976年，两人在墨西哥电影院里动了拳头，此后便分道扬镳，其政治分歧尤其明显。
对于这次不堪回首的“肢体冲突”，两人此后都讳莫如深，马尔克斯更绝——为了不说出实情，一直不出回忆录第二卷！他说：“如果我写第二卷，就要说出某些我不想说的、很不好的私人交往。”好在此事发生三十年后，他们共同的好友摩亚以《鼻青眼肿的可怕故事》为题详述了当时的情景，世人藉此得以一窥个中情状。摩亚说：“那天，拉美各国艺术家和文学家在电影院参加电影研讨会。之后，马尔克斯向略萨奔去，刚喊出‘马里奥’，一记重拳狠狠打在他脸上，略萨怒骂：‘你对我老婆做了些啥，有脸跑来向我问好？！’”
此番略萨访华，同样避而不谈与马尔克斯之间的恩怨。但他并不讳言对《百年孤独》充满个人趣味的溢美。“那是马尔克斯的一个转变，在整个世界都引起了反响。这在现代小说中是非常特殊的一个现象，因为各种各样的读者都喜欢读它。很显然，马尔克斯让全世界看到了拉丁美洲的文学。”
马尔克斯（左）和略萨在一起
当然略萨获奖，也让世界再次聚焦拉美文学。他的生活也因此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家觉得我可能要受到称赞。但我变成受难者了。很多人特别是新闻界根本没有休止地要来采访你，不让你安静地生活，不让你好好地工作，有些问题我不想回答，可你还是不得不应对。有时候真想逃到岛上去生活，在没有记者的地方生活。”尽管略萨一再抱怨获奖剥夺了作家的隐私，但他还是坦承：“它给你带来的好处是，让你被世界知道，作品被翻译成更多语言，这对一个作家来说非常重要。”
显然，获奖并没有让这位已届七十五高龄的大作家“迷失”。他谦逊地表示，希望历史能证明，诺贝尔文学奖委员颁给他奖没有搞错。在他看来，诺贝尔文学奖，跟其他奖项一样，评委会也会有搞错的时候。“有的作家比如海明威等都是众望所归，但也有一些作家与这个奖项根本不相匹配。第一个文学奖获得者是法国作家，你肯定不会看他的作品，我觉得也不值得读。那个人叫苏利·普吕多姆。当时和他竞争的是列夫·托尔斯泰，但组委会却把奖给了他而不是托尔斯泰。其实，很多人完全是应该得这个奖的，比如博尔赫斯，但他没得。托尔斯泰没拿奖，博尔赫斯也没得奖，现在给我奖了，我确实觉得有点难为情。”
略萨的谦逊让人动容。这并不影响他毫不避讳地说出自己对文学和写作的很多看法。在他看来，写作就福楼拜所说，是一种生活方式。“作家不是为了谋生而写作，而是为了写作而生活。如果有人能以此谋生当然更好，但是通常来说，作家本身的创作欲望就是他活着的一种体现。”略萨直言，一个作家如果总是被人夸赞、有奖金、有政府补贴的话，会很危险。“因为他的创造性就会丧失。碰到困难的时候，你必须战胜困难，这些困难的存在是有好处的，能使创作的精神发挥出来，这是非常好的、强大的力量。精彩杰出的作品都是从困难中诞生的。”
确如其言，略萨的一些好作品，正是从困难中诞生的。1958年秋，在西班牙马德里梅嫩德斯·佩拉约大街上一家名叫“小蜗牛”的酒馆里，略萨开始写作《城市与狗》。其时他年仅22岁，已经结了婚，生活的重负几乎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为了生计他有时不得不兼做几项工作。尽管此前他已写了一些作品，中篇小说《挑战》还获《法兰西杂志》组织的秘鲁短篇小说比赛奖，为此还得到了到巴黎旅游15天的奖励。不过，此时文学对他来说还只是一种业余爱好，照他的话说，虽然他“把文学看得比世界上的任何东西都重要，但从未想到过有一天会成为作家。”
作品完成的时间是1961年冬，地点在巴黎的一处顶楼里。出版的过程并不顺利。手稿像鬼魂一样从一家出版社转到另一家出版社。最后，在友人的帮助下，在巴塞罗那诗人卡洛斯·巴拉尔领导下的塞依斯·巴拉尔出版社出版。《城市与狗》迅速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流传，给年轻作家带来了广泛的国际声誉。1962年完成，出版后立刻轰动西语世界，当年就获得了西班牙"简明丛书"文学奖，且迅速被译成二十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地出版流传。
