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丑闻》与丑闻学

【编者按】

从《白宫风云》的权力制衡，到《纸牌屋》的野心博弈；从《丑闻》的道德困境，到《权力的堡垒》的协商合作，在《想象中的政治》一书作者笔下，这些热门政治剧集不仅是娱乐，更是对现实政治的深刻反思，该书以这些剧集为蓝本，结合政治学研究，搭建起一座理解政治的桥梁，也挖掘着其中蕴含的政治智慧与人性挣扎。本文摘自该书，澎湃新闻经上海人民出版社授权发布。

将《丑闻》（政治剧）与丑闻学（研究这一现象的政治学研究方法）结合起来，可以让我们思考两者的意义。政治学批评电视剧《丑闻》不真实。在科学理性主义看来，政治精英要比剧中塑造的人物谨慎和严肃。但从设计上来讲，剧本是将生活高度凝练和风格化的作品。我们应该关注的是剧本对政治世界的思考是否有用，而不应太纠结于其本身的真实性。

《丑闻》剧集海报

丑闻往往与性事有关，而正是这些肮脏丑行对政治的科学理性表述构成了重大挑战。我们可以将因追求金钱和权力造成的丑闻解释成趋利行为，尤其是在与丑闻有关的行动得到有效执行，而且政治家理所当然地认为能逃避惩罚的情况下。但是，从科学理性的角度来看，那些因性或浪漫动机而造成毁灭性公共影响的丑闻就比较难理解了。为什么一个追求效用最大化的政治家会做出这种次优的行为？这些问题很难用科学的模型去分析，而且也常常被排除在政治学对政治家的研究之外。

解释这个问题就要说到性格，也就是人身上显性和隐性的欲望和冲动。身为顾问和前政治活动家的朱迪·史密斯（Judy Smith，奥利维娅·波普这一角色在现实中的灵感来源）对如何管理危机有一个总体原则：首先就不要让自己陷入危机。史密斯发现她的客户有一个共同点：所有问题都是他们自己造成的。我们身上集中了自私、否认、恐惧、野心等人类特性。这些既是成功的源泉，也是堕落的根源。史密斯在其自助书籍《好的自我，坏的自我》（Good Self，Bad Self）中提出，关键是要保持自我警醒和自我管理。

保罗·泰勒和汤姆·菲德勒（Tom Fiedler）等拷问加里·哈特的记者同意这个观点。他们认为，唐娜·赖斯事件暴露了加里·哈特的性格、价值观和缺乏自制力。当被问及哈特的私生活是否属于合法的公共事务时，菲德勒问道：“那时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是否应该合上笔记本电脑，搭上返回迈阿密的飞机，断定报道这个谎言（哈特否认与赖斯有关系）不具有新闻价值？”

菲德勒认为，应该由选民来决定他们是否关心一个政治家的私人生活。媒体的工作是发现并公开事实。菲德勒指出，有些选民可能根本就不在乎。但对其他选民来说——菲德勒认为是“绝大多数”选民——这类信息对他们的选择至关重要。“这就是人们热议的性格问题，”他写道，“这关乎候选人的本质；关系到真实性、同理心、正直、公平和其他很多方面。问题在变，候选人的立场也在变。但性格不会改变，至少不会改变很多。在我看来，记者隐瞒能全面揭示候选人性格的信息，是一种不作为的罪行。”

对保罗·泰勒来说，到1988年竞选时，应该或不应该的问题已经被现代媒体存在的事实所取代。人格和形象成为政治的核心议题，因为在电视和名人八卦杂志的时代，它们在包含政治的大文化中占据了中心位置。泰勒认为，政治家在这方面并非毫无责任。他们利用电视让其个性在竞选中发挥比政策和议题更重要的作用。因此，探究政治家自传的真实性就成了一个揭露伪善的事情。

马特·贝在25年后披露了加里·哈特的丑闻，他的观点更令人难以接受。他认为加里·哈特事件将新闻业的丑陋推到了顶峰，而这既非都出于菲德勒所声称的公众意志，也不能拿泰勒说的“又不是我们先做的”来当辩护借口。贝指出，对哈特穷追猛打的记者是后“水门事件”的一代人。他们从那个时代得出了两个结论。首先，政治家是不值得被信任的，因此不能允许一些记者与约翰·F.肯尼迪这种“流氓人物”保持密切关系。肯尼迪的滥交和吸毒行为对国家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林登·约翰逊没有诚实交代他在越南战争中的真实意图，理查德·尼克松则在越战和“水门事件”中都说了谎。后“水门事件”的记者们对其前辈在这些事件中做出的共谋行为感到羞愧，以疯狂揭露政治精英的谎言作为补偿。

