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小青｜青山不墨千秋画——读安平秋《行走的印迹》

安平秋先生著《行走的印迹——安平秋古籍工作论谈》（上下册，下简称《印迹》），2024年5月由凤凰出版社出版，收录作者1981年至2023年40多年间77篇有关古籍工作的文章，分“历史与现状”“演讲与访谈”“纪念与回忆”“书评与序跋”四个专题，记录和论述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历程中许多重要问题，对新时代古籍工作，极具参考价值与启示意义。

笔者因参加徐俊先生为首席专家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史研究”课题组，近期比较集中关注、收集和研究有关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料，就目前个人所见，现有新中国出版史研究类著作或文章，系统论及古籍整理出版并不多，且大多集中在诸如“古籍小组成立”“古籍规划编制”“二十四史点校”，以及少数人物和图书等几个方面，《印迹》出版，可以弥补这方面许多缺憾，为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研究，提供丰富、真实和可信的史料。

《行走的印迹——安平秋古籍工作论谈》

众所周知，研究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1981年是一个具有标志性年份，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整理我国古籍的指示》（下简称《指示》），被认为是引领我国古籍整理出版事业40多年发展的纲领性文件，一个重要标志，就是全国性古籍整理出版领导机构恢复和建立，1981年12月1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恢复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通知》，恢复了1958年成立，后因“文革”停滞工作的“古籍小组”建制，翌年3月，即召开了第一届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会议；1983年9月27日，教育部批准成立“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简称“古委会”），作为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和人才培养的组织协调机构。自此，我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有了顶层持续设计与统筹规划。就“古委会”而言，成立40年来，在推动和组织我国高校古籍整理科研与教学机构建立、科研项目规划与成果转化、专业人才培养与队伍建设等方面，做了大量具有开拓性工作，取得了丰硕成果（详见《高校古籍整理卅五年》，《中国出版史研究》2018年第1期；《我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成就及展望》，《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2021年9、10期）。安平秋先生自1965年北京大学毕业留校中文系，从事教学、科研工作整60年，特别是1983年“古委会”成立时，他是最主要参与者之一，任第一届（1983—1986年）主持日常工作的副秘书长、第二届（1986—1991年）秘书长、第三届（1991—1996年）秘书长（后任副主任、常务副主任兼秘书长），从1996年第四届起至2022年，更是任“古委会”主任长达26年，他曾说，“古委会”建制上，“既有明显的行政职能，又有浓厚的学术特性”，“官味不重，文牍不多，办事简捷，易于与学者保持融洽关系，因而工作效率较高”的优越性（第505页），加之本身学者身份，使他不仅见证了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上许多重要事件的来龙去脉、重点项目组织实施过程和重要人物历史贡献，更是其亲历者、参与者和领导者。我粗略统计了一下，全书记录“古委会”工作的讲话稿、访谈，以及对与此相关人员和项目回忆、回顾等文章，有50篇之多，除少数几篇曾在中国书籍出版社1994年版《安平秋古籍整理工作论集》（下简称《论集》）收录过，绝大部分是第一次结集出版，难能可贵的是，这些讲话稿，几乎完整记录了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领导机构“古委会”40年发展脉络，以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40年发展历程。我们现在研究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史，往往较多关注结论，过程因其复杂，常常被忽略，但恰恰是过程比结论更具“现场感”，从这个角度讲，《印迹》带我们走进了古籍整理出版40年的“现场”。我们总结自《指示》发布以来古籍整理出版取得的成就，除了上面提到的领导机构恢复和建立，至少还有三个方面：一是一批高校古籍整理研究与地方专业古籍出版机构陆续成立，二是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得以持续实施，三是一大批重要古籍整理成果出版。《印迹》给我们提供了许多成就取得过程中的背景资料，例如，在《在北大中文系古文献六十年的片断回忆——安平秋教授访谈录》一文中，安先生以亲身经历，向我们详细讲述《指示》出台前后的背景与细节，让我们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古委会”成立40年，“在古籍整理、古籍研究、培养后继人才方面所取得的成果的数量，远远超过了自1949年至1982年的那33年，所取得的成就，超过了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绩”（《我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成就及展望》）。《印迹》记录这些成就取得的过程，其意义正如作者所言：“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看出教育部全国高校古委会40年工作发展的脉络与全国高校从事古籍整理、研究的成千上万的学者的努力与辛劳，同时也折射出全国古籍工作的大体轮廓和艰辛。这为研究1980年代以后全国的古籍工作史提供了真实、可信的资料。”（《自序》第2页）可以说，这些真实的历史记录，既留下了个人事业的印迹，更是我国古籍整理事业发展的历史印迹。

