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灏先生写的纪念徐文堪（1943-2023）先生逝世两周年的文章《徐文堪先生的信》（2025年1月4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公布并摘录了一些徐先生写给他的信。其中写于2010年3月30日的信还提到我写佛学家吕澂（1896-1989）的一篇文章（即《从艺文美学到梵藏玄言》，《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84期，2010年3月28日）。徐先生和我都是陆先生编辑的《上海书评》的作者，学术兴趣多有重叠之处，彼此的文章也常相呼应，以至于陆先生曾多次对我说过“你们才是知音”一类的话。看过《上海书评》的读者和朋友，有不少人误以为我和徐先生很熟，其实除了电邮和书信的往来（书信也都是徐先生写给我的）之外，我和他只见过一面。
根据老友周运的日记和徐先生签赠我的《吐火罗人起源研究》（昆仑出版社，2005年8月第1版，2007年7月北京第2次印刷；图一，图二），我见到徐先生是在2012年11月26日（周一）。他来北京参加在中央民族大学举办的某个学术会议，住在中国国家图书馆对面的维也纳酒店。周运和我过去看他，主要是商量准备收进“六合丛书”第二辑的《编余问学录》（浙江大学出版社，2014年1月第1版）的出版事宜。我在下面摘引一下周运当天的日记：
11月26日周一
9点过点到国图，存包。老高也到了。我们一起到维也纳酒店929找徐文堪老先生。他是徐森玉的公子，老学者。徐先生给我们开门，看他因为腿脚不太方便。自己把带来的书送他。老高带了两册《启真1》。徐说他来民大开会，等把一些稿子准备齐，再交。有些没有电子版，就把文章复印件寄过来，我们这里录入。因为《汉语大词典》第二版要启动，请了华建敏当主编。他下次还会来京开会。然后复旦刘震，还有许全胜都过来，跟老高见面。聊了半天研究情况。徐讲了森玉老的藏书情况……
还说起在巴黎刚刚去世的老学者吴，60多年没回大陆。有大陆学者去他家，热情招待，人走后发现少了些书，就不再请让你去家里了……
到11点，我和老高告辞出来，徐先生送老高的卓鸿泽的《历史语文学论集》老高给了我。老高有事回家。
图一
图二
根据周运的日记，《编余问学录》收入“六合丛书”最初是我向他（丛书策划）和两位主编（吕大年、高峰枫）提议的，徐先生初拟的书名是《夜读偶谈》。大概是出于这个原因，徐先生在书的《后记》中讲述出版缘起时，还特意把我的名字放在了以上三位的前面。“在巴黎刚刚去世的老学者吴”指徐先生和我都非常钦佩的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外文系的旅法东方学家吴其昱（Wu Chi-yu, 1915-2011）。何兆武（1921-2021）在给徐葆耕（1937-2010）的《释古与清华学派》（清华大学出版社，1997年5月第1版）写序时曾将其视作与陈省身（1911-2004）、王浩（1921-1995）、杨振宁（1922年生）等人一个级别的、能够汇通古今中西的清华一系海外学人的代表。其实吴氏至少在1982年回过一次中国大陆，于当年6月10日与他的法国同事艾丽白（达·伊丽莎白［Danielle Eliasberg］）和戴仁（让·皮德艾热［Jean-Pierre Drège］）一起去敦煌莫高窟考察（魏锦萍、张仲编著《敦煌史事艺文编年》，甘肃文化出版社，2012年7月第1版，233-234页），并非“60多年没回大陆”。“卓鸿泽的《历史语文学论集》”即《历史语文学论丛初编》（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5月第1版）一书，可能因为我自己当时已经购置一册，所以就把徐先生送我的转赠给了周运。
我还记得徐先生这天曾经当面告诉我说，他最早知道我的名字，是看了我在《读书》杂志发表的补白《Kern还是Kerot》（《读书》2002年第6期，35页）。我的那篇补白是为了给当时出版不久的《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三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9月第1版）中的“高僧传初集之部”订误而写的。限于当时的个人水平，虽然文章在大体上是说对了，但也存在一两个问题。《高僧传初集》就是梁慧皎所撰的《高僧传》，也叫《梁高僧传》，“初集”是金陵刻经处刻本，也就是陈寅恪在上面做批注的本子对慧皎书的称呼。《初集》中的《鸠摩罗什传》提到后秦国主姚兴“故托意九经，游心十二，乃著通三世论，以勗示因果”，陈寅恪对此数句写有如下的批注（60-61页；图三，图四）：
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一百六十五。
