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历史地理与商辂史料研究

2025年3月23日，“浙江历史地理研讨暨商辂史料研究论证会”在浙江淳安千岛湖召开。本次会议由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浙江省淳安县委员会、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主办，浙江工商大学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心、《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商业史研究》编辑部承办。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兰州大学、暨南大学、安徽师范大学、山东师范大学、浙江工商大学、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等单位的二十余位学者出席会议。来自县政协办公室、县政协城建委、县文广旅体局、县文联、里商乡有关负责人列席参加了此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淳安县政协副主席商松懋主持。淳安县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郑志光，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党委书记鲍伟分别致辞。

在浙江历史地理研讨暨商辂史料研究论证会开幕式上，淳安县政协代表郑志光主席强调商辂作为明代“三元及第”首辅的历史地位，他指出其清廉品格与经世思想是淳安“文献名邦”的重要象征。淳安县政协联合浙江工商大学历史学系，以校地合作模式组建专题工作组，正式启动商辂文化的挖掘整理工作。一年多时间里，各位专家学者认真查阅典籍、收集整理史料、实地考察调研、广泛座谈交流，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目前已经形成了《商辂解读》等阶段性成果，为本次论证会的召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将来将进一步推动“商辂文化+”与旅游、科技融合。构建宣传矩阵讲好文化故事，助力千岛湖文旅发展等三条文化转化路径。发言凸显了地方政协以历史人物研究服务县域文化建设的实践探索。

鲍伟介绍了浙江工商大学的百年商科传统及当前人文学院的学科布局情况。他重点强调浙江工商大学历史学科的日新月异——2006年获批专门史硕士点，2024年又获批博物馆专业硕士点，经过二十来年的发展，在学界前辈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共同关心之下，浙江工商大学的历史学学科已初步形成以中国经济史、地方志、文物与博物馆等研究为主要优势特色。他表示，浙江工商大学人文学院将继续加大对商辂文化研究的支持力度，进一步深化与淳安县政协的合作，整合各方学术资源，推动商辂文化研究向更高水平迈进。

与会学者合影

会议主旨发言阶段，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杜继东研究员主持。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王振忠教授以新近出版的《新安文书与谱牒》为依据，为17至20世纪新安江中游的商业与社会提供了新的视角。该书系统收录了17-20世纪新安江中游的283份归户文书、簿册及谱牒，涵盖徽州典商信底、浙西乡村经济账册等多元史料，时间跨度从清康熙五年至1950年，实现了传统至现在的传承。其内容揭示了徽商在浙西的贸易网络、皖浙毗邻地区家族迁移（如歙县曹氏迁遂安、休宁程氏定居中洲），以及新安江流域与徽州丧葬习俗、佃仆制度的高度文化同源性。书中文献既展现宗族管理、山林经济等传统社会运作，也记录近代茶叶运输船票等商业活动，凸显社会嬗变。从中得见的历史资料弥补了新安江地区的商业社会缺少一手史料的遗憾，为区域经济史、社会文化史及徽学提供了珍贵实证，深化了对明清至近代中国地方社会结构与区域互动的理解。

暨南大学历史学系刘正刚教授与其博士生张柯栋合作的论文着重汇报商辂的军事思想。商辂在土木堡之变后力主抗敌，与于谦共同反对南迁，促成景泰帝即位并制定固守京师的战略，成功抵御瓦剌进攻。其军事思想聚焦三大核心：一是屯田固边，主张清查权贵侵占军田、分派军民耕种，以屯种保障军需，缓解边军“寡弱饥寒”之弊；二是选将强兵，倡行武举选拔将材，并荐举马文升等名将整饬边防；三是守边优先，提出“守边为上，守关次之，守京为下”，反对虚耗国力于京师防御。商辂亲历土木之变与京师保卫战，深刻反思军事积弊，其主张从屯田、选材到边防布局形成系统性方案，对成化至弘治年间明朝军事改革（如边备整顿、军屯复兴）产生深远影响，被视为挽救明中期军事颓势的关键人物。

第一场会议研讨阶段，由《历史地理研究》编辑部程心珂编辑主持会议。

南京大学历史学院何彬彬博士以商辂在科举方面对淳安当地的影响为汇报中心。明代淳安科举虽以《春秋》经为主流，但《尚书》经因商辂的推动成为重要补充。商辂师承王端，其“三元及第”的成就及罢职后创办仙居书屋的举措，使《尚书》经在淳安形成师传与家传并行的研习传统，其子孙均以《尚书》中举。然而，成化二十二年商辂去世后，淳安《尚书》经举业迅速衰落，至弘治后完全消失，直至清代才复兴。清代淳安进士半数习《尚书》，且多为其后人。这一现象揭示了科举“地域专经”的兴衰与商辂等地方精英的紧密关联，以及科举策略在时代变迁中的动态调整。明代《尚书》作为科举经义的地位经受限于名额缩减和地域竞争而逐步没落，至清代因制度变革得以复苏，成为地方科举的新主流。

