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日下午，北大博雅讲坛第647期“她们在‘夹缝’中不断醒来——《中国女性诗歌史》三卷本首发式”在北京中关村图书大厦举行。本次活动由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北京大学出版社、丹曾文化联合主办，北大博雅讲坛协办。《中国女性诗歌史》作者、首都师范大学中国诗歌研究中心副主任孙晓娅教授同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吴思敬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张莉教授就这部著作以及女性在文学史上的际遇进行了讨论，下文节选自对谈文字稿。
对谈现场
孙晓娅：今天要说的话太多，刚才看谢老师和翟姐录像的时候，我就仿佛看到无数的“她”，这是张莉老师的一本书的名字。这无数的“她”今天到场的，她们是蔡琰、卓文君、上官婉儿、鱼玄机、薛涛、李清照、朱淑真、徐灿、顾春、吴藻、柳如是，还有我们近代和现代的秋瑾、吕碧城、陈衡哲、冰心、林徽因、郑敏、陈敬容、傅天琳、灰娃、伊蕾，无数个已逝的，在另外一个时空的世人，是无数的“她”，今天也来到了这个现场。
我说的这种感受不是一种玄幻的描述，恰恰是我在写作这套《中国女性诗歌史》的时候真切的感受。我在与她们对话，我在感受她们的精神召唤，我在她们的诗性空间和世界中不断地漫游，我感受到了她们给予我的丰润的、光芒万丈的这样一种给予。
我也常常问我的学生，为什么在既往的历史上没有这样的女性诗歌史，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女性诗歌的断代史，比如著名的女诗人陆晶清，她做过《唐代女诗人》，再比如当代的邓红梅老师，她做过《女性词史》，但是这个历史是从唐代到近代，这是我能够找到的相关的女性诗歌史、文学的历史、历史的文学，关于女性的这样一个流脉梳理出来。
那么关于中国妇女的历史演绎，在近代有像梁乙真、谭正璧、谢无量，有这样一系列的学者。最有意思的是清代一位男性，他做了一个关于妇女的百科全书的历史，就是《奁史》，“奁”就是梳妆台，是关于她们的生活、日常，包括墓葬、婚嫁、风俗，这是我能够找到的。
另外关于性别史、女性史，在海外这些年相关的成果也是不断地涌现，不过我们从来没有看到一个从先秦至当下的中国女性诗歌的历史，我从两点谈一谈我写作这套书的历史缘起。
一个是学术的缘起，一个是出版的缘起。学术的缘起我记得在1911年，日本有第一本女性刊物，其中与谢野晶子在里面有这样一句诗，她说“山动的日子终将到来，所有沉睡的女子都已经苏醒。”这是1911年，她写出的这样两句诗。
我常常问自己，在一百多年前这样一位现代的女性，她已经注意到所有沉睡的女子都已经苏醒、醒来，那么醒来之后呢？我们看一看1931年陆晶清在她的《中国唐代诗歌史》里，她在序言中是这样说的：“翻开中国的文学史，间杂在男性的作家中的女作家，真是寥若晨星，依然藏在角落里。”这是她的原话。
到了1933年，大型的女性期刊《女子月刊》的创办人，也是著名的近现代历史学家姚名达，他在第一卷第二期中有这样一句话，他说：“女子因为没有历史，所以对于本身不能认识。”
这样一结合起来我就在问自己，我们为什么没有形成或者没有集结人去做这样的工作，我可不可以承担或者做这样的一个工作。这个时间可以说最早是追溯到2006年，那个时候我带着我的第一届研究生到灰娃老师家——灰娃老师前不久1月12日刚刚去世，她写作了第一部中国研究灰娃的硕士论文，那是从2006年开始。
刚才是梳理了写作的学术缘起，那么出版的缘起呢？要感谢黄怒波先生，他在2018年初为自己的丹曾人文通识丛书向我约稿，说向我约一部中国当代女性诗歌评论这样的书。我当时就把自己沉寂了很多年的想法、学术抱负和他讲，我说我非常感谢，我应允下来这个工作，但是如果让我做这个工作的话，我想把我的学术计划，我的写作计划，上溯到先秦，下延到不仅仅是我们普遍的当代，而是当下，就是我的这套书截止于哪一天，交给出版社哪一天，我研究的时段就要截止到哪一天。当时黄怒波就应允了，这也是出版方面给予我的大力支持。这样来回时间已经2025年了，整整这七年我都在做这样的工作。
