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地理大发现，就没有张居正的一条鞭法改革？

白银流入与一条鞭法

很多人忽略了一点：地理大发现除了发现美洲以外，其实也对东亚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6世纪以来，西班牙人、葡萄牙人和荷兰人先后来到南亚和东亚，深度参与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的海洋贸易。在这个过程中，日本和美洲银矿的开采完全改变了世界的白银供给结构。它对中国的直接影响，就是充分满足了中国商品经济对白银的巨量需求。

根据估算，从嘉靖二十九年（1550）到顺治元年（1644），大约就是明代最后的一百年，中国约有90%的白银是从海外进口的。这个数字相当于全世界白银产量的25%—50%。

2024年3月9日，杭州，浙江省博物馆，明朝银锭。

无论用什么标准去看待，它都是一个非常巨大的数字，以至于当时的商人和航海家送给中国一个“白银地窖”的称号。或者正如有些历史学家说的，中国像是个“白银吸尘器”。换句话说，中国成了全球白银循环的终点，白银来到这里之后，就再也走不了了。

为什么中国能成为全球白银循环的终点？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拥有强大的生产能力，尤其是能够生产欧洲人欣赏的那些商品，比如丝绸、瓷器和香料。历史学家K.N.乔杜里指出，1500—1750年间，中国拥有亚洲最先进和最复杂的经济形态，中国之所以能够吸收如此大量的白银，主要是因为在生产成本上具有相对优势。而一旦经济活动开始活跃，“画地为牢”的编户制就会暴露出巨大的劣势：极大地限制民众的人身自由，阻碍商品经济的发展。军户体制面对这种社会现实的冲击，其命运只能是瓦解，“洪武体制”也就随之被颠覆掉了。

以白银流入为标识的社会经济底层发生如此巨大的变化，其后果当然也会反映在上层制度设计与政策实施中。这个制度转向在明代政治史中也非常有名，它就是以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为代表的税制改革。

什么是一条鞭法？其实这个制度本身并不新鲜，在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过。从先秦时代开始，统治阶层就以徭役这种制度来驱使百姓贡献免费劳动力。徭役指的是强制的义务劳动，在和平时期包括修建城防、转运物资、协防治安、为宫室皇族提供义务劳动等等，在战争时期就是服兵役。

徭役制度诞生的年代对应的是奴隶制盛行的年代，东西方概莫能外，这也可以理解。但是随着技术的进步和社会财富的积累，这套制度给民间生产带来了很多破坏。代入古代百姓想一想，如果一年中有两三个月不能从事本职工作，而是要给政府义务劳动，耽误赚钱不说，关键是这份苦实在吃不得。所以，历朝历代也都有变通办法，简单概括就是“赎买”。我通过种种名目，出钱来抵义务劳动，政府拿了我的钱，转雇其他没钱但愿意出力气的人来抵掉。

相比用编户的手段把民众变成“画地为牢”的“国家农奴”，用钱来抵消繁重的义务劳动，也可以说是经济繁荣造成的“正增长秩序”为社会带来的进步。因此，许多朝代都在制度上予以认可，搞赋役合一。

明朝初年面临的是七百年来的财富积累被输送出去三分之一到二分之一的局面，货币高度短缺。明太祖朱元璋为了维系对蒙古的战争动员能力，建立了相当严酷的“洪武体制”。这套体制在朝代初期是管用的。一方面，战乱年代，民众生活极其凄苦。“洪武体制”尽管严苛，但和平总比动荡要好得多；另一方面，朱元璋、朱棣两代皇帝都是难得的帅才，是击败了蒙古铁骑的优秀军事领袖。他们杀伐征战的个人超凡魅力可以对被编户的底层民众形成震慑。