安平秋（左）与姜小青

安平秋先生在书中论述了古籍工作多方面问题，限于篇幅，这里着重谈两点，一是古籍整理重点项目规划与组织实施，二是古籍整理人才培养。安先生几乎在所有相关文章中，都对这两个问题的重要性有所论及，足见其重视程度。从《印迹》和相关资料，我们了解到，“古委会”科研规划有个形成过程，1983年2月和10月，教育部和“古委会”召开相关会议，着手编制高校古籍整理规划工作，“但制定出的规划都不尽如人意，于是改变方式，暂不制定规划，而是在1983年四季度要求各高校自报拟进行项目和正在进行的项目，1984年便由古委会秘书处从中筛选若干重点项目予以资助”，到1986年，通过这种方式积累起来的重点项目已基本形成“古委会”科研规划基础和“科研规划的格局”（见《高校古籍整理卅五年》），这就是安先生在书中说的：“1986年5、6月间，在广泛听取意见之后，经项目评审小组讨论研究，制订了《高校中国古文献学“七五”科研规划草案》，包括5个方面41项。”“这个规划是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全体委员和各个研究机构负责人经过3年的摸索与努力而拟订出来的。它既考虑到全国古籍整理工作的现状与发展的需要，又考虑到高校古籍工作的人力、物力和图书资料的实际状况。”“这一规划草案也是根据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1982年制定的规划，根据高校力量的实际而拟订出来的。”（第5—6页）在此之后，“古委会”中长期科研规划一直延续至今。具体讲，安平秋先生关于古籍整理规划思想，有三方面重点，一是项目要分层次，有重点和重大“拳头”成果。二是要把项目规划与研究机构学术队伍建设、学术方向形成相结合。三是普及与提高并重。实践证明，新中国古籍整理出版成就取得，与持续、科学的国家古籍整理出版中长期规划有非常直接关系，最重要的，就是“古籍小组”和“古委会”的两大规划。安先生说：“20世纪80年代，最有价值、最有分量的古籍整理工作要数全国高校古委会规划组织的‘九全一海’，即《两汉全书》《魏晋全书》《全唐五代诗》《全宋诗》《全宋文》《全元文》《全元戏曲》《全明诗》《全明文》《清文海》10部断代诗文总集的整理。这项工程有系统性、有目的性地把历代的主要诗文都涵盖进来，对于研究每个朝代的文化是重要的基础典籍。在普及方面，全国高校古委会组织了全国高校20个古籍研究所的专家，用近10年时间编写了一套《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精选从先秦到晚清的134部文史名著进行注释、翻译和解题，对普及传统文化起到了很好的作用。”（第355—356页）毫无疑问，“古委会”规划与组织实施的众多重点项目，对中国学术研究发展，起到了积极推动作用。当然，这些重点项目规划，特别是其中“大项目”立项与组织实施过程，并非一帆风顺（有点至今尚未全部完成），《印迹》对此都有记述。以《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为例，这套涵盖了中国古代文史基本名著的选译丛书，计135种（修订版为134种）、约1500万字，出版后被学术界普遍认为，是新中国成立至今，质量较高、品种较全的大型古籍今译丛书，初版1990年由巴蜀书社出版，1992年获由新闻出版总署主办的首届“全国古籍图书奖”，修订版2011年由凤凰出版社出版，2016年入选由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主办的首届“向全国推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普及图书”，初版首印超过7万套，修订版134个品种（比初版少一种）有118个品种多次重印，可谓名副其实的“双效”图书。但40年前，这套丛书组织过程中之艰难，非亲历者，是很难体会。学术界对古籍今译一直存在不同看法，现行学术评价体系也不利于这类工作开展，集体性项目组织工作更是头绪繁杂，安先生是《丛书》三位主编之一（另两位是章培恒、马樟根先生），近10年工作的不易和艰辛，他最有发言权，仅主编审稿会就开了12次，在《衣带渐宽终不悔——〈古代文史名著选译丛书〉编纂始末》中说：“当初怎么也没有想到完成这套丛书会是如此的艰辛。”（第587页）对编纂整理和出版上述难度大、周期长的集体性大项目，无论古籍整理还是古籍出版界，即便是在各方面条件都远优于40年前的现今，思想认识上也并非完全一致。安先生虽然深知集体性大项目实施起来之不易，但对“古委会”科研规划，特别是其中“大项目”，则具有更高思想站位与更远学术眼光，极力推动这些项目立项和实施，并多次谈及这类项目的长远意义，“第一个目的是，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工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服务”，“推动古籍整理和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研究”。“第二个目的是，通过完成大项目，培养一批具有真才实学的、相对稳定的学术群体，建设若干个从事古籍整理和研究的学术基地”（第97—98页）。这些论述及观点，从中国文化实际出发，符合高校古籍整理科研发展要求、规律和特点，他之所以主张“要上一些重点项目，甚至是大项目，不惜资金”，目的非常明确，就是为了高校古籍科研机构能形成各自“学术资料和学术研究的基地”（第151页）。在“古委会”“八五”科研规划编制中，安先生仍提出，“要继续上一批有学术价值的重大项目，以与‘七五’规划中有关项目成系列；并根据学科与实际的需要，增加新的有学术价值的项目”（第67—68页），并始终坚信“古委会”“七五”期间上马的几个大项目，“必将对今后的古籍整理和古代文史哲乃至社会科学的学术研究产生深远的影响。它的学术价值将会被历史所证明”（第85页）。笔者从出版角度，对安先生提出的“大项目是我们看家的东西”（第93页）深有体会，凤凰出版社先后承担过“古委会”的《清诗纪事》《全元文》《册府元龟》《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修订版）等重点规划项目出版，事实证明，这些每项都超千万字的大项目，对出版社专业发展方向确定与专业品牌建设，起到了至关重要作用，是出版社名副其实“看家的东西”。

