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一度占领巴黎。1940年至1944年，积极抵抗纳粹占领法国的活动往往依靠年轻人。法国的青少年以自己的未来为代价，逐渐投身于抵抗纳粹的运动。他们的学业因此中断；他们主动或被动做出的决定扭转了自己的成长轨迹；在心理被迫迅速成熟的同时，他们的情感关系也被搁置。恐惧、迷茫与无助是最寻常的状态。美国历史学家罗纳德·C.罗斯伯顿的《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1940-1945》描述了法国青少年的抵抗活动。在维护法国自由精神和民族尊严的呼声带领下，他们派传单、印刷、涂鸦、传递情报，甚至保护犹太人，袭击德国官兵或维希法国警察，执着地表达着想做些什么的意愿，致力于让法国民众产生共鸣。众多年轻的生命在战场或集中营里逝去，即使是幸存者，战后也依旧带着难以消除的伤痛生活。本文摘自《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1940-1945》[美] 罗纳德·C.罗斯伯顿著，焦静姝译，广东人民出版社·万有引力2025年1月版。澎湃新闻经万有引力授权刊发。
《突如其来的勇气：法国青少年与德军的对抗，1940-1945》书封
据估计，在 1940-1945 年被德国行刑队处决的人质和抵抗者有 4000-5000 人。在占领早期，当一个德国士兵被暗杀时，被当作人质处决的大多是共产主义者、共济会成员或犹太人。他们身上发生了一些二战中最残忍的故事。那些死去的年轻男人和男孩，就像居伊·莫盖，因为较轻的违法行为被捕，在监狱里一关就是几个月甚至一年。然后突然得知，几个小时后他们将被处决，作为抵抗者对德国人发动的暴力行为的惩罚。和他们一般大的年轻士兵，会将消息公布给这些关押在他们监狱里的人质。一名副官会为囚犯们安排神父服务，并给他们机会写告别信，每人最多三份。一些德国看守甚至会同意帮忙邮寄信件，或将信送到收信人手上。
为什么这些看守者会这么“慷慨”？因为在匿名法庭判处某人（特别是年轻人）死刑，与监狱确保囚犯在行刑前保持冷静的责任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差距。监狱通常会向犯人保证，他们的财产和衣物会被交给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他们的遗体也会得到安葬（死刑犯会告知他们想被葬在哪里，但他们通常被葬在一处普通的墓地，在那些地方，遗体被葬得乱七八糟）。一名年轻人甚至在最后一封信中详细描述了他的穿着，以便他的父母在没有收到遗体的情况下可以找回他。他们的亲属在收到信件时才得知他们的死讯。
随着暴力抵抗行为越来越多，嫌疑犯和真正的罪犯被更加迅速地“绳之以法”。受刑者写好告别信、填好地址并被处决后，当局会先审查信的内容（用浓墨盖住不当言论，或删除信中部分字句段落），然后才将信交由狱吏、神父或军官，让他们将信带给死者的家属。收信人会被警告，不允许与家庭成员以外的任何人分享信件内容，否则将受到处罚。尽管如此，这些信件经常被大声朗读出来，听众不光有家人，也有亲近的朋友；一些信件被复印并传阅；一些信件甚至被刊登在地下报纸上。信中所体现的，特别是来自早逝的年轻人的痛苦、勇气和爱国主义精神，就这样大胆地被公之于众，并让所有人都向自己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人在 20 岁就献出了自己的生命，那么我，面对占领能做什么呢？
这些将死的年轻人在表达恐惧和焦虑时，很少会想到自己，更多的是想到他们的死会对留在身后的人，即他们的爱人，他们的父亲、母亲，以及他们的弟弟妹妹，造成什么影响。他们还会对法国的命运进行最后的思考。时常有人提到来世，但几乎都是为了安慰收信人。一些人会表达自己的歉意，抱歉自己惹上了这样的麻烦，或抱歉自己不是父母理想中的孩子，但没有人后悔曾站出来反对暴政。许多信件带着自省的口吻，一方面想知道自己为什么会落到这般田地，另一方面又希望自己依照信念做了正确的事。
