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举证》：为什么“完美受害者”是一个陷阱？

仍在国内院线热映中的《初步举证》，是一部由英国国家剧院打造的舞台剧，后来被制作成舞台纪录电影，与全球观众见面后赢得广泛好评，豆瓣评分高达9.5分。虽然是一部“小众”形态的舞台电影，《初步举证》凭借出众口碑在国内获得不错的票房成绩。

这些年来，各类形态的女性影视作品多了起来，《初步举证》以它的新颖视角与尖锐表达独树一帜。电影讲述了朱迪·科默饰演的女律师泰莎遭遇性侵后的经历，在长达109分钟的演出中，朱迪·科默独自撑起了全场。泰莎的控诉与呐喊震撼人心，我们或许将前所未有地清晰看见，所谓的“完美受害者”是一个陷阱。不仅仅是因为“完美”对于受害者而言是一种苛求，也在于要求“完美”的法律体系本身或许就是偏狭的、待完善的。

《初步举证》剧照

“完美”是对受害者的苛求

故事一开始，已经成为精英律师泰莎的自信满满、意气风发、滔滔不绝。她毕业于剑桥大学法学院，是“精英中的精英”。法学院里，只有三分之二的人能顺利毕业，十分之一能够拿到大律所的实习，五分之一会成为皇家律师……泰莎过五关斩六将进剑桥，又过五关斩六将成为律师。

这五分之一里的大多数人是贵族子弟，毕业于昂贵的私立学校。泰莎依然是例外。她出身于利物浦的贫困社区，父亲缺席，母亲是清洁工，兄长是不学无术的无业游民，家庭经济拮据。从底层社会一点点向上攀爬，泰莎对法律以及它背后的社会机制，产生了深深的崇拜。她的经历就是阶层跨越的样本，她通过知识改变了命运，法律成为她的安身立命之本。

泰莎的法律崇拜，也与她成功的职业经历有关。她凭借对法律条文的熟悉、逻辑思维的敏捷、辩论技巧的出色以及长期的勤恳努力，一次次帮助她的客户赢得诉讼，包括性侵案件中的被告。她在律所里出类拔萃，并收到更顶尖律所抛出的橄榄枝。此时的她是法律体系的受益者——法律赋予她地位、权力与社会认同。她相信法律是公平和正义的象征，是维护社会秩序的基石，只要遵循法律程序，各司其职，剩下的就是陪审团的事了。

泰莎并非没有过疑惑，比如“在明知对方犯了罪的情况下，你该如何为他辩护”。作为既得利益者，泰莎说服自己，“我们相信在被证明有罪之前，所有人都是无辜的，这是维持社会文明的基本原则”“要置身事外，不要选边站”“绝不进行评判，绝对不可以，也绝不做决定！一旦做了，你就完蛋了”。特别是，在一起性侵案的辩护中，她很同情原告受害者，对方的说法“我只是不想让其他女人再受到这个男人的伤害”让泰莎震撼、钦佩，但泰莎自我“洗脑”，“我受过训练，要以律师的准则思考”“如果他（泰莎的委托人）真的性侵她了呢？我帮他脱罪了。我不能这么想，是公诉人没有做好他们的工作”……此刻的她，堪称法律体系的完美零件：冷静、高效，甚至“无情”，信奉正当的法律程序高于一切。

直到泰莎成为性侵案中的受害者。一次与男同事朱利安的约会，让泰莎的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约会过程中，泰莎因饮酒过量而感到极度不适，在她难受呕吐后，虽然已经强烈表示出拒绝，男同事仍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是的，他强奸了她。泰莎几个小时后就选择报警，在782天后，她迎来一场必败的终审判决。

《初步举证》剧照

《初步举证》将泰莎的身份设置为律师，更充分地暴露出性侵案件中法律体系的漏洞，尤其是所谓的“完美受害者”就是一种苛求。

一方面，与普通的性侵受害者不同，作为一名精英律师，泰莎对法律体系有着深入的了解，她知道法律程序的每一个环节，熟知证据链的构建逻辑。当她不幸地成为一名性侵受害者，一切专业知识在创伤面前土崩瓦解，她的应对无法“完美”。譬如性侵发生后的第一时间，在酒精与恐惧的双重作用下，泰莎选择清洗身体……这个行为在司法程序中被视为“破坏证据”，但对一些受害者而言，这是原始的生存本能，是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典型表现——“很多性侵犯受害者都会因为自己身上有施暴者的气味或者觉得自己很脏而有强烈的想要清洁身体的冲动，这是很正常的。”（芭芭拉·O.罗特鲍姆、希拉·A.M.劳赫《创伤后应激障碍》）当我们要求受害者冷静、理性、从容应对，无视了一个基本事实：性侵创伤带来的生理应激反应与心理撕裂，很有可能摧毁受害者的理性控制能力。就像一个人明明已经溺水了，我们怎么能够要求她在激流中保持发型整齐？