左起：姜小青、宫晓卫、安平秋、徐俊、高克勤

古籍整理人才培养，是安平秋先生集中论述的另一个问题，特别是《在“世纪之交的回顾与展望——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上的总结发言》《第二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开幕式发言》《在第二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上的发言》《第三届全国高校古籍整理与研究青年学者研讨会开幕式发言》等文，都结合“古委会”历史发展、项目实施和前人事例，与古籍整理青年学者谈成长，循循善诱，绝无半点空洞说教，他提倡的做人要真诚实在，做事要得体有度，做学问要虚心沉潜，实可谓金玉良言。综观安平秋先生古籍整理人才培养理念，笔者以为，集中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古籍整理人才培养要尊重学术研究规律。他多次提出要有针对性分层次培养古籍人才，“这层次即是本科生、研究生和研讨班（培训班、讲习班）三个类别。而工作重点是抓本科生与研究生的培养规格、课程体系、教学方法和学风四个方面。我们的工作要进一步抓落实，努力按照古籍整理研究与人才培养的规律办事。”（第55页）二是通过项目实践培养古籍整理人才。他说，高校古籍科研机构项目开展，要“与研究所的学术建设结合，与出人才结合”（第84），要“通过整理和研究的实践培养学术接班人，围绕若干个科研项目的开展带出若干个有特色的学术群体”（第119页）。如何实现科研项目开展与人才培养相结合，安先生一再强调形成学术实体的重要性，“各个研究所、各个专业要明确自己的学术方向，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把研究所和专业办成学术的实体”（第186页），这样的学术实体，实际上就是人才培养平台，而且体现了两者相互支撑的学术发展规律，“在搞科研成果的过程中，要有一批人参加，有一些年轻人参加，他们在从事古籍整理研究各个环节的过程中锻炼成长，在这个基础上，再作进一步研究，势必培养出一批学术人才。在这样一种出成果、出人才的思想指导下，在进行科研项目的过程中，培养一批人，带出一支队伍，并且逐步形成有特色的学术群体”（第151页）。据笔者工作中观察，现今许多古籍学术领域领军人物的成长，都得益于“古委会”项目实践，他们中许多人，对“古委会”长期以来“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组织得法，才能出人才，出成果”（第54页），一定是有切身体会的。这些与“古委会”领导者安平秋先生人才培养理念有很大关系。从写于1986年的《在全国高校古委会二届一次会议上的工作报告》，提出人才问题，到2017年《谈当前古籍工作体系及人才培养》，30多年，高校古籍整理人才队伍状况发生很大改变，从“青黄不接”“后继乏人”，到高校“培养的人才基本可以满足目前古籍整理工作的需要”（第358页），安平秋先生始终把时代需求与学术发展，作为人才培养出发点，近年又提出“基础+特色”人才培养思路，以及人才体系建设思想，“把古籍工作三个部分的人才培养联系起来，可以考虑建立中国古文献学的学科，下面再划分出古籍保护方向、古籍出版方向、古籍整理方向等，这样就能形成一个完整的学科体系”（第410页）。其中，他还特别提到古籍出版人才成长过程中，专业知识要向古籍专业出版能力转化问题，“现在，全国20多家古籍出版社的青年编辑，有相当一批人毕业于古文献专业，具备比较扎实的专业基础知识，但他们到出版单位工作后，还要学习古籍出版方面的专业知识，逐渐丰富实践经验，同时在实践中提高专业水平。这些青年编辑也有不少人并非古文献专业出身，那就需要在实践中补足文字、音韵、训诂、版本、目录、校勘这些基础课程”（第358页），确实切中实际。