“水门事件”造成的第二个影响是，揭露丑闻的调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Bob Woodward）和卡尔·伯恩斯坦（Carl Bernstein）一举成名。每个年轻的记者都想再爆出一个“水门事件”，以此在职业圈内声名大噪，甚至还想让电影明星在好莱坞大片中出演他们自己。

此外，以亨特·S.汤普森（Hunter S.Thompson）等为代表人物、由大胆叙事和对政治（尤其是政治运动）丰富的侧面观察所驱动的“新新闻”（new journalism）取代了20世纪中期那种呆板和事实性新闻报道。新风格放任各种猜测和解释，并与美国心理学（和大众心理学）的精神分析转向巧妙地结合起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和埃里克·埃里克松（Erik Erikson）及其关于研究对象内心潜藏某种力量的理论，成为这些想成为伍德沃兹和伯恩斯坦的人的试金石。

当政治学趋向将政治家描绘为没有不为人知的一面、只会单向思维的战略行为体时，政治新闻业则朝着另一个方向发展，开始深入分析研究对象的心理和私人生活。理查德·本·克拉默（Richard Ben Cramer）总结了在1987—1988年竞选周期中追踪报道候选人的记者们的感受：他们已经成为“性格警察”。在竞选活动中，记者团“像找寻松露的野猪一样，在林地里四处逡巡，挖掘”候选人的性格特征。“性格警察”中的“女领队”就是《名利场》（Vanity Fair）杂志的盖尔·希伊（Gail Sheehy）。在加里·哈特退出竞选几个月后，希伊在一篇非同寻常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种关于候选人的宏大心理分析理论。

她宣称，哈特是一个强迫性的冒险者，一心要把自己搞垮。“哈特性格中的病态缺陷”注定他会走这条路，也是他搞婚外情的驱动力，以“安抚他痛苦罪恶灵魂里的那个独裁者”。哈特在一个僵化的、被控制的宗教环境中长大，母亲要不就是躺在床上装病，要不就是疯狂地打扫家里直至窗明几净，他的心理无法正常发展。希伊的结论是：

因为宗教、社会环境和对待儿子无异于虐待儿童的母亲，这个男人在一个被严重限制的环境中长大。漫长的童年经历让他情感扭曲，他无法理解或感受人类关系中的价值……一方面，原教旨主义般的过去充满了严苛和控制，这让哈特不断追求完美，对任何自然享乐都要进行严厉的自我惩罚……另一方面，他那充满激情和世俗的一面从未在他年少时见过阳光——事实上，他的这一面在他25岁以前一直被囚禁压制着。那个像罪犯的一面开始在牢房里蠢蠢欲动，想要越狱……最终失去了控制。

对于科学理性派的政治学家来说，性格问题充满了争议。性格是一个模糊的概念，难以定义和衡量。政治家做了什么——他们的行为——是可以从外部观察到的。但这种行为背后的内在推理是不可见的。

因此，政治学家大多对政治家为什么会身染丑闻，特别是性丑闻轻描淡写，而将注意力放在事后影响：选举结果、媒体对丑闻的报道、应对丑闻的策略。原因很简单：根据定义，理性假设无法想象自毁行为。

如果说政治学家规避对性格的研究是一个惯例，那么詹姆斯·戴维·巴伯（James David Barber）则是个例外。巴伯认为，政治科学应该为公众服务，而最伟大的公众服务就是回答一个问题：我们怎么才能预测总统在白宫的表现？他对政治学的看法是，对政治的解释源于社会的需要，而不是为了从学科角度出发追求科学合法性。

巴伯的视角超越了政策、议题、宣传等政治活动的表象，他致力于寻求关于人的线索，将参加总统竞选的人当作“与其他人一样”的、追求位高权重的对象来研究。

与理查德·诺伊施塔特一样，巴伯的研究正逢政治学行为革命的初期。对宪法文本的僵化分析已经过时，巴伯和诺伊施塔特都认为应该重点关注政治精英的行为。这场革命还没有出现大的数据抽象的理性转向，所以又是和诺伊施塔特一样，巴伯发现自己只是短暂地站在了学科的前沿位置，然后很快就被遗忘了，取而代之的是关于精英理性的严格假设。

