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陈词滥调一战》，[英] 马丁·艾米斯著，盛韵 / 冯洁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 / 99读书人，2024年5月版，548页，89.00元
读英国当代作家马丁·艾米斯（Martin Amis，1949-2023）的书评集《与陈词滥调一战》（The War Against Cliché: Essays and Reviews 1971-2000，2001；盛韵、冯洁音译，人民文学出版社，2024年4月）是一次很有文体风格刺激性的阅读体验，尤其是对于同时喜欢阅读和写书评的读者来说更是如此。自1970年代起，马丁·艾米斯先后担任《星期日泰晤士报》《新政治家》《观察家》《大西洋月刊》等刊物的书评人，著有书评和随笔集《白痴地狱》《与陈词滥调一战》《时间之痕》《拜访纳博科夫夫人》等。该书收录了马丁·艾米斯从1971年至2000年为上述文化媒体撰写的书评文章——也有评论把它们称作文学评论。说它是“一部充满锐气和智趣的个人阅读史，一份带着睿智的偏见的欧美文学指南”显得有点恭维，倒不如说它是一个文学家对同行口无遮拦的评论，从中可以看到对文学和批评最真实的热爱和对语言最深刻的敏感。
几乎所有读者都首先会注意到艾米斯书评中的“毒舌”风格，同时也会由于他所评论的很多作品或许是自己没读过的，加上他的文体风格也使翻译的活不好干，因此会带来一些理解上的难度。面对他的调侃、讽刺、毒舌，有时候还真要认真想想他的真实意思究竟是什么，有时还会想到他是否只是开开玩笑而已。
艾米斯在“前言”中谈到写作的理想化境界——“所有写作都是反对陈词滥调的运动，不光反对文字的陈词滥调，也反对头脑和心灵的陈腐。”这是在书中少有的关于“陈词滥调”的正面论述，也可以看作是对这部文学评论集书名的解释。因此有必要谈谈何谓陈词滥调。
该书书名The War Against Cliché，原意是反对陈词滥调之战，书名中的“陈词滥调”（cliché）一词源自法语，是模具敲打金属的拟声词，在印刷业术语中指“铅版”。作为“陈词滥调，陈旧的表达方式”的比喻意义在十九世纪中期出现，在英语中直到1920年代开始普及（https://www.etymonline.com/cn/word/cliche）。在语言中常被人们使用的短语、成语在开始的时候是新鲜的、有生命力的，但是在被长期反复使用之后往往被认为是陈词滥调。在当下的网络时代，网络流行语言更容易成为陈词滥调，这是难以避免的。美国词典编纂者和语言参考书作者奥林·哈格雷福（Orin Hargraves）的《已经有人说过：陈词滥调使用和滥用指南》（It's Been Said Before： A Guide to the Use and Abuse of Cliché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USA，2014）专门研究在使用英语中的陈词滥调问题，他选择了六百个被认为是陈词滥调的用法，分析它们的词源和使用频率，在例句中阐释了是否应该避免或如何正确使用它们。对于“陈词滥调”，哈格雷福给写作者提出的建议是“THINK before you write”，也就是在写作的时候思考它的真正含义，以及它是否真的适合你想在句子中表达的意思。对于使用语言的人来说，陈词滥调既反映了一种语言惰性，同时也说明在交流中语言的局限性，无论如何无法彻底抛弃陈词滥调——就像“陈词滥调”这个成语本身不也早就成了陈词滥调吗？但是批判它的人还是要使用它。要提高文学与文学批评的质量，当然要特别警惕和尽可能拒绝陈词滥调，但是应该把这种警惕与拒绝用在对的地方，同时也要警惕故作惊人之语的语言生产竞赛。艾米斯在《与陈词滥调一战》中不仅反对在语言文字上的陈词滥调，而且也反对思想观念上的陈腐，以及某些宏大话语的欺骗性。要真正战胜陈词滥调，关键还是要在思想观念和话语体系的层面上揭露它们的陈腐与虚伪性、欺骗性。