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赵旭腾馆员以商辂所著《边务疏》《政务疏》等文来探究商辂所提倡的明代边防体系重构。商辂作为明代中期的核心决策者，在土木堡之变后提出三点系统性边防改革方案：一是战略重心转移，主张“守边为上，守关次之”，将防御重点从京师前推至宣府、大同边镇，构建纵深防御体系；二是屯田制度改革，清理勋贵侵占的军屯土地，恢复“军士分班戍耕”制度以保障边军生计；三是将领选拔机制，注重文化素养与实战能力结合，为武举制度提供补充。其政策在成化年间初见成效，蒙古南侵频率降低，并奠定张居正改革基础，但受限于后期财政腐败与土地兼并未能根治边患。商辂的边防思想体现了明代中期“守备为本”的军事转型逻辑，对九边防御体系重构具有积极作用。

安徽师范大学的张鑫副教授以商辂个人为着力点，探究明中期中枢政局的阁体渐隆现象。商辂作为明代士人的典范之一，其两度入阁的经历成为观察景泰朝内阁权力扩张的关键个案。景泰时期内阁实现了制度上的突破，地位显著提升。陈循确立内阁首辅的雏形，而商辂等辅臣获兼部衔（如兵部侍郎）、双俸待遇，并介入吏兵部人事任免，形成“一部两尚书”的特殊机制。诰敕房、制敕房中书舍人等内阁附属机构的制度化，使内阁获得类丞相属官体系。内阁通过改签部院奏章、预议重务（如边储、用兵）突破祖训限制，萌发“专制诸司”倾向，从而在事实上使内阁的权力逐渐扩张。这些变革为嘉万时期“公事私函”等内阁专权模式奠定基础，体现了明代中枢权力从“禁丞相”之祖制向事实宰相制的嬗变逻辑。

兰州大学文学院研究生叶锦浩的汇报内容十分细致，从商辂《边务疏》入手来探讨其边疆思想。商辂的边疆治理思想形成于土木堡之变后明蒙对峙的现实需求，其核心主张首先在于经济保障，通过清查权贵侵占的军屯土地，实施“边军分班戍耕”制度，解决士兵“衣食艰难”问题。其二在于防御体系，构建“守边为上，守关次之”的纵深防御，重点强化大同、宣府等边城，取代过度依赖京师的被动策略。其末为兵员优化，推行士兵“就近服役”，以真定、保定军士常驻紫荆关等要隘，替代轮班制以提升战力。这一思想虽受限于明代军官贪腐、俸禄制度等结构性问题未能根治边患，但为成化至弘治年间的边防整顿提供了框架，反映了明代士大夫对“北虏”问题的持续关切。研究揭示，商辂的方案来自景泰巡边见闻与明蒙百年冲突的历史，兼具现实针对性与历史延续性，其屯田主张更为张居正改革的一条鞭法所部分吸纳。

第二场会议研讨阶段，由浙江工商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特聘教授俞祖华主持。

相较于《尚书》，安徽师范大学的丁修真教授更看重明代淳安科举专经《春秋》的兴衰流变。明代淳安科举呈现鲜明的“地域专经”特征，元代吴暾、宋梦鼎等已奠定淳安《春秋》学术基础，至明初形成“吴朝阳—鲁道源—张复”的传承谱系。正统年间祁门谢仕俊、松江王端等外来教谕又推动《春秋》教育革新，促成周瑄、项文曜等本土进士涌现。商辂时代（正统至景泰）淳安《春秋》举人占比超60%，达到其鼎盛时期，与江西安福齐名。然而商辂去世后，淳安《春秋》举人人数迅速衰落，反映科举专经对地方精英的依赖。这一变迁揭示了明代科举在地化：进程中，外来师资、学术传承与政治机遇的复杂互动，以及地方知识体系在宏观制度下的脆弱性。

