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新尝试——张隆溪的“中国自主意识”

当前“重写”的呼声响彻世界，而“重写中国文学史”是“重写文明史”运动的一个侧影。它是文明互鉴观念所催生的理论、话语和学科自主创新的最新实践，社会各界特别是学术界推出了很多重要论著或调研报告，对于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都有不同程度的贡献和借鉴意义。其中，张隆溪的《中国文学史》以自己的独特方式，面向英语读者讲述了中国文学的数千年故事，搭建了文化交流的双向桥梁，对不同文化背景的读者群产生了共鸣影响。2024年，作为回译的《中国文学史》中译版，经由东方出版中心出版，从其热销状况能看出，本土文化读者群特别是大众读者也是喜爱这本书的。这里主要谈谈这本书在“重写”浪潮中的自主性和自主意识问题。

张隆溪的《中国文学史》在重构中国文学叙事的过程中，体现出鲜明的“中国自主意识”。这种自主性并非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以全球视野为底色，通过跨文化对话、理论反思与历史重释，彰显中国文学的主体性与独特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双语文化互文的全球传播策略

张隆溪的写作初衷是推动中国文学经典成为“世界文学”的一部分，其核心策略是主动向外输出中国文学价值，而非被动接受西方视角的审视。他选择以英文撰写此书，正是基于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言的现实考量，试图通过翻译让中国文学突破本土语言的局限，进入全球流通领域。而作为“回译”的中译本，书中保留了大量中国文学作品的英译文，形成“双语并读”体例，既服务于海外读者的认知习惯，也为中国读者提供对照视角，从而在双向翻译中强化中国文学的普世性与独特性。书中所涉及的古代和现代文学作品的英译文，其质量是经得起仔细推敲和静心品鉴的，它们注重译出这些文学作品的中国审美神韵，而非简单地换一套外语的马甲，向英语读者最大程度地传达了中国文学的原初形象和精神底蕴。

这一策略的自主性体现在：不同于传统汉学研究的“他者化”视角，张隆溪主动掌握叙事话语权，以中国学者身份直接向世界阐释中国文学，而非等待西方学者“发现”。正如他借唐玄宗《题梵书》诗自喻“鹤立蛇行域外传”，即通过外语媒介传播中国文学，但内在肌理仍然是中国思想文化的深层逻辑。而《中国文学史》的中译本，旨在向中国大众读者展示中国文学史如何进行全球传播的“张隆溪范式”。这种范式既不同于俄国王西里、英国翟理斯、日本古城占吉、德国施寒微等早期汉学家的“中国文学史”，也不同于21世纪以来美国孙康宜和宇文所安主编的两卷本《剑桥中国文学史》、德国顾彬主编的十卷本《中国文学史》、美国梅维恒主编的八卷本《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欧美汉学家的编撰视角和立场总体上反映出比较明显的“欧洲中心论”意识，在进行中国文学研究和书写时，站在西方价值立场、知识传统、思维方法和评价标准来编纂中国文学史，体现鲜明的“欧美优越感”。而欧美汉学家的这种写法深深影响了中国本土学者的书写模式，几乎成为历史共谋的思维套路。

近期的汉学家也深感其弊端，试图调整为以中国视角看待中国问题，但难免不切实际地夸饰中国文学和思想文化，这实际是变相的失真写作；即使是努力克服欧洲中心主义的文化偏见，却受西方学术训练所固存的文化心理惯习而仍隐伏着“汉学主义”特征。而“汉学主义”本身包含着东方人作为弱势群体的卑微、愤恨和扭曲，又残存和纠缠着“东方主义”的潜在迷恋。

张隆溪身为中国学者，但深耕中外比较文学，其国际化思维方式早已形成习惯。张隆溪范式，就是体察英语读者对中国文学的实际接受情况，以世界文学视野，推介以作品为主体内容的最基础的中国文学演绎史，呈现他眼中的中国文学精髓。这种范式，不再是文化二元对立，不再是阐释接受的单维迎合。将英文版回译成中文版，其中一个作用是，让中国读者群知晓，英语国家那些零基础的普通读者群目前具有怎样的接受水准和心态，设身换位领略不同文化语境下的接受特征，以期唤起全球文化传播意识。张隆溪重写中国文学史所体现的自主意识，最明显的就是这种“双语文化互文”的传播策略，中译本采用作品选文的双语对照，正是对文化交融的内在逻辑与双向互动的追求。

