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德鲁·阿伯特：社会学与史学中的反叛

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的边界团体最初作为攻击学科正统的代际范式而出现。像大多数类似的反叛一样，他们涉及一组联盟，由占统治地位的一代中的一个小规模外群体与正在崛起的一代中的大部分人组成。他们也反映了自身所处的时代（20世纪60年代），从激进的政治中汲取了一些力量。

在社会学中，20世纪60年代的正统是帕森斯的功能主义。尽管功能主义具有值得称道的跨学科性和理论上的一致性，但它从未产生过任何实证研究项目。此外，它与英国社会人类学的前辈们有着共同的特点，即对社会的变化极端漠视。对帕森斯功能主义的反对意见主要来自芝加哥学派的残余和后人身上，他们专注对偏异和社区的研究，其典型方法是田野观察和个案研究。这些议题和方法对宏观变化也缺乏足够的关注，尽管芝加哥学派的鼻祖最初建构互动主义正是为了研究宏观变化的效应。

然而，功能主义留下的经验真空仅有部分被个案研究和观察的文献填补了。社会学中的第三股力量是量化的经验主义，不久之后即占据主导地位。它逐渐占据了这一真空的其余部分。奥格本（William Ogburn）曾以他的“社会趋势”观念首创了这一流派。“社会趋势”是对个体指标的简单加总，这很难被认为是历史性的。拉扎斯菲尔德等人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发展的问卷调查（survey research）方法，在20世纪60年代邓肯和布拉列克（Otis Dudley Duncan and Hubert Blalock Jr.）从生物学和经济学中借用路径分析之后得到了数学上的推动。一般线性模型（general linear model）突然在社会学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它驱使这门学科迅速脱离了宏大理论（有人会说是完全脱离了理论），并通过威斯康星地位获得模型（Wisconsin status attainment model）建立了研究社会事务的基本范式和方法。威斯康辛模型密切关注微观，只在最松散的意义上才能被认为是历史性的。真实的行动者被变量所取代，叙事因果被具体化的变量因果所取代，真实的时间被变量的顺序所取代。

历史社会学出现在20世纪70年代，从理论和方法上攻击了这些正统。虽然它的领导者包括了帕森派的同代人（如查尔斯·蒂利），但他们都属于激进年代的学生。从理论上讲，历史社会学对他们而言是一种攻击帕森斯派框架最薄弱环节的手段——它对社会变革的取径——同时也是将马克思引入社会学的一种方式。在方法论上，历史社会学谴责了地位获得模型对微观的关注、反历史和反结构的特征，以及其具体化与科学主义。至于芝加哥的互动主义者们，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他们通过标签理论对建制社会展开了深入的批判，历史社会学选择直接绕过他们。

对历史社会学来说，最重要的是向“历史”借用那庄重而体面的声誉。史学那无可指摘但略显晦涩的方法论，以及其对大量事实的掌握，成为否定威斯康星学派世界观的依据。尽管史学的广泛视野与帕森斯的正统学说相似，但其对事件和宏观变化的关注则成为拒绝帕森斯的理由。最重要的是，史学的体面救赎了历史社会学家们的激进政治。即使作为一名进化论者，马克思也比帕森斯更具历史感。写《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的马克思是一位不折不扣的说书人。

总之，20世纪70年代的许多社会学家，特别是年轻的社会学家，转向了历史社会学，因为它使人们能够同时对帕森斯理论的保守主义和线性模型家那误置的具体性（misplaced concreteness）进行批判。这些“历史社会学家”构成了我们见过的明显的代际范式。这一范式来自对一种分形区分——叙事与分析——的简单反转，但又发生在单一的学科内。历史社会学与社会学主流之间的区别，概括了史学与社会学本身的区别。

但是，虽然各种智识力量产生了一个群体，他们成功地认领了“历史社会学家”这一标签，但至少在原则上，还有其他几种想象或构成历史社会学的方式。历史社会学也可以被定义为涉及历时数据的社会学工作；或者是对社会过程进行理论化的学者；或者是自觉地考察昔日的社会群体的社会学工作。每一种选择都体现了与分析、因果主义不同的理解社会生活的方法，而且每一种方法都像“官方的”历史社会学一样，包含了一系列的工作和一群人。