还是和诺伊施塔特一样，巴伯对同行们不愿将性格作为研究总统潜在表现的一个因素而感到沮丧。他在《总统性格》（Presidential Character）一书中写道：“总统不是一个无形有机体，而是在一个有历史的系统中拥有记忆的人。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利用自己的过去来塑造自己的未来。希望白宫能把卡利古拉（Caligula）变成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这种可悲的希望就像终极权力不可避免会腐化堕落的陈词滥调一样幼稚。”相反，巴伯认为，决定总统表现的主要因素是总统的性格、内在动机及其在与政治世界互动时表现出来的个人风格。

巴伯想建立一个关于总统的一般性理论，但他把大部分的学术精力都花在了解释一种政治性格上，他认为这是一种强迫性的性格，能导致自毁前程的行为。例如，伍德罗·威尔逊执拗倔强、拒绝妥协，这使他失去了让美国参议院通过《国际联盟盟约》（League of Nations treaty）的机会。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不顾大萧条时期灾难性的市场失灵，执意不让政府干预经济。林登·约翰逊罔顾诸多预示越战灾难性后果的证据，一直坚持执行失败的越南政策。

巴伯的书首发时只获得了来自学术界的一般性好评及社会上的零星关注。但在1972年总统竞选期间，他撰写的关于理查德·尼克松连任后会如何行事的几篇短文引起了很大反响。巴伯回顾了尼克松担任总统前的生活和他在第一个任期的表现，提到了尼克松性格中的“权力和控制、独立宣示、自我关注、对怀疑者的伤害，以及羞辱和失败之间的联系”。巴伯认为尼克松连任有很大风险：“这种性格可能导致总统走向灾难……危险在于，危机会转化为一场悲剧……在尼克松感到自己的权力和优越感面临严重威胁的时候。”

巴伯是否预测到会发生“水门事件”呢？并非如此，但他从自己的总统性格理论出发，将其与现有证据相结合，对尼克松的总统生涯作出了令人信服的解释。至少在这种情况下，理性选择方法的拥护者无法提出类似的观点。

《丑闻》剧照

在这里，构成人物性格论述的一系列互文关系（intertextual relations）呈现为一组悬而未决的紧张关系：新闻媒体内部个人过失与公共利益之间的关系，以及《丑闻》的非现实主义与科学理性方法的非现实主义之间的关系。政治家并不像《丑闻》中所展现的那样，都是杀人不眨眼的恶棍。但是，政治学对政治家的解释（没有内在矛盾驱动力的、纯粹理性的利益追求者）又是否比这种刻意装疯卖傻的电视艺术表现更现实一些呢？

这些紧张关系不应掩盖在这种话语中传播的共同意义。剧本和政治学将华盛顿特区的精英们描绘成玩世不恭的游戏玩家，他们擅长欺骗，而且大多能成功地将谎言隐匿于公众视野之外。无论《丑闻》的细节多么不真实，这种对政治的解释反映出了对公众人物一种普遍的、想当然的文化理念。

我们是不是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最糟糕的世界？我们的电视剧和媒体传播对政治人物放肆行为的无端猜测，迫使他们隐藏得更深。他们展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完美的自我公众形象，但每一个自带“废话探测器”的公民都不相信。我们的政治学认为政治精英疯狂寻求利益，但无力解释他们的动机，以至于我们无法用一个有效理论来在烂人堆中发现真正危险的个体。

加里·哈特对此表示遗憾。他指责媒体把他当作“某种稀有的鸟或非同寻常的生物，必须由那些分析政治的人进行解剖才能找出他做事的动机”。哈特说，这“使这个国家的媒体沦为猎人，总统候选人成了猎物”。哈特退出1988年大选后，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给这位科罗拉多州参议员写了一封表达崇拜之情的信：

亲爱的加里：我写这封信是想告诉你，我认为你把这个危局处理得非常之好……你应该把评判媒体的话讲出来。他们要求拥有无情质疑他人道德的权利。但当别人反过来质疑时，他们就把言论自由当作盾牌，躲在后面不出来。几个世纪以来的哲学家已经明确区分了自由和放纵，他们却拒绝承认。

在记者保罗·泰勒向加里·哈特抛出了“通奸问题”后，一位读者给他的报纸写了一封信：“你们毁了理查德·尼克松，我举双手赞成。至于你们对加里·哈特的所作所为，我诅咒你们都下地狱，我要祝你们中那些不是圣人的人都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