最后有一点是要介绍的，一个是我这套书的书名，很多人不懂你是怎样设置书名的？另外为什么要从先秦开始写？我用最简短的语言把这个问题呈现一下。
说到书名，现在大家能看到的市面上已经印制出版的是三卷本。古代卷《月满西楼》，我想朋友们都再熟悉不过了。就是“雁字回时，月满西楼”，这是李清照最经典的一首词当中的一句。还有一个原因，“西楼”是寄寓着女性的精神空间，古代女性的这种相思、孤寂、愁闷等等那种非常丰富的精神空间。“月满”是一个象征，其实我们对中国古代女性的创作，大家了解得还不够，我一会儿呈现一系列的数字，就知道为什么用“月满”，所以古代的书名就这样确定下来了。
现代卷是《诗的女神》，是冰心的一首同题诗，这是她1921年发表在《晨报副镌》上的一首诗，而且这一卷比较有意思，也有朋友说你为什么选这样几位诗人，如果以后有时间我会讲清楚，因为这几位诗人恰恰从她们的贡献、影响力，从她们的人格，从她们对中国现代性的这样一种实践，都是可以称之为女神级别的诗人。所以这一卷就确立了冰心同题诗为书名。
另外当代卷《漂往远海》，最初是来源于蓝蓝的同题诗。但是我心里还有很多可以拿出来做书名的同题诗，后来为什么确定了这个书名，有这样几个原因。首先，我很受八十年代赵毅衡老师一本书的影响，他那本书叫《远游的诗神》，而且恰恰他提的几个诗人都是男性诗人，谈中国早期二十年代初到三十年代，比如徐志摩、戴望舒、卞之琳这样一批人，他们如何受到西方诗歌的影响，我想形成一种对话、一个呼应。另外我们知道女性现代生命经验是离不开死亡的，人生死亡的终极，死亡的指向是什么？现代女性的这种自我觉醒，包括她这种犀利的对人性的洞察，对生活的一种批判，她又如何在诗的海洋中，如何向纵深的海面去探挖，这也是我在写作中不断要自我思考或者自我提问的方向。
关于这套书还有很多敞开的空间，比如现代还有一些边缘的女诗人，我已经有了书名叫《沧海遗珠》，现在基本上完成了一半，正在写。就是陈衡哲、方令孺、陈学昭、白薇、关露、王梅痕、莫耶这样一批女诗人，她们处于所谓的边缘，但是她们各有艺术的独特性和不同方面杰出的贡献。我想把她们的创作历程集合到一起做这样一本书，现在基本上以期刊为底蕴。
还有一本写的是像今天在座的安琪，还有娜夜、李南、郑小琼、林雪、李轻松这样一批诗人，是当代卷的续本。因为这套书独立的书名设计就很容易拓展，所以它是敞开的诗歌史。所以我说今天不是总结，我也希望有更多的朋友来加入我们撰写的队伍。
回到最后一个问题，我为什么要从先秦写？我给大家一个数据，其实中国最早的文学妇女是可以和男性比肩的，不输须眉，而且很多最早的山歌，大部分都是从女子的口中流传下来的。比如说南音和北音之始《燕燕歌》《候人歌》等等，包括先秦《诗经》里的《载驰》，可以考据的《诗经》里有二十多首是出自女性的诗歌，这是上古时期，一句话，简而言之，其实是中国女性诗歌的一个高地，我们从世界的视野来看，任何世界的历史都没有这样一个早期的高地，无论从艺术成就，还是时间的溯源，都根本无法和我们相媲美，这是中国的独特性。
所以我要想将这样一个早期的高地，让更多的人，让世界的诗苑看到我们诗歌演绎中的辉煌。另外女性诗歌从魏晋时期逐渐成为文人士大夫的镜像，尤其到了元代是低谷；我们再往上说，唐代是中国文学的鼎盛时期，但是很奇怪，它恰恰是中国女性诗歌的发展冰点，有史可考的也是我刚才提及的这样几位女诗人。到了明清之际，我想重点提出一个数据，它就有一个中兴。明清之际，我和我的古代、近代卷的作者赵雪沛老师做过一个统计，目前可以考据下来的有3918位明清之际的女诗人，她们出版的诗集有两千多部，从横向上看，与同时期的日本室町时代、江户时代的文学，或同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时期的欧洲文学相比（他们的创作多以小说见长），没有几个国家能够有我们明清之际这样庞大的女性创作队伍，无论是在诗人、诗集数量上，还是群像与个体的双丰硕发展状态上，它们都难以比肩。到了近代，我们说历史的发展常常呈现一个抛物线，确实到了近现代，中国女性诗歌创作的成绩就又呈现了一种下滑，回到八十年代就出现了又一次的蓬勃发展，以至于当下我们说中国的男性诗歌，男诗人作品和女诗人作品是不分伯仲的，所以我想把我刚才梳理得非常粗犷的发展轨迹，以“史”的方向这样一种线索呈现出来。
