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当·斯密》（牛津通识读本)，克里斯托弗·J.贝里 著，李瑶光 译，译林出版社2025年1月版
英格兰银行发行的20英镑纸币印上了斯密的肖像。让亚当·斯密以如此形式现身，算得上是彰显了他的传世影响力。然而，大部分使用该纸币的人，即便他们注意到了这幅肖像，恐怕也不太清楚他是谁。
亚当·斯密若被众所周知，很可能是在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自由市场经济”当道之时。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褒奖，对另外一些人来说，将他们关联起来就是过错。除了被象征性地把名字搬出来抬高身价之外，事情还变得更为复杂。有偶像“斯密”和思想家“斯密”之分，这些并非没有关联，他的思想之所以被从文化或意识形态角度利用，是基于当时的政治观点所需，而并非因其才智的影响。
撒切尔主义回应了英国主流政治，里根经济学是“冷战”的武器。这两种情形下，他们都认为“自由市场”和奉行不干预主义的政府是履职的工具。亚当·斯密作为最早提出这些工具的思想家就涉入其中了。结果，他被拉来作为才学证明或者说理论起源。尽管这种拉选具有机会主义性质，但也并不完全是奇思异想。
斯密如何影响后世的经济学家
如同其他偶像派思想家一样，比如（说）卡尔·马克思或西格蒙德·弗洛伊德，斯密的著作被引用得多，被阅读得少。当代经济学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其基本准则在现在和将来都同斯密有着永不磨灭的联系。然而，主题却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变化的标志之一是，对其本身的历史已兴趣寥寥。
例如，有关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书里只提到了一次斯密。这种变化导致的一个后果是，任何试图从当代经济理论角度对《国富论》进行的研究，相对都没什么价值。主流的正统理论高度依赖用复杂的数学公式进行技术分析，这些数学公式来自简化、抽象化的人类理性“模型”。斯密从不用统计学或其他计量方法［他曾经在《国富论》里说过，他“对政治经济学没多大信心”（《国富论》第534页）］，在《国富论》等著作里，他对人类行为方式进行了复杂的阐释。
那么，为什么斯密被尊称为“经济学之父”呢？何时首次用这个词已无法考证，但19世纪末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当时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的评价中已经表达了这种态度。马歇尔认为，《国富论》是“经济学上迈出的最伟大的一步”，因其兼具知识的广度和判断的中肯性。斯密被赋予家长地位，是因为他提出的指导原则至今仍具有基础地位。当然，这必然只是在“原则”层面上，因为21世纪与1776年的世界大不相同。
这些原则虽不多，却都是基础性的。它们包括：承认“天赋自由权”，即“每个人”都“完全自由地以自己的方式追求自身利益”，其必然结果是，“当权者被完全排除监管私人产业的责任”，这也正好，因为承担这样的义务非任何“人类智慧和学识”所能及。这些基本原则还包括，斯密认为政府的任务总体应限于外部防御、内部秩序和提供“公共工程”，以及他认为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所产生的结果通常优于某些预设的结果。这些原则是“自由市场模式”的核心，撒切尔和里根在实施他们自己的计划时采用的就是这种模式。这种模式的理论基础并非由斯密直接提供，而是由那些与“新右翼”过往甚密的经济学家提供的。
克雷格·史密斯把斯密对“新右翼”的遗留影响简洁地分为三支：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以詹姆斯·布坎南为代表的“弗吉尼亚学派”和以弗里德里克·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这三派的代表人物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弗里德曼的“斯密”强调天赋人权，强调人们被允许自谋私利所带来的好处，他援引“看不见的手”作为理论支撑。布坎南的“斯密”是那位不信任政府的思想家，重视构建法律框架。在这三人中，哈耶克不仅是最了解斯密的，还是他最具影响力的拥趸。哈耶克眼中的“斯密”是“古典自由主义”哲学家。他的“斯密”认识到了个体理性的局限性，认识到社会秩序会自发产生，由此为批判计划经济或干预经济提供了基础。哈耶克最有名的著作《通往奴役之路》（1944年出版）是最重要的一部作品，被誉为撒切尔主义和里根经济学的理论基础。然而，尽管这些有助于解释斯密的当代形象，却仍然是片面或不完整的。
当今一些经济学家认同这个观点。尽管斯密的方法和假设同当代主流经济学采用的方法和假设之间有明显的鸿沟，但确实有贯通鸿沟之桥。其中有两座桥特别值得一提，其代表人物都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都既重视《道德情操论》也重视《国富论》。
第一座桥是行为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的发展。其中一位领军人物弗农·史密斯，就曾公开毫不掩饰地赞誉他自己的姓。
