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周濂的100堂西方哲学课》，周濂著，民主与建设出版社丨理想国，2025年2月版，1000页，148.00元
青年教授周濂的《打开：周濂的100堂哲学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25年2月）缘起于从2006年他给人大全校本科生开设通识课程《西方哲学智慧》和2017年为“喜马拉雅FM”开设的西方哲学音频课程。2019年4月上海三联初版，很快四刷，可见深受读者欢迎；现在又看到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刚出的修订版。据作者的“修订后记”，新版对部分内容做了较大的调整：调整了斯多亚学派一讲的结构，增补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原子主义与罗素的逻辑原子主义的比较，犬儒主义一讲就直接用了发表在《读书》杂志（2024年7月号）上的文章作为替换。同时也谈到修订版没有增补叔本华、克尔凯郭尔、柏格森、胡塞尔、萨特、加缪、蒯因、戴维森、罗蒂、福柯、哈贝马斯等现当代哲学家，将放在日后《打开》的姐妹篇再来讲。我还留意到修订版是小了很多的三十二开小开本，封面设计由原来的白色变为橙红与灰绿，纸也轻质了，活腔书脊装订也变得更有利于打开和两边躺平了。修订版的形式之变挺好的，更有“打开”的物质感和触摸感，握在手里有一种轻质砖头的快感。不过初版每一讲题目上面的那个哲学家小头像不见了，对读者来说是一个损失，在我这个图像主义者眼里更是遗憾。
两年前我就读到初版的《打开》，当时曾想写点“书记”，最终因为这“100堂哲学课”实在是体量太大而不敢动笔。这几天读修订版，感慨于“修订后记”的最后两段话：一是“外部世界动荡不安：疫情突如其来又莫名终止，ChatGPT横空出世，硅基生命取代碳基生命的现实性日益大于可能性，俄乌、巴以战争接踵而至，继续撕裂这个本已高度撕裂的世界”。这里有一种敏锐的不安之感，近两三个月来世界格局形势的世纪之变更是显得阴云密布；二是谈到《打开》这本书是送给布谷的，“希望在不久的将来，布谷可以打开这本书，看清这个充满了复杂性的世界，并且学会拥抱偶然性，接受偶然性，无论它是令人欣喜的，还是叫人绝望的”（962页）。令人有点感动，对周濂的希望更是有共情，让我想起当年尔克出生前几天我在《致儿子》（发表在《南方周末》）里说：“就内心而言，我们是多么祈盼着有一天会以讨论哲学和诗作为我们共同的生活方式！”因此，把读后感写下来也是必需的。
作者在“序言”中说这是“一场思想的探险”，我更喜欢的是他说这是“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虽然没有说他就是苏格拉底。“放心，在这门课里，我会尽可能地用通俗的语言去介绍深刻的思想，借助日常有趣的小例子进入枯燥的理论。在鲜活的生活事例和抽象的概念之间建立联系，帮助你们一步步地拾级而上，了解柏拉图的《理想国》、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到底都说了些什么。”（iii）应该主要是为音频课程的读者着想，之前在人大的课堂上可能会来得硬很多。这也是我的经验，直到上学期我还在课堂上讲经典名著选读，也在社会文化机构的讲坛上讲过，由于对象不同，讲法自然就有软硬之别。不过在我看来，再怎么让听者“放心”，读哲学原著如果一不晕乎、二不叫苦，还真有点担心是否连门都没摸进去。说到“学校”，周濂说学校（school）的古希腊文原义是“度过闲暇的地方”，“其本质就是自由——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iii-iv）。对极了，这应该铸成青铜铭牌挂在所有大学的每间课室里，而不是装上什么东东。
“那么，你们从这门课里可以得到什么呢？我会用三个词来形容，第一个词是‘打开’，第二个词是‘看清’，第三个词是‘理解’。”（iv）毫无疑问，作为书名的“打开”分量很重——“通过学习这门课，可以打开你的视野，打开你既定的思维模式，打开各种思考的可能性，让你从一种教条的、沉闷的，僵化的意识形态中解放出来，重新用一种充满怀疑的、审视的、好奇的眼光去打量这个世界……”（iv-v）说得太好了，原来所谓“打开”就是解放啊！我马上想起我们美院老院长胡一川的油画《开镣》，只不过在砸开了脚上的镣铐之后更要砸开的是头脑中的镣铐，才是真正的解放。
