纳粹迫害的遗产：永不会完成的大清算

纳粹治下的德国为何会陷入集体疯狂？那些原本正常的人们为何会暴露出内心之恶，与纳粹同流？

二战结束后，这些问题已经被无数人探讨，也有各种答案。在英国学者玛丽·弗尔布鲁克看来，“由国家背书的暴力彻底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他们被裹挟着，站在了纳粹风暴的此岸或彼岸。我们可以从中辨识出一种独特的暴力形式：它并非源自个人动机的孤立暴力行径，而是一种由上层发起、批准、授权，并为下层民众所接受、执行且在许多方面由其积极性所强化的集体暴力。不仅如此，这种暴力从未掩人耳目，躲藏在遥远的地方，它就发生在每个人的生活中，甚至发生在第三帝国的核心地带，为众人所见证。”

她在《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一书中还写道：“无论自愿与否，许多人真心实意地赞同如下做法：将无家可归的公民从德国社会排挤出去；斩断友谊；解雇或降级犹太同事；将犹太家庭医生换成‘雅利安医生’；用纳粹世界观的‘种族’观念将人类同胞重新分门别类；孤立从前的朋友、邻居和熟人，只因他们与你不再是‘同类’。尽管并非每一个人都发自内心地狂热，但是大多数人发现从众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好过冒险让自己成为暴力和排挤的目标，只要和群体一起，无论是与群体共欢乐还是一同奚落他人，都会变得更容易……在现实中，虽然纳粹对于‘民族共同体’的愿景从未得到全面的实现，但是旁观者社会却逐渐形成：在这个社会里，人们愈发对整个系统的暴力和非人性置若罔闻，而正是他们在日常生活中的所作所为，使得这个系统得以运作、得以维系。”

《大清算：纳粹迫害的遗产与对正义的追寻》

二战后，德国社会逐步从这种集体疯狂与迷失中走出。人们甚至有这样的固定刻板印象：说起二战后的反思和清算，就自动将德国视为典范。从前西德总统勃兰特的“华沙之跪”，到奥斯维辛集中营乃至各大集中营的种种纪念活动，从华盛顿特区的大屠杀纪念馆，到柏林人行道上刻有铭文的铜片，似乎都在提醒人们，历史上最黑暗的那一页已经翻篇。但玛丽·弗尔布鲁克在回顾二战后几十年间的纳粹审判实录后认为，清算并不彻底，许多加害者逃脱了罪责，仅仅将目光聚焦于奥斯维辛乃至其他集中营，反而在一定程度上遮蔽了清算本应具有的深度和广度。

被害的并不仅仅是犹太人

将纳粹罪行等同于对犹太人的屠杀，是历史认知的偏差，因为纳粹迫害的对象远不只是犹太人。正如《大清算》所言：“当我们将目光聚焦于最庞大的也最醒目的犯罪场所（奥斯维辛）时，我们反而可能忽略了人们参与迫害机构和迫害实践的情况是多么普遍。”

纳粹的“优化社会”运动，迫害对象极广，所谓“没有生存价值的人”，包括了残障人士、同性恋者。当然，更多的是那些“不服从的人”，也就是拒绝与纳粹合流的政治犯，他们都不被认为是“雅利安同胞”。

对于这些“少数群体”的伤害和清洗，施害者并不仅仅是纳粹，还有社会的各阶层，甚至包括那些相关领域的专业人士。比如剥夺残障人士生命的，就是原本救死扶伤的医护人员。

即使幸存下来，也不意味着能在对纳粹的清算中得到新生。《大清算》中写道，二战后的几十年里，受害者仍然会在德国社会遭遇歧视，纳粹给他们打上的标签，如精神病患者、反社会人格、不优秀基因等，仍然被他们所背负。

“少数群体”的命运，背后是一套复杂的体制推手，纳粹进行了大量铺垫，直至浩劫到来。在二战开始前，德国纳粹政府已经对异见者进行高压打击，不允许异见，将异见者关入监狱甚至处死，关闭各种独立机构，推行孤立政策。此外，德国社会还逐渐规范了一套狭隘的伦理规范，继而对同性恋、残疾人和吉普赛人等少数群体进行“去人性化和去人格化”，列入肉体消灭的范畴。

被包装的“优生学”理念，也是纳粹的重要“武器”，正是依据这一学说，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相信那些身体孱弱乃至残障者对社会毫无用处，“没有生存价值”。纳粹继而推出了安乐死项目，表面上是为重病患者提供临终服务，但实际上却用来屠杀那些存在精神缺陷和肉体残障的普通人，至于缺陷和残障的判断标准，则由纳粹医生决定。比如对成年人是否有“生存价值”的判断标准就是生产力，能从事劳动的就“有用”，没有能力者则列入被屠杀范围。