《中国女性诗歌史》（三卷本）
吴思敬：在中国的几千年诗歌史上，包括文学史上，闪耀着光芒的女性诗人的名字，大约只有寥寥的几位。像蔡文姬、李清照、朱淑真等，大多数，绝大多数女诗人的名字被埋没了。我举一个例子，在宋代的时候，有一个女诗人没有名字，但是她的丈夫叫郭晖远，所以我们就称她是“郭晖远之妻”。有一次她丈夫出门了，出门以后给她写了一封信。她打开这封信一看，不是信，而是一张白纸。丈夫太匆忙了，寄回来一张白纸。一般人都会很生气地抱怨一声，太马虎了，就过去了。但是这位女诗人由这件误封白纸的事，触发了一首诗，她怎么写的呢？“碧纱窗下启缄封，尺纸从头彻尾空。应是仙郎怀别恨，忆人全在不言中。”
这位女诗人由生活中误封白纸这样一件小事，触发了诗情，而表达了她对丈夫的款款深情。诗写得非常好，这个女诗人非常有才华，但是她的名字没有留下来，我们知道她是郭晖远的妻子。可以说在我们文学史上，被埋没的女诗人何止这样一位宋代的女诗人，太多了。这种情况基本上一直延续到近代，甚至到了现代阶段，“五四”之后有一些女诗人开始写诗了，可是在一些教授讲课的时候，很少讲到女诗人，即使点到的，也只像冰心这样的个别诗人。所以可以说直到三四十年代，在课堂上都很少讲女诗人，特别是新诗史上的女诗人基本不会涉及。这种女诗人被忽视、被埋没的情况，直到历史进入了新时期，才有了根本的改观。
进入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舒婷的出现就像一个报春的燕子，宣告了女性诗歌春天的到来。从她以后可以说女性诗人层出不穷，众多的女诗人在我国的四面八方都出来了。过去讲“妇女能顶半边天”，今天的诗坛女诗人顶了半边天，甚至于多半边天。女性诗歌创作的繁荣，它为我们进行诗歌研究，特别是女性诗歌研究提供了最好的基础。但是在这之前，我们只有对女性诗人的个案研究，把女性诗歌看成一个整体进行综合性的研究，在以前是没有的。转折点是在1995年，当时在北京召开了第四届世界妇女大会，就是第四届“世妇会”，当时在北京的怀柔召开，这件事是个大事，它不仅是我们国家的女性精英、女性研究者参加，而且它对文学各方面都有所触动，就是在1995年的“世妇会”的启发和推动之下，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和首都师范大学举办了我们国家第一次“女性文学研讨会”。这次研讨会上，第一线的青年作家都参加了，当时陈染、林白、张抗抗，都是很年轻的；还来了很多学者，成为一个规模很大的对女性文学研究的会议。
就在这次会上，酝酿成立了一个研究机构，就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女性文学研究中心，这个中心的成立使我们的女性文学研究者有了归属，有了统一的协调机构。所以在这之后，基本上维持两年一次的频率，召开了全国性的女性文学研讨会，就是从1995年以后开始的。
到了1996年，我们《诗探索》编辑部组织了可以说全国第一次女性诗歌研讨会。女性文学研讨会是包括小说、散文在内，这次我们专给女性诗歌做的研讨会，请了当时的女性诗人，还有女性诗歌的研究者，特别是来了很多女学者，可以说是一次盛会。在这次会议之后，我们在《诗探索》上把主要的论文编出来，成为第一个女性诗歌的研究论文的专集。由这儿开始，我们女性诗歌的研究，可以说既有阵地，又有一个组织机构的保证。我们更多的诗人，特别是女性学者投入了女性诗歌的研究。孙晓娅教授实际上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来到了我们首都师范大学，她从北师大博士毕业以后来到首师大，成为我们中国诗歌中心一个重要的研究人员。当时我们首师大诗歌中心，她来的时候正在做一个重大项目，就是十一卷本的《中国诗歌通史》，这项工作到了2012年，十一卷的《中国诗歌通史》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件事应当说对晓娅有重大的启示，她就觉得我们做学问要抓重大项目，不做则已。从这儿她可以说就立下了决心，要给女性文学写一部史，在我们首师大大环境的影响下。