笔者认为，安平秋先生古籍工作思想、理念、观点形成，都基于其思想层面对古籍工作意义、学术规律认识与把握，基于其对古籍事业的奉献精神。他始终坚持将古籍整理研究工作，与国家命运、文化发展联系在一起，“古籍整理与研究工作是党和国家社会主义整体事业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党和国家在学术、文化乃至意识形态领域中的一项基础工程。今天，对古籍整理意义的认识，实质上是对传统文化、对祖国历史的认识问题。因此，它直接关系到社会主文祖国的巩固”（第52页），“过去的历史和近10年的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及对今后的展望都说明了古籍整理从来不是雕虫小技，不是与现实无关、于社会无补的遗老遗少的老朽行当。欲灭其国，先去其史。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无论如何都不应该忘记乃至轻视自己的历史。在中国，作为历史的主要记录的古籍。对它的整理、研究，乃至对它所反映出的中国的历史与文化精华的弘扬，是涉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成败，涉及中华民族兴衰的事业”（第129页）。正因为这样的认识，他在任何环境中，对古籍事业都充满信心。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逐步过渡，整个古籍整理与出版界，都有一个如何适应市场经济问题，以古籍出版界为例，不仅观念上对“图书作为商品”一时难以接受，现实中，一些被列入《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十年规划和“八五”计划（1991—1995—2000年）》项目，也因受经济条件限制无法实施。为此，1993年4月21日至24日，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在北京召开了全国21家古籍出版单位负责人座谈会，时任“古籍小组”秘书长傅璇琮先生谈到：“统计资料表明，1992年各出版社出版规划项目总共不会超过100种，如果按‘八五’计划1004种计算，每年应该平均出版200种。比较起来，差距显然是很大的。”但许多与会者则认为，专业古籍出版社眼下共同面临的是生存问题，至于发展，只能放在第二位，对完成国家规划项目，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少人就认为，目前，“出版社想走一条严肃正规的出版路子的愿望，在经济这一杠杆的作用下很难充分实现。市场经济对产品的要求是提高质量，而在古籍出版行业，市场经济的发展一时却似乎成了提高书籍质量与档次的障碍”（《深化改革，落实规划——全国古籍出版社座谈会综述》，见《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3年第5期、总270期）。古籍整理是古籍出版“上游”，面临同样问题，1993年8月24日在兰州西北师范大学召开的“全国古籍整理理论研讨会”，着重讨论的同样是“古籍整理成果如何适应市场规律的问题”（《古籍整理出版情况简报》1993年第9期、总274期）。但“适应”的前提，首先是思想认识问题，对此，安平秋先生明确指出：“在新旧体制交替过程中，学术文化事业，特别是古籍整理研究事业，遇到了不少新的问题和困难。古籍整理研究工作者为求得事业的进一步发展，必须有针对性地解决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要进一步增强信心，振奋精神。在发展商品经济的社会潮流下，社会上的一些人把注意力集中到能够迅速取得经济效益的商业经营、应用技术的研究和开发，忽视以致轻视古代文化的整理研究，这是不可避免、不足为怪的，也是短期无法克服的现象”，“正好说明我们工作的重要和任务的艰巨。我们还应看到，随着与世界各国经济联系的加强和中国统一事业的发展，向世界人民介绍光辉灿烂的中国古文化、加强海内外特别是海峡两岸在古代文化整理研究方面的交流合作，已经是摆在面前的紧迫任务，需要我们提供更多的更好的成果，做出更加出色的工作。”（第27—28页）如何解决这些特定时期出现的问题和困难，他则提出，要“认真研究当今中国社会古籍整理事业发展的规律，更加自觉地按客观规律办事”（第28页），“要尊重学术工作的特点，按学术规律办事，不能用行政手段干预学术研究”（第355页）。书中论及的所有问题，包括机构建立、学科建设、项目规划、人才培养，甚至“古委会”组织协调工作，他都提出要按规律办事原则，而且是一贯主张，“主持一摊工作，办成一项事业，在于治事、用人二条。治事，在善于组织；用人，在善于使用。总的有一条：调动积极性。善于者，即照规律办事”（见《论集》之“省思札记”，第205页）。这也许就是“古委会”40年来之所以取得众多成就的重要原因之一。