该书中评论詹姆斯·乔伊斯（James Joyce，1882-1941）《尤利西斯》（Ulysses）的书评题目就叫《与陈词滥调一战》，他认为，“《尤利西斯》是他对人类世界的终极呈现，是一次热爱与懒洋洋的告别；没有谁像他这样如此着迷地描写过日常生活的韵律和状态。”（468页）但是他又说 “《尤利西斯》是结构性的陈词滥调”，“你想到《尤利西斯》就是有关陈词滥调的，它写的是继承来的、陈腐平庸的程式，僵化的比喻——最引人注意的是那些属于爱尔兰天主教的和反犹的”（469页）。但是“乔伊斯从来不会无故用到一个陈词滥调”（470页）。最后他承认这部作品是“现代主义无可争议最重要的杰作”（471页）。可以说，他对乔伊斯的评价并没有因为他对陈词滥调的戏仿贬低其文学价值。
艾米斯在“前言”（写于2000年）中回顾了那个已经逝去的文学评论时代：“那个时代在今天看来已经遥远得面目模糊。我曾经在《泰晤士报文学增刊》打过工……我的私生活算中产波希米亚——就算不是直白的放荡，也是嬉皮风加上享乐主义；但只要一涉及文学评论，我就非常有道德。我无时无刻不在读评论，在浴缸里读，在地铁上读；我总是把埃德蒙·威尔逊或威廉·燕卜荪放在手边。我对这事儿很严肃，当时的人都这样。我们探讨文学批评总是流连忘返。我们坐在酒吧、咖啡馆里谈W.K.维姆萨特和G.威尔逊·奈特，谈理查德·霍加特和诺思罗普·弗莱，谈理查德·波利尔、托尼·坦纳和乔治·斯坦纳。……我们觉得文学是内核，文学评论探索其重要性并将之普及化，在文学周围制造一种空间，从而进一步提升它。应该加一句，七十年代初有两种文化的大讨论：艺术对阵科学（或者说F.R.利维斯对阵C.P.斯诺）。也许这一文化时刻最美妙的是艺术似乎占了上风。”（前言，1-2页） 这就是艾米斯进入文学批评的历史语境，是文学史家所称的批评时代。我们曾经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也有过的那种氛围，不过那时我们是在课室或图书馆，顶多是在街边大排档，聚在一起的除了青年学生、教师，还有社会青年，谈的更多是异化理论、存在主义和现代派文学。但是时代的大潮很快把那种氛围冲垮了，文学评论在劫难逃。“现在文学评论几乎完全被限制在学院里，靠用行动反对经典来反对才华。好好研究华兹华斯的诗歌在学院里可不能保证晋升，但研究他的政治立场就可以……所有这些都让经典被静悄悄地、一步步地蚕食了。只要打开互联网你就会发现，在这行当的另一个极端，人人都成了文学评论家，至少也是个书评人吧。”（第3页）艾米斯对待文学评论的态度的确是很严肃的，甚至有点精英主义倾向，反对来自学科生产体制和网络时代的平庸化，坚持认为在小说背后的才华、经典是最重要的；从长远来看，“文学会拒绝平均化，回归等级制。这不是什么纯文学作家的清高决定，而是时间的判决，时间会把能传世的文学和不能传世的区分开”（第4页）。因此，他在写文学评论、书评中表现出来的“酷评”“毒舌”也可以从这一角度来理解，骨子里他有一种使命感，拒绝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平庸化。
虽然对待文学批评的态度是严肃的、精英主义的，但是不妨碍艾米斯的一些欣赏趣味与大众还是相同的。比如在评论迈克尔·梅德韦德（Michael Medved）《好莱坞vs美国》（Hollywood vs. America）的文章中，他承认看电影中的暴力场景让他挺开心的，觉得它饱满、激烈，有种令人不安的幽默感，还有点颠覆性和反文化（11页）。在拍摄技术上，由于有了通电的喷射血袋、上下左右推拉伸缩的钢索，被猎枪打死的场面血腥多了；手枪近距离爆头的结果是血柱喷射，受害人屈膝倒地……“我喜欢看银幕上的暴力，同时坚定地谴责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当然他也谈到荧幕上的暴力与军火生意关系紧密，以及“我们身处后现代时代，大概是当下大众心态里最脆弱的领域，盲从的黑洞正在扩大”（17页）。对于我来说这是很合口味的，一方面喜欢看《赶尽杀绝》（Shoot 'Em Up ，2007）那样的枪战对决，另一方面也在思考美国军事机器与好莱坞之间复杂而微妙的关系，以及荧幕上的虚假暴力怎样在我们的世界中充当了真正的暴力。