大约是在2015年前后，她就开始着手这部诗歌史的写作，她先后以国家社科基金和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项目的名义，申请了几个以女性文学为中心的项目。一边做项目，一边进行她对女性诗歌史的全盘思考。经过十年的努力，今年2025年终于推出了，这可称得是“十年磨一剑”，而晓娅也正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奉献了她的青春，把她的智慧凝聚在这部诗歌史当中，为我们文学上被埋没的女诗人恢复了名誉，给她们应有的地位，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贡献。这是我今天要说的第一点。
第二，这本《中国女性诗歌史》的出现，改变了女诗人在文学的整体面貌，所以她直接地推动了或者说促进了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因为刚才说到，我们历来的中国文学史对女性不是说完全没有，仍然对一些重要诗人是有所叙述的，但比起男诗人要差很多，而现在它的启示就在于我们未来的文学史家，如何把女性诗歌，从先秦到现在的不同历史阶段的女诗人，给她们在文学史中应有的地位和应有的充分的评价。我想她的这部《中国女性诗歌史》对未来的我们下一代，对未来的文学史写作，影响是深远的，这也是这部《中国女性诗歌史》的独特价值所在。
第三，在女性的思想文化史的建设上，具体来说就是在女性学的研究上，这部书也有它的特殊价值，因为晓娅这部书实际上是以女性的性别为视点，来观察文学现象。所以她的这种女性的特殊性别角度，使我们发现了在历史上众多的女诗人的精神历程，她们的创作经历，而这种精神历程创作经历恰恰就把我们多少年来女人为什么被埋没，在今天如何恢复女人在历史上应有的位置，把女人的创造精神、精神履历呈现出来。晓娅这部书应当说呈现了很多女作家、女诗人的精神履历，她所触及的这些内容，一方面是我们一些男性文学史家没有注意到的，也可能是我们当下女性学研究者要关注的，因为女性学是一个很广义的学问，它不只涉及文学，方方面面，包括女权运动都会涉及。而晓娅从诗歌的角度，把女性诗人的精神履历、创作成果展示出来，这对于未来女性学者的写作也是有重要意义的。
第四，这部书的作者采取了个人写史的这种方式。晓娅这部书前两卷完全是她自己的作品，第三卷是和赵雪沛老师合作。但是总体它的设计全是晓娅大的思路，晓娅这种创作形式就是一种个人写史。我们知道文学史写作当中有两种作者模式，还有一种是集体创作。首师大推出的《中国诗歌通史》是十一卷，由十一位主编通力合作搞成的，当然这是一种形式。在当前条件下，要由一个人由先秦写到当代，那么庞大的体系也是有非常大的困难的，所以采取集体写作，各位主编都是每一阶段的研究权威，组合在一起，也有它的力量和价值。但是晓娅的这种写作，个人写史，我认为是一种勇气，一种很大的承担，因为三千年，不是说一天两天，光资料想起来都是很发怵的，浩如烟海。一个是女性诗歌的文本，通常我们写还要找到最早的原始文本，找这个资料那就费了大劲了，不光古代的，包括现代的也是如此。所以我觉得晓娅在资料方面下了大功夫，有的资料还要梳理、辨别、去伪存真，还要爬梳剔抉，最后提炼观点，直到完成最后的写作，一步一步要付出非常大的劳动。
因为我们是同事，所以我知道这些年晓娅为了这部文学史，可以说把很多事情都耽误了，或者她一切的中心就是为了全力拼出来，没有这种拼搏精神，就不会有这部文学史。所以我对晓娅的努力，晓娅的拼搏，晓娅的成长，感到由衷高兴。我岁数比她大一些，所以要学习她的精神。在此，再一次对这部书的出版、对晓娅表示祝贺。
孙晓娅：非常感谢吴老师，他对我的学术理路做了非常细致和清晰的梳理，有一些细节也让我回到了昨天。刚才吴老师说的有一点，作为女性学者，我做女性诗歌史是不是有什么优势，我其实有一点，我自己感受，同为女性这种感同身受的能力和这样一个机缘，比如对女性身体的周期，女性的责任、身份，关于女性的这种自我的意识确证，这些方面可能确实比男学者、男性要有一定的先天优势。今天我也是非常高兴请来了张莉教授，张莉教授同样是一位女性学者，是非常优秀的，她是多年来深耕于女性文学研究，在这方面她的成果，我尤其喜欢她的《持微火者》，这也和我最初说到谢老师这种传薪续火有一种暗合，接下来有请张莉教授。
