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静教授
与吕老师的初识始于学校的一次赴台访问。在台北的最后一天，我们一行人去台北故宫博物院学习参观。听完集体讲解之后，大家按着各自的兴趣自由活动。当大部分参观者都醉心于毛公鼎和肉形石的时候，我则跟着吕老师回到青铜器物的展区，开了一次“小灶”。在另一件也绝对称得上镇馆之宝的西周散氏盘前，吕老师向我详细讲解了基本知识。就在我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吕老师拉着我的手又折返到散氏盘前，让我观察上面的铭文有什么不一样，一头雾水的我自然是答不上来。吕老师笑着和我讲，你看上面的字体，是不是有些排得不那么整齐，有那么点自由奔放的味道？我再定睛一看，果不其然啊，竖排里的确会有几个铭文不在轨道里，而且越看越明显，越看越觉得萌。虽然说这些青铜器的拥有者定是贵族，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但是制作青铜器的工匠则未必，有不认识字的可能性，所以他们是把铭文当成图案依葫芦画瓢式地在刻。吕老师将她的这一大胆猜测分享给我了，让我茅塞顿开。以前去博物馆，我最不爱看的就是青铜器展区，而从那时起，沉闷难懂的青铜器在我的心里鲜活了起来。那时还没有《如果国宝会说话》这样的节目，吕老师给我上的一课就像是现在电视里经常会出现的调皮的“长信宫灯”，奔腾的“马踏飞燕”。
拍摄于台湾大学图书馆，从左至右第三位吕静教授，第五位陆建松（原文博系系主任），第六位金莹，第七位严峰（原图书馆馆长） 第八位 周桂发（原档案馆馆长） ，右一杨志刚（原上博馆长）
2014年夏天，宋子文的曾外孙Elliot（冯永健，宋子文大女儿宋琼颐的外孙）来上海度假，目的是想多了解上海，也精进一下自己的中文。就在前一年的秋天，他和父亲冯英祥先生一起来复旦历史系参加研讨会和档案发布等，其间我们一起去上海博物馆参观，在青铜器馆停留的时间最长，也是在那一次我得知他们家族有一定量的青铜器收藏，而且上博的器物中还有不少是他们的熟人捐赠的。我心里计划着是不是可以请吕老师出马，一起做一次青铜器学习之旅。联系吕老师并说明了一些基本情况之后，她提议说，那就一起去上博的库房看看！参观那天我和Elliot一起去接她，吕老师上车后和我们说，她之后还有一档事情，但不影响和我们一起参访。后来我才知道，那段时间吕老师为热播剧《芈月传》担任学术指导，那天下午她是要去给孙俪上课。之后和吕老师一起喝茶闲聊还看到了她手机里拍下的烫着爆炸头、认真伏案做笔记的“芈月”。上博的库房之旅令我大开眼界，吕老师的高徒葛亮亲自带我们，受宠若惊地摸上了上博藏的一把越王剑，还一起讨论了上面的花纹，刀柄处的特殊标记以及关于剑的韧性与强度等问题。后来我去湖北省博物馆看曾侯乙的尊盘和另一把更著名的勾践剑，以及去年冬天在福州的冶山春秋园看欧冶子铸剑的故事，大概都是那时种下的“因”。库房参观结束后，吕老师特地安排上博青铜器研究部的周亚主任与我们座谈，并询问了Elliot家青铜器的大致收藏情况，以及是否可以提供一个藏品的清单给上博，也探讨了日后合作的可能性等。因为这两次“私教”性质的青铜器课程，让我对这个古老、神秘的中华文明器物产生了兴趣。吕老师得知我的心思后，主动邀请我参加她和学生在上博的现地教学课程，我参加了好几次，而每一次我去上博，吕老师都会在地铁的出口站等我。