丁氏佛学大辞典页一百八十五“十二因缘条”。
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二，十二分章。
Kerot之佛教概论页七（英文版）。
（十二因缘）dvādaśāṅga pratītyasamutpāda
一、无明avidyā 二、行saṃskāra
三、识vijñāna 四、名色nāma-rūpa
五、六处ṣaḍ-āyatana 六、触sparśa
七、受vedanā 八、爱tṛṣṇā
九、取upādāna 十、有bhava
十一、生jāti 十二、老死jarā-maraṇa
“游心十二”，据什公答姚兴书，当指十二因缘言，见广弘明集卷二十一。
图三
图四
这些批注与如何理解传中提到的“九经”和“十二”有关。正如录者陈美延先生指出的，丁福保《佛学大辞典》页一百六十五指该页的“九部经”条。陈寅恪的批注正是把“九经”理解成佛典分类之一的“九部经”。但是，“十二”指什么？陈寅恪的批注显示他认为当指“十二因缘”，根据是收在《广弘明集》里的鸠摩罗什（什公）答姚兴书。但是，从他的批注又提到窥基《大乘法苑义林章》卷二的《十二分章》来看，大概他认为“十二”也可能是指与“九部经”有关的另一种佛典分类“十二分教”或“十二部经”。这个时候，就轮到我的补白登场了。
首先，我指出在陈寅恪批注中提到的某英文版《佛教概论》的作者Kerot应该是Kern的讹读。Kern就是荷兰印度学家Johan Kaspar Hendrik Kern（1833-1917），他的姓名经常被简写成Hendrik Kern，汉译作克恩。他最为中国学者所知道的工作是和南条文雄（1849-1927）一起校刊梵语《妙法莲华经》，独自校刊梵语《菩萨本生鬘论》，以及将梵语《妙法莲华经》译为英语。其次，“《佛教概论》（英文版）”指克恩的英语名著《印度佛教手册》（Manual of Indian Buddhism, Strassburg: Verlag von Karl J. Trübner, 1896；图五），该书为德国印度学家比勒（Georg Bühler, 1837-1898）主持编刊的“印度雅利安语文学与考古学纲要”（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丛书的第3卷第8册（III.Band, 8.Heft），有南条文雄校阅，立花俊道（1877-1955）翻译的日译本（《ケルン氏佛教大纲》，东亚堂书房，大正三年［1914］八月十五日初版）。第三，《手册》页七正是关于“十二分教”或“十二部经”的解说，在其之前也有对“九部经”的说明（图六）。最近通过朋友得知，在北京大学东语系购买的陈寅恪藏书中的确有克恩的《印度佛教手册》，此书现在仍然保存在北大图书馆（在我刊布的北大东语系陈寅恪藏书的残目中没有收进《手册》，参看《北京大学东语系所购陈寅恪藏书残目》，《中国文化》第52期，2020年秋季号）。《陈寅恪集·读书札记三集》于2011年11月再版时，陈美延先生已将“Kerot”改为“Kern”（图七）。商务印书馆正在影印出版的“陈寅恪手稿集”（已出《陈寅恪手批旧唐书》一种）也会收进其手批的几部高僧传，到时我们就能更为直接地研究这批珍贵的学术史料了。
图五
图六
图七
我的补白写到这里可以说都是对的，但是我又对《印度佛教手册》的版本多说了两句，这一多说就犯了个大错。在《印度佛教手册》出版之前十多年，克恩曾用荷兰语出版过两卷本的《印度佛教史》（Geschiedenis van het Buddhisme in Indië, Haarlem: H. D. Tjeenk Willink, eerste Deel, 1882; tweede Deel, 1884）。此书有德国印度学家雅各比（Hermann Jacobi, 1850-1937）的德译本（Der Buddhismus und seine Geschichte in Indien, Leipzig: Otto Schulze, erster Band,1882; zweiter Band, 1884），以及法国学者于埃（Gédéon Huet, 1860-1921）的法译本（Histoire du Bouddhisme dans l’Inde, Paris: Ernest Leroux, tome premier, 1901; tome deuxième, 1903）。在于埃法译本问世之前，由柯林斯（G. Collins）牧师法译的导言和第一章（佛传）曾于1881年至1883年间分四次发表于《宗教史评论》（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杂志。《印度佛教史》和《印度佛教手册》是两部不同的书。《印度佛教手册》一开始就是用英语写的，而《印度佛教史》则没有英译本。记不清是出于什么原因了，我当时竟认为《手册》最早是用德语写的，然后有英语和法语译本，可能是把它当成并不存在的《印度佛教史》的英译本了。