然而社会稳定后，经济活动开始活跃，“画地为牢”的编户制极大限制了民众的人身自由，自然就会出现脱离军籍的状况。而一旦出现这一局面，“洪武体制”的战时动员效果就会大打折扣。从洪武帝到嘉靖朝，差不多过了一百五十年，这套体系已经积重难返。嘉靖朝北方有鞑靼，南方有倭寇，中央财政捉襟见肘。负责军国实务的地方官僚们，不得不把中国历史上反复实施过的妥协办法，也就是赎买徭役的制度又重新找出来，也就是一条鞭法。

很多人以为张居正是一条鞭法的首创者，其实并不是这样。这个办法是嘉靖年间在抗倭一线作战的实践中慢慢总结出来的。像一开始处理倭事的张经、后来的浙直总督胡宗宪，都发现了这个办法的可行性：浙江、福建沿海民间因为从事海上走私，各家积蓄的白银不少。这些人本来就旨在挣钱，不愿意当兵，如果要强征他们，他们说不定就地加入倭寇，所以不如“化非法为合法”：你出十二两银子，免了兵役，我另找人当兵。此举一施，两难自解。当然，这也不是张经和胡宗宪他们多么天赋异禀，而是他们又一次采用了这个国度历史上曾被人反复发现、证明有效的实践操作办法而已。

但是我们也不能否认张居正个人的功绩。因为作为有明一代最优秀的政治家之一，他从实践中无师自通地领悟了“正增长秩序”，同时提供了改造财政体系的这套系统改革方案。

张居正像

嘉靖四十五年十二月（1567年1月），嘉靖帝驾崩。首辅徐阶召张居正一同撰写《嘉靖遗诏》，劝裕王上位，改元隆庆，张居正真正跻身帝国最高决策层。他上任后对财政体系的改革，其实始于“开关”。

有明一代的开关，实际上是两个方向的开放：向北对蒙古陆路贸易的开放和向南对海洋贸易的开放。张居正亲身促成了前者，入内阁期间经历了后者。

大明对蒙古的开关实际上缘于一个偶然事件。蒙古俺答汗看上了受鄂尔多斯部落礼聘的三娘子，作为补偿，他把自己孙子把汉那吉的妻子嫁到鄂尔多斯部落。把汉那吉感觉受到侮辱，于隆庆四年（1570）一怒之下投奔了明朝。张居正得知此事，立刻派人将把汉那吉控制起来，并以此人为饵与俺答汗和谈，实现了明与蒙古之间的长期和平。这为大明解除了西北边境面临的持续压力。

而大明对东南沿海的开关，则缘于“海禁”政策的无法维系。我们都知道，明初朱元璋因对海盗深恶痛绝而下达“片板不许入海”的禁令。但随着日本银矿的开采和东洋贸易的繁荣，海洋贸易蕴藏的巨大利益反而吸引许多沿海民众以身犯险。这就等于说，良民因“海禁”变成了海盗。就拿明代有名的倭患来说，最早的倭寇确实是日本武士，可后来真正称霸一方的，如宋素卿、汪直，乃至后来的郑芝龙等人，他们多数倒是中国人，只不过常常在日本设有据点而已。到嘉靖年间，来自日本的“真倭”在室町幕府和戚继光的打击下基本被消灭了，而来自中国的“假倭”在事实上成了主流。

在这种情形下，一些务实的地方官员和沿海世家大族开始上书朝廷，请求废止“海禁”。道理很简单，在白银流入的大环境下，从事贸易的利润百倍千倍于捕鱼捞虾，“海禁”政策挡住了沿海百姓的生路，他们当然会视你为仇雠。

嘉靖皇帝在位期间，刚愎自用，刻薄寡恩，始终没有废除“海禁”。隆庆帝即位后，广开视听，察纳雅言，故而正式废止“海禁”政策，于福建漳州月港开放海禁，准许与东洋及西洋的贸易，是为“隆庆开关”。时在内阁的张居正也是制定政策的参与者之一。

