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邦明察局·83｜从南非到硅谷，他们正推动美国外交政策潜移默化？

“南非驻美大使不再被我们这个伟大的国家所欢迎了。易卜拉欣•拉苏尔是对美国和对我们总统都持有怨恨的煽动种族仇恨的政客。我们没什么可跟他说的了，他被认为是不受欢迎者。”2025年3月15日，美国国务卿马尔科•鲁比奥在社交媒体上专门发文，宣布驱逐南非驻美大使的决定。

南非驻美大使易卜拉欣•拉苏尔视觉中国图

事实上，自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以来，华盛顿就一直在针对比勒陀利亚，先是特朗普抨击南非国内土地改革政策，后又宣布终止对南非的援助，再就是鲁比奥拒绝出席在南非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外长会，从而放弃了作为国务卿在国际舞台上的首秀机会，如今则直接升级到了在外交关系上的“准降级”地步。

特朗普及其团队针对南非的这些负面做法，很快引发了国际舆论的讨论。分析人士普遍认为，这大概与南非国内外政策立场与特朗普的格格不入直接相关。对内，南非的族裔政策完全有悖于特朗普的“白人至上”倾向；对外，南非在巴以问题上的立场特别是对以色列的批评也难以让特朗普接受。也有观点直接提出，针对南非的有意打压，完全是美国针对“全球南方”的预谋已久的行径。

这些政治利益的博弈或战略上的大逻辑，的确值得关注。不过，关于南非，或者说关于特朗普如何看南非，可能还存在着一股非常个人化的暗线力量。那就是从去年大选以来被特别多讨论的所谓“硅谷右翼”或者“科技鹰派”中的某些关键人物，他们似乎塑造着特朗普政府对南非的看法及其政策。而这些硅谷精英关注南非当然并非毫无缘故，事实是：他们都从南非来……

不只是马斯克

2025年1月20日，返回椭圆办公室的特朗普旋即签发行政令，构建所谓“政府效率部”，并安排自己在宾大沃顿商学院的年轻学弟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实际操作。凭借着毫无制度化的无限授权，马斯克开始发挥几乎超越华盛顿传统框架的政治影响，甚至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不亚于特朗普本人。令人惊讶的是，特朗普与马斯克之间继续保持着比外界预期更长的合作关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恐怕是马斯克从根本上就无法挑战特朗普——马斯克没有宪法资格竞选美国总统，因为他出生在南非。

当地时间2025年2月11日，美国华盛顿特区白宫，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发言，身旁是马斯克及其儿子。视觉中国图

1970年下半年的南非，具有英荷血统的工程师埃罗尔•马斯克（Errol Musk）终于娶到了已相识了十多年的模特梅耶•霍尔德曼（Maye Haldeman）。不过，几乎是在度蜜月时两人就开始爆发关系危机，但随着他们的长子埃隆次年6月在比勒陀利亚出生，一切都变得“无法挽回”。就这样，从出生到1989年移居加拿大，人生的未成年阶段对马斯克而言都是属于南非的。时至今日，马斯克的多个国籍中也还保留有南非。

1972年9月，马斯克迎来了未来成为生意合伙人的弟弟金博尔（Kimbal Musk）。而在900英里之外的海边城市开普敦，四个月前，一个姓萨克斯的立陶宛移民家庭也迎来了一个男孩，起名叫戴维。这就是如今为人所知的戴维•奥利弗•萨克斯（David Oliver Sacks）。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萨克斯从小就对继承父亲内分泌科大夫的职业毫无兴趣，但也从未想过要做企业。不过，他祖父在1920 年代经营糖果厂时所展现出具有商业管理才能的家族基因还是发挥了作用，多年之后，萨克斯通过经营网络公司而成为超级富商，而萨克斯的妹妹却在洛杉矶当上了内分泌科大夫。当然，1972年尚在孩提的马斯克兄弟和萨克斯当然不知道彼此的存在。

