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相册IV｜⑧从未告别

【编者按】

《上海相册》始于2020年春夏，澎湃新闻与《萌芽》杂志社的合作，至今已发展至第四季，共有中外摄影师50多人，作家40多人参与。摄影师群体既有来自近现代的大咖先行者，也有崛起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觉悟者，当然，90后乃至更年轻的一代正以锐不可当之势汹涌而来。其中，国外摄影师在不同时期，也记录下他们眼里的上海和中国之旅。该项目与作家群体的合作中，在各方多元的视角下，《上海相册》也得以向读者展现一个层次更为丰富的上海。今天推出《上海相册》第四季的第八篇《从未告别》。

上世纪80年代，摄影家杨元昌的作品引领了摄影观念的转变，彼时的摄影，在现实中取材，在心中迸发。杨元昌所拍的黑白照片，把一代人胸中凝结的力量和精神传递了出来，镜头里所留下的人的身影，既有成名成家者，也有普通人的一瞬，医院、教堂、街头，在场景里的人通过杨元昌在取景框里寻找的角度形成了对话。

拿到这些照片，作家胡建君一眼便识得出自杨元昌之手。她并未打算走进摄影里确切的场景，只是场景里扑面而来的时代正值她的年少青春。胡建君借这些照片，连接到了逐步兴盛的电视剧、通俗文化和流行乐，细数邓丽君、罗大佑、beyond，黄霑、金庸与琼瑶…告别一个时代就像打开一罐可乐，气息涌动，转瞬散尽。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一、可口可乐、一场大火与武侠

1980年左右，海派摄影先行者杨元昌正式开始他的创作。那一天，他追随着布列松的“决定性瞬间”，将南来北往擦身而过的男女老少，定格在可口可乐的巨幅广告前。

1984年的春天，也有一位手持可口可乐的年轻人，身着绿色军大衣、头戴蓝色贝雷帽，满面笑容地站在长城上。这是历史上第一个普通中国人的形象，登上了《时代》周刊的封面。一个满怀青春梦想的理想主义时代拉开序幕。

那一年，国门刚刚洞开不久，绝大多数国人都没听过这本杂志，也不一定喝过可口可乐，但目光明亮、笑容纯净的他们有着难得的松弛感和昂扬的热情。八十年代的白噪音，是风尘仆仆又阳光普照的，掺杂着街头广播和收音机间断的杂音、午间昏昏欲睡的蝉鸣声，还有第八套广播体操以及“为革命保护视力”的眼保健操的口令。一切恍然如梦，在黑白电视机单调的雪花背景声中渐行渐远。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八十年代各种文艺思潮涌动，但普通民众获取信息的渠道尚有限。我们75后的影像记忆，大多来自那些至今堪称经典的电视剧。上学的念想，在于一放学就能冲回家追剧。总是呼朋唤友的，有时聚众在小隔间，有时围坐在院子里。特别是夏夜，有凉床、蒲扇和西瓜，还拥有浩瀚夜空与满天星斗。1987版的《红楼梦》和那些风流云散的红楼人物，成为心中永恒的经典与遗憾。那些远去的和逝去的，他们永不老去，再也无法被复制和超越。电视剧《上海滩》播映时万人空巷的记忆永在，主题歌响起的刹那便热血沸腾。快意情仇的江湖恩怨打动了所有观众，也让我对“浪奔浪流”的上海滩心往神迷。