由于得知吴宓在哈佛留学期间也读过《印度佛教手册》，我最近还重新研究过这本书，并注意到一个细节。那就是《手册》在出版时存在两种版本。第一种版本在正文首页上端印有德语的丛书名（并括注英语丛书名）、主编名和卷册数“Grundriss der Indo-arischen Philologie und Altertumskunde（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Herausgegeben von G.Bühler/III.Band, 8. Heft.”，并在第1、17、33、49、65、81、97、113、129、145等页的地脚印有德语的丛书名和卷册数的简称（Indo-arische Philologie. III. 8.；图八）。第二种版本是在正文首页上端印有英语的丛书名（但不括注德语丛书名）、主编名和卷册数“Encyclopedia of Indo-Aryan Research/Edited by G.Bühler/Vol.III, Part 8.”，并于以上同页同处印有英语的丛书名和卷册数的简称（Indo-Aryan Research. III. 8.；图九）。出现这样两种不同的版本，可能是跟在英德两语地区分别发售有关。陈寅恪的藏本就属于前一种，我在补白里引用的印度德里1974年重印本的底本则属于后一种。
图八
图九
与徐先生见面后不久，友人陈贻绎和唐均提出想把他们主办的《中西文化交流学报》第5卷第1期（2013年7月）做成《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中西学论专号》（图十，图十一），我立即表示赞成，最后还被列为该期的三位执行主编之一，并根据《学报》提供的材料拟写了《编者前言》。我不仅自己认真撰写并提交了《拜寺沟方塔与山嘴沟石窟出土佛典刻本残片杂考》（72-81页）一文，还向友人约了以下四篇大作：
林磊（上海电视台）：《徐文堪先生的书缘与人缘》（9-14页）
郑诗亮（《东方早报·上海书评》）：《我与徐文堪先生的几次交往》（15-21页）
叶少勇（北京大学）：《〈大乘经庄严论〉烈维本中所缺的三首偈颂》（218-224页）
林磊（记录整理）：《忘情于“不中不西之学”——徐文堪先生访谈录》（248-256页）
这本杂志印数不多，看过的人也少，所以在这里多介绍几句。
图十
图十一
徐先生注意到我当时的兴趣转移到西夏文残经的释读，曾多次向我提供西夏学方面的学术资讯。这里举一个例子。他在2014年11月14日给我写过一封信（图十二），介绍法国语言学家向柏霖（Guillaume Jacques）的工作：
高先生：
电邮中提到的那位法国学者向柏霖（我可能打字时把他的名字打错了），法文作Guillaume Jacques，学问确是很博的，除汉藏语外，阿尔泰语、印欧语、闪语都涉及，也写过一篇关于吐火罗语的短文。他2004年的博士论文还是关于嘉绒（戎）语的，我记错了。但对西夏语大约也有专著。现在附上他关于西夏语的短文，发表在《美国东方学会会报》（2010）上，聊供一阅而已。
专此，敬颂
大安！
徐文堪拜上
2014-11-14
图十二
徐先生对最新学术资讯的紧跟，还可以从《上海书评》第五十一期（2009年7月26日）“海上书房”专栏刊出的对他的专访《父亲的照片下，满屋书香》（刘林摄影，吴慧撰文）看出来。在专访的“十问Q&A”环节左下方的照片中，展示了徐先生书房里的五本书，这些书都放在他那“一张看上去年代久远的藤椅”上（图十三）。虽然印出来的照片不算十分清晰，但还是可以辨认出放在最底下的是台北史语所出版的《东南亚到太平洋：从考古学证据看南岛语族扩张与Lapita文化之间的关系》（From Southeast Asia to the Pacific: Archaeological Perspectives on the Austronesian Expansion and the Lapita Cultural Complex, ed. by Scarlett Chiu and Christophe Sand, Taipei: Academia Sinica, 2008）。它的上面是封面为英俄双语书名的一本书或杂志，我只能认出英语书名里的“The Archaeologist”。
图十三
再上面是并排放置的郝苏民译注解补的《鲍培八思巴字蒙古文献语研究入门》的修订本（民族出版社，2008年8月第1版）和德范克（John DeFrancis, 1911-2009）的《可视言语：文字系统多样性的同一》（Visible Speech: The Diverse Oneness of Writing Systems,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89）。早在郝苏民译本的初版（《〈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译补》，内蒙古文化出版社，1986年10月第1版）问世时，徐先生就写过书评《蒙古学研究的一部重要工具书——〈八思巴字蒙古语碑铭〉中文译补本简介》（写于1987年4月，《辞书研究》［双月刊］1986年第6期［1986年11月］，100-106、137页）加以推介。据徐先生写的《阿尔泰学人物杂谈》（《东方早报·上海书评》第203期，2012年9月9日），照片里的修订本可能是当时郝苏民赠给徐先生的那本。