时间来到 1941 年 11 月；从 6 月德军攻打苏联西部开始，“轻松”的占领就结束了。局势骤然紧张起来。一名共产主义青年军（Bataillons de la jeunesse）的年轻成员，在使法国北部里尔附近的一列火车脱轨后，与其他同伴一起被捕。22岁的费利西安·若利，生命时光已经所剩无几了，在里尔监狱的狱卒让他开始写信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有责任传递两个信息。当然，他想向家人解释事情是如何发展到这个地步的，但他也必须警告朋友们，他们中间有叛徒。奇怪的是，两封信最后都寄到了他父母的家中。事情无疑十分紧迫：
我亲爱的、还在战斗的同志们……我希望这封信寄到你们那里时不被别人看到。我们一共有五人被判处死刑，但我希望能够得到赦免，因为我已经给德国军队的最高指挥官写了信。莫里斯（Maurice）背叛了我们的事业——我们曾发誓必要时即使放弃生命也要效忠的事业。他把我们这群朋友的地址都出卖了。他还说：“现在先不要逮捕加里（Gary）。”这一行动可能会暴露不少同伴。如果他们还没有被逮捕，就应当立即逃走。（所有组织的领导人应采取一切预防措施。）所有的接头地点都要更换。
你们要确保自己没有被跟踪。
这种行动越来越普遍，因为这样比正面攻击德国人更安全。一段被扭曲的铁轨最终可能伤害或杀死更多敌人，也可能让一列满载军火的火车停下来。尽全力战斗到底，我们很快就会取得胜利。
问你们安。要勇敢。如果我得到赦免，希望很快能见面。
我们只能猜测这封信是如何通过监狱审查的。另一封直接写给父母的信是我找到的篇幅最长的信件之一，洋洋洒洒地讲述了这名即将上刑场的年轻人，带着怎样的自豪与黑暗的法西斯主义进行斗争。以下是几段摘录：
这是我给你们写的最后一封信。你们会在我死后收到，它会唤起你们悲伤的回忆。写这封信令我心痛。……我与我的朋友们一直走到了最后……我本可以出卖我的同伴来换取我的生命……但我没有这样做。我不是懦夫……我要回了我的两个笔记本……其中一个的封面上写着尼采的一句话：“我总想攀得更高。”我将（这句话）留给所有的理想主义青年。
请大家永远记住我的坚强；我的名字将在我死后鸣响，不像葬礼的钟声，而是像希望飞翔的声音。
1941年8月，21岁的亨利·戈特罗在给父亲的信里写道：“我知道如何作为一个法国人死去……无论在审判期间、审判之后，还是此时此刻，我都没有显露一丝软弱。”其他人在信件里悄悄掺入关键信息，交给与抵抗组织尚有联系的家人。21岁的安德烈·西戈内在 1941 年8月写道：“我像其他人一样……被德国当局判处了死刑，因为法国警察将我们交给他们。”我们再次纳闷：这句话为什么没有被审查？也许德国人希望散布这样的消息，让人们知道法国当局在围捕年轻人的行动中扮演了积极的角色。
1942年3月，19岁的费尔南·扎尔基诺（Fernand Zalkinow）在拉桑特监狱给妹妹写了最后一封信。这封信也很长，就好像只要他的笔不停，那个不可避免的结局就会推迟：
自从我来到这里，我就一直在深深地审视自己。我意识到，尽管我缺点很多——不止一两个，但我并没有那么差劲，我本可以成为一个很好的人……我喜欢吹牛，这我知道。但说实话，我无法解释为什么我可以这么冷静。在宣判之前，我经常哭，但宣判后，我连一滴眼泪都没流过。我从内心感到一种深邃的平静和安宁。似乎我只剩下一个考验了，那最后一个，之后一切就都结束了，仅此而已。
皮埃尔·格勒洛（Pierre Grelot）如果没有死，将会成为一名西班牙语老师。他用犀利的语言向母亲描述了自己的审判，与其他人一样，他向母亲强调，尽管他的死令她悲伤，但她决不应为他的行事作为感到羞耻：