这类经济学很少关心在理论上人们作为理性行为者应当如何按部就班地实现其目标（或用行话说，效用最大化），而是更关心他们实际上如何行动。为对行为进行评估，实证经济学家设计了各种各样的场景或“游戏”。例如“独裁者游戏”设定，给一名玩家10美元，但其中的一部分要分给另一名玩家。根据主流理论，会有人给出1美元，也会有人接受1美元，因为有1美元总比没有好。但是，当真正玩起来时，结果却不是这样，给得少了往往会被拒绝。《道德情操论》中概述的相互影响，比如求得认同的渴望，似乎有点切题，可以试着用来解释上述行为结果。
第二座桥由阿玛蒂亚·森所造。他为近期流行的一版《道德情操论》作过序，他在自己的经济学思想里批判了主流正统学说，尤其是对理性理解的狭隘性。按照森的解释，斯密强调的是市场的不完美，而不是在看不见的手操控之下理论上的完美。森进一步发现斯密十分关注贫困和匮乏所造成的影响，他将斯密视为他“能力”方法的先驱，“能力”方法特别关注人们对自己想要如何过活进行有效决策的实际能力。
斯密遗留的思想财富：把富裕同自由结合在一起
把斯密与自由主义联系起来，比推崇他对自由市场原则的启发更危言耸听。这种看法太过局限，因为最好要“整体地”理解斯密的思想。斯密认为，“经济”活动发生在社会里，那些以物易物、讨价还价、进行交易的个体都是社会化的存在。《道德情操论》的核心要义是，社会化必然也是一种道德化。因为有父母、伙伴以及整个社会环境，每个人都学会了如何“融入”、如何举止得体。要进行交易，不仅要先有某些形式的交流，还要有公平的理念为前提。
这意味着，斯密认为经济活动并非处于某种“道德真空地带”。但他并不接受长期以来存在的道德经济学的说法。那种观点建立在特定的“美好生活”理念之上。这一理念矮化了经济学的地位。它做了道德判定，认为纯粹的经济活动不如真正的或完全的人类哲学或政治活动那么令人有满足感。给“经济”的定位只不过是“手段”（从根本上来说就是活下去，动物和奴隶就是这样），而不是“目的”——让人类活得有价值。
这类美好生活被视为堕落或低俗地追求物质上的愉悦，比如渴望有一件亚麻衬衫、新鲜的面包或是一个舒适的家。假若这些道德低下的经济手段凭其自身得到重视，那么就会被谴责为道德堕落或违背道德。斯密反对这套说辞，但这并不说明他对经济做了道德“免疫”。
正如斯密对屠夫基于自身利益卖肉没有丝毫不安，他对银行家同样基于自身利益开展业务也毫不反对。但是，将此视作把道德与经济分割开就错了。斯密的确认为由个人自行决策能最好地推进社会福祉，因此他反对试图集中指导“市场”。然而，他真正反对的是试图指导个体行为，干预他们以自己的方式追求其目标的“天赋自由权”，当然，这些个人行事需约束在合理合法的范围之内。这样允诺个人自由本身就是一种“道德”立场。从这个角度看，国家权力当局不能强行决定其公民去从事或不得从事什么工作，或者是他们可以穿或不能穿什么样的衣服。道德哲学教授斯密（他在《国富论》扉页上如是自称）从未放弃过这一观点。
事实上，斯密从未将道德同经济学割裂开来，这给后来继承他理论的自由主义思想定了调。自由主义是一座由许多房间构成的大宅。斯密这一间贡献的是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同有些人难免比其他人更富有的实际情况是相容的。但这与因出生或因继承了头衔而不同或具有特权是不相容的。他致力于自由的平等权和平等的受尊重权——搬运工和教授一样享有这些权利。每个人都应自由地在这个世界上走自己的路。当权者应当尊重这种自由，而不要擅自以那些他们知道得更多等似是而非的理由，去干预个人的人生旅程。
在斯密看来，个人自由并非独一无二的基本原则或道德观。其本身的价值不如其所带来的可能性的价值。这是从他的道德理论推导出来的。个人都是社会性的存在。与自由主义大厦中其他房间不同，斯密房间里的个体不是独立的存在，他们的行为可以在其所处社会环境中被独立地理解，或者说他们在社会责任之外拥有“天赋权利”。在斯密看来，自由的可贵之处是它能带来更好的公共利益。这种“好”并不是完美。斯密没有设想一个全都是甜美和光明的社会。他没有去描绘一幅“神圣之城”或“德善之地”的蓝图。斯密的“好”更接地气。
他认为真正的公共利益（真实的国家财富）有赖于物质富足的世界。生产的目的是消费。消费更多更好的产品就是享受富足，正如他在格拉斯哥大学教室里所讲的，是一种福祉。通过人们基于自身利益判断采取行动，是最有效的实现方式。而这些利益并不只是为自我服务。正如《道德情操论》开篇所述，人类“天性中存在一些本性”无私地把别人的幸福看成自己的事（《道德情操论》第9页）。然而，他的著作所努力构建的，并不是以道德为基础否定追求个人自身最大利益的作用。
“经济学”事务——提供生存所需资金的组织框架——本身就具有价值。这是一项有价值的任务。这关系到人类能够过活，不落入悲惨贫困之境。努力让人类摆脱贫困是一件崇高的事。这种努力本身就建立在正义、人道、正直和守法等道德价值框架内。它们同对称颂的渴求一起，为法律规则真正得以执行提供了支撑，是自由的保障。自由同富裕一样是一种福祉。
斯密遗留的思想财富就在于把富裕同自由结合在一起。
[本文摘自《亚当·斯密》（牛津通识读本)，作者克里斯托弗·J.贝里为英国格拉斯哥大学荣休教授，亚当·斯密、休谟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专家，该书2025年1月由译林出版社出版，澎湃商学院获授权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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