在社会学中，随着方法论的变革终于放缓到旧的数据集可以支持当前技术的地步，涉及历时数据的工作得以在社会学中普及开来。但是，向旧数据或面板数据的转变并没有伴随着敏感性的变化。人们很难将标准化的“1972-1982年劳动人口中的黑人”这类文章视为“历史社会学”。这样的文章仅仅是以时间作为指标变量进行的横截面分析。它关注的是趋势和计数，对历史背景或偶然性的敏感度不高，对所分析的社会类别或属性的质性变化敏感度更低。然而，也有学者开始相信，为这种分析而设计的技术有效地融合了史学和社会科学。

另一组潜在的历史社会学家是许多对社会过程进行理论化的学者。然而，他们中大多数对“历史变化”的思考很少。直接关注偶然过程的社会学家通常是微观理论家，如互动主义者和常人方法学者，他们普遍假设一个不变的“社会先验”，而这种假设在通常意义上并不具有历史性。尽管如此，这类过程理论家显然理解史学长期以来对偶然、意外和过程的强调，即使他们忽视了史学对一般化程度所施加的限制。

还有一种观点，即历史社会学包括那些自觉地研究昔日的社会群体或文化的人。虽然这个定义显然包括前面讨论过的历史社会学家，但同时也包括了许多其他的人，他们散布在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历史人口统计学家就是最明显的例子）。下面我将更详细地研究这些“非官方的历史社会学家”。

在社会学内部，有一些群体在向史学的方向发展。其中最自觉的是我们通常认定为历史社会学家的群体，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标准分形循环中出现的那个群体。然而，其他潜在的历史社会学家群体并不是由分形循环产生的——微观互动主义者可能是一个例外，他们不管怎样都以其微观、强烈的现象学立场为显著特征。因此，自觉的对立群体抢占了先机有其道理。

奇怪的是，这些历史社会学家们所接受的史学正统，在许多方面都是他们同时代的历史学家们试图逃离的那一种。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历史正统，首先是一种体裁和风格的正统。由于鲁宾逊（James Robnson）和比尔德（Charles Beard）那旧的“新史学”在战争时期和战后“美国高点”（American High）的压力下已经回落了，这门学科重新转向“共识史”（consensus history）。尽管意识到了年鉴学派（Annalesschool）的贡献，但美国历史学家们并不愿意效仿其独特的（对美国人的口味来说是奇怪的）历史和社会科学的混合体。美国史学的政治基调是平等和保守，广泛接受路易斯·哈茨（Louis Hartz）提出的“自由主义传统”。出于后见之明，当时存在明显的变化迹象，但即使到了1980年，史学的转变迹象充其量也并不明确。

量化史学（Quantitative history）——直接借用了社会科学的方法——是对这种正统的反抗。量化史学的第一个研究分支是政治。它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爱荷华大学，威廉·艾德洛特（Wiliam Aydeotte）、艾伦·博格（Allan Bogue）和塞缪尔·海斯（Samuel Hays）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行为”史学的项目，并改编了格特曼阶式分析（Guttman scalogram analysis），从方法论上对其进行了修改。在其他人的帮助下，爱荷华小组在密歇根大学建立了ICP（S）R（政治与社会科学校际数据库联盟）历史档案馆，1969年蒂利的到来巩固了其在量化史学的中心地位。

量化史学的第二个研究分支是经济。该领域起源于普渡大学，产生了量化史学中最引人注目的作品。罗伯特·福格尔（Robert Foge）用反事实论证了铁路对于美国经济增长来说不是必要的，他和斯坦利·恩格尔曼（Stanley Engerman）对奴隶制历史的修订也引起了争议。在整个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关于反事实分析的争论让计量史学（cliometrics）一直处于学科的视野中。

第三个，即量化史学的“社会”分支来得较晚，也比较分散。定量技术长期以来一直是人口史的核心，但斯蒂芬·特恩斯特伦（Stephan Thernstrom）在1964年对人类学家劳埃德·沃纳（Lloyd Warner）所做的马萨诸塞州纽伯里波特的分析发难，是社会史中第一个非常显眼的量化研究。从手抄本人口普查和传记数据库中生成可用的数据所需的努力，显然拖累了定量技术在这一领域的应用，尽管这一努力最终取得了可观的成果。