德范克是美国研究汉语的著名汉学家，他用新方法主编的ABC（Alphabetically Based Computerized）Chinese-English Dictionary的上海版（《汉英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1997年8月第1版）及其袖珍版（《ABC汉英词典［袖珍本］》，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2年3月第1版），以及ABC Chinese-English Comprehensive Dictionary的上海版（《ABC汉英大词典》，汉语大词典出版社，2003年4月第1版）的责编都是徐先生。
最上面摆放的是匈牙利突厥学家哈匝伊（György Hazai, 1932-2016）和德国突厥学家茨默（Peter Zieme, 1942年生）主编的《阿尔泰民族的语言、历史与文化》（Sprache, Geschichte und Kultur der altaischen Völker, Berlin: Akademie-Verlag, 1974），这是1969年于柏林举办的国际常设阿尔泰学会第十二届年会的会议论文集。这五本书反映了徐先生对内陆亚洲语言、南岛语系语言乃至一般语言学理论的广泛兴趣。
徐先生不仅密切追踪最新的学术资讯，还尽一切可能在文章中表彰那些虽有真才实学但却声名不彰的学者。比如他写的《狄庸教授与佛教语文学研究》（初刊于浙江大学汉语史研究中心、浙江大学古籍研究所编《姜亮夫 蒋礼鸿 郭在贻先生纪念文集》［《汉语史学报专辑》，总第三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3年5月第1版，184-188页；《吐火罗人起源研究》［第二印，下同］，264-273页），就特别提到王森（1912-1991）、张建木（张克强，1917-1989）和周达甫（周达夫、周达辅，1914-1989）的研究，并专门引用张建木于《现代佛学》（双月刊）1964年2期（1964年4月10日，30-33页；《张建木文选》，宗教文化出版社，1996年11月第1版，32-41页）发表的《祥金室杂俎（一）》一文中对季羡林观点的质疑。
在给伊朗学家埃梅里克（Ronald Eric Emmerick, 1937-2001）和汉学家蒲立本（Edwin George Pulleyblank, 1922-2013）合著的《一件以中亚婆罗谜字书写的汉语文书：关于晚期中古汉语和于阗语发音的新证据》（A Chinese Text in Central Asian Brahmi Script. New Evidence for the Pronunciation of Late Middle Chinese and Khotanese, Roma: Is.M.E.O., 1993；Serie Orientale Roma LXIX［《罗马东方丛书》第69种］）写的书评（初刊于《敦煌吐鲁番研究》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410-414页；《吐火罗人起源研究》，306-312页）中，徐先生特别提到周达甫于《现代佛学》1959年12月号（23-29页）译刊的西门华德（Walter Simon, 1893-1981）的论文《记汉藏对音本》（“A Note on Chinese Texts in Tibetan Transcriptio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London, Vol.21 Part.1/3, 1958, pp.334-343），以及于《中国语文》1960年3月号（137-140页）发表的劳宁汉译，周达甫校阅的匈牙利学者陈国（Barnabás Csongor, 1923-2018）的论文《汉语轻音的历史探讨》（“A Contribu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輕音Ch’ing Yin, ” Acta Orientalia Academiae Scientiarum Hungaricae, Vol.9 No.1, 1959, pp.75-83）。