《印迹》内容丰富，除了高校古籍整理工作，还有对老师、前辈、同辈感情真挚的回忆，以及诸如域外汉籍、《儒藏》等众多学术问题探讨等，本文只能挂一漏万了。

1992年，“古委会”主办的《中国典籍与文化》，由笔者所在江苏古籍出版社出版，经常听担任责任编辑的同事讲起，安平秋先生以及“古委会”其他老师，是如何关心出版社年轻人的，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安先生，一个偶然机会，在南京古籍书店看到《安平秋古籍整理工作论集》，随即买来学习，但一直没有机会向先生当面请教；1997年以后，因负责《全元文》出版具体事务，相关会议上见过先生几次，但大多数是跟在出版社领导后面，属于远观；真正与先生直接接触、感受其人格魅力，并得到他无数次帮助，是2003年我奉命主持更名后的出版社工作。江苏古籍出版社更名为凤凰出版社，人员从60余减至18人，最初对外甚至还只能以“古籍部”相称，不要说学术界对我们是否能坚持专业古籍出版有疑虑（有些之前谈好选题也因此取消），就连我们自己也处在迷茫之中，最困难时期，是安先生和“古委会”老师们，给了我们极大关心、鼓励和支持，不但没有变更《中国典籍与文化》出版单位，还继续邀请我们作为《中国典籍与文化研究丛书》第二辑四家出版单位之一，安先生又亲自到凤凰集团，为我们继续出版好《全元文》争取支持，我们社《册府元龟（校订本）》出版后，他又亲撰书评推介，该书获首届中国出版政府奖。另外，“古委会”又将多个重点项目安排在凤凰社出版，如《国外所藏汉籍善本丛刊》《文史名著选译丛书（修订版）》等，这一切，无疑都是为了鼓励和支持我们坚定古籍出版信心。2006年11月，安先生邀请我参加在北京香山饭店召开的“中国古文献学与文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并安排与赵生群先生同为小组召集人，很显然，他是想通过这种方式，让困难时期的我们，在古籍学术界多一次露面机会，争取更多支持。会间合影，作为主办方“古委会”主任，安先生没有在第一排就坐，而是站在后面，这一细节，快20年了，我一直记得。《印迹》中，安先生多次谈及淡泊名利的奉献精神，认为是“太普通，也太需要的精神”，“我们在古委会工作，是需要一种精神的，需要一种为事业献身的精神”（第317—318页）。

安平秋先生谦逊地说，“这是一部无趣的小众读物”（第666页），但我以为，这部记录着个人在新中国古籍事业中的历史印迹，必将引导和激励更多后来者，沿着前辈足迹，走向古籍事业的远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