从小有仗剑江湖、悬壶济世的梦想，总觉得无情的江湖之中，有着最大的深情。我的第一首七律，起句便是“形影江湖又一秋，为谁意气著风流”，这是侠之大者金庸留下的深深烙印，是我喜好打抱不平的个性底色。曾拥有“胡大侠”的外号，“十步杀一人”则是我古早的MSN的名字。由《射雕英雄传》改编，香港TVB出品的同名电视剧引进内地播出，追剧更成了日升月落的期盼。刀光剑影之中，有着莫测的人性和至美至真的情意。“回首妖氛未扫，问人间英雄何处？”谁人不识翁美玲的黄蓉、黄日华的郭靖以及苗侨伟的杨康。我却偏爱亦邪亦正的黄药师。“碧海潮生曲”寓绝世武功于绝妙箫声之中。桃花岛布局玄机四伏，而表面花木幽深，竟是园艺上品。看似不近人情的黄药师实则极度浪漫，十多年来，夜夜于亡妻墓旁吹箫相守。他终于制作成最美的花船，思量携上玉棺，月夜出航，让海浪拍碎船身，与阿蘅一同葬身大海。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多年以后，在国家大剧院，大侠一般留着一头伏尔泰式长发的陈燮阳，带领中国交响乐团演绎了《射雕英雄传》主题曲，以奔腾壮阔之势，让我们亲历郭靖誓死守护襄阳的悲情与热血。陈燮阳也是中国录制贝多芬全集的第一人。贝多芬的月光与大海，肯定不同于黄药师的月夜与碧海。但总有一种激情穿越时空，无问西东，就像杨元昌镜头下的陈燮阳，即便平静之时，亦有苍鹰般洞穿尘世的目光。

除了武侠片的剧情，那些动人心魄的精彩还归功于主题曲与插曲。黄霑与顾嘉辉的组合无与伦比。曾在寝室一整天循环播放《铁血丹心》，隔壁忍无可忍，敲门求我换歌。“逐草四方沙漠苍茫，那惧雪霜扑面”，我心中悬壶济世的英雄情结早就在童年、在那些歌声中种下了。这是我向往的江湖，和再也遇不到的黄霑。也喜欢徐克黄霑罗大佑版的《沧海一声笑》，天地之间，只有这云山苍苍、江水泱泱，豪情千万丈。而这一曲“笑傲江湖”也许如同“广陵散”一般，如黄药师的花船一般，早已在熊熊火光滔滔江水之中寂灭。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杨元昌生平首场个展的作品全部诞生于八十年代，但是这些作品的底片却也毁于1980年代末的一场熊熊大火。当时他的作品恰好存放在失火单位的大铁箱里，数以千计的胶片在火的炙烤和水的冲刷中毁于一旦。后来还能看到的那些黑白影像，很多是从散落的旧杂志和废旧底片中扫描寻回的。原先分明的影像层次、微妙的黑白影调变得模糊而平白，就像我们遥遥回望的旧岁月，在白噪音中苍茫而闪烁。杨元昌在火与灰的余烬中，重新捡拾起父子、师徒、生死、病痛的姿态，记录下也许不那么嘹亮的亲情、友情与爱情，在街头、教堂、公园、工地与病房之间，在阴晴雨雪之中，存在即永恒。他放下了遗憾。

就像徐克电影中，江上的刘正风对曲洋所说，世上已有过了这一曲，你我已奏过了这一曲，人生于世，夫复何恨？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二、声色犬马与华语流行乐坛

小时候填兴趣爱好，我写下“声、色、犬、马”。我热爱几乎所有的动物，喜欢各种美好的声音和色彩。和众多75后同龄人一样，我的中学和大学得遇华语流行乐坛最好的时光——众神狂欢的八九十年代。几大衣箱的磁带和CD记录了青涩而飞扬的少年时光，那个白衣飘飘的年代。

全家都爱邓丽君，在华语乐坛，她简直是一位如神的人。凡有华人处，必有邓丽君的歌曲。有多少人为她欢喜为她哭泣，半个世纪匆匆而过，十亿个掌声依然如故。街头小巷偶尔传出的歌声依旧令人驻足，回忆便如潮水漫延：“怀念你，怀念从前，但愿那海风再起，只为那浪花的手，恰似你的温柔……”她天才般的温柔举重若轻，如同她的语言天赋一般，让所有的人缴械投降。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让人痴狂的还有摇滚，就像一种全新生活方式与态度的宣扬。1986年，崔健唱响“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如同平地一声惊雷，令万众泪流满面热血奔腾。他的作品往往中西混搭，有吉他、贝斯、鼓，也有笛子、唢呐、箫，耳目一新的西方音乐形式之下，却是当代中国人复杂微妙的情绪表达。长年浸润于革命歌曲、民族音乐或古典音乐的人们，突然眼前一亮，热血贲张，星星之火瞬间燎原。那是一骑绝尘不可复制的华语摇滚记忆。然后就有唐朝、魔岩三杰的红磡震撼开唱。1988年窦唯加入黑豹，成为乐队当仁不让的灵魂人物。那时利落短发的窦唯吹起笛子，清醒又颓废，专注又飘散，瞬间令亿万人痴迷。王菲最好的歌，似乎都有窦唯的影子。