隆庆开关虽然名义上只允许在漳州一地贸易，但它的风向标意义是重大的。这代表大明王朝不再把海外贸易视为完全非法的举措，而是可以承认它的存在。其实当时除了漳州之外，还有一片地域名义上虽未开关，事实上却可以无阻碍地自由贸易，这片地区就是澳门。

嘉靖三十二年（1553）之后，葡萄牙人向国库缴纳一定数额的租金，以获取自治权，但被明朝海道独吞，澳门就这样莫名其妙成了葡萄牙人的自治领。此地一年两次举办高级交易会，吸引了大批海商参与，也成为明代重要的对外贸易窗口。

漳州月港的开关和葡萄牙人入驻澳门，为白银加速流入明朝提供了便利的窗口。而白银越加速流入，越是会加速“洪武体制”的瓦解。“洪武体制”的瓦解，对解放民众负担来说，其实是一件好事。而到了万历年间，由于皇帝年幼，张居正独揽了大明帝国的最高权力。他决定利用自己的位置，做一些最简单的实事。

首先是全国范围内推行一条鞭法。嘉靖年间，一条鞭法已经在浙江广泛实施了。那时候张居正还在翰林院，没有什么权力。当然，他本人肯定是很熟悉一条鞭法优点的。因为胡宗宪平倭期间，有位属下叫作谭纶，还有位部将叫作戚继光，这两个人都近距离实操过用一条鞭法筹备军费，后来也都成了张居正的好朋友。所以，张居正对他们的经验不可能不重视。

当然，身在高位，他要做的不仅仅是把一条鞭法推行下去，而是要以它为基础，打造一套合理的系统。我们前面反复讲过，一条鞭法的实质是一种妥协。王朝建立之初的僵化体制无法维系，因此必须承认民众“赎买”徭役义务的办法是合理的，这样才能完成社会动员。

但这本质上还是一种不合法的行为。虽然究其本质原因，是“洪武体制”有问题在先，但若官府仅仅是做出妥协，甚至在官方文件中将此作为权宜之计予以认可，都还是不够的。因为国家的根本政策，不能不体现公平正义。

赤贫的“洪武体制”下，所有人都被画地为牢圈禁起来，所有人都似暴力机器的农奴，这也是一种平等。但随着白银的流入，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在“妥协”的过程中，他们用借名、代持、收买、伪造等种种手段，把自己的徭役责任转嫁到了穷人头上，这自然会造成巨大的不公平。

嘉靖朝一些地方官员在主持实务的过程中，已经认识到了这种弊病。例如，广东巡抚戴璟在承认“民壮及均平银两计田算银”的基础上，还要求“各县人民并不许置买香山等县田土寄庄”，目的是“以抑势豪兼并之势，以杜奸顽惯赖之害，以阻里排影射之风”。简单说，就是官府不允许逃避徭役的富者成为一方豪强，不允许这种社会不公长期存在。

既要修正妥协带来的不公，又不能回到普遍赤贫的“洪武体制”，这样的系统该如何设计呢？它的最底层逻辑是什么呢？张居正找到的答案，是数据。“社会不公”并不是一个空泛的道德概念，它一定会表现为实质物质财富上触目惊心的差异。一小撮人田连阡陌，多数人却无立锥之地甚至要卖妻鬻子，这怎么都是说不过去的。

搞辩经没有意义，直接公布财产数据才有说服力。万历八年（1580），张居正以首辅之尊，向全国推行《清丈条例》，下令在全国丈量土地。他引用了“苟利社稷，死生以之”来形容此举的艰难和他准备破釜沉舟的勇气。

的确，古往今来，多少利益的争夺、权力的博弈、阴谋的施展，其实总逃不过一个底层逻辑：数据。如果你有真实且清晰的数据，哪个环节谁动了手脚，就一目了然了。而如果你没有这个数据，那么无论如何树立道德的大旗，归根结底还是解决不了硕鼠上下其手的问题。