张莉：因为我做女性文学研究，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作为同行，我也深深能够意识到做这样的女性诗歌史的困难。因为说实话，虽然我做女性文学研究，但是我做诗歌研究方面非常少，我对做诗歌研究的老师有一种莫名的崇拜，因为我觉得研究诗的老师首先要有诗心，要有诗性，自己要有诗意，所以我刚才听师姐在这里讲她写作的时候，我觉得她自己本身就是一个诗人，我为她感到高兴。还有是就在她写诗歌史的过程中，我觉得她完成了诗歌研究者的成长。
我自己也读了《中国女性诗歌史》的三卷本，但是坦率来说，我并没有一字不落地读完，因为我拿到三卷本时间有点晚，但是我看三卷本的时候就在想，刚才吴老师讲了一个特别动人的故事，就是古代女性诗歌的创作，刚才晓娅师姐也说了，有很多中国女性写作者，她们在古代是不被看见的。我当时想到一个问题，大家看到这个三卷本是上千年的文学史，但是古代文学史只有一卷，现当代一百年有两卷，每卷本其实都是大约35万字，所以也就是一百万字的诗歌史中，古代文学只占了1/3的篇幅。为什么？因为这些女性她们在历史上，她们的写作是不被正视的。大家知道写作、书写是一种权利，这些权利是有些人可以写诗，有些人是不允许写的。就像刚才说的那位妻子，她怎么能够被大家发现，是因为她的丈夫把这首诗发表了，否则她也没有发表权，所以很多女性写诗是在家信、家书中，她们的家人把她们的诗再二次流传，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才能看到，如果她的家人不允许她写，就不会流传下来。
我看第一卷的时候首先翻到李清照，因为李清照对我们来讲，她就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那颗明珠，因为她写得好，而且她非常棒地出现在中国文学史上。中国古代文学史，无论你是不是写女性文学，你必须提到李清照，如果你没有提到李清照，中国文学史就是不完整的。所以通过李清照个案就会发现中国女性写诗歌，如果她们被允许写诗，如果她们的诗歌足够有空间，如果有平台可以发表，她们的写作才华是可以与男性比肩的，即使是在古代。但是李清照又是多么多么珍贵，她是文学史上的奇异，她是一个个案，因为她首先要命好，她有一个爱她的爸爸，非常为她的才华感到骄傲的爸爸。然后她长到18岁，她要遇到那个爱她的男朋友、丈夫，她丈夫还要允许她在结婚之后写作，而且愿意把她的诗作和各位同行分享，在这样的情况下，她才可以完成且不断地被流传，当然最重要的是她的才华，她的勇敢，她要表达她想要表达的，所以你会知道“绿肥红瘦”“人比黄花瘦”，这些属于女性的视角，女性的声音，女性的表达，任何一个男人也写不了，但所有男性同行都觉得她写得好。我们知道一个传说，赵明诚把他的诗和李清照的诗都放在一起给他的朋友看，大家都知道是李清照写得好。不用说男人写的还是女人写的，只要放在一个匿名的空间里，女性这位写得好。
所以从那个角度上讲，你会知道中国女性是有诗才的，只不过几千年来被埋没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讲，晓娅师姐做了一个非常卓越的贡献，就是她把历史上所有那些默默无闻的，今天我们能够查到的优秀女诗人聚拢在一起，哪怕只有一卷，也要让更多的人看见她们，所以我们才有这样的机会有幸得以窥见中国古代从先秦一直到明清，这样一个时间段里那些写过诗作的女人们，那些写过诗作的姐妹们，虽然她们的诗在当时没有被看到，也可能在当时没有得到公正的评价，但是今天只要我们看到，我们应该给她们公正的评价。
所以我认为，这部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意义就是晓娅师姐她带领我们重新看见中国历史上、中国文学史上那些卓越的女作家们，那些女诗人们，我觉得这一点特别了不起。