1977年五岁的萨克斯随着全家移民美国，先落脚在田纳西，随后又迁往加州的硅谷安家。也就是在这一年，一个姓蒂尔的白人家庭也离开南非前往美国，或者说是返回美国。这个家庭的一家之主是一个叫克劳斯•蒂尔（Klaus Thiel）的德国裔工程师。1968年，蒂尔一家带着不到一岁的儿子彼得从德国法兰克福迁往美国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谋生。随后六年，克劳斯从事矿产工程师的工作，同时还在断断续续地攻读硕士学位，此外还成为了共和党人尼克松和里根的信徒。1974年，克劳斯前往南非工作，全家也随之而往。那时，克劳斯的工作主要是在南非以及尚由南非控制的纳米比亚的沙漠地区，而其子彼得•蒂尔（Peter Thiel）则被安排先后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和纳米比亚的斯瓦克普蒙德等地的小学就读。

按照彼得•蒂尔自己的说法，南非的小学时光非常孤独、时常让他闷闷不乐；但他也经常到自家屋后尘土飞扬的河床上一连读上几个小时的书或者直接玩耍几个小时。虽然年幼，但当时美国的多元与南非的隔离，还是给蒂尔留下了深刻印象。两年半多之后，蒂尔一家返回了俄亥俄，随后也来到了属于加州硅谷地区的福斯特城。

在萨克斯与蒂尔先后开启硅谷生活的两年后，已经与梅耶离婚的埃罗尔带着9岁的大儿子马斯克、8岁的二儿子金博尔以及6岁的女儿托斯卡（Tosca Musk）前往美国旅行。虽然因为囊中羞涩而没去成迪士尼，但埃罗尔还是反复告诉第一次来到美国的孩子们，“美国就是你们有朝一日要定居的国家”。直到1989年，不到18岁的马斯克终于抵达了作为跳板的加拿大。又过了五年，在宾夕法尼亚大学顺利拿到物理学和经济学学位的马斯克才在硅谷得到了两个实习机会。

当地时间2022年5月26日，南非兰格班，特斯拉CEO埃隆·马斯克的父亲埃罗尔·马斯克在家中。视觉中国图

马斯克、萨克斯、蒂尔，在1974年到1977年这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同时在南非生活，后来又分别经过辗转并在多年后都抵达了硅谷。1998年12月，蒂尔与其他人合伙创建了互联网公司康菲尼蒂（Confinity），推出了第三方支付软件PayPal；1999年，萨克斯放弃麦肯锡公司高级管理顾问职位，转而加盟同为斯坦福校友的蒂尔的公司；同年3月，马斯克与其他人合伙开办了网上银行X.com。整整一年后的2000年3月，仅一街之隔的两家公司选择合并，蒂尔、马斯克先后出任CEO，萨克斯出任COO（即首席运营官，Chief Operating Officer），由此三人开始共事。虽然城市不同、境遇迥异，但共同的南非连接应该会为三人的个人互动平添不少似曾相识的亲近感。

二十多年之后，蒂尔已成为一手造就出“80后”副总统万斯的“导师”，马斯克正在以总统高级顾问的身份推进着前所未有的激进“改革”，萨克斯则同时兼任白宫人工智能与加密货币事务“沙皇”以及白宫总统科学与技术顾问委员会主席等要职。

当地时间2025年3月7日，华盛顿特区，特朗普总统在白宫国家餐厅发表讲话，大卫·奥·萨克斯在现场。视觉中国图

拒绝“南非化”？

马斯克、萨克斯和蒂尔共同的那段南非记忆，可能是南非国家发展中最奇迹的一段时光。种族隔离制度持续达到高峰，从而导致了南非国内极大的矛盾与抗争，甚至还引发了美西方的谴责甚至制裁，而南非经济却呈现出在世界范围内可圈可点的高速增长，“准发达国家”“非洲经济巨人”等各种名头被戴在了南非头上。但与此同时，其内部贫富差距严重，1970年代末期南非的基尼指数超出了当时在世界范围内可获得数据的所有57个国家中的任何一个。甚至，为了应对内外压力，南非沃斯特政府选择开启核武器研发计划，在其后十年竟然生产出至少六种可以交付的核武器。