在“前言”的最后部分，艾米斯提醒读者注意两件事情。一是要注意每篇文章末尾的发表日期，它们跨越了三十年的时光。关注文章的发表日期的确是重要的阅读方法之一，它会让读者重返作者写作的那个时代。但是，我想艾米斯未必会想到还有一个重要意义是，有些在文章中不得不躲躲闪闪的话题和论述会在那个标注着日期的语境中向知情者展示出来，这是写书评的人不应忽视的问题。在艾米斯的这些书评文章中，也常常谈到被评论作品的写作年代与作品的内在联系，令读者自然感受到写作者语境对于阅读中的理解所具有的重要意义。
二是“读者还需要注意引文。引文是书评人的唯一铁证，或者说半铁证。没有引文，评论就是在商店里排队时的自言自语。……反正引文就是我们所有的证据。说得理想化一些，所有写作都是反对陈词滥调的运动，不光反对文字的陈词滥调，也反对头脑和心灵的陈腐。我通常会引用陈词滥调作为批判的样本，也会引用与之相反的清新、有活力、值得回味的文字去赞美”（前言，5-6页）。这里，他说的是以引文来证实“酷评”“毒舌”并非无的放矢，这当然是文学批评和书评的基本依据，不管是赞美还是批判。在我看来，引文的问题还有比作为证据、依据更复杂的作用，比如作为言论尺度的合法性依据等等。顺带要说的是，艾米斯在书评中的直接引文都没有标注页码出处，在文章标题下所评论的书也没有出版商和出版年月，看起来不那么严谨。或许是因为《纽约时报书评周刊》、《泰晤士报文学增刊》等文化媒体从来没有提出这样的固定要求，作者可以自己把握。例如著名文化史家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在《纽约书评》发表的文章中，引文有时加注页码，也有时是不加的。
在《结局：赫尔的唐璜》这篇长文中，艾米斯为英国著名诗人、他父亲的朋友和他哥哥的教父菲利普·拉金（Philip Larkin，1922-1985）所作的辩护让人看到他真诚而热切的一面。拉金的诗歌反映了保守的“英国精神”，无法拥抱现代主义艺术，他始终如一地坚持对这个世界的看法。艾米斯说他“无疑是英格兰的无冕诗王——战后最受我们喜爱的诗人”，但是在他死后却被一些人指控为有“种族仇恨”、厌女症和类法西斯观点。艾米斯在为拉金辩护的同时，敏感地指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一度风行的那种过于偏激和急躁的“政治正确”所导致的错误与反弹（165页）。文章最后引述拉金《这就是诗》（This Be the Verse）中的诗句在今天读来尤其让人心惊：“人们将苦难代代相传 / 像深入海底的大陆架。/ 自己早死早超生，/ 别再来把孩子生。”（174页）好在他还有一首姐妹诗《树》（The Trees），最后几行是：“然而蠢蠢欲动的城堡 / 每年五月都会被繁茂的浓绿包裹。/ 它们似乎在说，去年已逝，/ 重新．重新，重新开始。”（同上）于是想到，有些诗人是不需要辩护的，诗歌就是他为自己写下的辩护词。就如一位拉金诗歌的译者所讲的，“一切都很完整。对任何人来说都不需要辩护。他的内在理由也没必要说出来。如果非说不可就只能重复拉金的一句名诗，生活首先是……然后是……就是这样。”（桑克《菲利普·拉金百年诞辰：来自诗人的严肃忠告》，（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9093900）
关于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的《举全村之力》（It Takes a Village，1996；曾桂娥译，上海三联，2009年），多年前我在“一周书记”中也曾写过一段书评：“书名来自非洲的一句谚语：养育一个孩子需举全村之力，而该书讲的正是对美国和世界各地儿童教育问题的观察与思考。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何对待自己和别人的孩子，是否‘举全村之力’去呵护、去培养，难道还有比这更重要的责任吗？但是……‘举全村之力’这个概念就显得无比沉重，成年人世界中的自私、卑劣、怯懦就更为触目地凸现出来。希拉里在书中引用了别人的一句话：‘在当今这个世界，将儿童放在首位是一场艰苦而又孤独的战斗’，的确说明了为什么要‘举全村之力’。这远不是儿童事务管理部门所能解决的……当然，读者也必然会注意到，该书所涉及的很多问题并非没有争议的，尤其是本土生活的经验会启发各国的成年读者提出更具体的问题。”