另一方面，作为律师，“逻辑”是泰莎最锋利的武器。她太了解法律程序的精密齿轮如何咬合转动，她善于将复杂的人性纠葛拆解为可量化的证据链条，精准揪出证词中的矛盾点，攻破对方的防线。可当泰莎成为受害者时，当她以“法律逻辑”分析自己的经历：餐厅账单显示她与男同事喝了不少酒，餐厅的人目睹两人相谈甚欢，她主动邀请对方回家，家里有两个空的红酒瓶，她主动脱下衣服，他们此前曾发生过性关系……这些证据链让陪审团认定“合意”的存在。泰莎曾引以为傲的法律的逻辑，如今成为刺向她的利刃。

不止于此。一个性侵受害者的记忆是充满创伤的，是碎片化、情绪性、感官化的，而非连贯的、理性的、严丝合缝的。这又与法律所需的“完美逻辑”形成根本冲突。知名心理创伤治疗大师巴塞尔·范德考克的研究发现，“创伤性经验的印记和体验无法如同叙事性记忆那样组织得前后一致、合乎逻辑，而是以碎片化的感知和情绪痕迹体现：例如图像、声音、感觉”，“当他们的经历遭受质证时，受害者通常变得非常痛苦而无法说话，或者他们被惊恐所控制以至于他们不能很好地组织语言、描述他们发生过的事情。这些质证常常因为过于混乱、迷惑或者碎片化而使法庭认为不可信，从而不予考虑。”（《身体从未忘记：心理创伤疗愈中的大脑、心智和身体》）就比如泰莎能清晰记得呕吐物的酸味、被捂住嘴的窒息感，却难以准确复现施暴者的动作顺序——男同事到底是怎么一边摁住她的双手，一边捂住她的嘴巴的？受害者的证词常常因细节模糊、时间线混乱而被辩方攻击，她明明没有撒谎，却在庭审中给人留下这样的印象。

就算是深谙法律程序、熟稔逻辑构建的精英律师泰莎，在不幸经历性侵后，依然陷入“不完美受害者”的困局。这一设定强有力地暴露了法律体系对受害者的结构性压迫——它用冰冷的程序正义之名，要求受害者以“完美”的逻辑对抗生理与心理的双重崩溃，本质是行性别暴力之实。我们并不排除存在所谓的“完美受害者”，但绝不能将“完美”作为衡量受害者是否值得同情与法律是否给予支持的唯一标准，这是对受害者的苛求，甚至是新的压迫。

除了指出“完美受害者”的破绽，《初步举证》也经由泰莎从工人家庭跻身精英律师的身份设定，点出一个残酷的真相：并非成为精英，就能躲避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换句话说，不幸成为受害者，并非因为不完美——在父权社会中，女性的阶级跃升无法真正跨越性别压迫的鸿沟。

泰莎的逆袭之路表面上印证了“奋斗改变命运”的个体叙事，她以优异成绩考入剑桥法学院，在男性主导的律所中凭借专业能力赢得尊重。但她依然遭到侵害，曾经引以为傲的法律体系瞬间显露出系统性暴力。诚如戴锦华教授在“新现场”组织的《初步举证》首映礼的映后交流中谈到的：“我们没有好身世、没有好家世、没有好背景的女人，觉得我们可以通过奋斗，最终成为胜出者，而不是出局者。那么这个就是在说我自尊、自爱、自强、自律的同时，是不是其实也包含了对弱者，对不成功的女性，对受害者女性的某种不屑？而事实上你会发现单纯在性别这个维度上，其实大概也很难逃脱这样一个父权制度之下，身为女性的宿命。”

