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石让音乐手记：指挥贝多芬“第九”有感

最近，指挥古典乐的机会多了起来。2013年12月，我指挥读卖日本交响乐团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交响曲“合唱”》。对我而言，这部作品是我所接触过的所有音乐中的巅峰之作。

每到年底，日本很多地方都会演奏贝多芬的“第九”，但在海外，上演的机会却没有那么多。因为上演“第九”需要交响乐队、合唱团以及4位独唱，满足这些条件并不容易。而且作品难懂，演奏亦有难度。顺便提一句，得益于经常有机会演奏，我认为日本的交响乐团是世界上演奏这部作品水准最高的。

“第九”在日本为什么如此受欢迎？这是个有意思的问题。对交响乐团的乐手们而言，“第九”从来都有点儿发“年糕费”准备过年的意味。这个话题深入下去，免不了要牵扯出日本人的精神构造以及“古典乐对日本人意味着什么”的话题，因此还是另寻机会细说吧。

“第九”是贝多芬晚年的作品，完成于他去世前3年的1824年，和《庄严弥撒曲》同一年首演。然而，随后“第九”似乎就被人们淡忘了。直到1831年，法国指挥家阿伯内克倾倒于这部作品，并在巴黎重演。那次重演去掉了第四乐章，其他三章也没有按照原谱顺序演奏。即便如此，阿伯内克重演的“第九”还是深深打动了柏辽兹和瓦格纳这两位年轻音乐家的心。特别是瓦格纳，他1840年到访巴黎期间听了阿伯内克指挥的“第九”深受震撼，决心一定要亲自按照这部作品的原谱复演。1846年，已经成为德累斯顿宫廷乐团指挥的瓦格纳终于实现夙愿，人们这才真正开始重新认识“第九”的价值。如果没有“第九”，也许就不会有瓦格纳之后的乐剧，也不会有马勒加入人声的交响曲。

“第九”和《第五交响曲“命运”》一样，以苦恼到欢喜的情绪变化作为作品结构的依据。这样的结构，容易使人体验到一种历经苦难后的释放感和净化感（katharsis）。贝多芬的“第五”和“第九”都采用这样的结构，清晰地表现了这种释放感和净化感。可以说，这两部作品完全契合了人类与生俱来的心理机制。从某种角度而言，“第五”和“第九”是鲜明单纯、直截了当的作品，但难点也恰恰在此。

亲身指挥之后，更体会到“第九”这部作品演奏之难。“第九”形式严谨缜密。前三乐章篇幅都很长，但在逻辑和结构上竟都无懈可击，堪称完美。演奏时就好像在一步一步攀登高山，登山者十分清楚自己到达了什么高度。乐曲中间并没有出人意料、令人叫绝的华彩，也没有可以让指挥发挥的地方，声音素材也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用做菜的原材料来比喻的话，就只有肉和卷心菜而已。从作曲的角度来看，全由分解和弦构成，纯粹而彻底。贝多芬在第一乐章就把这种手法用到了极致。第二乐章和第一乐章的关系就像硬币的正反面，简洁而明快。接着，是美得如同天堂一般的第三乐章。对巴松管声部音高的精心安排等，作品处处都藏着作曲的奥妙，简直堪称“作曲的圣经”。

接下来的第四乐章，和浑然一体的前三乐章相比，会让人不由得对第四乐章是否真的不负盛名产生疑问。“第九”的最大特点就是第四乐章的合唱。我本人认为，第四乐章发挥出了贝多芬作为音乐制作人的潜能，加入了全新的“乐音”—人声。贝多芬是想在第四乐章打破前三乐章那种密不透气的苦闷，而交响乐队所拥有的“声音”都已用尽。正因为加入了人声，贝多芬创作出了音乐史上全新的作品。听众和作曲委托人也一定会为之兴奋—贝多芬也许顾及了这些因素。可见，作曲家也并非只是孤傲自许、目下无尘的。

而贝多芬对“人声”的处理完全是乐器化的—是“唱”而非“歌”。虽然歌词用了席勒的诗，却不是要表现诗歌的世界。合唱的开头部分用了贝多芬自己的词，席勒的诗也只是节选了一部分。

晚年，贝多芬为侄子卡尔的监护权纷争备感苦恼，又饱受耳聋困扰，在痛苦中走向人生的垂暮。正因如此，他作曲的愿望变得格外强烈。要写！必须要写！在强烈的创作冲动驱使下，贝多芬的思想开始涉及对人生的关怀，进而又上升到对人类的关怀。当他把这些思想和人类的“声音”一道写入“第九”，这部伟大的作品终于大功告成。

写到这里，不由得再次感慨，古典乐的背后是一个无比深邃广阔的世界。虽不像流行乐那样平易近人，但了解的越多，对古典乐的兴趣就会越浓厚，感受到的乐趣也会越来越多。

本文摘自新版的《久石让音乐手记》，澎湃新闻经出版方授权刊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