二、跨文化对话和文明互鉴中的主体性建构

在阐释中国文学时，张隆溪固然兼顾了英语读者的文化接受习惯，但并未简单套用西方理论，而是通过中西思想的“意向互补”，在对话中凸显中国文学的独立价值。例如第一章《先秦时代与中国文化传统基础文本》，讲述《淮南子》对仓颉造字引发的“天雨粟，鬼夜哭”神异事件，引了东汉高诱注的解释。张隆溪认为，高诱注里提到的“锥刀”代称文书案牍一类的工作，《淮南子》的言论与注释“显然是出自道家观点，以自然之本朴高于文明之巧伪和虚骄，而在这种情况下，口说之言自然也优于书写之文字了”。关于口语和文字的优劣问题，他认为中西方哲学都有贬低书写文字的倾向，并举《斐德若篇》的相关表述为例，说明柏拉图同样对书写文字不屑一顾。柏拉图说写作提供的不是真正的智慧，只不过是智慧的表象，即作伪，“而这正是道家之所以摈弃书面文字的原因，即书写文字导致巧诈和虚伪，失去质真与素朴”。此章针对这个问题补加脚注，认为德里达所批判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与老庄的“道”论颇似。他让中国原创的“道”与西方的“逻各斯”形成跨文化对话。当然，他并不认为两者相契无间。从书中对儒家和道家等先秦基础文本的论析来看，中国文学中的“道”更强调自然与生命的流动，而非逻各斯的理性中心主义。这种比较并非依附西方框架，而是通过差异凸显中国思想的独特性。

汉字构成的表意文字系统，如甲骨文、青铜铭文，是汉字书写的最初形式；汉字系统是全世界最古老而持续使用的书写系统，具有异常强大的凝聚力，使得当代读者依然可以阅读两千多年前的古籍，甚至深远地影响了东亚的“中华文化圈”。该书将“道”作为贯穿中国文学的核心哲学概念，与西方“逻各斯”形成对话，并以“道”统摄文学史脉络，坚持了汉字书写系统对于中国文学的根基性作用。比如分析中国诗歌概念的生成过程，声音、音乐和文字的联系由紧到松，从口耳相传到最终以书面形式固定下来，《诗经》就这么成为经典文本。该书进行大量文本解读时，更是渗透了中国传统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中的潜移默化，引导中外大众读者去感受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的紧密联系，品察中国文学独特的文化价值和精神内涵。同中存异，这显然在中国文学的国际传播中秉持了一种中国自主意识。

张隆溪在文明互鉴的同时，讲究文学史叙事的双向文化互动，打破单一区域线性描述的历史观，让中国文学与异文化形成内在呼应地交融。比如对佛教经典早期汉译情况，花了不少笔墨叙述《四十二章经》传入中国的情况，穿插安世高、支娄迦谶的汉译佛经活动。表面上看，叙述佛经汉传过程，似乎游离了中国文学的发展主线，但中国文学与中国文化不无关系，讲述魏晋以后的中国文学精神，必然涉及佛教思想因素的考察。还有日本遣唐使的文学活动，也是从文明互鉴和文化交流的视角，让文学史的叙事打破“文化中心论”，既展现中国文学的开放性和辐射性，又强调其对外来文化的转化能力。张隆溪在不同章节描述了阿倍仲麻吕（晁衡）与王维、李白以文学为媒介的交往情谊。可以说，该书提供了中外文化“交往、交流、交融”的文学文献，揭示唐代文学如何通过对外交流强化自身的主体性，而非单向接受外来影响或单向输出文化的形象。