除了肉眼可见的残障之外，许多儿童（如自闭症和相对内向，或是体质较弱）也被剥夺生命。1939年的第一例安乐死，就是一个出生时没有四肢的失明婴儿。纳粹成立了一个组织，官方名称是“严重遗传性疾病和先天性疾病科学注册帝国委员会”，将患有包括唐氏综合征、先天性盲、四肢不全或头面部畸形在内的先天畸形新生儿和三岁以下孩童登记在册。第一步是屠杀婴幼儿，后来又延伸到年纪较大的孩童和青少年。

它并不仅仅是纳粹的行为，许多民众也逐渐沦为帮凶，比如书中就提到有父亲将自己的女儿送去安乐死以摆脱责任。一些家庭主动将残障孩子或家属交给官方处理，事后就像什么也没发生过，是当时德国社会并不罕见的现象。

在集中营时代，被关押的也不仅仅是犹太人，更有政治犯、同性恋和各种所谓的“反社会人士”。

《大清算》中提到，集中营囚犯会佩戴不同颜色的三角标识，比如政治犯佩戴红三角，妓女和流浪汉之类的“反社会分子”佩戴黑三角，男同性恋佩戴粉三角，待遇糟糕，死亡率极高。

在这个杀戮体系里，执行者绝不仅仅是纳粹党卫军，而是社会各阶层的不同个体：下命令的官员、提供理论依据（如优生学）的专家、判断个体是否有“生存价值”的医护人员、官僚系统中的行政人员，乃至搬运尸体、运输毒气的工人……

这些执行者的角色也一直在变化，比如早期安乐死项目的底层工人，后来就成为集中营屠杀的重要执行者。对于他们来说，早期的安乐死更像是“积累经验”。

也就是说，集中营的大屠杀只是纳粹德国罪行的高峰，如果仅仅关注这一阶段，就会忽视那些“山坡”上的悲剧。

“旁观者社会”里，人人都是帮凶

对少数群体的屠杀，主要是基于所谓的“族群健康”，是纳粹构建“民族共同体”的手段。在这个过程中，一个“旁观者社会”逐步形成。

《大清算》中写道：“许多人遭到排挤，生活的现状和渴望被彻底打乱，这些现象实际上是一种避人耳目的暴力形式，其实施由大多数公民的行为所维系。那些后来声称自己‘对此一无所知’的人，早已学会对非人性和非正义视而不见。无论是因为本身就笃信，还是说其实并不情愿，无论是为了追求个人利益而同流合污，还是说因为害怕而向不可避免的形势低头，每个人在不同时期的情况都各不相同；但是，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德国社会发生了变化，人们在绝大多数情形下，明明目睹他人成为迫害的首当其冲者，却选择袖手旁观。”

旁观者的出现，基于很多因素，有人是出于职业要求，有人是因为懦弱和恐惧，有人盲目从众，有人自有欲望和暴力倾向……更多人则兼而有之。“国家”和“民族”成为最大的幌子，使人们逐步适应强权和暴力，支持纳粹建立的暴力体制。最终，“人们愈发对整个系统的暴力和非人性置若罔闻，而正是在他们日常生活中的所做所为，使得这个系统得以运转，得以维系”。

也就是说，当然，权力才是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纳粹统治的暴力模式并非孤立的个体行为，而是有自己的“顶层设计”，由希特勒和其亲信发起并授权，由民众接受并执行。德国民众默认了纳粹体制，甚至将之完善，继而将自己也变成体制的一部分。仅仅在安乐死项目中，人们就存在着大量共谋，比如对受害者刻意加大或减少药量，使之死亡，就需要医生、护士与亲属的共谋。与此同时，那些旁观者们认为这一切都与自己无关，他们对恶行选择漠视，并有意排挤少数人，用纳粹的“民族共同体”概念为自己开脱并寻求身份认同，顺从于权力。

在这种系统性暴力中，人们有着明确分工，以至于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没有决策权，只是被裹挟执行某个环节。这并不奇怪，因为在一个强调“集体”的社会体系里，人们会习惯性将自己当成集体一份子，忽视自己作为个体的存在，继而停止独立思考，机械执行各种命令和规则，不管这一切有多么荒谬和罪恶。

《大清算》中提到“自我疏远”这个词，“毫无疑问的是，无论是涉及地理位置、知情与否还是具体行动，自我疏远都是最为普遍的策略。”旁观者认为“我们向来都对此一无所知”，觉得自己无需承担责任。这种将罪责转移到别人身上的策略，即“自我疏远”。施害者也会采用这一方法，将战后的“自我”与大屠杀时期的“自我”进行剥离。