在一切均以强制和暴力为出发点的“洪武体制”下，所有施政效果在本质上都是不能数据化的。——官府能靠里甲制度强迫一个人服劳役，但官府无法监督这个人在劳作时消耗了自己体力的5%还是10%。官府可以要求一个人工作八小时，但不能确保他这八小时没有浑水摸鱼。

这就是暴力体制相对于货币经济体制最大的弱点：只要货币这个信用媒介的基础是牢靠的，那就一定可以把所有效果数据化。每个人应该缴纳多少赋税，每个官员是否尽心尽责地把它们收上来，一切都无法抵赖。

浪漫一点说，张居正改革的意义正在于此。他知道“洪武体制”事实上已经无法维系，采取“赎买”是财政改革的唯一出路。但关键问题在于，不能让改革成为造就新的不公正的借口，而要实现这一点的硬逻辑，就是数据。

令我们敬佩的是，他真的做成了——当然，仅限于他那个年代的政治环境和技术条件，但这足以名垂千古。已经有很多历史学家从不同的角度反复论述过张居正改革的成就和伟大之处，我就不需要再画蛇添足了，只列举如下几个事实：

张居正身后，万历一朝遭遇著名的“三大征”，即万历二十年（1592）蒙古降将哱拜叛乱导致的“宁夏之役”、万历二十年至二十六年（1592—1598）日本太阁丰臣秀吉入侵朝鲜导致的“朝鲜之役”和万历二十四年至二十八年（1596—1600）杨应龙叛乱引发的“播州之役”。历史学家公认，万历皇帝虽久不上朝，导致行政机构运行紊乱，却依然能够指挥有度，先后赢得三场战争的胜利，其基础正是张居正厉行改革后为大明国库留下的财富。

明亡之后，清兵入关而代之。嗣后雍正皇帝推行摊丁入亩，用的还是万历八年张居正推行清丈法收集到的数据。换句话说，这套数据的可靠性得到了清朝的承认，正所谓“一时之功，百世之利”。

“脱钩”与帝国的衰落

张居正能够进行一条鞭法改革，乃至于大明王朝后期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出现，其实都跟两件事有关：第一，大航海时代的展开，明朝社会加入世界贸易大循环；第二，得益于廉价劳动力而形成的制造业中心吸引了大量白银流入中国。但是，全球化让世界变得如连通器一般：一处水位高则处处水位高，一处水位低则处处水位低。因为全球化繁荣而获得的收益，也会因为全球化的退潮而失去。

16世纪后期到17世纪，有几个处在全球化关键环节上的帝国都出现了各种政治危机。例如，在全球白银循环中扮演关键角色的是西班牙人，但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自16世纪下半叶起，开始卷入各种地缘政治冲突。比如，原属哈布斯堡王朝的荷兰地区因为信奉新教，与虔诚的天主教徒西班牙皇帝腓力二世发生冲突。当地起义不绝，导致腓力二世的军费激增。从1571年到1580年，尽管王室收入因为西属美洲的铸币税增长了一倍（以西班牙货币单位计，五年财政收入从390万杜卡特增加到800万杜卡特），但由于战争花钱太多，国王还是不得不于1575年宣布破产。

荷兰信奉新教，西班牙信奉天主教，宗教战争本来就是一场敌方不死不休的矛盾。要命的是，荷兰人“海上马车夫”这个称号不是白叫的。在那个年代，这批船上人在航海家、商人、海军和海盗之间是可以自由切换身份的，所以“海上马车夫”也有獠牙。自西班牙与荷兰开战以来，荷兰人就利用航海优势对西班牙的航路进行了封锁。其中对东亚白银贸易影响最大的是对两个港口的封锁：一个是果阿，一个是马六甲。这两个港口恰好一个通往印度，一个通往中国，都是当时劳动力最廉价、产品最丰富的地方，因而也是白银最大的流向地。

