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3日至24日，由浙江大学文学院、古籍研究所与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中世纪与文艺复兴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第六届中西比较文献学与书籍史研究工作坊”在浙江杭州华北饭店召开。本次会议由浙江大学文学院教授、院长冯国栋和浙江大学外语学院郝田虎教授共同召集。会议邀请了来自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浙江大学、山东大学、中华书局、天津师范大学、天一阁博物馆等高校和科研院所三十多位学者参与会议，分书籍史与阅读史理论、书籍史与文献学的交互、近世的书籍史、文本旅行、文学与书籍体制、跨学科与书籍史六个专题进行深入研讨。
在第一场主旨演讲中，浙江大学传媒与国际文化学院黄旦教授首先做了题为“也谈书籍的秩序：媒介学的角度”的主题报告。黄老师从媒介学角度讨论书籍与我们当今所生活的世界的关联。黄老师认为书籍是一种媒介，也是一种“社会装置”，通过书籍的生产、传播和阅读，人类在交往、知识和文明中构建了自己的秩序，人类就生活在由书籍建构的秩序之下，人类的活动其实也符合“书籍的语法”。
随后是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沈弘教授关于“紫禁城里的两次大阅兵纪实”的报告，沈老师讲述上世纪发生在皇家禁地紫禁城中两次大规模的阅兵活动，用众多珍贵的老照片补充了大量历史细节，向我们展现了一段几乎消失的近代中国史画面，显示了老照片作为史料的重要价值。
第三位主旨演讲人是浙江大学求是讲席教授、文学院教授高奕睿（Imre Istvan Galambos），题目为“敦煌写本中的笔迹”。高老师通过对比敦煌文献中某抄书人在不同时期特定字的笔迹来展现笔迹研究的意义。未曾被深入研究的笔迹包含了大量个性化的信息，书写者年龄、性别、健康状况，甚至他的社会生活都可以通过笔迹的研究获得。从书迹变化来窥探人的实践活动，是书迹研究待展开的议题。
在第二场主旨演讲中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特聘教授邹振环、南京大学文学院教授赵益、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刘永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张升先后报告了自己的相关研究成果。
邹振环老师的题目是“绘制‘立方’型书刊文献的指南——顾廷龙与现代中国书刊目录的编纂”。邹老师详细介绍了为图书文献编纂工作做出卓越贡献的顾廷龙先生，重点讨论了他主编的《中国丛书综录》《中国近代现代丛书目录》《中国近代期刊篇目汇录》三种目录的目录学与学术史意义。
在题为“‘同版刷印’对于文献学及明清书籍史研究之新意义——兼论十五至十八世纪中西商业出版的某种异同”的演讲中，赵益老师以宋元以来精英刻书和商业出版中的“同版刷印”现象为思考起点，对“同版刷印——分别成书”这一特殊情形提出了自己的见解，认为此现象应当引起对文本优劣和改动等问题的重新审视。
刘永华老师的主旨演讲题为“文字下乡：一个有待深入讨论的历史进程”。刘老师多年来在东南山区乡村做田野调查，通过对19世纪中后期婺源一户普通农家的调查向我们展开了一个复杂的乡村文字世界。他就结合文类与社会生活对“文字下乡”进行“质性”研究、用民众识字率等方法进行“量化”分析等研究手段做了说明，并指出，还应深入探讨“文字下乡”在明清历史进程中的作用。
张升老师以“谈谈中国古代的书籍社交”作为自己的报告题目。张老师认为不同于西方将书籍当作商品，中国传统士大夫更倾向于将书籍当作一种社交的工具。书籍被认为是文化、身份的象征，广泛应用于借阅、赠送、传抄、交换等社交活动。书籍社交贯穿于出版、流通到收藏的全过程，是比较中西书籍史的一个独特的视角。
随后的会议专题报告部分涵盖六个专题，共报告了十六篇学术论文。