三、作为普及性读本在重写浪潮中体现自主编撰特色

梳理国内较有权威性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可以发现，基本的学科知识体系在形式上已然建立。大致包括：一是文学史的起源和发展，从先秦文学直到近代文学等几大时段划分，再续之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下级学科划分也由此形成。二是文学流派和代表作品，涵盖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等，以及各时代典型的文学集团。三是文学创作理论和批评方法，如《文心雕龙》《历代诗话》等内容。四是文学思潮和文学思想，如唐宋的士人文化、明清文学的理学元素、建安文学、唐宋派等。五是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和作品，塑造经典作家作品如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等。六是文学史与社会历史的关系阐释，如文学作品对社会历史的反映和影响等。七是主流文学样式与通俗文学兼顾。八是文学史的研究方法和学术动态，如文学史的编纂方法、文学史研究的新动向等。流行教材大体上形成这样的编写范式，只是各有侧重点和若干特点。不过，汗牛充栋的中国文学史教材均隐含着源自亚里士多德形式与质料的“二分法”固习，其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的两大版块阐释模式的痕迹较为显著，这使得分析、描述、诠释、归纳中国文学时呈现出单调意味。在重写中国文学史的浪潮中，不少学者也在思考新的书写模式。

张隆溪的《中国文学史》体现了在编撰理念上的自主意识。它在筛选作家和作品方面参考了章培恒、骆玉明和袁行霈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教材，而在切入点方面则考虑了欧美汉学家从中国语言文字和先秦文化思想根基入手的习惯，从而确定了从文字到文化再到文学文本的讲述模式，由此潜伏着中国文学如何主动参与世界文学书写的意图。相较于国内主流文学史的翔实的考据，张隆溪有意弱化社会背景的铺陈，转而聚焦经典作品的跨文化阐释，努力平衡文学史材料的简化与深化之关系。例如以“素朴的诗”与“感伤的诗”概括唐诗与宋诗的差异，既借用席勒美学概念，又融入对中国诗学内在脉络的把握。又如在讲述唐代文学的生成特点时，他特意指出，在唐代的诗歌与各种文学形式中，经常出现“碧眼胡僧”及其他舶来形象，“他们那些有别于中土的风俗和生活方式、音乐、舞蹈与文化特征，都在这样开放包容的中国文化上留下了印记，令其更为丰富多彩”。再如对元代戏剧《赵氏孤儿》的评析，着重以此为例来强调中国文学通过传教士的翻译进入全球视野的主动性；从全球文化交流的角度，梳理《赵氏孤儿》由马若瑟、梅塔斯塔奥、伏尔泰、墨菲到儒莲和芬顿数个世纪的欧洲传播简史，显现其重要的文化交流意义。如果说张隆溪《中国文学史》英文版是让英语读者领略中国文学的世界性，那么中译本则是让中国大众读者能够管窥中国文学的世界身影。这种写法在中国学者以往的中国文学史书写中是不太明显的，而这正是本书的“重写”价值所在。

再者，在诠释作品过程中，张隆溪以自己的阅读感受和经验来评析作品的审美特点和思想价值，坚持做出自主判断。例如对王安石《明妃曲》中“意态由来画不成”的赞誉，聚焦其突破传统伦理叙事的艺术创新，回避了南宋以降的夷夏之辨争议的讨论，实际是淡化狭隘民族主义情绪的泛滥导向，回归文学性与审美价值的评判。再如对晚明李贽及其作品的评述，重心放在具有普泛意义的自由精神上，把李贽与古希腊的苏格拉底相提并论，褒扬一种共同的为理想为信念而勇于献身的自由精神。对《红楼梦》的解读，侧重揭示曹雪芹对生活与想象、梦幻及现实关系的自觉叙述，认为红楼的梦幻世界是曹雪芹对记忆与优雅的诗意呈现；把握小说里面的预言谶语构成的命运主题这个逻辑线索，认为小说展示女儿国里美丑爱恨的社会全景。梦幻和命运，是世界文学史中很重要的文学主题，由此联想到霍克斯、闵福德的英译本流传情况，提示中国文学的世界属性。这种自主判断意识，上例只是略举几片花瓣，读者自可发现更多有意思的论断。

总而言之，张隆溪的《中国文学史》在中国文学史重写浪潮中体现了较强的文化自信心，其文学史叙事格局宏阔，将数千年中国文学的文化根基、精神底蕴和审美品质展示出“世界文学”属性。毫无疑问，作为面向中外大众读者的普及性读本，其所持的跨文明对话的书写视角、重写文学史的自主立场，以及对中外文学交流的重视，都是值得理解和尊重的，为重写中国文学史提供了一种新的尝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