忧郁的张楚则安静地坐在高凳上，缓缓吟唱着“孤独的人是可耻的”，“姐姐，我要回家”，他就是一个穿越时空的寂寞游吟诗人，也有关怀苍生的“不忍人之心”。他唱“上苍保佑吃完了饭的人民……绝不想死也不知所终。”眼前突然浮现八十年代相册中，那破败草屋边戴着蛤蟆镜的年轻人，站在“求子孙”柱头边的白巾老农、逼仄桥洞中怀抱新生儿的妇人，以及医院病床边安静守护的亲人，他们辛劳却不颓丧，滚滚红尘中总有希望。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民歌运动中才华横溢的罗大佑，对80到90年代初期的华语乐坛贡献卓著。我读小学时，父亲从国外带回了索尼的Walkman和夏普的双卡录音机，算是走在潮流的前沿。常常流连于各个音像店，我无需上手，就能一眼辨识滚石或宝丽金的高仿盗版。拜手工达人的父亲所赐，家里很早就有了手工版环绕立体声设备，连明式座椅下都藏着一对音箱。亲测某个角落的音效最好，我便坐定，遥遥指挥端坐在录音机前的小表弟，一遍遍耐心地帮我倒带、重放。有阵子就喜欢《你的样子》的前两句：“我听到传来的谁的声音，像那梦里呜咽中的小河。我看到远去的谁的步伐，遮住告别时哀伤的眼神”，我说“先来二十遍吧”。卡带松了，用4B的中华铅笔卷一卷继续听。还有罗大佑版余光中的《乡愁四韵》，那长江水、海棠红、雪花白、腊梅香……江海飘零，不如归去归哪个故乡？里面有一组天籁般的吉他泛音，还有一处美妙的轮指。受这首歌的影响，我痴迷地学了两年古典吉他。

香港本土乐队此时异军突起，Beyond乐队中有我永远的心痛——黄家驹。罗大佑说黄家驹是上帝安排降临在人间，并且不会再派来第二个。有人在校园广播台为我点歌《海阔天空》：“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纵爱自由……”一首歌，一个人，不是吗？听他的歌每每让人热血奔涌，竟如同读《少年中国说》之类的文章。也倾心他温柔的那面，连忧伤都是蕴藉深厚的：“多少春秋风雨改，多少崎岖不变爱，多少唏嘘的你在人海”，我愿沉沦。这个穿戴有品位的、有着明朗也寂寞眼神的歌手，我几乎收齐他所有版本的专辑。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金大侠说，人生就该大闹一场，悄然离去。八十年代也是香港乐坛的“天皇巨星”时代，怀念同样随风而逝的两个人——张国荣和梅艳芳。倾国倾城的哥哥，怎能不让世人宠爱和原谅。他是难得一见的真正具有优雅气质的男人，风再起时，看见他永远纯净的目光和转身远去的背影。每一年的4月1日都有潮水般的怀念，哥哥是真正的人间传奇。每次听陆康老师唱起粤语版《左右手》，往日时光便如倒带一般闪回，“似是故人来”。“只有在哥哥面前可以完全做回自己”的梅艳芳百变而清冷，“如梦如幻月,若即若离花”。而哥哥从来不是《胭脂扣》里背信弃约的十二少，他不会临阵逃脱。相依相随的他们相继在最美的时光作了收梢，从此永不老去。

高中时代则是香港乐坛“四大天王”的时代，有我喜欢的张学友，最爱他早年的专辑《真情流露》。高三的愚人节，骗两位好友说我要转学了，他们几乎含着泪到我家里。我默默放响《红叶舞秋山》，傲气凌云的歌声充斥天地人间：“独醉者不甘俗世摆布，自有苍天给我的路”，一遍又一遍，从下午听到傍晚，心中风起云涌，没有人说一句话。毕业那天，他们用圆珠笔，在自己的牛仔裤上涂写下大大的“红叶舞秋山”与一起看过27遍的“东方不败”。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那时最喜欢的女歌手应该是王菲。大概也因为记忆，留恋她的《天空》专辑。一首《我愿意》，让人低到尘埃里去。还有《矜持》：“我从来不曾抗拒你的魅力”。还记得那个夜晚，世界沉睡，而我们醒着，相互倚靠，一起通宵听歌吗？往事纷纷如静默大雪落下，而暗夜转瞬即逝。沿着那条来时的路一直走下去，还能到达我们相遇的地方吗？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三、校园民谣与古蛟川上骑鲸的少年