近一百年来中国女性的地位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就是从“五四”开始。“五四运动”重新发现妇女，重新发现儿童，女性即使她不是妻子，即使她不是女儿，即使她不是母亲，她依然拥有人的权利，人的主体性，所以男人不是标准，男人和女人都是人。在“五四运动”开始之后，中国女性可以拿起笔写作，她可以拥有写作的权利，她有发表的权利，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看到文学史在发生变化。所有的女诗人，她们的诗作不断被发现，不断被发表，所以你会看到现代文学史上，我们有35万字那么多的女作家被看见了，这个不是发掘，这个在当时的文学史上就有那么多的人看见，当代文学史更是了。
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可以看到近一百年来中国女性生活所发生的变化，它直接促进了中国诗歌创作的变化。我刚才说诗是高级的，并不是说因为我的师姐写了一本诗歌史，而是因为整个文学创作里，我们都知道诗是最难写的。现代白话文写作最容易写的可能是散文和小说，最难写的是诗歌，因为诗歌需要凝练，需要一种诗意，需要一种意象的传达，所以它的写作技术是高的。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会看到，尤其是新时期以来，或者八十年代以来中国的女性诗歌进入了一个高峰，包括刚才吴老师讲到的舒婷。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欢，我们知道所有人都喜欢舒婷，舒婷在我们今天文学史上所意味着的就是好的诗歌，女性的诗歌，女性的声音。我们看到这里面也提到了翟永明，刚才我们看到翟永明老师的表达。女性诗歌史要写她，但是如果问中国当代诗歌史要不要写翟永明，当然要。所以我们会看到你重新看见那些女性，但同时在看见过程中，你会意识到中国女性她们的创造力，她们的文学才华在今天得到了充分的，或者在未来还会得到更充分的展现。
所以我自己在读三卷本的时候，我最大的感慨，一个研究者他最大的幸福是什么，最大的幸福肯定是做前边没有人做，但是我可以用我最大的努力，把它做到我目前能做好的样子，我想在我看来，目前就是孙晓娅老师竭尽全力带给大家最好的中国女性诗歌史。我相信，她最大的幸福可能是和这些女性写作者们获得了情感的共鸣。我看文学史，包括她前面讲到的薛涛、上官婉儿诗歌的时候，我常常想到一个问题，如果我们生活在唐朝，生活在明朝，生活在清朝，你是一个有才华的女性，你能够出来吗？出来的可能性太小了，所以一方面我是感到自己作为现代人或者当代女性的幸运，另一方面，用情同此心、情同此理这样的角度重新理解这些作家才华的时候，我觉得作为一个女性的修史者，孙晓娅老师她其实更贴近她的写作对象，她完成了一个文学史上女性诗歌共同体的构建，所以我觉得这也是非常了不起的。所以我刚才说她也许有一天会成为一个诗人，所以我也很期待她有一天写出属于她自己的诗歌。
当然我也要说三本书的书名《月满西楼》《诗的女神》《漂往远海》，我觉得这三个意象都把握得很好。“西楼”注定了这个女性的地位，女性的生活空间。《诗的女神》，从这个时候我们知道女性开始写作了，但是我觉得这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平等意义的写作，因为有“诗的女神”这个词，但是没有“诗的男神”，因为男神根本不需要强调，他们无时无刻不在写作诗歌。为什么要强调诗歌女神？是因为此前没有，所以通过这样的方式告诉大家，女人开始写作了，所以我相信21岁的冰心写下《诗的女神》的时候内在里面有一种骄傲，看，我也是在写作的人。但是真正平等意义上的诗歌写作，它一定是在全民写作的基础之上，所以我非常喜欢的第三个名字《漂往远海》，它告诉我们女性内心的天地有多大，我们的诗歌笔触就有多宽广，哪怕你是一个行动不自由的诗人，比如我们知道有一些女诗人，虽然她的身体残疾，但是她一定能够打到我们灵魂的远处。
