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一般我们常见的著作文章不同，《一个船长的渔捞日志》（以下简称《日志》）的作者吴南清，不是记者作家，也不是专家学者。他生长在浙江象山半岛石浦渔港的铜钱礁，是个世代的礁民，出海的渔民。12岁小学毕业，就和海岛大多数男孩一样，帮助家里生计。他学会了摇舢板，给进港的渔船运送淡水，米肉蔬菜和黄酒，直到六年以后，成为石浦渔业社的社员出海捕鱼。
从1972年4月17日春汛上船，成为渔民的第一天，到1983年12月21日，前后十年，吴南清以惊人的毅力，记录每一天的渔船捕捞、海岛生活，留下了13本笔记，50多万文字。而这十年，其间经历1976年粉碎“四人帮”，1978年迈向改革开放，中国社会翻天覆地。在此时代背景下，传统的近海渔业捕捞，开始向现代化渔业转型，《日志》留下了一份不可多得的海岛生产生活全景记录。
记录《日志》的笔记本之一 摄影：高子华
宁波渔文化促进会副会长何其茂致力于海洋渔业研究，在海岛调研时得见《日志》，敏锐地意识到其蕴涵的多重价值，组织人力整理这些纸张已经发黄变脆的笔记。透过《日志》直白、有时甚至并不很通顺的文字，强烈地感受到，在海岛社会，世事、渔情、民风纠缠聚散，呈现出生生不息的韧劲和活力。在传统中国社会农耕文明的主流叙事中，海洋社会往往被忽略遮蔽。《日志》以一位普通渔民的视角看世界，记录其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的所见所闻所感，其厚重独特稀缺的价值，值得从渔业经济、海洋文化和社会学等方向进行挖掘研究。
一、渔事
渔场就是渔民的诗和远方。在传统的海岛社会，渔民捕捞生产在渔场，渔船既是生产工具，也是生活场所。随着四季轮回和季风、洋流变化，沿海的鱼群会进行大规模有规律的迁徙，这就是鱼汛。对海岛渔民而言，这是每年的收获时刻。
出海捕鱼两个月，在1972年6月20日《日志》里，吴南清细述，“早晨海面雾很紧，行驶的时候只能看到几对船，5点10分，雾突然散了，天上一片黑云叠叠层层，天像要压下来，连着海面一片漆黑。这时风来了，西北风有6-7级，下了点小雨，渔船都下了帆，准备着大风的到来。过了一会，黑云走过去了，风也静了些，天气晴朗，不像刚才那样难看。风力降到5级左右，大帮船依旧朝北偏西行驶。”
在《日志》里，这是少有的对于航海历程的描述。一位年轻渔民初闯大海的新鲜敏感，海上捕捞的凶险莫测，尽显字里行间。但《日志》更多的文字，是对一年四季捕捞过程枯燥单调的记录。
中国东海曾以拥有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和乌贼“四大海产”闻名于世。依循汛期，渔民在散布于汪洋大海的渔场下网捕捞。大黄鱼俗称“大鲜”，旺汛在每年的立夏至夏至，带鱼是冬汛的主角，鳓鱼鱼群游过，洋面泛起雨点般的水花，渔民叫作“鳓鱼泡”。
《日志》记载渔场涉及的地理名称有洋、山、岛、礁、屿、沙等，北到江苏吕泗洋，南至福建闽东海域，东抵舟山中街山列岛，这是当年机帆船动力所能抵达的最远距离。渔捞时节，经常鱼获满满的庙子湖等海域，是舟山渔场的核心区域之一。前些年，因为韩寒在此地东极岛拍摄电影《后会无期》，影片里海岛的旖旎风光，和电影插曲“东极岛，东极岛，大陆最东的岛屿”的优美歌词，让这个当年的著名渔场，变成了网红岛屿。
“清早船儿去出海，晚上归来鱼满舱”。早时光，就是石浦渔港周围海域，鱼虾也是多得不得了。划艘小舢板海里转一圈，就能捕回满舱的鱼蟹。1974年6月15日《日志》记有一笔，“今天我父舢板抲来鲳鱼一千多斤”。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过度捕捞，中国东海的渔业资源开始陷入枯竭。这个变化，在《日志》里有细微的体现。吴南清出海的头几年，每风大黄鱼等鱼货，几百担上千担的记录，比比皆是。渐渐地，内容发生了变化。“今天全天没有好的生产情况，在尖屿抲两网没有鱼。”1976年渔业队清算春汛开支，“亏空二千四百多元，抲着鱼的是少数，大多数船没有抲着，夜里就在洋上抛锚。”