但是，怎么才能“打开”呢？作者似乎顾不上讲了，马上就进入到“看清”。或许可以先补充一句话：“打开”是一个动词，打开的唯一方法就是一个叫做“打开”的动作。只有动手动脚动脑袋，才能学会“打开”；套用一句老话，我们只能在打开中学会“打开”。如“打开”有点接近的是“揭开”，过去我们心中熟悉的是“揭开阶级斗争的盖子”，后来又熟悉了“揭开真相”，被揭开的总不是好东西。
讲到这里要插播一本刚看到介绍、书名也叫“打开”的新书，美国哲学家、芝加哥大学哲学系副教授艾格尼丝·卡拉德（Agnes Callard）刚出版的《打开苏格拉底：哲学生活的案例》（Open Socrates: The Case for a Philosophical Life， W. W. Norton & Company， 2025）。据介绍，卡拉德是哲学教授和互联网时代的公共知识分子，她曾为 《纽约时报》《纽约客》等媒体撰稿，她在这本新著中展示了苏格拉底如何改变我们的生活方式——从浪漫到政治。有评论说，该书重新揭示了苏格拉底思想中的激进核心，并展示了为什么它仍然是通往美好生活的途径。卡拉德提醒我们注意苏格拉底的一个惊人发现：我们不知道如何向自己提出最重要的问题——关于我们应该如何生活，以及我们如何可能改变。在一个人有机会反思之前，他们的身体欲望或社会顺从的力量已经替他们做出了回答。卡拉德展示了苏格拉底的方法如何帮助我们思考有关浪漫爱情、面对自己的死亡以及如何参与政治等重要问题（https://www.amazon.com/Open-Socrates-Case-Philosophical-Life）。看起来与周濂教授一样，思考的是如何让哲学改变生活方式。关于苏格拉底，也是周濂的哲学课上的重头戏。他说，“迟早有那么一天，你会像苏格拉底那样开始发问：什么是美，什么是善，什么是正义，什么是德性？我应该如何度过我的一生？因为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会进行理性反思的动物，因为我们是那个忍不住会要追问‘为什么’的存在者。”（17页）这的确是最重要的问题，“The unexamined life is not worth living”（未经审视的人生是不值得过的人生），苏格拉底这句广为流传的名言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回到“打开”这个动词。“哲学是一个动词而不是一个名词，哲学的本质不在于掌握真理而在于寻找真理。同理，我们这堂课也不是在传授哲学（philosophy）的知识，而是邀请所有的读者一起来进行哲学的思考（philosophizing）：你们不只是被动地接受这堂课，更要积极地参与并且建设这堂课。”（26-27页）打开、寻找、思考、参与，这就是哲学这个动词的涵义，都有一种在场的投入感和动感。说到“打开”这个动作，我在多年来课堂上曾经不无夸张地对学生说，假如你能够把《理想国》从图书馆借出来，然后拿着这本书在校园里到处走，在饭堂排队和谈恋爱的时候都举着它，那么我敢说你肯定会有一种异常真实的体验，别人投过来的眼光会让你心有所感。这么夸张是因为担心有些同学听完经典名著课程却从来没有打开过一本名著，也有感于今天大学生上课的某种状况——乌央央的低头玩手机和装睡状，使得课堂教学检查的表格上有“抬头率”这一栏。于是真正的“打开”就具有真实的意义。
这两天总在思考“打开”的问题，结果真的是日有所思、夜有所梦，昨晚就在深深浅浅的梦里继续“打开”。今早醒来之后记忆犹新，赶紧趴在电脑前记录下来。在梦里，我在一个阴霾漫天的清晨来到边境线上——后来发现这不是无缘无故的来到，眼前一溜的是十个木制岗亭。外表尽是希腊文和拉丁文的涂鸦，岗门紧闭。直觉告诉我，每扇门里就有十讲哲学课，那些涂鸦就是诱惑好奇的游客来打开！于是我握着门把手用力把门打开——天哪，没想到周濂就站在岗亭里！他温和地问我：你有什么问题需要解答？语气正是在书里不断出现的那种；好吧，我来告诉你们……我问完第十讲，还想接着问，周濂指一下身后说：这个问题要问下一个岗亭，因为我们是各归其位、各司其职。我猛然想到这不正是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说的吗？我退出来，打开旁边的一个岗亭——打开这个动作首先就让我发现这门的把手是不一样的，更进一步明白“各司其职”的含义，连门把手都是各不相同，于是立即产生一种期待：站在这个岗亭里的会是什么人呢？是周濂教授的专门负责解答问题的青年助手吗？