孙晓娅：张莉教授非常敏锐，她经常可以发现很多被潜伏的优秀的作家，这是她在现场女性文学非常优秀的贡献。我是一直尊敬她的工作加能力，我想把我自己的能力转到历史的文学史中被湮没的女诗人上。就着刚才张莉老师说的，我们确实要发现，去打捞。和刚才吴老师说的例子对应的，我还想讲一下贺双卿。贺双卿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地方，我和香港一位学者做交流的时候，我是从他那里得到信息，然后才找材料的。他说美国有一位学者Paul Ropp出版了一本书Searching for Shuangqing，China's Peasant Woman Poet，还有中国一个女学者，这个我自己早就读过了，叫杜芳琴，她也写过《寻找贺双卿》。两个人专著出来之后，都到过贺双卿的老家金坛，得出的结论是，美国的学者和胡适的考证是一样的，贺双卿是查无此人，这是历史的一个虚构。
还有一些学者得出的结论是贺双卿确有其人。我是持后者的态度，但今天因为时间有限，我不能更多去讲。贺双卿是谁呢？这也是让我做这个工作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她是田家女，用我们现在来说就是打工者。或者说打工者都不是，就是田间劳作的女子。就像刚才张莉老师说的，她们写作条件差到什么程度，她以叶为纸，以粉为笔，所以她的很多作品现在唯一能够追溯到的就是《西青散记》，在这里面我们能找到她二十多首诗，也是当地边缘文人、男士，和她有交流，或者欣赏她。就像很多人赞赏柳如是一样，有陈子龙，有钱谦益，可以给她做更多的唱和和文本的推广，甚至明清之际，很多男性士大夫出来给女性做刊印工作，推广工作。
贺双卿不幸在于她所嫁非人，让我想到我们说婚姻不幸诗家幸，比如叶嘉莹先生她是典型的例子，贺双卿也是一样，她的夫家是暴夫恶姑，她的丈夫可以恶到什么程度呢？田间劳作的农妇但凡送饭稍微晚一点，什么也不去讲，我先揍你一顿，她要恪守妇道，即便这样，她依然没有任何的反抗能力，所以最后二十多岁就走了。
她的经历让我想到了白薇，她的婆婆恶到什么程度，会因为她的一点小过失，把她的耳环拽下来，这些历史上都是有记载的，她的脸是流血的。让我想到我在指导学生写白薇的时候，我说女性最让我痛的是白薇，她的婆婆曾经把她的脚筋打断了。
这两个就是异时空的女性，她们经历了这样悲惨的婚姻，但是她们的诗文和她们的生活既有贴合，又有这样一种隔离，诗文带给我们的是另外一种文笔，她的文笔非常清新，可以看到对田间、自然这种书写。我们说中国女性，你读她们的诗歌，就可以看到她们的日常生活史，你可以看到地域史，可以看到她们的精神史，看到她们的诗性的变迁。所以贺双卿让我深深感到，这个工作要尽早去做，而不要给历史留下更多的遗憾。
就像我在写作过程中，作为写作者我们有很多撰写的优势，比如说写郑玲的时候，有很多无从考证的，包括她当年因诗受难的一些无法写诸历史的一些细节，我就得益于她的先生陈善壎老师，陈老师他现在在病床上还在看我们的直播，他说但凡我能来，我都想到现场来。他们的副文本，比如他有很多旧体诗词，其实就是郑玲老师正文本的一个注释，通过陈善壎老师的旧体诗词，我们能对郑玲老师做一个更丰满的人生和诗词向度的补充。
再比如像翟姐，翟姐很多诗一些细节，比如她写《母亲》的时候，究竟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中各有说辞，我就可以作为一个同时代人去求证翟老师，询问你这个写作的背景，然后我做一个考辨。
另外要说到舒婷老师。我和舒婷老师一起去美国参加一个中美诗歌交流活动的时候，她和我讲，“晓娅，很多人不知道我的橡树，以为真有一个橡树在那里，我由这个橡树来写，其实不是，《致橡树》是我当时看到一个日本的动漫，一个狐狸在橡树底下，由此而写出，不是一个实有的植物。到了美国的时候，最让我感动的是，很多在美的华人会说这样的话，舒婷老师，你改变了我的婚姻，因为你的《致橡树》，我的婚姻都发生了变化。”这是现场的、在场的这样一些资料、史料，我想如果不是把它通过这样一种方式留存，可能我们的后人还要考证这个人是不是真实存在。我只是打一个比方，当然现在这种大数据的时代，可能不存在这样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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