书籍史与阅读史理论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教授何朝晖报告的题目是“以全球视角重审雕版与活字的关系”。何老师从朝鲜半岛、日本、近代欧洲的印刷发展的经验出发，客观、公允地回答了印刷术领域的“李约瑟难题”。他认为在现代化进程中，活字印刷被视为“现代性”的表征，而雕版印刷常与“落后”的观念相连，这并不适合历史事实，从而回应了部分西方印刷出版史上对雕版印刷的偏见。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教授叶晔发表了题为“在文本中发现与认识阅读史”的报告。叶老师提出文本是常规阅读史研究的基石，要最大限度地利用已公布的存世古籍及其影像，将实物书的核心价值转移至我们与古人共同拥有的实体“读物”，并且借助数字人文技术收束作家的阅读时空，定位阅读者的书籍来源，形成对作家之文学知识、观念、思想的进步认识，并将这些认识转化为作家的创作、批评思想。
武汉大学文学院韦胤宗老师报告的题目是“批校与训读：一个关于古代中国、东亚与欧洲经典阅读方式的对比”，他通过对古代中国、东亚与欧洲经典阅读方式的对比，深入探讨了不同文化背景下经典阅读实践的差异与共性，为研究经典阅读提供了丰富的视角和方法。
中华书局副编审张玉亮发表了题为“中国化‘交流循环圈’模型刍议：以谭嗣同为中心”的专题报告。张老师以谭嗣同的出版活动为中心，总结了中国文献传统下“交流循环圈”的模型与达恩顿模型的两个显著差异，并以此为切入点，进一步提出中国式“交流循环”结圈为网的模型。
陕西师范大学翁彪老师报告的题目是“印本比写更“固定”吗？——重审文本固定性质、媒介形态与校勘的关系”。翁老师认为印本文献比写本具有更强的固定性这一观点其实是学术史上的“误读”。文本固定性与文献的媒介形态没有直接关系，印本同样展现出显著的流动性特征。文本固定性不应被简单理解为保存文本“纯洁性”的能力，而应被视为一种阐释学意义的共识，校勘也应被理解为一种通过检讨异文来达成阐释学共识的协商过程。
书籍史与文献学的交互
天津师范大学姚伯岳、王宝森老师共同发表了题为“古籍扉页考辨”的专题报告，通过详细的历史考察和实例分析，对“古籍扉页”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探讨和辨析，为古籍研究和出版业提供了新的参考。
济南大学教授陈静报告的题目为“论冯道刻印九经的出版史意义”，陈老师全面探讨了冯道刻印九经的历史进程，阐释了冯道刻印九经“将校勘作为印刷前的必要环节”“从卷轴到册页”“确立雕版印刷的版式规范”“开官府售书先河”四方面的意义。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李成晴老师发表了题为“藏集于寺——以白居易《白氏文集》的庋藏为中心”的专题报告，通过详细的历史考证和文化分析，探讨了白居易《白氏文集》藏集于寺的独特方式及其背后的文化意义，揭示了文集在古代中国文化中的重要性和传承方式。
天一阁博物馆研究员李开升报告的题目是“略谈实物版本学方法：以几种古籍版本鉴定为例”。李老师以三种古籍版本鉴定为例对实物版本学的方法展开了详细的说明，深入讨论了实物版本学的方法及其在古籍版本鉴定中的决定性作用。
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张旭老师发表题为“宋代写本藏经流传考——以清宫和上博藏本为中心”的主题报告，张老师以清宫所藏与上海图书馆所藏宋代写本藏经为中心，考证了宋代写本藏经的流传过程，并指出佛教文献资料对于书籍史研究的重要作用。
近世书籍史
上海外国语大学教授王献华的专题报告的题目为“伊南娜/伊施塔与纳兰辛统一战争的修辞学”，王老师认为阿卡德王朝君主纳兰辛的神化是基于围绕文明女神伊南娜/伊施塔所展开的“大一统”思想的，而伊南娜/伊施塔所体现的“文明理由”一直是早期两河流域社会权力观念的重要部分，当我们采用“文明论方法”视角时，便能意识到所谓的阿卡德王朝的意识形态创新明显具有继承性，是对早期两河流域文明史进程的自觉或者回归。
复旦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研究员石祥发表了“新得《文选笔迹》许嘉德增改稿本残卷述略”，石老师对新得两卷许嘉德增改后的《文选笔记》稿本残卷进行了详细的考证，通过个案展示了文本制作、印刷过程的复杂性，为我们理解书籍的生产过程提供了实例。
文本旅行