浙江工商大学中国经济史中心主任邵钢锋博士作为历史地理会议的筹备人，主要以商辂史料整理与研究综述为汇报中心。他的汇报系统梳理了本次商辂资料汇编所选用的海内外馆藏商辂文献，包括日本内阁文库藏《商文毅公全集》、北师大藏明刻孤本等珍稀版本，整理出826则诗文、13篇碑刻及107万字史料汇编。商辂作为“三元及第”的内阁首辅，在土木堡之变后力主抗敌，其《边务疏》提出的“军屯民佃”“守边为上”等策略重塑了明代边防体系。此外，商辂编纂《寰宇通志》、创办仙居书院，推动科举与地方文教，以清廉简朴、孝悌治家著称，晚年仍托梦践诺建庙，其言行均为后世典范。现有研究多聚焦其改革思想与政治实践，但对其文学成就、地域网络等维度尚待深入。本次史料整理力求通过商辂个例而能为明代政治史、科举史研究提供一片新的土壤。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研究生王智尧注意到商辂理政思想中实用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融合的特点。商辂的理政思想体现了实用主义与道德理想主义的辩证统一，以“用贤为要，修身为本”为道德核心，强调帝王修身是治国之本（《殿试状元策对》），并在《陵庙疏》中借“孝德”之名调和皇太后祔庙争议，将儒家伦理转化为政治合法性工具。同时又兼有政治务实的考量，针对西厂滥权，上疏抨击其“夤夜越墙搜检”等越轨行为（《请革西厂疏》），主张依法追赃；同时基于实地调研提出《边务疏》，推动边防军士“就近服役”、清查军屯，构建弹性防御体系。王智尧在罗威廉对陈宏谋的“技术专家-道德倡导者”双重性框架下，揭示商辂既恪守儒家理想（如“致君尧舜”），又在边防、司法等领域采取灵活务实的策略，反映了明代中期士大夫在政治实践中调和道德原则与现实需求的独特智慧。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阐述了编绘《浙江省历史地图集》的必要性与未来方向。中国历史地图编绘历经裴秀“制图六体”、杨守敬《历代舆地图》至谭其骧《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图），实现了里程碑式的发展。当前历史地图研究已进入专题化、区域化、断代化新阶段，但浙江省却尚未推出本省历史地图集，与北京、广东等省域成果形成鲜明对比。华林甫教授倡议整合复旦、人大、浙商大等学术资源，借鉴《清史地图集》经验，以今省域为框架，同时涵盖政区、自然、经济、文化等诸多图组，重点复原宋元明清等关键时期的州县建置、海岸变迁、运河网络及商贸聚落。此举不仅可填补学术空白，更能为长三角一体化、大运河文化带等国家战略提供历史地理支撑，助力“文化浙江”建设。

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朱海滨教授论述了明清浙东土地庙与聚落之间的关系。基于方志、碑刻等史料，揭示了浙东八府土地庙与聚落的独特互动模式。多个自然村（如金华风门洞神庙辖琴山、里浦等村）常共祀一座土地庙，形成以“境”为单位的祭祀圈，承担信仰与社会协调功能；而因人口增长或纠纷，土地庙又通过“分社”而不断裂变，反映了地缘组织的适应性调整。浙东土地庙密度远超江南（如奉化忠义乡1.5村/庙，温州金乡镇63户/庙），且市集聚落（如蓴湖街）常为区域宗教中心，印证“庙市共生”现象。这一研究更进一步完善了滨岛敦俊的“江南模式”，凸显浙东民间信仰的强渗透性及其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作用。

大会闭幕式由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华林甫教授主持。

浙江工商大学历史学系杨齐福教授进行总结发言。杨齐福教授系统梳理了会议的主要成果，指出本次会议在多个研究领域成果丰硕。在商辂相关研究方面，学者们从军事思想、边防体系、中枢政局、科举文化、理政思想等多个角度深入剖析，挖掘出诸多新观点与新结论。如对商辂军事思想的探讨，让人们认识到其在明代军事防御中的重要贡献；对商辂与科举关系的研究，揭示了他对地方科举文化的影响。在历史地理研究领域，从新安江流域的商业社会研究，到浙江省历史地图集编制必要性的探讨，再到浙东地区土地庙与聚落关系的分析，为相关领域的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证资料与理论思考。

杨齐福强调，本次会议对浙江历史地理和商辂史料研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一方面，会议成果丰富了相关领域的学术研究，纠正了以往研究中的一些偏差，拓展了研究的广度和深度。另一方面，为后续的相关研究指明了方向，比如在商辂文化的深入挖掘、历史地图集的编制、区域历史地理的研究等方面，都为学者们提供了可继续探索的路径。

会议通过学术主旨报告、分论坛圆桌对话等形式，实现了历史地理与社会经济史的有机融合，为当前商辂史料的挖掘和浙江历史地理研究提供了新思路。既有扎实的文献考据，也有创新的理论视角；既有宏观的历史脉络梳理，也有微观的个案分析。这些研究成果不仅深化了国内学界对历史人物商辂的认识，也为历史地理研究和地方文化遗产保护提供了宝贵的学术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