自此，略萨觉得自己从穿短裤时即怀有的“将来要当作家”的梦想，已然变成现实。但那时他多半没有想到，正是这部小说与《阿尔特米奥·克罗斯之死》《跳房子》和《百年孤独》一起将拉丁美洲文学带进爆炸时代，他也因此与后三部小说的作者卡洛斯· 富恩特斯、胡利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并称为爆炸文学的四大主将。此后，略萨便不断以他非凡的想象力和新颖的叙事技巧使全世界读者着迷。正如《波士顿环球报》指出的，他包括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作、随笔和报刊文章等在内的众多作品已经为他确立了在当代伟大作家中的地位。
多年以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略萨曾说，写作是我的生活方式，是我觉得更好、更能保护自己抵御不幸困扰的方式。在流传甚广的《给一个青年小说家的信》中，他同样援引福楼拜的话：写作是一种生活方式。换句话说，谁把这个美好而耗费精力的才能掌握在手，他就不是为生活而写作，而是活着为了写作。
此话信然，早在长篇处女作《城市与狗》中，他便以小说中的主人公阿尔贝托自况，给自己画了这样一幅自画像。阿尔贝托，为人不卑不亢，不欺负弱小，也不容强者欺负。在捍卫尊严和个人合法权利方面，他绝对不放弃斗争。他时而生活在社会上层，时而与来自社会底层的黑人、混血种族学员住在同一宿舍；他既看到了上层社会的伪善、欺诈和糜烂的生活，也了解了贫苦阶层的悲惨处境。这两个极端他都不能接受，因此宁肯躲进文学天地，去抵挡“城市”喧嚣和“狗”们的狂吠；因为文学为个人的反抗提供了武器，也提供了施展的空间。
凭着这种“不妥协”的写作姿态，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略萨把笔触伸向广泛的社会现实。由5个人的故事“结构”而成的《绿房子》，以妓院“绿房子”的兴衰串联起20世纪20年代以来秘鲁北部长达40年的社会生活史；《潘达雷昂上尉与劳军女郎》一反战争文学的传统模式，写秘鲁某边防上尉潘达雷昂奉密令，招募一些女郎，组成一支劳军队以慰难耐兵营生活的兵士。其中上尉向他的长官报告劳军队的组建和工作情况的几章，完全用公文形式写成，反讽笔调跃然纸上；《世界末日之战》则通过对农民起义首领“劝世者”、封建贵族卡纳卡纳布拉沃爵、欧洲“革命者”加里雷奥·加尔三个主要人物形象的刻画，对拉丁美洲的悲剧历史做了艺术性的思考。
1990年，在参与秘鲁总统大选的角逐中，略萨最终败给另一位总统竞选人藤森。日后，在回忆录《水中鱼》中，他反思道：现在看来，没能获胜意味着一种精神解脱，可当时真是刺痛了我的心。因为他为此整整苦干了三年。然而，正是此次败选，让他坚定了对写作的信仰，“作职业政治家得有欲望，而我从来没有过。是的，我对政治感兴趣。我认为它应该使人产生兴趣，我要设法通过我的写作参与政治。”
因为他的人生经历与创作，都和政治有着紧密的联系。略萨此次访华，也被不可避免问到与之相关的问题。在略萨看来，好的文学，使得读者不满足。他觉得世界应该更好。正是因为这种不满足，使得我们要求一个更完整的、更好的、更不同的现实社会。“所以，在任何时代，文学都不是消遣。它是社会文明、特别是人类发展的组成部分，它还需要具备批判精神，能为社会的进步作出贡献。”
虽说如此，实际上，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略萨似乎放弃了用文学改变“时代和社会”的初衷，转而投入写作惊世骇俗的情爱小说。《继母颂》写一个小学生与自己的继母有染；作为《继母颂》续篇的《情爱笔记》，写与继母有染的孩子最终设法使父亲和继母破镜重圆。取材于他自己亲身经历的《胡利娅姨妈和作家》则写了一位18岁的青年与姨妈恋爱结婚的故事……