尽管这些战场远离欧洲和亚洲的文明中心，是毫无疑问的边缘地带，但是可不要小瞧这些航路贸易的重要性。当时东西洋之间贸易利润十分丰厚，到了一艘船的货物足可以用“富可敌国”来形容的程度。例如，1603年，荷兰船长雅各布·范·黑姆斯克尔克虏获了一艘葡萄牙货船卡特琳娜号，其商品价值220万荷兰盾，相当于当时英格兰一年的财政收入。

1628年，荷兰船长皮特·海因虏获了四艘西班牙大帆船，货物价值达到了惊人的1150万荷兰盾，五倍于卡特琳娜号的收获。此船的收入为荷兰军队提供了八个月的军费，让他们赢得了一场重要战争。海因归国之后，被荷兰人视为民族英雄。这些案例说明的是，西班牙帝国因宗教原因在欧洲掀起的战争，却在他们事先未曾预料的地方，也就是南亚和东南亚，打击了贸易线路，因而也就打击了政府的财政收入。

印度洋和西南太平洋不是唯一起火的地方，第二重打击来自日本幕府。17世纪，葡萄牙和西班牙在东亚的存在感其实很强，他们带来的白银和武器，引起了许多地方政权的兴趣，日本各地的大名也不例外。然而，当时日本主政的德川幕府对此感到十分紧张，害怕大名通过海外贸易积累巨量的财富和兵力，挑战幕府霸权。因此，从17世纪开始，日本幕府开始以传教为由，限制西班牙人和葡萄牙人与日本展开贸易，此即著名的“锁国政策”。“锁国政策”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当时整个东亚的白银贸易。

而对于大明王朝来说，还存在着第三重打击，也就是经济规律本身的涨消。我们前面介绍过，东亚白银贸易的根本动因是中国的白银短缺。日本和美洲的白银开采当然缓解了这个问题，但是日本和欧洲商人历经千辛万苦来到这里不是做善事的，而是为了赚钱。在中国最缺乏白银的时代，最赚钱的生意还不是直接拿白银换瓷器和丝绸，而是直接拿白银换黄金。相对于白银在元代的大量流失，中国保留的黄金相对多一些，这就形成了一个套利空间：商人们把海外的白银运进中国，换成黄金，再到别的地方卖出去。

比如，隆庆二年（1568），中国的金银兑换比是1︰6，西班牙的金银兑换比则超过1︰12。也就是说，如果有办法从西班牙带白银到中国，换成黄金带回去，利润就能达到100%。但是，随着套利生意规模的扩大，大量白银涌入中国，高银价是不可能一直持续的。到天启七年（1627）以后，中国的金银兑换比已经涨到1︰10到1︰13，而西班牙的比例则在1︰13到1︰15之间。套利空间缩小，白银流入中国的势头就衰减了。

在地缘政治和经济规律的双重打击下，东亚白银贸易的规模在17世纪上半叶开始大规模下跌。17世纪20年代，运往马尼拉的白银从23吨下降到18吨，到17世纪40年代则下降到10吨左右。

以上因素，使得大明王朝在张居正时代享受到的全球化红利不复存在了。大明王朝晚期，其金银兑换比上涨到了与西班牙接近的地步，这个数字不代表白银短缺得到了满足。因为白银循环的过程就像婚礼上的香槟塔一样，水必须先灌满上层的杯子，才会流向下层。

当外贸水流充足的时候，最先从外贸中挣到银子的一批人就是海盗与外贸商，其次是与他们打交道的国内商人，然后是受益于白银输入的政府机关，最后才是被减轻了束缚的老百姓。然而，当外贸的流水被从源头上关闭了，最先遭遇货币短缺的，反而是老百姓。崇祯十一年（1638），一千枚（一贯）铜钱能兑换0.9两银子，到清顺治三年（1646）就只能兑换0.17两了。