现在读艾米斯1996年3月发表在《星期日秦晤士报》的书评，很明显发现我们是在完全不同的问题语境和信息资源中进行阅读和评议。艾米斯显然对这位美国第一夫人没什么好感，他在书评中认为它是“一本充斥着唯意志论和社群主义言论的育儿手册，最多会被《泰晤士报教育增刊》或《孕期》杂志提一笔……它是一本再度参选的宣传手册或竞选演说，一份三百页的新闻稿。通读全书我从未怀疑作者的良好初心；它也跟我努力看完的其他书一样真诚。但就是有种糟糕的东西在那儿。它的潜台词比台词多，充满良善、和谐、积极向上的正能量，但是上了丑陋的一课”（30页）。所谓“丑陋的一课”，首先是指他所知道的该书写作过程。希拉里和她的十几位助手一起写稿，目标是把书稿减至人畜无害的水平；还要把每一章书稿都给总统的手下过目，看他们有什么意见。最后等到人人都满意了，我们看到的就是最不会引起争议的内容，比如“快步走、远足和骑单车都是很好的运动，也是很好的亲子方式”等等。还有就是文风，第一夫人不能太严肃，也不能太轻浮；连引用俗语的时候也要加上双引号。于是，“解密得当的话，《举全村之力》是一个值得再有一次机会的第一夫人肖像。值得再当一任。这已经不是四年前来华盛顿的那个不会笑的女权主义者，那个追着救护车跑的母老虎，现在的她温柔多了，有礼多了，居家多了，圣洁多了”（32页）。最后他说“我总是不安地看封底照片。……她站在那儿，面带微笑，被拉低智商，抹掉一切本性。”（同上）
对曾任美国国防部长的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的《飞来横祸：挺过核时代的第一个世纪》（Blundering into Disaster: Surviving the First Century of the Nuclear Age， Panethon ，1986），艾米斯的酷评是：“应该提前说一点，这本书几乎没写什么新东西，但它显得有分量，其权威感并非来自麦克纳马拉的文字，而是来自他的身份一一他曾担任肯尼迪和约翰逊政府的国防部长。……它说了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谁在说。”（46页）“麦克纳马拉带我们到幕后，但官腔官调又急着完事，好像带旅游团参观五角大楼。”这话说得很生动、形象，那种感觉很真实。因此，难怪在书中“没有椭圆办公室里的僵局，也没有战情室的神经紧张”，“剩下的‘知情人’内幕也因为公开出版而谨慎处理了，麦克纳马拉出场时总是庄重而沉着。‘那个时间点上，我对总统说……’两百字滴水不漏的麦克纳马拉式措辞之后，‘总统接纳此建议作为脱困的办法’……”（47页）这样的“权威文本”我们也并不少见，但是我们有时也会觉得这样的书还是可以留下来以备不时之需。
艾米斯虽然对文学十分挑剔，评论文章中几乎都少不了“毒舌”，但是对于一些作家仍然是极为推崇的。比如对俄裔美籍作家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Vladimir Vladimirovich Nabokov，1899-1977），该书收入有关他的六篇书评，在第一篇关于安德鲁·菲尔德（Andrew Field）撰写的《纳博科夫：不完全的传记》（Nabokov:His Life in Part，by Andrew Field）书评中就通过传记向他致敬。他在另一篇书评中说：“纳博科夫的生活经历过双重流亡，有痴迷，有始终如一，有种浪漫的特色，其形式有着某种纯粹的艺术气息。”（269页）在历经了许多年的纳博科夫热之后，谈起纳博科夫我们都不陌生。我们曾诵读过《说吧，记忆》（Speak， Memory: An Autobiography Revisited，杨青译，花城出版社1992年）中的句子：“用一个人的整个灵魂去爱，把其余的留给命运……”“令人震惊的是普通人对蝴蝶是多么的漠不关心”。我们甚至在谈到“震颤”的时候就会想到是否属于纳博科夫所说的那种“贯穿脊髓的震颤”。后来读了新西兰学者布赖恩·博伊德（Brian Boyd）百科全书式的两卷《纳博科夫传：俄罗斯时期》（Vladimir Nabokov: The Russian Years，1990；刘佳林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09年）、《纳博科夫传：美国时期》（Vladimir Nabokov : The American Years，1993；刘佳林译，广西师大出版社，2011年），我深感作者在收集资料方面可以说是竭泽而渔，注释中的那些档案、日记、书信、著述、访谈等以无数可靠的细节一点一滴地复原着传主的生命史。菲尔德写的《纳博科夫：不完全的传记》出版于1977年，真的只是“不完全的传记”，虽然他与传主的关系曾经很融洽。不知道艾米斯读完博伊德的两卷本——相信他应该读过——之后是否写过评论。