也正是因为施害者的沉默和受害者的沉默，反思受到了限制。西蒙·维森塔尔在《刽子手就在我们中间》一书的结尾写道，纳粹党卫军经常训诫囚犯：“不管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我们都赢得了对你们的战争。你们没人能活下来作证，就算有人能幸存，世界也不会相信他的话……我们会毁掉所有证据，连同你们一起……集中营的历史将由我们来书写。”

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十年里，集中营一度被遗忘。虽然德国民众曾被组织进入德国境内的集中营“现场学习”，但“国家重建”很快成为忘却集中营的借口。幸存者同样不愿意多谈集中营经历，毕竟记忆过于惨痛。许多集中营也被挪为他用，或存放军事物资，或用于商业，或成为政府机构所在地。

60年代后，集中营的记忆开始受到重视，“奥斯维辛”成为二战记忆的最重要隐喻。两德统一以来，意识形态化的记忆模式也被扭转，集中营不再仅仅是抵抗战士或犹太人的受难地，其他受害者群体也陆续得到纪念。

但对于幸存者来说，他们经历的“灰色空间”太过沉重，让太多人一辈子都无法走出来。

在《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中，皮莱茨基记录了他和战友们的秘密抵抗活动，还记录了“考波什”：“他们手里拿着棍棒，一边狂笑一边攻击我们的同志，他们朝着头部猛打，将他们打倒在地之后，又朝肾脏与其他脆弱的部分猛踢，连人带靴跳到他们的胸部和肚子上，一边咯咯笑一边把人打死。”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志愿者：一份来自波兰卧底的报告》

所谓考波什，即Kapos，是集中营中因表现良好而担任监督员的犯人，他们的工作就是监督和折磨其他犯人。有些考波什甚至会在一天内杀死多名囚犯，但这并不足以确保他们自身的安全。阿甘本在《奥斯维辛的剩余》一书中认为他们的残忍实际上体现了最为严酷的人性与道德困境。类似的道德困境在集中营里随处可见，比如囚犯会自发抓住并暴打逃跑者，因为如果有人逃跑，大家都会遭到惩罚。被关进地牢的人，会为了抢占门缝边的位置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而互相拼命。当有人死去时，活着的人会偷偷割下尸体的肉来吃。

莱维也曾揭示集中营的另一面，他写道：“与那些理想化的传记和模式化的辞藻恰恰相反，压迫越残酷，被压迫者就会表现出越广泛的合作意愿”。在孤立无助、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许多囚犯成为了帮凶。他们会与看守妥协，争取各种工作。比如有一个“拔牙特别小队”，多半由牙医组成，他们会将死者的金牙一一拔掉，以供纳粹熔化提炼成金。掌管食品配给的囚犯也会利用特权，当有囚犯冒犯负责分汤的人时，一群犯人竟然会一拥而上将他的脑袋按在汤桶里活活溺死，以向掌勺者示好。

即使《大清算》里提及的那些坚强和抗争，往往也意味着“踩着别人的尸体活下来”。那些“拒绝放弃自己”的幸存战略，是让自己看起来更强壮，这可以让自己避免被集中营守卫盯上，因为后者会随时将身体虚弱者拉进毒气室。在死人身上寻找残余的贵重物品，用来与集中营守卫交换食物，也是一种生存之道，本质是与权力的合作。

1945年，波兰奥斯维辛集中营，被解救的幸存者

有些幸存者会迅速适应集中营，这当然是一个堕落过程。书中提到一位几周后就已经认命并适应集中营生活的女性：“她对外部世界和其他囚犯的兴趣渐渐衰退。对可怕事件的反应渐渐变得木讷，恢复的速度也越来越快。这是一个逐渐麻木的过程。很快，死刑、行刑、鞭打，甚至残忍虐待的消息都只能引起微弱的恐惧反应，而且即便是微弱的恐惧，也在几分钟后就迅速消失了。然后谈话声和笑声再度响起，集中营的生活继续下去，仿佛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因为囚犯总会遭遇各种羞辱和痛苦，但无法以暴力回击纳粹守卫，所以往往会将怒火发泄到狱友身上。当部分囚犯成为守卫下属的“管理者”后（这并不能确保他们不会被赶进毒气室），不但会为自己谋取所谓的“福利”，还会模仿守卫的行为，对狱友进行各种压迫。