正因为略萨笔下的胡利娅姨妈实在太有魅力，孙甘露戏言自己读过这部小说后就一心想成为书中的男主角。而这个男主角差不多可以说就是略萨本人，一个同样很有魅力，很有“范儿”的作家，无怪乎阎连科拿他的外在形象打趣。阎连科笑称，之前有15位美女给他打了电话，让他跟略萨说，世界作家中第一的“老帅哥”就是略萨，请把众人的爱带给他。全场一片大笑，略萨之后也笑着回道，对他的个人形象在中国女性中的反响，他非常激动，也带给中国女性朋友问候。“要是早知道在中国我有这么多女性崇拜者，那我早就到这里来生活了。”
《公羊的节日》 上海文艺出版社
打趣归打趣，略萨并没有停留在情爱的艺术天地“乐不思蜀”。作为一个有着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作家，恰如他在谈到自己的记者身份时所言，“我不赞成那种让作家完全封闭在自己的幻想和想象中的主张。我对这类作家敬而远之，我可不想成为那种作家。不！对我来说，文学非常重要，但它应该是一种从经历中吸取营养的东西。我需要至少有一只脚站在街上，站在世界上，站在正在孕育的历史中，所以我一直在写文章，一直在评述当前的大事。”
2000年，他出版了《公羊的节日》。阔别祖国三十五年的乌拉尼娅回到了故乡多米尼加共和国。三十五年前整个多米尼加共和国处于冷血独裁者特鲁希略的统治下，乌拉尼亚的父亲卡布拉尔正是这位独裁者的得力助手。三十五年后，卡布拉尔已老，他行动不便更是丧失了语言功能。乌拉尼娅的姑妈不能理解为何乌拉尼娅从不曾探望自己父亲，面对质问，乌拉尼娅缓缓诉说起三十多年前那些美好的回忆，那些政治阴谋，还有那个毁了她一生的秘密……通过乌拉尼娅的见闻，小说再现了拉美黑暗的独裁统治。
时隔三年，略萨又以《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回到了历史题材。小说取材自法国著名画家保罗·高更及其外祖母——社会活动家弗洛拉·特里斯坦的生活原型。在略萨笔下，这对从未谋面的祖孙观念上几乎水火不容。弗洛拉对残忍和剥削极为敏感，为工人和妇女的权利四处奔走，高更早年过着优越的生活，中年逃避家庭责任，一心从事绘画；弗洛拉有着强烈的勤奋克制的清教徒色彩，高更却狂放不羁、纵情声色；弗洛拉看不起那些逃离社会，跑到天涯海角建立小伊甸园的人，这却是高更与凡高共同的梦想，是他与凡高分手之后生活的重要主题。
《天堂在另外那个街角》英文版，及同名中国人艺戏剧舞台剧照
然而真正决定祖孙二人命运，让二人迥异的生活经历发出回响的，既不是时代也不是观念，而是他们骨子里那种不安分的性格——对那个不容易亲近的天堂的执着追寻。一个向着平等公正的社会，一个朝着不被现代文明污染的原始伊甸园，两位人物回应着法国诗人兰波的那句话：“生活在别处。”也像兰波一样，成为了死在“路上”的追寻者。略萨就这样在对乌托邦思想的描述和探讨中，寄予了自己对文学和现实的关怀和思考。
在略萨看来，如同堂吉诃德挺起长茅刺向风车，文学在某种程度上成了现实生活的替代品，是对生活难以满足的野心的安抚。对现实的怀疑，无疑是构成文学存在的秘密理由。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在文学日渐式微的年月里，略萨依然张扬阅读。“通过阅读塞万提斯、莎士比亚、但丁或者托尔斯泰，我们得以互相理解，也正是从他们的作品里，我们学到了人类的共同精神。” 虽然如此，略萨同样不无忧虑地警示道，当下社会无孔不入的商业元素，使得文化也被物化、商品化。“这是文化危机的根源所在。”
新媒体编辑：郑周明
原标题：《诺奖作家略萨逝世，曾到访中国分享文学的“友谊、理解和兄弟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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