大黄鱼等鱼获逐渐匮乏，原来不起眼的青占鱼、剥皮鱼不能漏网。青占鱼游动区域水深 40 多米，出海前渔民捡一堆石头，要扔石头赶它进网。
为了保护大黄鱼等渔业资源，国家出台政策禁止近海拖网。1979年2月，石浦渔业大队拆掉所有渔船拖网的钢丝绳，吴南清所属捕捞单元的网船、偎船也在此列。同年6月决定增加海带养殖，还根据海产养殖发展趋势，开办片席厂。
渔民是天然的贸易主义者。在流动性极强的海上世界，渔民捕获鱼获，必须换成粮食和生活必需品才能养活全家。渔船四海停靠，渔民没有现金在身，寸步难行，无法生存。这种与贸易天然结合的生产生活方式，构成了海岛社会自成体系的渔业经济生态，与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迥然不同。即使是在计划经济时代，也是如此。
《日志》留存了一份记录者所在浙象石“33号”渔船春汛结束时的完整工分单，时间是在1972年7月1日。每年当季汛期结束，按劳付酬，现金结算。在那个年代，在边远海岛的渔家社会中，传统的生产法则仍被保留。
“工分记录如下：老大黄阿宗126分，代舵林咸来114分，上头刘万祥109分，四步张长春105分，网师宁福104分，大组长惠昌宝101分，轮机员裘行根112分，二管100分，烧饭阿法99分，小组长才富97分，伙计康宁101分，丁良100分，秀杰99分，祖月98分，陈国良98分，吴才祥98分，南青71分，刘万良100分，代舵吴阿寿105分，上头阿方100分，四步云贵96分，柯阿来94分，烧饭宝和85分，轮机云成104分，副轮机吴安宝97分。评好工分5点钟，各自回家，吃过晚饭回到船里。”
随后几天的日志作了补充：今天渔业队分发人民币，每百工分769元，自己所在的船因为捕鱼产量不足，每百工分758.54元。队里每位渔民还分到伙食费5元。春汛三个多月，船老大最高126分，折算现金968.94元，其他船员平均约765.15元。
改革开放以后，渔业是最先被放开的领域之一。从《日志》可以看到，1979年开始，渔村渔民除了固定工分，根据出海每一风捕鱼量的不同，每人的超产奖同比例浮动，可以领钱，也可以支鱼。由于渔区之间鱼获价格不同，头脑活络的渔民不光捕鱼赚钱，还向银行贷款去舟山渔船买鱼，卖给石浦当地的水产公司，换取柴油票，油票卖出还可再赚一笔。
当时柴油、煤炭等大宗商品，在国家规定价格和市场价格之间存在巨大的价格差，倒手赚钱者被称为“倒爷”。《日志》特地补上一句，有人为此赚了“暴利9000元”。惊叹其为“暴利”，是因为《人民日报》最早报道农村改革出现“万元户”，就是在1979年。《日志》记述的故事，可谓改革开放汹涌大潮在海边掀起的浪花片片。
永远的船老大。船老大是渔船航海的主心骨。一支船队，带头船的船老大是船老大中的船老大。每个船老大，都有自己的航海图，季节、海域、潮位、暗礁和鱼群，代代相传。
传统渔业管理体制，有县、镇和渔业大队三级管理体制，渔船作为最小的捕捞单元，以船老大为灵魂的运行机制起着承继运转作用，并在渔村的日常生活中享有独特的话语权。
1973年11月《日志》，记载了冬汛捕捞的管理过程。“今天本县全部老大召开会议，因为外县岛斗岙渔船这风在桃花东（渔场）抲得好，下一风要南下舟山嵊山。”
随后石浦镇召开各渔业队指挥船船老大会议，最后铜钱礁召开渔业队船老大会议，决定下一风去嵊山渔场。晚上6点，铜钱礁所有渔船亮起红灯开船启航，夜里 9 点钟，在浪岗东（渔场）偏南撒下第一网。
二、社情
游行的欢快记忆。1978年，中国浩浩荡荡的改革开放拉开序幕。阅读十年《日志》，发现以这一年为节点，此前常有记录的集会游行不再出现。1976年10 月 23 日没有通常的渔捞记录，短短两行字，记载的是件大事：“今天下午，石浦镇军民在陆军操场举行庆祝大会，热烈庆祝粉碎‘四人帮’篡党夺权胜利大会，会后举行整队游行。”
阅读《日志》至此，脑子里的故事突然起来了。那年我在石浦镇上象山二中读初一，全校师生都参加了这次游行。我班的游行队伍别出心裁。我和管志农同学身穿借来的绿军装，端着木头冲锋枪，押解班里同学扮演的“王张江姚”“四人帮”。