有人会认为这是为了生存，要想活下去，就必须放弃尊严甚至良知，但它毕竟说明了一个事实：最好的人早已死去。《大清算》对幸存者报以深切的同情，这当然是应有之心，但也不能漠视幸存者的暗面。

二战后清算的“选择性正义”

因为二战期间太多的模糊、妥协与合流，无论是施害者还是幸存者，在战后都陷入沉默。这种沉默甚至被赋予意识形态的意义，被视为“顾全大局”。

玛丽·弗尔布鲁克就写道：“1961年4月，一位新教教徒恩斯特·维尔姆对当时的讨论做过非常恰当的总结。他观察发现，许多人认为如果德国人承认他们的罪责，那么以色列要求的赔偿金就会更高。其他人则重复着流传甚广的自辩之辞：这不可能是真的，这都是敌人的宣传，没有人能够烧掉那么多尸体，这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情；纽伦堡不过是胜利者的正义。或者他们会提出更为功利主义的说辞：如果我们无法否认它，我们至少不应该谈论它；为了全体人民，我们不应该老是提及一小批罪犯的错误行为；最重要的是，为了保护民族的荣誉，我们不应该把它告诉孩子们。最后，维尔姆写道，德国人民质疑，他们怎么可能知道犹太人遭到谋杀的事情，他们还声称，就算猜也猜不到；除此以外，他们还说，他们如何能够相信自己国家政府的人、自己民族中受到他们信任的人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与此同时，政治上的角力和妥协，也让清算标准变得不公正、国家赔偿被操控。最终，“绝大多数施暴者未被追究责任”。

在《大清算》中，玛丽·弗尔布鲁克展现了战后第三帝国衍生的三个国家（东德、西德和奥地利）对纳粹的反思以及审判。西德“区分了应当受到惩罚的所谓少数‘真正的罪犯’，以及不应该为纳粹统治下所谓轻微的错误行为而受到惩罚的大多数人”，使得大多数人脱离了不利处境。西德司法体系还通过大赦法案，使得许多参与纳粹行动的政府和军队人员免于法律制裁。这些曾经服务于纳粹的公务员和军人甚至有着一致的辩词：“党卫军才是真正的罪人，而他们自己只是参与到行政管理的事务当中”，结果“如果只是单纯地遵从纳粹制度，协助谋杀机器运转，则不构成犯罪行为。”

造成这一点的原因，是因为战后西德政府的工作人员多半是大赦后恢复公职的前纳粹政府工作人员，甚至不乏市长和法官。司法系统就在上世纪50年代实现“再纳粹化”，多达3/4的法官和律师都有在第三帝国工作的经历。他们参与了司法政策的制定，可以说是“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不但自己免于处罚，还维护了许多前纳粹人员。东德看似雷厉风行，实际上仅仅是基于意识形态的运动式清算，往往越过法律程序、无视证据，随意判刑，反而制造了不少冤案。而且对二战的清算仅仅在战后前十年进行，之后几乎完全停顿。至于奥地利，则始终以“希特勒最早的受害者”自居。

这种现象直至冷战末期才有所改变，但也不免反复。以奥地利为例，《大清算》中写道：“奥地利作为受害国的神话最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受到了挑战，不过这一挑战也产生了某些事与愿违的结果。在1985年至1986年的总统竞选中，曾经在1971年至1981年担任过联合国秘书长，此时成为总统候选人的库尔特·瓦尔德海姆被人挖出了战争时期的经历和纳粹党人的历史。这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关于奥地利人掩盖历史、与纳粹共谋的议题，不仅将瓦尔德海姆自己的过去置于舆论的聚光灯下，还暴露出许多其他人的劣迹。然而，奥地利国内对这一事件的反应则截然不同。相当多的大众媒体以及部分显要政客（包括瓦尔德海姆本人）都将这一反对他的事件诽谤成世界犹太人大会的阴谋。原来，重提历史、扰乱和平、污蔑奥地利士兵（毕竟按照奥地利的‘神话’，他们同样是希特勒的战争的受害者）受人敬重的战争履历的‘恶行’要怪罪到国际犹太‘游说团体’的头上。所以一方面，瓦尔德海姆事件在战后第一次激起了关于纳粹过去的公众辩论，另一方面，它又几乎立即被反犹主义所裹挟。”

正如玛丽·弗尔布鲁克所言，法律和赔偿层面的清算绝非全部，要让一代代人将这个教训挂在心上，唯一办法就是在记忆层面进行清算。记忆不同于法庭审判，后者会随着结案而结束，但前者却是对真相的持续探寻，对良知的坚持。只是，人类永远无法避免自己的片面和选择性遗忘，大清算也注定不会彻底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