结果门一打开就颠覆了我的瞬间想象，还是周濂站在里面！我立即问他：你是怎么跑过来的？这地下有一条通道吗？他狡黠地笑笑——他的标配表情，然后说：你没听说过形而上学款的地遁术吗？好了，这个梦真的好长，没想到我竟然坚持打开了第十个岗亭的门，周濂也竟然那么有耐心地解答了我的所有疑惑。出来之后阳光灿烂，春暖花开。回头望着那十个岗亭，我知道周濂就在那儿！一百堂哲学课就在那儿！突然感到有点不安的是，为什么它们会刚好分布在边境线上？答案马上就冒出来了：在周濂的《打开》中，随处都有“在我们这儿……”的表述，他要让读者思考的是“在我们这儿”如何把哲学之门“打开”。因此，我梦中的边境线就是关于“这儿”的标识。看来，习惯在学术体制里码字的打工人，即便在梦中想到的细节也可能是有出处、可以加注释的。
梦醒之后，思考就来敲门了。为什么周濂要站在岗亭里？岗亭的职责是瞭望和坚守，这不正是大时代里知识分子的神圣职责吗？但是，岗亭为什么关着门等待有人来打开，有点像是守株待兔？是的，哲学教授不可能跑到街上见人就派发《理想国》，正如政治学教授无法在街上见人就问“你今天施米特了吗？”。但是，周濂的《打开》首先是自己打开了通向广场、通向散步者的大街的窗口，在闷热的季节中坚持打开窗口，等待起风的日子。想起本尼迪克特·安德森说过，对于一个水手来说，“值得珍视的是等风的准备，以及当风朝你的方向吹来的时候去追风的勇气”（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椰壳碗外的人生：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回忆录》，徐德林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205页）。在全书最后，安德森向年轻的学者们发出倡议：“青蛙们只要不蜷缩在自己阴暗的椰壳碗里，它们的解放之战就不会输。全世界青蛙联合起来！”他鄙视和可怜那些蜷缩在椰壳碗里的心胸狭隘、迂腐守旧和自我满足的青蛙，号召青蛙们跳出“阴暗的椰壳碗”：这是你们的“解放之战”，在这过程中，“Frogs of the world unite！”（同上，220页）在这里，“跳出”与“打开”都是动词，都属于一场“解放之战”！
那么，在打开《打开》之后，你会怎么样呢？周濂说，“你可以通过这门课来‘看清’。看清什么？看清事物与事物之间的差异，看清概念与概念之间的差异，更重要的是，看清人们什么时候在胡说八道。”（vi）最后这句话太对了，不过还可以补充的是：看清到底是谁经常胡说八道，而且说得那么冠冕堂皇。至于什么是胡说八道，虽然在不同语境和议题中各不相同，但是往往有一个显著特征，就是颠倒黑白。有意思的是，在一次对话中，“当他得知我们是北大哲学系的同学时，非常兴奋地说：‘哲学，我知道，就是把白的说成黑的，把黑的说成白的。’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这是诡辩家，不是哲学家；这是政治家，不是哲学家。”（4页）说得很幽默，也很接地气。
然后，在“看清”之后就是“理解”。“哲学始于惊奇，有惊奇就意味着有不解，有不解就要求理解。有人会问， 理解了又怎么样？我的回答是，理解的确不会怎么样，理解本身就是最大的馈赠！”（vi）问题当然还没有最后解决，实际上哲学从未承诺能够解决所有问题，只不过当你真的认识和理解了这个世界，或许就能像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所说的那样，“唯哲学可以保持我心中的神性，使我们免受伤害与屈辱，使我们超然于苦乐之上，使我们不致装聋卖傻或矫情掩饰，使我们无须仰人鼻息，受人驱使。何止于此，哲学使我们的心灵虽遭逆顺而安之若泰”（14页）。这就是内心保持的真正自由和尊严。不过周濂对此也有所警惕，担心类似这些话语和例子“看起来稍微有些心灵鸡汤……”（15页）这正是让我对周濂比较放心的地方，他不会因为事实上已经是网红教授而变得心灵鸡汤起来。“以通俗的语言讲述深刻的思想，借助日常有趣的例子进入枯燥的理论，将无数哲人的思想、人生与‘八卦’融合在一起，可谓有趣、有料，活泼而不轻佻，严谨而不严肃。”这些评议当然都是对的，问题是对于有些学者来说就容易由此而鸡汤。说到这里，潜意识中竟然就想到英国作家阿兰·德波顿（Alain de Botton）和德国学者韩炳哲（Byung-Chul Han），他们都有相同的面向公众写作的超强能力和广泛影响，但是也都有抵御心灵鸡汤的自觉意识。我曾经在书评中写过，韩炳哲虽然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和点赞，但是他的德国哲学背景和尖锐的批判性看起来使他并不担心成为“网红”。同时我也谈过，由于韩炳哲的研究者语境所决定了他的批判性总是指向西方社会的现实语境，无论是谈论“今日之痛”还是“叙事的危机”，都是指向从新自由主义兴盛年代到今天种种裂变危机中的西方社会，基本上没有触及属于规训型和压制型的威权社会语境。正是在这个维度上，我认为周濂的哲学史研究和思想普及更具有现实意义和重要价值。