我在最近五年发表的《王森的两篇工作汇报》（《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0年1月4日）《辨析〈金克木编年录〉中的几个片段》（《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2年12月9日）《藏学文献史四题》（《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3年3月22日）《十七年有关藏语古代历史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下）》（《澎湃新闻·上海书评》2023年8月2日）《新见王森史料六种》（《国际汉学研究通讯》2022年第25期）《来自捷克的吐火罗语学者》（《读书》2025年第2期）以及待刊的张建木专论等文，其实就是想根据档案、书信、藏书等第一手材料对徐先生关注的王森、张建木、周达甫这一类学人，以及像陈国和捷克学者保哈（Pavel Poucha, 1905-1986）这样不太为中国人所熟知的研究东方学的东欧学者的生平和学术进行更加彻底的考辨，借此探得今后前进的方向和动力。
正如我在《来自捷克的吐火罗语学者》（这篇文章就是为了纪念徐先生而写的）中提到的，陈国与保哈一样也曾于1950年代来华访学。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买到过一封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致中央民族学院的公函（图十四），就与当时正在语言所进修的陈国有关。从该函编号“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57）发文第215号六月廿六日”来看，知其写于1957年6月26日。信的内容如下：
中央民族学院：
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厄特弗士大学进修讲师陈国B. Csongor在我所研究中古汉语和现代汉语方言。他希望能向您院冯家昇教授请教一些关于西方、北方的外国民族（如回纥、突厥等）问题。如承同意，请通知我所什么时间前来为宜。陈国能讲汉语（讲得不太好）和英语，是根据中匈文化合作协定，由匈牙利派他来华进修的。
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章
图十四
我在同时拍到的还有中央民族学院收文处理专用纸一页（收文普第字［案“第”“字”两字印反了］275号87［案应作57］年6月28日），上面有民院的霍流对语言所上述来函的批示：“科研处办 覆函说冯家昇等教授去新疆进行实地调查，最近不会回来。霍 6.28.。”（图十五）陈国想向冯家昇（1904-1970）请教“一些关于西方、北方的外国民族（如回纥、突厥等）问题”，显然与他当时正在进行的对古代汉语文献中的突厥语译名的研究有关。我想，如果徐先生能够看到保哈和陈国的这些来华档案，他一定会感到非常高兴的。
顺便提一句，埃梅里克和蒲立本的书已经译成汉语出版（《梵书汉韵——晚期中古音的新证据》，余柯君、方思圆译，新文丰出版股份有限公司，2024年1月初版；图十六），高田时雄写序，徐先生的书评也被附在书后（161-168页；图十七）。
图十六
图十七
在上引徐先生写给陆灏先生的信里，他提到其父徐森玉（1881-1971）研习法相唯识学并参与创立三时学会一事，并且特别强调了吕澂的学术成就不仅高于三时学会的创立者，传统佛学研究的代表韩清净（1884-1949），而且对佛教哲学的理解“又超越了一些国外主要具备语文学知识的佛学家”。众所周知，徐森玉在佛学文献方面有一个重要贡献，那就是在1933年夏（8月9日至28日）赴山西省赵城县广胜寺鉴定新发现的金刻藏经，并商借其中的重要典籍尤其是与法相唯识宗有关者交三时学会据以影印收进《宋藏遗珍》的中集和下集。但是很少有人知道在影印《宋藏遗珍》之前，徐森玉曾先将金藏中的《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单独取出按原式仿真影印，分赠国内外学者和研究机构。在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创刊号（第1卷第1期，1934年3月）的“新书介绍”栏，有一篇关于徐氏影印本《十四过类疏》的介绍和考证文字（46-47页），作者署名“露”（图十八，图十九）。这篇书介根据疏文理路，认为其所解者虽为《因明正理门论》（唐玄奘译）中的“十四过类”，然实系《因明入正理论》（唐玄奘译）某疏之残本，并据日本法相宗古德著述如善珠《因明大疏明灯抄》，藏俊《因明大疏抄》等书的引文以及《靖国续藏》（即《卍续藏》）中所收残本，确定其为玄奘弟子庄严寺文轨《因明入正理论疏》（亦称《轨疏》《庄严疏》）的残本。唐末宋初时人不察，乃误此《文轨疏》残本为玄奘另一弟子慈恩寺窥基（即上文提到的《大乘法苑义林章》的作者）之手笔。承徐森玉研究专家柳向春先生提示，法宗（中国佛学院）和林世田（国家图书馆古籍馆）曾于近期发表《徐森玉佚文〈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一卷〉新考》（《文津流觞》2024年第2期，126-130页）一文，认为“露”就是徐森玉的笔名。