在制度上，量化史学取了“社会科学”史之名。事实上，它所涉及的社会科学相当有限，一般是以定量方法为基础，特别是以标准的线性模型为基础的社会科学。因此，社会科学的许多内容被抛在了社会科学史之外。年鉴学派所特有的序列史的特点，在美国从来没有得到过重视。尽管微观经济学本身具有高度的（社会）科学性，而且以其本身的方式高度量化，但它只影响了社会科学史中的经济学一翼。而且无论如何，这一派和其他人一样，都依赖线性模型进行经验分析（理性选择理论是在更晚的时候才进入史学的）。人类学理论虽然同样属于社会科学，但似乎在20世纪80年代完全绕过了社会科学史。只有在后现代主义全面出现在学科系统的其他地方之后，它才将人类学写作带入了社会科学史的世界，开启了新的分形循环，其转变仍在继续。社会科学史学家在方法论上对史学和社会学之间空隙的探索，得到了实质性介入的补充，这体现在各种“新史学”中。其中有些强调了传统史学中被忽视的、关注这个或那个焦点的实质性群体：心理史、气候史等。但在20世纪70年代，更重要的是各种激进历史。虽然这些团体也认为历史的某些方面被忽视了，但他们把这种主张变成了政治性的主张；无知乃刻意为之，而不仅仅来自智识。这里有复杂的发展过程。与社会学的历史转向不同的是，史学转向社会科学的时间早于激进主义。特恩斯特伦的书，像福格尔和恩格尔曼的书一样，缺少了后来的社会史（和社会科学史）中那种公开的辩护。但是，如果说20世纪五六十年代初历史性的一代人发现量化史学是抛开上一代人的有效工具，那么对他们的许多学生来说，量化史学更多地成为一种政治工具。

在美国，马克思主义（或新左派）史学研究始于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的学生，他们于1959年创办了《左派研究》（Studies on the Lef），并提出以“公司自由主义”为名，阐释内战以来的美国历史。在更微观的层面上，赫伯特·古特曼（Herbert Gutman）、戴维·蒙哥马利（David Montgomery）和他们的学生们对一个又一个城市的工人阶级群体进行了详细的研究。尤金·吉诺维斯（Eugene Genovese）对奴隶制进行了精辟的分析，其对文化的关注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EP.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该书本身就是以拉斯金学院的历史研讨会（History Workshop of Ruskin College）运动为中心的，已经成为英国广泛的马克思主义历史运动中最引人注目的一部作品。

左派史学界因一些问题而产生了分歧，其中的大部分也是史学与社会学之间更普遍的争论的核心。约翰逊（Richard Johnson）、塞尔伯恩（David Selbourne）和其他一些人谴责了历史研讨会、汤普森，甚至吉诺维斯，因为他们强调经验，不相信理论，不愿意做大的阐释性陈述，甚至对过去进行浪漫化。另一些人在美国马克思主义者们刚开始的专业主义中也看到了同样的问题；随着激进的社会史学家相当成功地进军了学界，一些批评家认为他们的工作放弃了理论上的关注，而专注于经验主义的“好微之风”（microquarianism）。托尼·朱特（Tony Judt）和其他一些人愤怒地抗议了这后一种倾向，他们认为研究细节是“忽视政治”。于是马克思主义者某种程度上在经验主义和理论之间，在微观和宏观之间产生了分裂。事实上，这两项区分往往同时出现，这种混同在历史社会学中反复出现。

另一种探索史学与社会学之间分歧的新史学是妇女史。妇女史始于20世纪70年代初，以伯克希尔会议（1973年起）的组织形式出现。在主要的历史期刊上，关于妇女和妇女问题的文章从20世纪60年代末的1%激增到1980年的10%以上。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样，早期的妇女史也与激进主义紧密相连；同样与马克思主义史学一样，近年来，妇女史的专业和激进两翼之间也出现了一些冲突。逐渐制度化的妇女史也出现了思想上的转变，从早期的注重支配地位，到20世纪80年代初强调独立的妇女领域，再到20世纪80年代末重新关注冲突和差异。因此，自20世纪60年代起，量化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妇女史是三个最明显的分支，代表着历史学走向社会科学或与社会科学中的重大运动并驾齐驱。这三个分支最终都与历史社会学的各个部分形成了联系。但这些联系反映了上述讨论的不同背景。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们因为相当不同的原因转向了对方。