吕老师走了的消息，是应质峰老师第一时间告诉我的，虽然我们都知道吕老师有些旧疾，但从来不提，也都不愿相信这是真的。我呆坐在书桌前，将我和吕老师这几年来的微信聊天记录全部复看了一遍。去年6月的光景，她还在和我讲疫情后重新启动的文博系与日本爱媛大学的项目，她一边情绪高涨地和我展望恢复交流的喜悦，一边又不厌其烦地关心着学生们办理赴日手续的方方面面。在我和吕老师的日常对话中，我们聊到的最多的内容就是学生，我们也因此经常“互相麻烦”。
左二为吕静
我记不得自己是帮了一个什么忙，吕老师有一次提出来一定要请我吃饭。她提前买好了餐券，约我去锦江饭店吃自助餐。我记得那天下午下大雨，吕老师提前半小时就来到我的办公室，她怕我手头的工作没有处理完，便让我放心去弄，她则坐在办公室门口的沙发上等我。最后连我的同事都看不下去了，让我赶紧走吧！那天晚上，我们就像是开了一个“女子会”，聊了很多。吕老师和我一样是留日的背景，她本科和硕士都毕业于复旦历史系，后赴东京大学东亚历史社会专业攻读博士。光是“东大博士”这四个字的分量，便毋庸多言。吕老师专攻先秦秦汉史、东亚历史社会和文化遗产学，她不仅研究甲骨、青铜器、简牍、漆器，还有对民俗的深入探讨。那一晚我们聊中日文化的差异，聊接触到的有趣的人。其中我印象深刻的有一件，我和吕老师分享了去西安旅游，去碑林博物馆，以及听同事说起在博物馆遇到港中大前校长沈祖尧的事情。我告诉吕老师，沈校长当年上任后觉得自己最紧迫的一个任务就是要练好书法，因为他担任校长后经常会碰到要求题词的场面。吕老师则告诉我，她带东大的老师们来看碑林，出门之后发现一群人都不走，站在一个角落里痛哭，口中呢喃着“中国人的字怎么可以写得这么好！”当时听吕老师讲起这段，我内心非常震撼。去年暑假在洛阳的东山，看了白居易墓园里（白园）日本人刻下的感谢碑文，称白乐天是日本文化的大恩人；那一刻我就想到了吕老师和我讲的这段事。就在我敲打键盘的此时，我脑内浮现出的另一个片段是和中华古籍保护研究院的学生们一起访问日本的静嘉堂文库，大家翻看到保存如此之好的皕宋楼所藏的李太白全集时询问在保护方面做了什么，日本的管理人员和我们说：“我们没有做什么特别的，是中国一代代的藏书家爱书、惜书，他们做得好。而今天很高兴同学们来到这里看它们。”简单的一句话，我只听到空气里夹杂着双方的抽泣声。
大数据敏锐地抓取到了我的情绪，就在吕老师去世后不久，微信给我推送了一篇历史系学长马军老师在“上海史研究通讯”公众号上撰写的文章《吕静教授留在历史所的足迹》，让我对吕老师有了更多的了解。吕老师从复旦毕业后先是去了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既是系友又是同事的马老师还发掘了很多当时的历史照片，以及他与吕老师交往中的一些细节。后来，马老师又检出吕老师的《中日民俗研究的近况》一文，嘱同为历史系系友的“读史老张”在其公号刊出。
当王菲在春晚唱出那一句“远行者去了远方，愿她都安心”，我泪如雨下。台湾垦丁的夜晚，我们一起聊天时的暖风沉醉；雨天的傍晚，坐在办公室门口等待的侧影；踩着文博系旧楼嘎吱嘎吱响的地板为我取书，讲到自己喜欢的学问，摘下老花眼镜的那一瞬定格；地铁站口那一声“我们金酱总是那么好学”的夸赞……回忆扑面而来。我知道有很多和我一样还未能整理好心情的老师和同学，但我也相信，总有一天，当我们回忆起人生中的这一位良师益友，定是满心欢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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