沿途群众看到我们走过，指指点点，群情振奋。游行队伍不时振臂高呼口号，此起彼伏。我俩端着枪，口号喊得嗓子哑。可怜扮演“四人帮”的同学，一路只能低眉垂首，装扮的角色又被当绰号叫了好久。
海岛社会管理的嬗变。在一位普通礁民的日常笔触中，大陆边缘海岛小镇的变与不变，似乎就在不知不觉中发生。1972年9月社员大会，表扬铜钱礁渔民捕鱼时发现大轮船触礁，纷纷赶往抢救，将打捞物资归还国家。同时，针对礁上信教家庭从一二户，增加到十五户，要求入教渔民觉悟，改邪归正，不要信教。
1977年队里在严禁“有的渔船瞒报捕鱼产量，私分鱼获，少数人不搞集体，私自去搞单干等坏风”，还对“把唱戏人叫到船上唱戏，用鱼付给他们”提出批评，要求操办人自己觉悟，“否则查出要处理”。到了第二年夏天，社员大会的主题转为落实政策要求，实施渔业大队的大包干。渔船分到渔业队，船具由船老大承包，各船劳力由船老大安排。
《日志》里，渔监等专业化的社会管理主体和模式，也在1978年出现。“水产部门禁止拖网搬上船，查着要罚款 200 元，如果出海去拖网，查着要严肃处理。”“本地个别小对拖网开出去生产。晚上渔政船开到渔山抓渔货收购船，有条船被抓住。”“大带鱼和杂鱼有三四十担还冰在舱内，这两天渔监、工商管理很严，小贩不敢买鱼。”
性命攸关的天气预报。在帆船时代，常年在海上行舟，人力无法对抗自然之力，台风是渔民最恐惧的天敌。天气预报对于渔民出海打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对于每年的台风警报，《日志》不厌其烦，详加记录。1972年8月18日《日志》记载：“舟山人民广播站11点发布台风警报：今年第9号台风，今天8点钟的中心位置在江西省玉山县，舟山北部地区和嵊泗、岱衢洋、中街山渔场，舟山南部地区和杨鞍渔场，大目洋、猫头洋、渔山、大陈渔场，今天夜里南到西南风9-11级，明天7-9级，风浪5-6级。”
上世纪70年代末开始，每年台风来临，越来越多的台湾渔船开进石浦港停泊避风。《日志》记录：“1982年8月9号。今天晚上有几十条台湾渔船进石浦港避风。”“8月10号。今天港内有一百来条台湾渔船停泊。下午叫他们到高塘停泊避风。”每次避风期间，当地都会给台湾渔民送水看病送温暖。《浙江日报》对此专门进行报道。不同文本相互参照，年代感很饱满。
淡水上礁。对于远离大陆的岛礁渔民来说，淡水有时比黄金还要金贵。铜钱礁缺水，渔民捕鱼回家，经常摇舢板到对面镇上运淡水。
那时《日志》作者正是年轻小伙，经常挑十几二十担的淡水回家储存。吃水的变化发生在1983年。镇里决定铺设水管，将淡水送到铜钱礁。这年3 月 20 日《日志》，详细记录了礁民户主大会商议此事的内容。字里行间，透露出民间社会的复杂多面和处理手法的灵活智慧。
“铜钱礁要从延昌用管子输送淡水，国家补贴百分之四十到五十，每户准备水表、水龙头各一只，小管子通到每户家门口。夜里召开户主大会。如果大家同意，每户暂付一百元钱。有的人家现在不接水，以后不能到别人家去担水。近期要分家的人家，要建两处水龙头，现在自付百分之三十，以后自付要百分之五十。”
三、民风
大海之上的生死救助。海岛百姓的历史记忆建立在渔船和海洋上。《日志》记载的多次海上救助，有自己渔船之间的拼死相助，也有对海上陌生渔民兄弟的舍命援助，从中折射出海岛渔民在闯海生涯中形成的“义利观”“生命观”。
吴南清最早当渔民时，浙东渔区出海捕鱼，通常以一艘网船、一艘偎船为生产单位，实施拖网作业。1972年10月30日下午，海上起了大风。吴南清所在网船和偎船刚要进洋避风，同行的偎船机器发生故障，无法行驶。
这时风浪更大，网船拖着偎船行驶，速度慢得就像蚂蚁爬。日志写到：“这时很危险，如果拖绳断掉，就有船翻和生命危险。拖了半个多小时，6点半刚过渔山北，拖绳断了。网船马上掉转船头，想扔新的拖绳去拖偎船。这时，自己船帆上的秤断掉了，我们马上把船帆拉下（以免大风把船掀翻），（就在紧急关头），偎船坏掉的机器修好了，可以开回港了。”
这场大风大浪中的生死救助，即使时隔半个世纪，读来还是惊心动魄。同样扣人心弦的惊险故事还曾发生。1973年12月11日，“早上9点钟，我们独对船驶到渔山南抲鱼。一对三门县鳗岙船，网船叶子轴断掉，偎船机体坏了，不能行驶。周围没别的船，今晚有大风，有遇难危险。他们放下舢板摇到我们船旁，叫我们把他们的船拖回大陈。我们起网，下午3点多把他们两条船拖到大陈岛。”