图十八
图十九
不过《新考》虽然提出了观点，却没有列出任何像样的证据。与《新考》的想法不同，我读了书介后有点儿怀疑“露”是吕澂的笔名。理由有三。第一，虽然徐森玉服膺于法相唯识学的学理（承胡文辉先生提示，徐在写给容庚的一封信中曾提到“宝［案徐森玉本名鸿宝］屡劝先生［案指王国维］研究唯识因明，每为动容”，参看《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馆藏名人手札选萃》，商务印书馆，2002年11月第1版，121页，以及柳向春编《徐森玉全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21年12月第1版，177页），但他并不以研究见长，也没有留下这方面的著作。但是书介的作者显然是一法相唯识学的行家，熟悉中日两方的古代因明撰述。在当时的民国学界，我感觉似乎只有出版过《因明纲要》（商务印书馆，1926年9月初版）的吕澂具备这样的学养，有能力写出书介一样的考证文章。第二，在书介发表前，吕澂所在的南京内学院已于1933年3月根据当时可以看到的资料复原并刻印了慧沼的《因明入正理论续疏》（二卷）和文轨的《因明入正理论庄严疏》（三卷），卷末附有吕澂写的校记（吕澂在其《自传》中提到“又编校木版佛典400余卷［一部分撰有凡例和校记］”，参看我的整理本《我的经历与内学院发展历程》，《世界哲学》2007年第3期［2007年5月2日］，78页）。书介发表后，内学院又根据赵城藏本将一年前出版的三卷本《庄严疏》第三卷中涉及十四过类的部分加以改刻并扩充为第四卷，于1934年4月重新刻出四卷本的《庄严疏》（在三卷本原来的刊记中补刻了一句“卷三廿四至卅一，寻出古本，改刻作废”，“古本”就是指赵城藏本），卷末也附有吕澂写的校记。内学院刻印的这三部书（未经改刻的三卷本《庄严疏》比较稀见，关心佛典版本者应该多加留意）都与书介的内容密切相关，书介的文风也与校记近似。。第三，吕澂号秋逸，一作秋一，其师欧阳渐（1871-1943）又曾以“鹙子”称之。黄忏华在《记金陵刻经处研究部——内学院之先河》中说：“师于同人中最推许秋逸，尝以鹙子称之。鹙子者，舍利弗之译名，于释迦门下为智慧第一者也。”（《欧阳竟无大师纪念刊》，内学院蜀院，1943年5月，纪念文录部分黄文第4页；图二十）吕在早年文章中也用过“鹙子”这个号，比如他自藏译所翻《观所缘释论》的初稿油印本就标以“鹙子初稿”（参看我整理的《支那内学院佛学史料三种》，《世界哲学》2010年第3期［2010年5月2日］，153页及封三的彩色图版）。在早期汉译佛典中，佛弟子中“智慧第一”的舍利弗（Śāriputra）曾被译为“秋露子”（来源可能是另一个梵语名称的Śāradvatīputra）和“鹙鹭子”，“鹙子”就是“鹙鹭子”的简称（参看徐先生非常关注的两位学者Seishi Karashima［辛嶋静志，1957-2019］和Jan Nattier［那体慧，1949年出生］合撰的论文“Qiuluzi秋露子, An Early Chinese Name for Śāriputra”，《创价大学国际佛教学高等研究所年报》，平成16年度［2005］第8号，361-376页）。欧阳以“鹙子”呼吕，除了视其为弟子中“智慧第一者”之外，可能还有同吕澂的长兄吕浚（1886-1959）号“凤子”相呼应的意思。还有一种流传较广的认为吕澂号“鹫子”的说法，比如吕澂的学生高振农（1927年出生）给《中国大百科全书·佛教》（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8年1月第1版）写的“吕澂”词条（245页）等，但“鹫子”恐是“鹙子”之误。就像吕澂在《内学》年刊第一辑（1924年12月）中曾以“秋”字（“秋逸”“秋一”或“秋露子”的“秋”）署名写过《〈俱舍论〉与〈杂心论〉之关系》等三篇补白一样，他也有可能接受北平图书馆的请托就《十四过类疏》的影印本写了书介，并在署名时从与自己的字号有关的“秋露子”中摘取使用了“露”字。只是在现有的吕澂著作和档案文件中，却从未见他“认领”过这篇书介。所以这篇文章到底是不是他写的，还需要更硬的证据。
图二十