从来不曾离开过校园。校园里总有白发的先生，漂亮的女生。那时的校园还有真正的诗歌和热血，那时的我满怀文学的激情，和许多文艺青年一样，担任过文学社长与诗社主编。那时我们传唱着顾城的“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我们向往海子“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们和北岛一起感叹“那时我们有梦，关于文学，关于爱情，关于穿越世界的旅行。”记得一个大雨天，和我的中文系主任从姚江边走到北斗河，他在送给我的新书扉页写下“最难风雨故人来”。后来看到那张《师徒》作品瞬间动容，“我是一个在黑暗中大雪纷飞的人啊”。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也是校园民谣的年代，任何时候听那些歌，都让人瞬间沉沦。八十年代，齐豫用《七点钟》，打开青涩而隐秘的少年心绪：“火车一直往前去啊，我不愿意下车,不管它要带我到什么地方……是我，在你的身旁。”如此细腻真实，仿佛那个怀抱还留着温度。1989年，十九岁的沈庆创作歌词《寂寞是因为思念谁》：“你知不知道，思念一个人的滋味，就像喝了一杯冰冷的水。然后用很长很长的时间，一颗一颗流成热泪。”他也在这首歌中永生了。九十年代，高晓松、老狼、叶蓓等唱响《青春无悔》，真正百听不厌。《B小调午后》、《白衣飘飘的年代》、《久违的事》，都看得见衣袂飞扬的心事。我的大学生活的每一天，都在等信和写信中度过。如果可能，我愿做“流浪歌手的情人”，只要一把破旧的吉他，一扇朝北的窗，可以望见星斗。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追寻校园民谣的源头，不得不提当年与邓丽君齐名的第一代文艺男神刘文正。《外婆的澎湖湾》《乡间的小路》《兰花草》《三月里的小雨》……如此轻松自在，走路都带着风。1984年，也就是可乐青年登上《时代》周刊封面的那一年，看遍繁华的刘文正，选择在巅峰时期告别歌坛，又于1991年彻底退出娱乐圈。转眼30余年，他真的从未有过一张新照片曝光，几度传出死讯，彻底成为“失踪传奇”。就如《春夏秋冬》的那句歌词：“挥挥手只留下背影，弹着老吉他我依然吟唱，潇洒我清愁的秋。你已远去无处觅游踪……”只要你记得，最美的模样。提携过他的刘家昌于近日离世。两天以后，也是二者知音的琼瑶，主动给自己的浪漫人生留下一个最美的收梢，足以照亮她此前所有的作品。“多情应似我，此情与谁共”，不如归去，相聚于“在水一方”。一个时代就此落幕，犹如一部罗曼蒂克的消亡史。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九十年代末，我带着一把吉他，从镇海来到上海。即便毕业多年，母校镇海中学一直是我心中最温柔的存在。每年频传的捷报，与温暖的记忆、厚重的历史交织在一起，仿佛自己还是此中的少年。《早春二月》，蛟川，泮池，梓荫山，大成殿……这些与母校相关的名字，每每念起就心生欢喜。跟着奶奶每周都会去学校附近后海塘上的安澜亭，据说亭外原是汤汤大海，真的有鲸鱼游历其中吧。小时候攀爬高高的海塘健步如飞，奶奶就坐在亭子边看着我，记忆早就定格成诸神佑护的黑白照片。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还常常一个人坐在校园里的梓荫山上看书，看校工阿英在操场上一圈一圈地跑步，总相信往后的岁月，也会是这般的从容安静，波澜不惊。石川啄木说：“虽然是看惯的山，秋天来了，也恭敬地看，有神住在那里吧。”那时隔壁班的男生薛震早已名闻校园，路上偶遇相视一笑，并没有太多交集。没想到30年以后，相逢一醉是前缘，还能合作为母校写一首歌，并被众人传唱：“梓荫芳华，古蛟川上骑鲸的少年。衣袂飞扬，看天开图画绿野风烟。梓荫芳华，再相逢依旧是春天。衣袂飞扬，你我仿佛从未告别……”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说不出再见，而我们的八十年代，就像《时代周刊》封面上那瓶打开的可乐，气息涌动，但转瞬散尽。诗人阿多尼斯写过大上海的喧嚣与离合：“上海，聚会开始，却没有离散之时。”是的，你我仿佛从未告别，依旧是古蛟川上骑鲸的少年。只是有人如约而来，有人后会无期。