社会学家主要包括一批将史学——不管激进与否——当作一种攻击功能主义的方式的年轻人。他们不管在思想上还是政治上都不喜欢功能主义。对他们来说，历史意味着对特定的伟大事件或系统的比较研究，他们的英雄与其说是讨论数字和变量的查尔斯·蒂利，不如说是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 Moore）和佩里·安德森（Perry Anderson），与他们的比较案例和意气相投的政治。当时在社会学中占主导地位的量化是他们希望摆脱的梦魇。因此，他们将历史社会学定义为一种被理论浸润的分析，这种分析是定性的，但并不完全是叙事。

在史学方面，量化历史学家在早先一代人的带领下，纯粹以智识理由攻击了历史正统。他们及其学生对功能主义没有什么偏爱——特恩斯特伦的《贫困与进步》（Powrty and Pogress）就是对功能主义的攻击——但对于宏大叙事，无论其理论性有多强，他们同样也没有偏爱。

对福格尔和诺斯（Douglass North）来说，理论意味着微观经济学理论，而对李·本森（Lce Benson）等人来说，理论意味着行为主义——也就是今天所说的理性选择。与此同时，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也出现了分裂。随着20世纪70年代的发展，一个较老的群体活跃度降低了。他们从事的是针对政治和经济制度的一般理论和解释方案。另一个较年轻的群体，越来越多地主导了学术界的马克思主义。他们专注于微观层面，倾向于文化主义和对生活经验的研究。这最后一个群体是女性主义史学的核心，因为后者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发展了分离领域（separatespheres）的概念。

于是，游荡在知识之城的游客们的舞台就这样搭好了，他们完全绕开了彼此。社会科学史学家拒绝了历史的有意叙事，却接受社会科学中理论性和分析性的因果关系。他们还将史学中宏大、往往是政治性的故事，替换为社会科学对经济与社会、微观与未研究的事物的广泛兴趣。他们从社会科学的角度来理解因果关系，但接受了史学对事实的掌握，接受了史学对解释地点和时间局限性的坚持。相比之下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中，是那些强调大规模研究的群体认可了理论与因果（以及在某些情况下，跨历史的一般化）。而激进的社会史学家研究的是人们生活、微观经验中“事情的真实面貌”，通常只给出有限的阐释。女性史学家也有类似的分裂，尽管她们普遍认为女性主义理论源于实际生活经验，这在这些二分法之中又增添了新的变化。

就历史社会学家而言，他们从史学中接受了限制一般化和掌握细节带来的积极价值，但与社会科学史学家不同的是，他们从质的方面重新解释了社会科学的因果关系信念。此外，我们将在下文中看到，他们与传统的、为数众多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一样，接受了政治和政治经济学占中心地位的信念。

表1概括了这些立场。一般化与特殊化、量化与质性、激进与非激进、政治与社会、宏观与微观：史学和社会学中的每一个群体都代表了这些二分法中某种独特的选择组合。这些不同的选择组合告诉我们关于分形区分概念的两件非常重要的事情。首先，它们告诉我们，虽然可能存在的选择组合数量巨大，但事实上，在任何特定时期，一个领域中活跃的研究传统只运用了其中的少数几种可能性，因为选择的混同往往会在所有二分法中产生系统性的对立，正如我们在量化和质性的一般方法论流形中看到的那样。即使想稍稍偏离这些标准混同（几乎所有这些群体都说明了这一点）也非常难。

表1 不同组群在不同二分法上的立场

其次，这些模式告诉我们，转向因果的叙事组与转向叙事的因果组所抵达的区域非常不同（比较表1中的社会科学史和历史社会学群体（HS1）各自所在的行）。行动者本身就很清楚这两者的区别。例如，让我们考虑截至1990年的情况：ASA罗列的历史社会学教材中（包括二十六份教学大纲和十一份参考书目）没有实质性地引用罗伯特·福格尔、威廉·艾德洛特或李·本森的著作。这些社会科学史学家的著作只出现在关于方法的一般书目中。事实上，在六份关于历史社会学方法的教学大纲中，没有一门讲授了他们的著作，也没有讲到任何量化技术。马克思主义者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较好的代表——汤普森是历史社会学家的“伟人”之一——但古特曼和历史研讨会类型的微观工作远没有人们所期望的那么显而易见。在另一个方向上，无知的情况同样严重。举个例子，社会科学史学会对比较-历史社会学家所特有的理论密集型论文并不友好。直到1992年才有一个网络将这些论文带入议程中。在穿越社会知识之城的过程中，社会科学史学家和历史社会学家并没有到达同一个街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