另外，我还注意到日本佛教学者塚本善隆（1898-1980）写过《作为佛教史料之金刻大藏经：特别关于北宋释教目录和唐辽之法相宗关系章疏》一文，最初刊于《东方学报》京都第6册（1936年2月25日，26-100页；我参考的是周运拍摄的中国国家图书馆藏本），后来又收进《塚本善隆著作集》第5卷《中国近世佛教史之诸问题》（大东出版社，1975年7月25日，91-164页；感谢友人陈志远提供此书）。此文虽然完稿于1935年（昭和十年）10月20日，却是根据塚本于1934年11月在东方文化学院京都研究所（今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所做讲演《作为史料之金刻大藏经与宋会要》的一部分删补而成的。文内辟有专节介绍《十四过类疏》实为《文轨疏》的残本（《东方学报》京都第6册，71-73页；《中国近世佛教史之诸问题》，131-134页），其中特别提到：
此一点已经被林彦明师明快地论证了，在民国出版的《图书季刊》一卷一期的新书介绍栏中，也有和林師完全相同的意见，可以参照（この点は、既に林彦明師によつて明快に論證せられてゐるし、民国でも圖書季刊一ノ一の新書介紹欄には、林師と全く同じ意見が述べられてゐるから參照せられたい）。（《东方学报》京都第6册，71页；《中国近世佛教史之诸问题》，132页）
可惜的是，塚本的文章没有给出林氏发表其论证的文章的题目和发表的处所。
林彦明（1868-1945）字楳树，号归堂，是日本净土宗著名学僧，以研究唯识因明学著称（上引《内学》年刊第一辑中吕澂以“秋”字署名所写补白之一《〈显扬论〉长行之作者》，就介绍过林氏在唯识学方面的著名发现），时任日本净土宗大僧正劝学和日华佛教研究会理事长。根据徐森玉赠送东方文化研究院京都研究所的仿真影印本，林氏主持的日华佛教研究会于1935年（昭和十年）2月11日曾经刊行过一本《赵城金藏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翻刻）》（图二十一；这是我从孔夫子旧书网买到的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的旧藏）。这本书由五个部分构成。第一部分为原刻卷首和卷尾的图版。第二部分为《例言》，说明印书的缘起以及本书的编刊体例等，末题“昭和九年腊八记”，无作者名（图二十二，图二十三）。第三部分是《十四过类疏》的释文，尾题“昭和九·一〇·一二 平井正戒、无垢品导生 校”（图二十四）。校者平井正戒（1906-1945）是净土宗僧侣，曾出版《隆宽律师之净土教》（1941）。书出后即入伍，1945年5月29日战死于缅甸。第四部分是《〈金藏疏〉与〈文轨疏〉之对照》，尾题“昭和九·一一·二四 吉水岭光、高桥良和 校”（图二十五）。校者吉水岭光可能是与林彦明同一宗派的弟子辈人物，林氏所作《中国当今之净土教义》（《日华佛教研究会年刊》第一年，1936年［昭和十一年］8月15日，1-9页）一文就是由他笔录的。第五部分是《关于〈金藏疏〉之考证》，尾题“昭和九·腊八稿”，无作者名（图二十六，图二十七）。值得注意的是，《例言》和《考证》均未署名，且都作于昭和九年的腊八日。
图二十一
图二十二
图二十三
图二十四
图二十五
图二十六
图二十七
在《日华佛教研究会年报》第二年（1937年9月1日出版）“本会既刊出版物”一栏（302页）列举的四种出版物中，第一种就是1935年2月11日出版的《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翻刻）》（图二十八）。其介绍部分译成汉语就是：
本会干事长林彦明师将北平三时学会徐鸿宝居士寄赠的金藏《因明论理门十四过类疏》影印本加以翻刻，并且又将从来被当成是慈恩所作的《十四过类疏》考证为文轨所作等等。
图二十八
由此可见，《考证》（甚至《例言》）的作者就是林彦明。上引塚本文章复述林氏论证的内容和用语，也与翻刻本中的林氏《考证》完全一致。可能由于塚本做讲演时（1934年11月），翻刻本（1935年2月）尚未正式出版，所以在介绍林氏论证时，自然无法注出文章题目和发表处所，再到后来将讲稿删补发表于《东方学报》时，也没能根据已经出版的《十四过类疏》的翻刻本填补上有关的信息。据友人提示，翻刻本《例言》和《考证》的完稿时间昭和九年腊八日，有可能是借用旧历的概念（腊八）指公历1934年12月8日，也就是在《十四过类疏》释文和《〈金藏疏〉与〈文轨疏〉之对照》的完成（1934年10月12日和1934年11月24日）与翻刻本正式出版（1935年2月11日）之间。
正如塚本所指出的，《图书季刊》的书介有与林氏“完全相同的意见”。不仅论证近似，《季刊》的书介与林氏的《考证》在用语上也颇有一些相似之处。但是，塚本作为林氏的密切合作者（塚本当时是日华佛教研究会的主事，《日华佛教研究会年刊》的主编），并没有在文章中强调《季刊》书介的发表早于林氏《论证》的刊出这一事实，他显然是认为书介的作者和林彦明各自分别独立地得出了相同的结论。值得注意的是，出版在后的翻刻本《例言》和《考证》并没有提到《季刊》的书介，林和塚本也没有去专门探听一下书介的作者为何人。