这种“强”与“弱”并存的矛盾状态，给“马斯克们”留下的印象因为并没有太多公开信息而难以准确判断，但总体上似乎并不特别积极。按照一本名为《逆势者》（The Contrarian）的关于蒂尔传记中的记载，蒂尔在南非那几年的小学同学回忆说，“他（蒂尔）的样子总是与众不同，引人注目且十分聪明，但好像他对什么都没兴趣”……正如前文提及的那样，蒂尔的南非生涯显然是比较孤独的，或者说是独享的。

在著名传记作家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给马斯克撰写的传记中也提到一个细节，2000年难得度假的马斯克在告别南非十一年之后再次故地重游，去参加一个亲戚的婚礼，但在2001年1月返回美国加州后就被确认为恶性疟疾。这让他在重症监护室里煎熬了十天并用了五个月才完全康复。对此，马斯克自己的总结是：度假会要命，而南非还是没有放过他。

虽然没有太多直接证据，但早年的南非经历在“马斯克们”的记忆中应该占有一席之地，他们在成年后也仍然会时常关注南非。一是，他们应该会充分认识到南非种族问题的严重性。按照艾萨克森撰写的传记，少年时马斯克会参加反种族隔离的音乐会，有一次他和弟弟一起去的时候，他们曾经“踩过一滩血，旁边还有一具头上插着一把刀的尸体”……“那天晚上，每走一步，糊在他们运动鞋鞋底的血都会发出黏腻的声音”。二是，他们应该对当时种族关系紧张的情况下南非的整体国力特别是少数白人所占据的巨额财富有一定印象。三是，即便后来来到或返回美国之后，他们仍然关注着南非的林林总总。当然，这种关注肯定包括了上个世纪 80 年代之后南非开始面对的经济相对放缓乃至下行的困境，这或许让“马斯克们”产生了深深挫败感。

必须看到，除了现在看来“过早”的“去工业化”政策值得反思之外，长期快速发展的产业和地区失衡、族裔结构变化下劳动力的技能水平不足以及各种社会问题，抑或外部某些力量对其有意的塑造以及因此加剧的所谓“资源诅咒”等等，共同构成了南非在过去数年在国家发展中所面临的一连串问题。但对“马斯克们”而言，他们似乎更为偏颇地将这些挑战乃至困境归结于种族解放后白人的“退场”与非国大的执政，甚至他们认为美国的各届民主党政府都从多元文化主义的角度出发，极力鼓动了、刺激了南非的这种趋势。

如此偏执的思路，从比勒陀利亚复制到华盛顿的话，就是要彻底反对民主党通过身份政治的议程在美国复制南非，要让自己现居的国度不要重蹈自己昔日居所的所谓“覆辙”，要彻底拒绝美国的所谓“南非化”。而这种源自南非个案的扭曲想法，却恰恰与特朗普及其阵营的所谓“白人至上”完美契合，甚至为后者丰富了基于国际比较的所谓“支撑”乃至制定对外政策的某种“依据”。

米尔斯海默和沃尔特的那本《以色列游说集团与美国对外政策》让世界读清楚了犹太财团对美国外交政策的暗中塑造。现如今，虽然基本逻辑与机制并无大改，但藏在幕后的人正在悄然间更换。这些逐渐积累权势、掌控国家舵盘的科技新贵们，有利益延续，但也自然会带来截然不同的政策偏好，就好像我们一直看到的美国对以色列的偏袒或者我们最近才看到的美国对南非的打压。

马斯克、政府效率部、南非……都是我们眼前具体的人或事儿，但这些现实都正在冰山一角般地揭示出美国政治经济底层逻辑的深刻嬗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