在书中我们经常会感受到作者思想的敏锐、深刻和言说的勇气。比如谈到关于观念的力量，正因为“观念具有摧枯拉朽的力量，它可以让我们上天堂也可以使我们下地狱，所以就不应该让某一种特定的观念去占据讲台、电台、电视、报纸或者网络，而是应该充分借助思想的自由市场，让每一种观念在公平、公开和自由的环境下进行竞争”（13-14页）。谈到政治现实主义，“坦白说，过去这些年，类似的自鸣得意的政治现实主义在此地也日渐成为主流，与之相伴的是犬儒主义、失败主义以及精致的利己主义的盛行。这不仅对政治生活构成了巨大的戕害，对伦理生活也构成了巨大的戕害”（221-222页）。关于柏拉图的正义观，“在我看来，柏拉图在《理想国》里提供的只是一种刚性的正义观，这是一种‘权力本位’的人治思维模式，就像‘刚性维稳’必须要转换成为‘法治维稳’，刚性的正义观也必须要辅以法律和制度的保障，才有可能摆脱它的任意性和危害性”（253页），说得很接地气。
苏格拉底曾经说过一个“高贵的谎言”——那些不断被重复的、也是利国利民的谎言，希望统治者或者起码是被统治者能够相信，秩序就可以维持下去。但是周濂提出了尖锐的反驳：“如果统治者与被统治者都不相信呢？网上曾流传索尔仁尼琴的一句话，我怀疑是伪作，但道理很深刻：‘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他们知道自己在说谎，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我们知道他们知道我们知道他们在说谎，但是他们依然在说谎。’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悖谬的情况？其实我在一篇文章中有过解释……谎言一旦变成赤裸裸，信任的支柱便被抽离，此时支撑谎言继续运转的动力要么是利益要么是暴力。赤裸裸的谎言不再承担造梦的功能，但它依旧可以让每一个人继续生存在一个虚假的空间里，在这个空间里，大伙儿集体在装睡。”（254-255页）在这里自然会想到周濂多年前讲的那句广为传播的名言、他的一本书的书名《你永远都无法叫醒一个装睡的人》，上面这段话就出自这本书的文章里。
打开《打开》之后，一个很大的收获是作者强迫着我打开了好几本书，有些是几十年前常读的书，在今天重新打开。比如周濂说到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的时候，他说 “形而上学的问题却更像是一个思维的黑洞，长期浸润在如此高度抽象的问题中，会让人的大脑出现死机甚至自焚的倾向”（314页）。我想起的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读的理查德·泰勒（Richard Taylor）的那本《形而上学》（Metaphysics，1974；晓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这是一本关于西方哲学本体论、认识论等基本问题的小册子，是当时思想解放思潮中我们的哲学启蒙读本。1984年还有一本哲学书对我们影响很大，就是美国哲学教授L·J·宾克莱（L.J.Binkley）的《理想的冲突：西方社会中变化着的价值观念》（Conflict of Ideals: Changing Values in Western Society，1969；马元德、陈白澄、王太庆、吴永泉等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5月），是一部评述现代西方哲学、社会思潮和伦理思想的著作，这个中译本封底印着“内部发行”。可以说，周濂教授的一百堂哲学课使我这个老学生重新打开了好几本书，非常愉悦。