最后，我想说说徐先生著作的目录。上述《徐文堪先生古稀纪念中西学论专号》中刊布的《徐文堪先生著作目录（1980-2013）》（257-264页），涵盖了他的论著、译作甚至责编的书刊，可以说是比较全面了。但这还只能算是一次初步的尝试，难免有一些遗漏和错误。我注意到，徐先生早年的某些作品似乎鲜为人知，就是看过的人可能也记不得他还写过这类东西，比如目录第二部分“论文、札记、书评等”著录的第五种“《〈曹溪大师传〉笺证》。［韩］金知见［主编］《六祖坛经的世界》，汉城：民族社（1989）”一文（258页）。
主编此书的金知见（1931-2001）是韩国研究华严宗的著名学者，曾经创立大韩传统佛教研究院。他为了促进国际间的佛教学术研究，联合韩中日三国佛教界发起成立“国际佛教学术会议”，《六祖坛经的世界》（《六祖壇經의世界》，金知见编，民族社，1989年12月）一书就是作为1989年12月3日至5日在韩国木浦市的普贤丛林召开的第九届“国际佛教学术会议”的纪要而出版的。书中收有不少中国大陆学者的文章，除了楼宇烈的《胡适禅宗史研究平议》（81-94页；原刊《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3期，收入《世界》时于文末增一写于1989年10月的“补记”，94-96页），许抗生《禅宗与老庄思想》（1989年10月完稿于北京大学哲学系，97-104页），季羡林《中国佛教史上的〈六祖坛经〉》（593-597页；同文韩语版，599-607页），杨曾文《敦博本〈坛经〉的学术价值》（从书末倒数35-49页）之外，还有徐先生的那篇文章，不过正确的题目应该是《曹溪大师别传校注》（529-571页；图二十九）。
图二十九
在《中国文化》第32期（2010年秋季号）上，荣新江先生写过一篇纪念文章《季羡林先生与书》（1-3页），文中提到他曾三次向季羡林借阅“一些其他地方都没有的书”，也就是不太常见的书。其中第一次借的就是《六祖坛经的世界》：
一次大概是在1991—1992年前后，那时我和邓文宽先生正在一起整理敦煌市博物馆藏本《六祖坛经》，在季先生家看到韩国金知见寄赠给他的所编《六祖坛经的世界》（汉城：民族社，1989年）一书，其中不仅有金知见的《校注敦煌六祖坛经》一文，还有中国社会科学院宗教研究所杨曾文先生的《敦博本〈坛经〉的学术价值》一文，文中附有敦博本《坛经》首尾照片，是敦博本原貌的首次公之于众。所以，这本书是非看不可的，只好向季先生开口，并得到他的慨允，借了出来，还把相关的两篇文章做了复制。我和复印的人商量，由我亲手来印，不能压得太重，免得损坏了图书。
《六祖坛经的世界》大概真是不太常见，我在北京能够使用的几家图书馆中，只有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有一部。根据朋友帮我拍摄的照片，北大图书馆藏本书名页右上钤“季羡林藏书印”，可能就是当年季借给荣先生的那本（图三十，图三十一）。我没有摸过原书的全本，但是我从孔夫子旧书网买到过徐先生论文的抽印本，抽印本的封面还有徐先生的亲笔题赠（图三十二）：
方正前辈先生教正
徐文堪敬赠 一九九〇年十月
图三十
图三十一
图三十二
我想这个抽印本应该是签赠给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的陈方正（生于1939年）先生的。徐先生的论文并非排印，而是将他手写的论文直接影印，这在全书当中是唯一的例外。徐先生竟然还写过这么长的一篇有关禅宗史研究的论文，这是我以前没有注意到的。这篇论文除了内容厚实之外，文字尤其雅洁，是我们写文章时应该学习和效法的典范。
徐先生生前手写过大量书信。正如陆灏先生的纪念文章所示，这些信写得非常认真，有很高的学术价值。我相信，它们也可以算是徐先生作品的一部分。徐先生的老友梅维恒（Victor Mair）教授看到陆先生的文章后，于2025年1月13日在Language Log的博客上写了一篇读后感《一位来自并见证20与21世纪的书信作者》（“A Letter Writer of /for the 20th and 21st Century”）。据梅教授说，徐先生写给他的手札大约有五百多通，而他回给徐先生的手札大概也是这个数目。如果能够将徐梅二人这上千封的往来通信，以及已经影印出版的徐先生写给罗国威的信（共八十八通，收于《思藻斋师友论学书札》，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8年4月第1版，177-267页），还有未见全部刊行的荣新江（在《学恩深似海，情谊暖如春——悼念徐文堪先生》［2023年1月17日《文汇学人》］一文中，荣先生说过“我虽然没有统计过，但他给我的信应当是学人中最多的，而且书写工整，一笔不苟，内容更是满纸学问，没有任何费词”）、陆灏等先生与徐先生的通信全部影印出版或录文刊行的话，无疑将是研究中国学术史乃至东方学历史的一大宝藏。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