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刊文：以“对等”之名行保护之实，多边秩序面临重大挑战

4月2日，美国总统特朗普援引1977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签署行政令，以应对巨大且持续的贸易逆差所造成的国家紧急状态为名，宣布实施“对等关税”。美东时间4月5日凌晨开始，美国将对所有国家对美出口产品征收10%的关税，并自4月9日起对逆差最大的贸易伙伴征收更高的所谓“对等关税”。尽管“对等关税”将232关税涉及商品、金银、美国没有的能源和矿物等暂时排除在外，加拿大和墨西哥的部分商品受特朗普第一任期时签署的“美国-墨西哥-加拿大协定”（美墨加协定）保护暂时豁免，但从整体上来看，美国对外加征的关税不仅在税率上超越了20世纪30年代经济大萧条时期，而且涉及的国别地区和商品类别之多更是少见。

根据白宫发布的相关情况说明，特朗普推出“对等关税”的目标有3个，即夺回美国的经济主权，重新调整美国制造业的优先顺序，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看起来似乎美国被不公平地对待，在叫屈喊冤，但事实上无论哪一条，都在背景和逻辑依据上有漏洞和矛盾，背后反映出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和霸权思想。

美国吃亏论的说法混淆了黑白。美国一直站在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金字塔塔尖，自二战结束以来始终根据自身的需要来塑造国际经济秩序。从推动建立多边经贸秩序、推动各方从降低关税到扩大服务业开放，再到将各类自身价值观纳入国际经贸规则之中，美国向来认为，适合自身的发展需要才是唯一正确的标准，而其他国家必须随时追随、调整和响应美国的新要求。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成立后，越来越多的成员通过复杂的入世谈判加入这个大家庭。在新成员的入世谈判中，美国发挥了主导作用，以其标准要求各方作出改变。目前的WTO最惠国待遇关税，并非美国单方面的赐予和优待，而是各方通过充分谈判达成的利益平衡。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关税税率本身，还是在规则、规制领域作出的其他改变，恰恰体现出美国的经济主权。事实上，虽然按照最惠国关税税率比较，美国现行的税率确实比不少WTO成员低，但若考虑到各方加入WTO时税率的变化幅度，大多数成员在入世时所降低的关税是远远高于美国的，而美国的产品也在这些成员入世后获得了巨大的出口利益。正因如此，所谓“对等关税”是为了追求公平、美国吃了亏的说法，完全是脱离历史环境和发展历程的混淆黑白。

美国发展制造业单纯依赖保护主义恐难见效。特朗普强调国内制造业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认为与2001年相比，2023年美国制造业产出的全球占比从28.4%显著降到17.4%，汽车、造船、机床、金属制品等方面的产能无法满足美国国内需求。诚然，发展制造业已经成为全球共识，无论是发达经济体还是发展中国家，都希望通过工业化创造更强的发展动能，推动经济可持续增长。但是，历史经验表明，制造业的繁荣依赖开放的环境、有效的市场机制以及持续创新的动力。在开放的环境下，市场竞争才能更充分，由此产生的高收益将驱动企业加大研发投入，进而推动供应链上下游持续优化，提高合作效率。而美国选择以加征关税方式来保护本土市场，必然导致其国内企业竞争强度下降。相应的，企业也缺乏加强创新的动力。特朗普所称外国制造企业为避免关税，将大幅投资美国，从而促进美国制造业繁荣的想法未免过于简单。对于投资者而言，稳定且可持续的市场是扩大投资的基础。当前的美国，早已不具备传统制造业所需的劳动力。美国的劳动者既少有足够的技能，也没有参与的意愿。仅靠资金投入，大力是出不了奇迹的。从拜登政府到特朗普政府，产业政策反复、产业环境动荡，在看不清未来政策方向、国际供应链持续波动、利润难以保障的情况下，无论哪国投资者，在决策时都会十分谨慎。

美国近年来贸易逆差的主因并非不公平贸易。巨大的贸易逆差是“对等关税”要解决的核心痛点，特朗普认为这是美国前任政府长期忽视的难以承受的危机。实际上，国际贸易取决于相关各方的资源禀赋、产业结构和发展阶段，作为进出口最后结果的贸易额是无法显示产业和市场的实际得失的。国际贸易中，不平衡是常态而非特例。在历史长河中，进出口贸易的平衡只可能发生在某个时间切面，转瞬即逝。2024年美国货物贸易逆差超过1.2万亿美元，但这种逆差反映的是美国消费者需求的满足和美国进口商品面临的高成本。20世纪70年代以来，美国逐渐从全球制造中心变成全球消费市场，产业持续升级，硅谷的高科技产业取代了密歇根等地传统制造业的优势地位，其高收入特点吸引了大量居民向加州等地区流动。在此大背景下，美国跨国公司通过全球投资优化供应链布局，充分利用全球各国的人口红利和资源禀赋优势，降低生产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再反向对美出口。美国进口的持续增长伴随着东亚等地区国家出口导向型经济的快速发展，在这一过程中，美国享受了资源、环境的红利，保持了长期稳定的物价水平。近年来，在高关税的干扰下，美国生产者和消费者不得不支付更高的成本，而高通胀引起紧缩性的货币政策，进一步影响了融资和投资。加征关税不仅没有减少美国贸易逆差，反而在推高进口价格的同时增加了贸易的不平衡。即便如特朗普所认为的假冒商品、盗版软件和商业机密窃取对美国竞争力构成重大风险，单靠加征关税也无助于解决这些问题，而是需要相关各方通过信息沟通和相互配合减少监管漏洞，形成有效的市场机制和信心。

在推出“对等关税”后，特朗普称此举是有效的，增强了美国经济并使制造业和钢铁生产等行业大规模回流。事实当然并非如此，如果制造业的回流符合预期，那么自特朗普1月上任以来，美国资本市场的表现恐怕就不会那么悲观了。作为附加于跨国供应链的成本，关税上升无疑将增加供应链下游的成本。不论是生产商还是消费者，都需要考虑如何适应和应对。近年来，在全球货物贸易平均单价下降的大环境中，美国的通胀却高且顽固，就很值得反思。供需关系中，供不应求引起价格上涨是市场经济颠扑不破的真理。按照特朗普的想法，当企业将生产从国外转至美国国内，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但画饼式的生产和即时性的消费之间有着明显的不同。美国居民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生产端的获益即便有周期不假，消费端的痛感会更为迅速。

应该看到，“对等关税”打开了全球大范围供需关系调整的潘多拉魔盒，未来一系列的谈判和调整在所难免。各方当然不会对美国短期内放弃贸易保护主义抱有幻想。但是，世界是多元的，全球的供需两端目前仍然保持扩张态势。加强愿意遵守多边规则各方间的有效合作，推动多边经贸秩序发展优化，为供应链的重构和技术、模式创新创造更为稳定的发展环境，全球贸易未必不会出现新的气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