十多天后，三门县鳗岙获救渔民专程赶到石浦渔业大队，送来钱、一担黄酒和两面锦旗，感谢铜钱礁渔民兄弟的救命之恩。两面锦旗，一面送给大队，另一面和钱、黄酒，送给吴南清他们。他们收下了锦旗和酒，每个人分到了两斤黄酒，谢金坚辞不收。
“拾金不昧”是中国人的美德。大海上的“拾金不昧”故事，别具海味。1977年9月有次出海捕鱼时，铜钱礁渔民在杨鞍东渔场发现，茫茫大海中漂浮着一艘无主舢板。捕完鱼，他们顺带把它拖回石浦港，交给了渔业大队。舢板失主，鹤浦小百丈渔业队的船老大找到舢板，特地送来猪肉36斤、黄酒3坛以表谢意。
记录《日志》的笔记本之二 摄影：高子华
祭祖和婚礼。在《日志》那个年代，偏远海岛人家的日常生活里，传统旧俗和革命新风交织在一起，构成一幅独特的风情画卷。1973年8月20日，作者写道：“吃过中饭又到延昌补网，4点钟就提前回家。今天是我们吴家忌日，我们每年在农历七月十二这天祭祀祖先，下午烧了两桌酒菜放在外面祭祀，叫做七月半节。”最后不忘补上一笔，“我们自己也顺便吃餐好的！”渔家后生的饕餮之喜，流露无遗。
1974年的一场婚礼记录，也颇具特色。“今天在朋友家吃喜酒。朋友今天结婚，女方家就在延昌。早晨天未亮女方就搬来铜钱礁。结婚典礼不像过去那样老常规，新时代就来个新风尚。夫妻俩敬个礼，不拜祖公婚礼就结束了。”
海岛影视志。《日志》作者出海之余，除了打扑克、游泳，最主要的娱乐就是看电影，1979年开始，增加了看电视。他和朋友们经常摇着舢板，到石浦镇上看电影。有时看完电影，夜里涨潮潮水大，码头引桥被海水淹没，要赤脚蹚水回到船上。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海边男孩子崇尚“力量”，战争片是最爱。《日志》记下了电影《渡江侦察记》放映时的轰动。1974年，作者在补网、修船之余，和亲戚朋友结伴，十几天连续看了三场半，当地担心观众拥挤，暂停了片子放映。
“昨晚陆军球场放电影《渡江侦察记》，观众太多，小孩哭哭啼啼，老人妇女骂骂咧咧，有些庄稼被踏坏。我们晚到，看了大半部。今天本来海军球场放映，观众比昨夜还多，恐出危险，暂不放映。”
当年电影放映之前，经常播放新闻简报形式的纪录片，中国人民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的名字，也出现在《日志》里。
1977年，铜钱礁渔业队买来一台小型电影机，挑选两位渔家子女学习放电影。礁民终于可以不用摇舢板过海到镇上，在家门口就能看上电影了。年轻人学成回到礁上，在船场放的第一场电影是《平原游击队》。
粉碎“四人帮”，“文革”前拍摄的电影重播了，欧美和日本的电影引进了。电影《红楼梦》播放时，小镇万人空巷。镇上播完，连夜跨海送片到铜钱礁。礁民看完电影，已是后半夜1点多。
不仅电影题材百花齐放，镇上公家单位和一些先富起来的渔民家里，出现了电视机。1979年2月初春，吴南清早晨到打水湾挑好九担淡水，晚上夫妻俩到食品公司楼上看电视《桃花扇》。
渔民从海上买来的录像机派上了用场。省里的电视台7点半开始放映越剧《盘夫》《索父》，吴南清一家人高兴地录下来，随时可以学学唱唱。
四、涛声
以船为伴，以海为生。明代嘉靖年间石浦千户吴权在《石浦鱼市》写到：“海气昏黄夕，江豚吹浪腥。涛奔远岸白，帆暗近峰青。野戍灯悬月，渔舟火聚星。石城鱼市好，击棹复扬舲。”
诗文以白描手法，勾勒了黄昏时分渔船回港后的渔火闪烁，鱼市喧闹，从中得以窥见四百年前浙东海岛生活独特的形貌与气质。
“以历史感知现实，如同阳光映照海面的波纹。”吴南清《一个船长的渔捞日志》，记录了自己经历的海岛社会的延展与变迁，讲述了寻常百姓在时代大潮里的奋斗和努力，以及对人情、常识的相守相望。读罢《日志》，似乎无尽的海事从海面涌来，一个不一样的鲜活的海上中国跃然纸上。
千百年，涛声依旧。
文中对《日志》引用的相关文字有删减，特此说明。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