老百姓一银难求，然而一条鞭法的规定又是交税必须交白银。当年利民便民的措施，莫名其妙地给民众挖了坑。世间已无张居正。这一次没有位高者理顺治理过程中的细节，也没有百年一遇的改革家来给大明王朝续命了。

明末思想家顾炎武记录了官府强征白银导致民众家破人亡的惨状。他说，自古以来，即使像禹汤这样的盛世，也难避免老百姓在饥荒年份卖妻鬻儿。然而，像我大明这样丰收年份老百姓也被迫卖掉妻子孩子的，则真是唐宋以来所未曾有的。

顾炎武说自己走过关中岐下这些地方，年岁是好的，粮食是丰收的，然而官府来征粮的时候，卖老婆孩子的村民竟然形成了集市一样的规模，“谓之人市”。原因是什么呢？——“有谷而无银！”银子短缺的原因又是什么呢？——外贸的商船不来了！

张居正厉行改革的举措，遇上了白银循环的终结，竟然造成了这样的局面，这恐怕是他万万没想到的。当然，更令人始料未及的是，竟然有人认为，隆庆开关造成的大量白银内流，是大明最后亡国的原因之一。且不说市场经济的大潮到底能不能挡住，如果不开关大明会是什么下场，难道“洪武体制”本身就是正义的吗？难道大明把老百姓当农奴一样画地为牢，让他们世世代代为军为匠为民为灶就是正义的，就不会灭亡吗？正所谓宁在一思进，莫在一思停。古往今来，没有哪个国家不经受外界环境的变化和突发的挑战。如果不反思一个政权为什么只能保守“祖宗之法”，做不到应变有方、进退有据，反倒怪外贸的输入，那可真是舍本逐末、缘木求鱼了。

接下来的故事众所周知。崇祯元年（1628），高迎祥反；三年（1630），张献忠反；四年（1631），李自成反。八年（1635），高迎祥、张献忠、罗汝才、老回回、过天星、九条龙等十三家首领会于荥阳，同年高迎祥攻破明中都凤阳。十四年（1641）张献忠破襄阳，杀襄王。十七年（1644），张献忠破重庆、成都，李自成破北京，崇祯皇帝朱由检自尽于景山。

辉煌灿烂的大明，号称全球“白银地窖”的大明，结局竟是如此惨淡。当然，白银循环连接的另外一个主角，西班牙哈布斯堡王朝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白银循环的衰落造成的直接后果是收入下降。在16世纪的最后五年里，西班牙王室平均年收入2640万杜卡特，但是到1620年，腓力二世的儿子腓力三世在位的最后一年，王室年收入竟然萎缩到40万杜卡特，而当时与荷兰的战争仍在持续，每年要花费400万左右杜卡特。腓力四世即位后，王室在1625年宣布破产，两年后再度宣布破产。到这时，很多银行家已经完全不想把钱借给日不落帝国的国王了。

财政破产的直接结果就是司机因为没油，已经开不动车了。不仅荷兰这台车出了问题，加泰罗尼亚和葡萄牙这两台后花园里的车也熄火了。17世纪40年代，以上两个地区先后发生叛乱，而为了扑灭家门口的灾难，国王不得不在1648年跟荷兰等其他交战国签订和约，八十年战争结束。战后，荷兰获得独立，瑞典获得大量赔偿金，法国获得大片领土，只有哈布斯堡王朝满盘皆输，从兴盛走向衰落。

从17世纪全球化退潮的角度看，白银循环的衰落竟使东西方两大帝国同时崩溃，而这两大帝国的精英对此又全无认知。无怪乎有句话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如果视野天生受到局限，不能跳出一国一社会之外，真正站在太空高度俯瞰地球，那么即便是再聪慧的头脑、再高级的政治家，所思所想也不过是南辕北辙，不可能真正直面一个社会存在的问题，并解决问题。

那场“脱钩”，所有人都是无意为之，所有人都是无心受过。

（本文选摘自《世界之中》，张笑宇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5年3月出版，经授权，澎湃新闻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