在对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文学讲稿》（Lectures on Literature， Edited by Fredson Bowers）的评论中，艾米斯把他树立为指导学生如何阅读文学作品的典范。“阅读是一门艺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做到了尽善尽美。”（257页）有意思的是，他每次上课前都会提醒学生不要说话、抽烟、编织、看报纸、打瞌睡，“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做笔记”。“然后他会开始鞭策和刺激那些最认真听课又闷闷不乐的学生们，迅速摧毁他们半瓶子醋先入为主的时髦观念。”（258页）由于也读过纳博科夫的这本《文学讲稿》，因而我对艾米斯的评论也深有同感。比如他说“纳博科夫以自己的方式恰如其分地概述情节，强调句式结构和局部效果：完美地再现了原著的笔调和嘲讽性距离”（259页）。的确是这样，作为阅读课程的《文学讲稿》，纳博科夫的解读充满了穿透力和启发性。更重要的是，“他想要教会人们如何阅读，而且，也许是不自觉的，他尝试通过简单地表露自己对文学的热爱来灌输这种热爱。纳博科夫关于爱玛·包法利阅读习惯的评论有着恰到好处的语调，表达了心怀感激的严肃心情”（260页）。通过简单地——不敢夸张——表露热爱来引导学生热爱阅读，这话说得真好。
读《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书信选集1940-1977》（Vladimir Nabokov: Selected Letters 1940-1977， edited by Dmitri Nabokov and Matthew J. Bruccofi），艾米斯的感觉是“这本书信集令人愉快，表明纳博科夫是一位令人愉快的人：忠实、慷慨、深情、非常风趣”（265页）。但是他很快就从令人愉快的表层深入进去：那些本来就不喜欢纳博科夫的人会发现一些附庸风雅、粗暴、傲慢和尴尬的政治观点，还有与《花花公子》的友好关系，“但是他真正的粉丝将意识到这本书是一种巨大的凯旋般的证明：证明美德和力量在纳博科夫书写下的每一页文字上闪闪发光。每一页文字，即使是那些最具有摧毁力量、最残酷、最悲伤的文字”（266页）。艾米斯对他的推崇无疑是到了过分的地步：“这本书几乎没有一句话不风趣、精致、精确、令人警醒。甚至文学生涯琐碎的日常都被纳博科夫不知疲倦的敏感重新涂刷了一次。”（268页）这只能说是艾米斯“爱我所爱，无怨无悔”，对我来说更感动的是艾米斯谈到“这本书洋溢着父爱”：“这本书的结尾是他给儿子写的最后一封信，令人揪心地恰如其分，信的开头是‘我最亲爱的’，最后是：‘我拥抱你，为你感到骄傲，好好照顾自己，我亲爱的。’”（269页）其实严格说来这也是“陈词滥调”，但却是我们永远不会放弃、永远会从心底里奔涌出来的那种有强大生命力的声音。
《纳博科夫的大满贯》评论的是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最负盛名也最有争议的小说《洛丽塔》（Lolita，1955），一篇写于1992年的很长的书评。文章结尾说读过不同版本的《洛丽塔》八九遍，在常看的那本精装本的页边上落满了记号、问号、惊叹号、直线和歪歪扭扭的线、双重线和三重线；他说这些评语“形成了某种对整体的超现实的概括，……是一阵阵不断更新的惊讶不已”，最后说还打算再读这部小说许多遍（524-525页）。他似乎力图从几个方面来为这本小说辩护：文学并非生活，不是公共生活；它因为太有名而受到曲解等等，但是没有正面展开论述。他对这部小说的评价也是零散地冒出来，而且也是通过隐晦的或突兀的表述来呈现，但是已经会激怒女权主义者：“纳博科夫是如何将她的故事纳入这个长达三百页滔滔不绝的叙述——如此令人坐立不安，如此不可遏制的灵感喷发，而且如此不可想象地充满刺激？”（504页）书评题目中的“大满贯”不知原文是什么，如按这个词的说法就是比喻纳博科夫赢得了所有荣誉。