杨元昌作品，拍摄于1980年代

摄影师自述

1979年开始，我在厂里担任了宣传干事，负责摄影工作。那时普陀区有个摄影小组，是李惠蓉老师带我进了这个小组，从此我有了一个艺术之家，1980年左右，我正式开始摄影创作。

上世纪80年代，当时摄影界大都是拍摄一些直面百姓和社会，表现形式传统的照片，罕见现代艺术风格和深刻内涵的作品。后来觉得总是延续这个状况，难以开拓出优良的摄影之路。因为那个时候我有机会看到一些进口书籍，我看到这些摄影师的照片和我们有点不一样，首先他们在技术方面喜欢抓拍，画面很活跃又真实；而且从内容来说，我总觉得要高出我们几个层次。于是我就思考，觉得应该要走自己的路。我当时印象最深的是谁？就是法国的布列松，他是“决定性瞬间”的创立者，又是一个实践者，对传统摄影有突破。我看了他的照片以后，觉得这就是我心目当中所要追求的艺术境界。我有一幅作品叫《师徒》，创作于80年代初，就是受布列松“决定性瞬间”影响而创作的作品，反映徒弟和师傅之间的那种情感，跳跃出了技术、形式层面，深层次地表达情感内涵，突破了当时摄影界的主流理念和普遍范畴，使作品进入了自己喜爱的艺术层面领域。

我搞摄影创作，是从纪实摄影开始，后来进入到舞台摄影，我喜欢拍现代舞，现代舞没有什么主题，这样我可以把自己的一种情感、观念、情绪投入进去，随着演员在舞台上舞动，我也进行思维层面的一些舞动。我喜欢用多次曝光进行表达，跟着自己的感觉走，表现一种超越表象层面与事先导演安排的剧本，会随着时间推移不断深入、变化、升华，《生命的旋律》就是拍摄于斯图加特现代舞团的表演现场。

后来我又喜欢上了拍环境肖像摄影。影响我最大的就是美国摄影家纽曼，他的特点在于能够抓住被摄对象的内在闪光点；另外他的构图很特别，他可以把被摄对象放在一个最合适的位置，哪怕在角落。80年代中期我进了《现代家庭》杂志，有机会拍摄一些名人，我的作品《指挥家陈燮阳》，就运用了以上这些理念和手法。当时我到陈燮阳家中采访，通过和他顺畅交流，碰撞出创作花火，然后现场运用自然光、不用三角架以便抓拍到他犹如老鹰般凌厉的气势。

摄影师简介

杨元昌，生于1947年，上海市人。中国摄影家协会会员。曾任《现代家庭》杂志摄影记者编辑、《上海摄影》杂志艺术总监、副主编。曾任上海市摄影家协会常务理事、上海艺术摄影协会执行主席、上海天马摄影艺术沙龙主席。担任过多所大学摄影专业的客座教授，曾多次担任国内外和上海市级摄影展览赛事评委。2019威尼斯58届艺术双年展·中国当代艺术展顾问。现任上海中外艺术交流协会高级艺术顾问。

文字作者简介

胡见君 (胡建君)，写作者，艺术评论人，上海大学上海美术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美术学博士后流动站合作导师，上海大学中国书画研究中心副主任，上海诗词学会常务理事。师从贺圣谟、徐建融、卢甫圣、陆康先生。已出版《既见君子——海上艺文录》《飞鸟与鱼——银饰里的流年》等作品二十余部。并担任书画展览、艺术文化活动策展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