10月15日，我与朋友们一起受审。这场审判就是一出喜剧。扎尔基诺在波旁宫公审前几天被判有罪，并与其他6名年轻的共产主义者在瓦莱里安山被处决。
我们事先就知道判决结果如何，因为他们为一点点小事就判人死刑。我的罪行是“进行反对占领军的反法西斯宣传，携带并藏匿武器和弹药等”……我们在法庭上的态度庄严，品格高尚。我们知道如何赢得与会者的尊重。士兵们被感动了，我看到一个人在哭。想想看，我们不过才 17-20 岁。当判决宣告后，法官问我们有什么要补充的……我回答说：“我为自己配得上这一判决而自豪。”如果有人（对我们的忠诚）存有任何疑虑，这句话将让这些疑虑烟消云散。这是在不可避免的死亡面前逞强吗？是的。他想让妈妈为他骄傲吗？是的。但这也是在向一个更庞大的群体——包括他自己——传达一个信息：他像一个成年人一样行事，依照他的组织和朋友的信条行事，从未动摇。
最令人心酸的语句似乎是年轻的作者在震惊中写下的：我究竟做了什么要遭受这一切？但最有可能的是，当有通告说有德国士兵或军官被暗杀时，他们就从囚犯中被随意挑选出来。个中曲折，我们无从知晓。像格勒洛这样的信件之所以十分感人，是因为他们在书写时既带着明确的目的，也带着不明确的目的，既写给特定的读者，又写给未知的读者。这些年轻的作者知道，他们的遗言能否被传达出去，全凭当局的决定；给他们纸笔并浪费他们生命中的最后几个小时，也许是反复无常的抓捕者戏弄他们的又一个残忍把戏。那些有自知之明、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人，凭借常识，怀疑这些信件最终都会被丢进监狱后院的垃圾桶里。因此，他们最重要的倾诉对象，至少在潜意识里，还是他们自己。我们还要想起那些我们从未读到过的信件：那些只写了一半的，那些被丢弃的，那些因为承载了太多痛苦、绝望和迷茫而被家人销毁的信件。这些写于生命临终时的信件一定也都谈到了人性，以及要面对祖国仇敌的勇气。
青春期是童年和成年之间的过渡期；我们很难区分童年何时结束，成年何时开始，尤其是处在一个社会与经济剧烈变动的时期。但这些信件除了表达对父母的安慰，还明确体现了个人认知的形成，既鼓舞人心又坦白直率：这就是我想要成为的人；这就是我希望成为的人；这就是我希望被记住的方式；这就是我努力的方式；我没有时间完成向成年的过渡了，但请记住我是一个选择了正确道路的人；请记住我是一个获得了父母和导师的爱与教导的人；如果我活下去，我一定会成为值得钦佩的人。这是这些被处决者的书信中最让人感伤的一面。
当地时间1944年8月26日，法国巴黎，街头的年轻人。
个人的记忆，出版的回忆录，未公布的日记、日志和信件，还有监狱墙壁上的涂鸦，都满载着这样的故事，彰显了人们与敌人对抗后朴实的勇气。这些故事重新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才是“抵抗”？“抵抗”并不一定要向占领军或警察开枪，也可以是像传递纸条，悄悄转述在BBC上偷听到的消息，或把钉子扔到德国汽车的轮胎下面这样微不足道的举动。
“抵抗”可以很短暂，就像一个少年在拥挤的电影院里跳起来大喊“戴高乐万岁！”；也可以很危险，比如藏匿一名被击落的盟军飞行员，或把人悄悄带去西班牙或瑞士边境；也可以很安静，就像一名老师温和地提醒学生们不要忘记法国大革命的价值和格言——“自由、平等、博爱”。
一个极权主义政权需要用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将长久的、令人麻木的恐惧根植于人民内心，尤其是当一切表达抵抗的途径都被封堵时。但总有一个人或一些人，能想办法举起拳头，或创作一幅艺术作品，或发出一个声音表明“这必不会长久”。在这个极其复杂的时期，这就是所有抵抗者的力量，无论这力量多么温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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