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是现代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而弗里德曼则是凯恩斯主义者最头疼的挑战者。因此，如果说在弗里德曼和凯恩斯之间在对于宏观经济的理解上存在着重大共识，熟悉宏观经济学的人恐怕或多或少都会心怀疑窦。
但这是事实。“信心比黄金重要”就是他们的共识之一。对这一共识的讨论，一直型塑着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对宏观经济运作机理和宏观经济政策的理解。
一、宏观经济学中的双峰并峙：弗里德曼与凯恩斯
谁是凯恩斯和凯恩斯主义者最重要的学术对手？倘若只选一位，那必定是米尔顿·弗里德曼。
如果说凯恩斯作为宏观经济学的创始人，牢牢占据着20世纪上半叶宏观经济思想舞台的中心，那么弗里德曼，这位1976年经济学诺贝尔奖金获得者，则无疑是20世纪下半叶这个舞台上最耀眼的明星。弗里德曼和他的学生卢卡斯领导的针对凯恩斯革命的“反革命”，在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甚至可以说一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都一直让凯恩斯主义者退避三舍。时至今日，宏观经济学发展的主要动力，仍然可以认为是凯恩斯和弗里德曼两位思想家的后继者们的相爱相杀。
弗里德曼反对凯恩斯经济学的几乎每一个重要观点。总体而言，凯恩斯认为，市场经济内在地具有大起大落的本性，并且这种波动可能危及整个现代文明的存亡，而政府应当也能够通过反周期的宏观经济政策熨平经济的过大波动。弗里德曼则认为，凯恩斯严重低估了市场经济内在的稳定性，同时过高地估计了政府的判断力和稳定宏观经济的能力。在弗里德曼看来，凯恩斯主义式的政府干预不仅无助于稳定经济，而且会成为经济波动的放大器。
金庸的《笑傲江湖》里，令狐冲从风清扬那里学到了一门武功：“独孤九式”。这门功夫的一个特点是只攻不守。弗里德曼可不是这样。他对凯恩斯学说的激烈批判，是建立在一系列体大思精的学术创新基础上的。弗里德曼的重大创新包括探讨货币在宏观经济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新货币数量论、关于居民消费行为的持久收入理论、关于失业和国民收入的自然率理论，以及关于货币政策在1929—1933年“大萧条”中所扮演的角色等。这些富有想象力而又逻辑严谨的成果，直接影响了半个多世纪以来宏观经济学的走向。
二、跨期决策和预期的重要性
但弗里德曼和凯恩斯并非在所有宏观经济学的议题上都水火不容。他们之间也是存在共识的。其中一个重要的共识就是：公众对于未来的预期是影响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变量。用更加通俗的话说，也就是“信心比黄金重要”。
从学理层面看，这一命题涉及理解宏观经济形势的两个关键词：跨期决策和预期。
跨期决策意味着现在和未来之间是相互联系的。是的，您没有看错，是现在和未来之间的相互联系，而不只是单向联系。换言之，不仅现在影响未来，未来反过来也会影响现在。未来会影响现在，关键就在于人们对未来的预期。不要忘记，人们决策的时候，真正权衡的，其实不是现实的收益和成本，而是预期的决策之后才发生的未来收益和未来成本。
因此，不难理解，如果宏观经济处于衰退期，那么社会公众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如果趋于乐观，就能够有效地增加企业部门的投资需求和家庭部门的消费需求，从而扩大当下的社会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带动经济复苏。当然，这是一把双刃剑：公众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悲观预期也会引起总需求的紧缩和宏观经济的衰退。
三、预期与投资：凯恩斯的“动物精神”和经济波动
关于信心对于宏观经济的影响，人们的第一反应是影响投资需求。凯恩斯也是这么看的。
关于预期的宏观经济影响，凯恩斯叙事的内核并不复杂：如果企业家群体对于未来的预期很乐观，他们就愿意增加投资，于是经济就会繁荣；而如果企业家群体预期消退，经济则会衰退。那么企业家群体什么时候会预期乐观，什么时候又会悲观呢？这就不好说了。凯恩斯说，企业家群体有个特点，就是有创业干事的冲动，加上预期的非理性，那段时间“上头”了，预期变得乐观，他们就会增加投资。这种有点没由来的投资冲动，凯恩斯专门取了个名字叫做“动物精神”。
至此，经济衰退的一个重要成因被凯恩斯揭示了出来：出于某些不可知的神秘原因，企业家群体对于未来的预期消退了。因为这一原因，后来一位凯恩斯主义者写了一本解释经济衰退的畅销书，书名就叫《预期消退的年代》。这本书在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大卖。书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200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保罗·克鲁格曼。
四、预期与消费：弗里德曼的持久收入假说
和凯恩斯不同，弗里德曼强调预期对于消费的影响。
凯恩斯的理论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机制，那就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无论企业部门的投资还是政府部门的财政支出的扩张，都有乘数效应。打个比方，如果企业增加1块钱的投资支出，或者政府增加1块钱的政府购买支出，那么出售相应产品的企业就会获得1块钱的收入。企业是生产要素所有者之间缔结的一组契约，因此企业的收入会转化为各个要素所有者的收入，即成为家庭部门的收入。家庭部门的收入增加了，消费也会随之增加。