不管怎样，我们现在比当年写书评的艾米斯知道更多有关纳博科夫创作出这本小说的“洛丽塔原型”的情况。德国文学批评家迈克尔·马尔（Michael Maar）的《说吧，纳博科夫》（Speak， Nabokov，translated by Ross Benjamin；Verso，2010）认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并非原创，早在1916年一个笔名叫做Heinz von Lichberg的德国人就发表了一篇名为《洛丽塔》的短篇小说，也是讲恋童癖的故事。这一“剽窃”说法到底是否可靠且不论，对于纳博科夫研究来说无疑是一种有挑战性的视角。最近读了美国犯罪问题专栏作家萨拉·魏恩曼（Sarah Weinman）的《洛丽塔原型：小说〈洛丽塔〉背后的萨莉·霍纳绑架案》（The Real Lolita：The Kidnapping of Sally Horner and the Novel That Scandalized the World，2018；马雨禾译，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24年6月），感觉并不意外。由于美国国会图书馆从2009年开始撤销了对纳博科夫文件的五十年保护限期，萨拉·魏恩曼阅读了极为丰富的包括纳博科夫的笔记、手稿以及简报、信件、照片和日记等资料，最后发现有证据表明，尽管纳博科夫酝酿这个主题已经断断续续有二十多年，但是直到他了解到发生在1948年至1950年的这桩少女绑架案之后，《洛丽塔》的故事才发展成熟。结论是：“有证据表明，《洛丽塔》的内容高度依附于现实罪案。后者对前者的影响远比纳博科夫承认的要更深远。”（《洛丽塔原型》，13页）魏恩曼曾在采访中说：“纳博科夫在他的小说中深挖了真实绑架案受害者萨莉·霍纳的故事，无论小说有多么精彩，它都无法弥补真实的创伤和痛苦，受害者的家人仍然受到影响。但是，纳博科夫本人却在这部难度极大的小说中隐藏了自己的道德愤怒，以至于即使在今天，仍有太多的人将其误解为 ‘爱情悲剧故事’，而这肯定不是。”（https://www.163.com/dy/article/JO6IVRRG051284DV.html） 这无疑对于在今天重新阅读这部二十世纪文学名著产生重要影响，也很想知道艾米斯在去世之前是否读到了魏恩曼的这部《洛丽塔原型》。
由此想到纳博科夫最终没能写完的小说《劳拉的原型》，他在弥留之际要求妻子毁掉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但这部手稿还是在2009年由英国企鹅出版社以《劳拉的原型：（死亡是有趣的）碎片小说》（The Original of Laura: [Dying is Fun] a Novel in Fragments）为题出版。这部小说形式结构是故事中套着故事，表面的叙事之下有更深层的叙事，设置这种结构框架的目的就是有意引导读者进入、分享然后建立各人自己的理解结构。因此，“说吧”就是对所有读者的召唤。
回到艾米斯的《与陈词滥调一战》。在他的书评中我们如同置身在森林中，很容易只看到树木而看不到森林，即只看到他的文体风格中的调侃、讽刺和毒舌，看不到隐藏在论述中的真正主题——他力图在所评论的作品中“披沙拣金，有时获宝”；他追踪的是从文学宝库中辐射过来的光影与碎片，重现阅读中的生命体验与文学享受。作为毒舌式的书评家，他的批判和赞美都同样有着真实的分量，虽然未必都是正确无误的。在合上这本书评集的时候，我们还真想说一句：“说吧，艾米斯”，前面还有无数的书籍有待书评家的毒舌与赞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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