这一“自我反省”戳破精英女性可能陷入的认知陷阱。泰莎曾以优胜者的姿态俯视那些未能突破阶级壁垒的女性，将她们的困境归因为个体能力的不足，将父权制度下的结构性压迫简化为女性不够自律、不够自强等等。然而，在性别维度上，精英女性与底层女性一样是客体、一样有成为受害者的可能。更令泰莎感到悲哀的是，精英律师身份让她的“不完美”更加刺眼——因为她是律师，她就更被期待应该“完美”，她越是“不完美”，越被怀疑“别有用心”。她曾是这个法律体系的忠诚拥护者，也曾成为“帮凶”，它对她的反噬尤为惨痛。

苛求“完美”的体系是偏狭的

回想起来，每当一些性侵案件登上社会新闻时，舆论往往陷入一种诡异的循环：很多人热衷于教导女性如何避免受害——不要独自夜行、不要饮酒过量，抑或如果不幸遭遇伤害后，应该如何理性冷静地保留证据。这些说法不见得是错的，出发点也是因为关切，却将责任悄然转嫁给受害者。

追根究底，我们期待女性面面俱到地自我保护、期待受害者“完美”，表面上是希望法律能够保护受害者，但其实我们是在以法律的程序和逻辑要求受害者。因为法律要求女性在遭受性侵后提供近乎完美的证据，就像泰莎说的“法律要求证据要维持一致”，所以我们就反复“教导”女性按照法律说的做，否则就得不到法律的保护。

这个逻辑看上去是如此顺理成章、无懈可击。《初步举证》则进一步追问：法律就是完美的吗？法律代表的是谁的立场和视角？如果说法律就是绝对正义的，为何在性侵案件中，现有的法律体系与女性的生存经验背道而驰？正如泰莎指出的，“作为一名受害者，我要说的是，性侵和施暴者在我们的脑海中挥之不去，但我们记不清细节”，性侵不同于其他犯罪，它对受害者的心理和身体造成的创伤是极其深远的，或导致记忆的混乱、情绪的不稳定，为何法律没有充分考虑到这些因素，而是认定受害者在“夸大其辞”？

《初步举证》剧照

这是《初步举证》的更深刻之处：它不仅仅是在讲述一个性侵案件，更是指向英国法律体系本身存在的问题——它更多代表的是男性的立场和视角，法律也有可能是偏狭的、片面的、不公平的。泰莎犀利地批判道，“有关性侵的法律的根基是错误的，因为女性的受害经历，与由男性主导制定的法律系统不符”“法律是由一代又一代男性制订的”……

从英国法律的历史进程来看，它对女性的不公由来已久。泰莎提到，在过去许多伤害女性的行为被认为是合法的，“婚内强奸”就是典型的例子。1763年，“丈夫不会因强奸妻子而被定罪”成为英国的法律条文，法律默认丈夫对妻子的性行为拥有绝对的控制权，过去没有什么婚内强奸的说法，自然也不被视为犯罪。直到1991年，英国上议院作出了废除婚内强奸豁免权的历史性判决， 2003年英国颁布的《性犯罪法》才进一步从立法层面明确了婚内强奸的非法性。进入现代社会，法律在不断完善，但历史遗留下来的对女性的偏见和歧视依然存在于法律体系的各个环节，性侵案件中尤为明显。

比如“推定同意”。法律学者罗翔说：“在法律中，同意是一个规范概念，而非心理概念和事实概念，它是主体通过明示或默示方式对正在发生的性行为给予的真实认可。同意的反面是不同意，它是性侵犯罪的本质。”（《刑法中的同意制度：从性侵犯罪谈起》）对于同意或不同意的标准，不同国家的法律体系并不相同。不过，在很多情况下，很多国家或地区的法律会基于一些表面现象，默认女性对性行为表示同意。在泰莎的案件中，她与男同事之前有过亲密关系，当晚又是她主动邀请男同事到家中，这些因素就被用来推定她对性行为是同意的。这成为很多男性成功逃脱法律惩戒的空子：只要证明受害者曾与被告存在暧昧互动，法律就会自动推定“持续性同意”。

很显然，“推定同意”忽略了女性在具体情境中的真实意愿，忽略了亲密关系中的动态变化。泰莎在呕吐后明确表示拒绝，却被无视，这种“推定同意”的逻辑，实际上是将男性的主观判断强加于女性身上，剥夺了女性对自己身体的自主决定权：调情成为暴力的许可证，一次自愿的亲密关系变成下一次有恃无恐的暴力入侵。