假如家庭部门会将新增收入的80%用于消费，那么上面的例子中，家庭部门就会新增0.8元的消费支出。依据相同的逻辑，这个0.8元的新增消费支出又有80%，即0.64元，转化成新一轮的消费和收入……不难计算，初始增加的1块钱投资或者政府购买支出，最终会带来5块钱的新增收入。这就是政策决策者喜闻乐见的乘数效应。
但弗里德曼说不对啊。这个乘数效应有可能根本就不存在，即使存在也微乎其微到可以忽略不计。为什么呢？
弗里德曼认为，上面的推理实际上偷偷地给居民消费施加了一个很强的假设：任何时候老百姓新增了一笔收入，都一定会在当期就将其中的80%用作消费。可是谁的消费行为是这样的呢？如果每个月都在5号发工资，难道工人会只在5号消费，而其余29天或者30天都不吃不喝？
这显然没道理。虽然收入是有波动的，但正常人会让不同时期的消费尽可能保持稳定。当期收入低而预期未来收入高的人，比如年轻白领或者公务员，会选择用按揭贷款买房，而当期收入高而预期收入低的人，比如所谓“吃青春饭”的从业者，则会选择在当期更多地储蓄，以确保未来仍然能够维持较高的消费水平。
顺着这个思路，弗里德曼给出了他的消费需求理论：持久收入假说。这个假说的核心是，决定人们当期消费的，不是当期收入，而是持久收入。打个比方，假设你是一个成熟的消费者，你这个月的收入比平时多了1万块钱，那么这是你刮彩票得来的，还是公司给你的薪水每个月都涨了1万，两种情况对你这个月的消费支出的影响会一样吗？显然是不一样的。
用弗里德曼的话说，刮彩票中了奖，叫增加了你的临时收入，而每个月工资的固定上涨，叫做增加了你的持久收入。弗里德曼说，影响家庭部门的消费支出的，不是临时收入，而是持久收入。
五、持久收入假说的现实意义
那么持久收入假说有什么过人之处呢？好像看起来也平平无奇呀。这不就是常识吗？你要这么说也对。
但如果和现实问题结合起来，我们就会看到它的威力。不夸张地说，离开持久收入假说，可能连当下宏观经济形势的热点问题和相关政策都理解不了。
提振消费日益成为中国宏观调控的重点。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几次中央政治局会议都强调了消费在宏观经济稳定中的重要意义。在2025年2月10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也指出：“提振消费是扩大内需、做大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中之重。要切实转变观念，把提振消费摆到更加突出位置。”
如果不从持久收入的角度出发，对上述政策的认知就可能产生重大偏差。
现在强调提振消费，是因为经济增速过缓，因此需要刺激经济以更快的速度增长。经济增长用什么衡量呢？收入。换言之，是因为收入增长慢了，所以要提振消费来刺激。也就是说，刺激消费增长的初衷，是要增加收入。可怎么增加消费呢？各路专家分析来分析去，又都指向同一个结论：人们不愿意增加消费主要是因为没钱，所以归根结底还得增加收入。可是收入都增加了，经济已经恢复增速了，提振消费还有必要吗？
但如果从持久收入的角度看，就好理解了。能够让消费需求增加的，不是现在的收入，而是持久收入。持久收入是什么呢？持久收入不是当下看得见摸得着的收入，而是对于未来经济前景的预期。一个家庭对于自己的持久收入变得更加乐观，从而这个家庭当期的消费支出会增加。如果只有一个家庭这样，那就只是一个家庭的事。但如果大部分家庭都对各自的持久收入的期望变得更加乐观，从而都提高了当下的消费支出，那就等于说，社会公众对于未来的更加乐观的预期，提振了现在的消费。
六、结语
无论是预期在宏观经济中的角色，还是弗里德曼激发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和凯恩斯肇始的各种各样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之间的相爱相杀，都是既有趣又极其复杂的话题。
本文想强调的是，无论如何，现代宏观经济学尽管山头林立，但大家至少达成了一个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共识：社会公众对于未来的预期正在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现实经济，而且影响程度之广泛深刻，可能是常规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无法比拟的。也正因为如此，决策者如何理解和影响公众预期，也就变得至关重要。一个很好的正面例子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决策层一直坚持把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类似这样的举措，如果能够坚决彻底地贯彻，就能够有效地改善信心、激励投资和提振消费，确保宏观经济行稳致远。
[作者李辉文为上海对外经贸大学经济学教授、区域与产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中国发展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研究兴趣为城市化与经济发展、制度经济学、世界经济和经济思想史，出版有《现代比较优势理论研究》、《大国经济学》（合著）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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