回到第四十四讲，关于晚期希腊哲学的犬儒主义。作者首先说，“在今天探讨犬儒主义有着特殊的意义。犬儒主义虽然是古希腊哲学中的旁支和异类，但是经过2500年的演变，犬儒主义的现代形态——狗智主义已经成为时代的主要病症，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我们现在都是狗智主义者’：思想上看穿意识却毫不犹豫地迎合它，因为只有迎合才有爆米花和绿豆汤。”（389页）作者赞同把小写的现代犬儒主义（cynicism）译作“狗智主义”，因为“‘狗智’这个译名朗朗上口、铿锵有力……更传达出‘现代犬儒主义’精致利己的一面：狗智狗智，像狗一样出于求生本能的街头智慧也”（392）。我对此有点不太愿意，怎么能这样说那些可爱、忠诚的狗狗呢？或者应该先问问布谷是否同意。
没有读过周濂谈到的英国学者安斯加尔·艾伦（Ansgar Allen）的《犬儒主义》，从他引述的论述来看的确讲得很深刻。“按照艾伦的观点，现代犬儒之‘小’，体现在他们‘蔑视人类的真诚（sincerity） 和正直（integrity）’，缺乏社会或者政治的信念，是不折不扣的机会主义者和利己主义者，不但‘否认我们有可能拥有一个更好的世界’，而且认定‘任何改变世界的企图一开始就注定会失败’。”（390页）但是，问题在于即便我们在内心鄙视现代犬儒主义，但是周濂说的这种情况我们难道真的很陌生吗——“狗智主义者愤世但不反抗，他们热衷于反讽和玩梗，开彼此心照不宣的玩笑，在玩笑中获得片刻的良心安宁，感受智力和道德的双重优越，自我宽慰至少在形式上完成了反抗的姿态，以便第二天继续心安理得地参加盛大的假面游行。诚如艾伦所说，‘我们都有自己的狗智时刻’，这是这个时代的生存之道，也是这个时代根深蒂固的癌症。”（403页）听起来很无奈。周濂在艾伦的书里找到一种“心怀希望的现实主义”，推想出一条可能的新思路：“没错，社会是残酷的，生活是严峻的，人心是难测的，自我是不稳定的，为此我们不得不用严冷的现实主义目光去审视这个世界。但另一方面，我们依然可以怀抱希望。怀抱希望的方式有三种：第一，拒绝宏大叙事，重返私人领域，寻找每个人的意义锚点；第二，不做道德上的孤岛，在重返私人世界找到意义锚点之后，要重返公共生活，与他人建立真正的道德联结；第三，尝试各种微小的生活实验，不自欺、不合谋，而是另起炉灶，建立平行城邦，寻找新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美学。……做到以上三点。或许我们就暂时地超越了自己的狗智时刻，成为一个‘心怀希望的现实主义者’以及‘第二次出发的理想主义者’。”（404页）说得很对，不能同意更多了。
第九十五到九十八讲是关于海德格尔哲学，其中一个重要议题是海德格尔与纳粹主义的关系。“事实证明，一旦哲学家突破思想的边界，加入权力的游戏，就必定会屈服于权力，最终成为独裁者的工具和附庸。海德格尔与纳粹的纠葛再一次证明了这个道理。”（898页）周濂说，海德格尔的“这些举动虽然算不上光彩，但对于久经政治运动的中国人来说，并不会觉得特别难以接受。海德格尔的所作所为充其量表明他是一个城府颇深的政治投机分子，还算不上大奸大恶之辈。时过境迁，只要他表个态，认个错，就可以洗心革面重新做人”（893页）。但是让人大惑不解的是在二战结束之后，海德格尔对这段往事始终讳莫如深，从未在公开场合道歉，对纳粹暴行和奥斯维辛集中营也不置一词。1933年4月海德格尔在一封信中这样赞美希特勒：“每一天，我们都在见证着希特勒成为一个政治家。我们的民族和国家将会发生改变，每双眼睛都能看见，每只耳朵都能听见，每一位在鼓舞自己行动的人都会感受到真正而又深刻的兴奋，我们见证了伟大的历史：见证了压力之下将帝国精神和民族使命照进现实的时刻。”（895页）
“最后，我想说的是，无论身处哪个时代，无论你是学者还是常人，在面对大国崛起和文明复兴的天命召唤时，都要始终牢记，常识比理论更重要，坚持底线比追求伟大更重要，健全的现实感比缥缈的情怀更重要。”（926页）意大利政治家、作家伊尼阿齐奥·西洛内（Ignazio Silone，1900-1978）在他的小说《酒和面包》中有一段话说得很好：“我们生活在暂时状态中……我们心想，目前的生活不好，我们应该适应，应该忍受。但这一切都是暂时的，真正的生活总有一天会开始……就连那些……即使那些能享受到权力带来的好处的人……也对占主导地位的蠢举感到厌恶，他们也生活在暂时状态中，也在等待。”（伊尼阿齐奥·西洛内《酒和面包》，袁华清译，北京出版社，1987年，38页）由于认识到“我们生活在暂时状态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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