南京大学张志强、王翡老师共同发表了“《鲁滨孙漂流记》在中国的出版”。文章详细梳理了1902年至1949年《鲁滨孙漂流记》在中国翻译、出版、流传的情况，阐释了此书出版与白话文运动、儿童教育等社会运动的复杂关系，说明该书的出版不仅体现了出版商的创新和适应时代精神的能力，也展示了如何通过文本改造扩展读者群体，满足不同社会文化需求。
北京印刷学院叶新教授与来自南京大学的叶砚老师主要讨论了1933至1934年间德国印刷展览会在中国的巡展及其文化影响。文章通过大量的资料，详细梳理了此次展览的过程，以及围绕展览中、德两国学者对印刷术的看法与交锋。此展览不仅加深了中德文化交流，也促使中国在技术与文化上自我反思。
南开大学邱雪松教授作了题为“流动圣雄：三四十年代《甘地自传》中国旅行研究”的演讲。邱老师探讨了《甘地自传》在中国的翻译与接受过程，特别是在三十年代的中国语境中的变迁与影响。通过分析不同版的译本，张老师指出《甘地自传》的“中国旅行”显影了彼时中国思想场域的繁复、断裂、重组乃至更新。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张炼老师报告的题目是“乔叟与标准英语的出现”，张老师分析了乔叟的语言及中世纪晚期英国语言史，对标准英语的出现进行探讨，认为标准英语的出现可能与15世纪官方文书统一英语书写、印刷术推广、英国王室的语言政治以及普通民众生活水平提高等因素有关。
文学与书籍体制
浙江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郝田虎发表了题名为“札记书与类书比较研究”的报告。郝老师比较了欧美札记书和东方类书两种传统文类，包括其译名、分类、自发编辑现象、功用、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对经典建构和文学研究的推动作用、教育和文化价值、缺点以及数字化等方面。两种札记化形式类似而相异，体现了人类札记化心理的普遍性和多样性。
南京大学于溯老师发表了题为“入地上天：中古史料注与广义合本子注说”的报告。于老师详细讨论了“合本子注”的学术史，对刘知几、陈寅恪对“合本子注”的评论进行了再评论，并从阅读史的角度重新审视“合本子注”的特点。认为“合本子注”一定程度上是读者需求驱动的产物，体现了读者参与感与更便捷的阅读方式。
来自浙江大学的徐隆垚老师讨论了明代诗学中历史意识的兴起及其对“诗学历史化”的影响。徐老师从时序意识、证据意识和因果论三方面论述了明代“诗学历史化”的问题，对中国文学史的起源问题进行了深入阐释。
江南大学黄璟老师报告的题目为“正文之外：石刻文献副文本在清代的变化及再生”。黄老师以三个不同的例子说明石刻写本、刻本、拓本、辑本等不同形态对石刻“文本”本身造成的影响。说明在不同介质与载体转换中，同一石刻“文本”发生了种种变化。这一现象也说明清代石刻文献注录呈现出过渡阶段的文本特征，还处于“草稿时代”。
跨学科与书籍史
河南大学王鹏飞教授作了题为“微观视野下传统书业世家的生活与衍变——以山阴沈氏为中心”的报告。王老师回顾了山阴沈氏家族在传统书业中的发展历程，从微观视角分析了沈家如何通过藏书、售书和出版谋生，并实现家族名利双收。通过这一案例，揭示了传统书业在现代化进程中的衰退及其背后的文化与社会动力。
浙江大学的冯国栋教授作了题为“宋代刺血写经的再认识”的报告。冯老师认为东方书写介质以植物为主，而西方的书写介质则以动物皮革为主，刺血写经则恰好处于二者之间。刺血写经与儒家文化中“身体不可毁伤”的观念之间存在着文化张力。而宋代是儒家文化的重新发煌时期，刺血写经与宋代儒学思想的互动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话题。
与会者合影
此次论坛的参与者来自于中文、外语、历史、传媒、出版等不同的学科，显示了书籍史研究的跨学科特征。书籍不仅是“文本”，更是商品、物品、工艺品、礼品、媒介、出版物，是联系社群、形塑社群的中介物。如果说过去的书籍史研究与经济史结盟，而未来的书籍史研究或许可以更多地与文化史、社会史、文学理论结盟。作为“实践”的书籍、作为“社会装置”的书籍为理解书籍与社会、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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