又比如“不对等的举证责任”。在绝大多数司法体系中，性侵案件的举证责任完全落在受害者身上。受害者需要证明两件事：施暴者与她发生了性行为，施暴者未经她的同意。但这两项证明在现实中常常陷入悖论：性行为的发生，因环境私密，缺乏目击者或物证而难以证实；受害者的不同意，更加难以自证——法律要求受害者“完美”，却允许施暴者得到“推定同意”“无罪推定”的庇护。

这种不对等的举证责任，在《初步举证》中具象化为法庭上令人心碎的场景：施暴者朱利安不必坐在被告席上，他全程冷眼旁观；泰莎却需要不断站出来，用颤抖的声音诉说那段痛苦不堪的经历，每一次陈述都是在揭开自己尚未愈合的伤口，她的每一个细节都经受对方律师无情地逼问，犹如在伤口上一次次撒盐，她甚至被迫用肢体还原被侵犯的姿势，将最痛的创伤转化为符合法律逻辑的“证据”……泰莎明明是遭受了性侵的受害者，在法庭上她却形同一个试图编造谎言的嫌疑人，被质问、被审视、被追究，甚至被嘲讽。

电影由此撕碎英国法律中立性的神话——在某些时候，法律只是将男性视角伪装成客观真理，它拒绝承认女性情感与体验的合法性。这也是为什么性侵案件在法律审判中的定罪率极低——在英国，只有1.3%的性侵案件最终能导致定罪。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组残酷的数据，“每三位女性中就有一个受害者”，泰莎看向观众、指向观众，也指向大银幕前的我们，“看看你的左边，看看你的右边，我们三人中就有一个”。

因此，反复地提醒或教育女性如何自我保护、如何在遭遇伤害后更好应对，固然在现行法律体系下是务实、有效的，却不是治本之策。自我保护教育能在个体层面减少伤害风险，却无法撼动制度性压迫的根基；对于那些“不完美受害者”，舆论很容易在这一逻辑下将不幸的发生归咎于女性的“不够小心”，这是在为加害者开脱，将结构性压迫转化为个体责任。要打破这种恶性循环，必须重构法律的性别认知基础，正视现有法律体系与女性经验的根本性断裂，融入女性视角、女性体验、女性立场，建立更符合人性复杂的证据评估体系，让法律体系逐渐并最终成为一个容纳创伤、尊重差异、消解权力不对等的正义制度。

“有些事情必须改变”

《初步举证》海报

《初步举证》自身就证明了艺术不仅是现实的镜像，它的轰动效应也在社会各界激起层层涟漪，推动着一系列深刻的改变。在法律层面上，英国数百名律师成立了一个名为“泰莎”的项目（“对严重性侵犯的检查”），重新起草了英国关于性侵的相关法律，推动英国议会讨论一项修正案，要求被指控的施害者必须出庭作证；伦敦中央刑事法庭的一位法官，看完剧作后修改了性侵案件中向陪审团提供的指示，其中明确指出，不要因为受害者没有第一时间报案，就认为她在撒谎；在北爱尔兰，观看《初步举证》的录像已成为所有新任法官培训内容中必要的一环……当司法人员开始用女性的经验重构法律逻辑时，改变的不仅是条文，更是整个法律体系的价值根基。而在社会观念层面，尤其是在男性观念的转变上，《初步举证》也发挥了重要作用。长期以来，男性主导的社会观念对“性同意”的概念有诸多误解。随着《初步举证》的广泛传播，英国一个名叫“性同意计划进校园”的慈善机构的律师走进成千上万所学校，专门为男孩女孩们开展关于“性同意”的教育活动，将“Only yes means yes”的理念融入青少年教育。

泰莎在最后呼吁道：“在某个地方，某个时候，无论如何，有些事情必须改变。”《初步举证》揭示的不仅是英国司法体系的性别困境，也是全球女性共享的结构性创伤，这部电影引发跨国共鸣印证了性别议题的普遍性。就像毛尖在“新现场”举办的首映礼映后交流中说的：“这样的戏，这样的题材，应该纳入国民教育。不仅女性希望多多讨论，男性也应该知道其中的议题、边界和尺度。”任何改变都不是自然发生的，它需要愤怒的呐喊、艺术的叩击与千万人的觉醒。希望《初步举证》在国内的公映与讨论的发生，也将构成“改变”的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