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经营报
本报记者 颜世龙 南京报道
杭州“六小龙”火热出圈，最着急自省的却是南京市。
自2月7日开始，江苏省委机关报《新华日报》旗下“交汇点”客户端连续2天发出三问：DeepSeek为什么会出现在杭州？为什么南京发展不出“杭州六小龙”？杭州有DeepSeek，南京有什么？
优化营商环境，正成为南京市为蛇年起跑打响的“第一枪”。在蛇年节后第一个工作日（2月5日），南京市委、市政府召开2025年全市深化作风建设优化营商环境大会，南京市委书记周红波强调，持续深化作风和营商环境建设，是应对城市之间激烈竞争的必然选择，也是解决企业和群众关切问题的内在要求。
为此，南京市提出将着力提升“五个度”，从提升企业感受度、整体便利度、要素丰裕度、市场容新度和生态共享度5个方面优化营商环境，高质高效为企业排忧解难，充分释放企业家创新创造活力。
最新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南京市实现地区生产总值（GDP）18500.81亿元，同比增长4.5%，以353.11亿元的优势险胜宁波市，再次成为全国经济十强排行榜“守门员”。而在江苏省内，南京市“不出意外”地依旧稳居第二位。2024年，苏州市全市实现GDP2.67万元，同比增长6%左右，在领跑江苏省的同时，增速居全国GDP万亿级城市前列。
“南京市属于那种没有太多惊喜，但也不会有‘惊吓’的地方。各方面表现非常平稳，这里不是一个讲经济的地方，也缺少这种氛围。”江苏省某协会副会长日前在接受《中国经营报》记者采访时说。
在一连串“南京之问”引发关注的同时，南京市该如何奋起“挑大梁”？为何在此时聚焦优化营商环境？
“软件名城”红利消退
南京市素有“名城”之称，也是全国首个获此殊荣的城市。在当地产业结构中，软件行业可谓“拳头”产业，但近几年的发展情况并不尽如人意，至今尚未成为万亿产业。
南京市某芯片行业细分领域龙头企业负责人在受访时说，他自南京市一所高校毕业后就创立了公司，但8年来始终敲不开本地市场的大门。之所以还选择留守南京市，是得益于这座城市具有烟火气，以及相较于一线城市的低廉用工成本和数量可观的高校毕业生。即使南京市有诸多明显优势，但该公司创始人表示，等公司以后发展到一定阶段，要将总部搬至新加坡。
记者在南京市走访多家软件、芯片类科技企业了解到，“墙内开花墙外香”的案例不在少数，且无一例外都是民营企业。除行业特殊性和企业自身因素外，外部环境也是导致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
上述芯片企业负责人认为，一是民营企业因为身份问题而得不到信任，“关系”不到位；二是市场竞争环境较为恶劣。“在南京市，我们的竞争对手大多是国有企业。现在市场处于下行阶段，国企在一些项目竞争中更有优势，甚至会通过低价竞争或亏本卖货方式抢占市场。”
“另外，芯片体积非常小，导致从国企内部‘跑冒滴漏’而流出的芯片充斥黑市，一个巴掌大的盒子就能装很多芯片，很容易装在口袋里带出来，一盒就能卖10万—20万元，已经发展成一条成熟产业链了。”该芯片企业负责人一边向记者展示手中的小盒子一边说道。
一位熟悉南京市软件行业的专家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南京市软件行业在全国起步较早，并抓住机遇“吃”到了信息化阶段的红利，但到2000年之后的“互联网+”阶段，发展就相对滞后了。主要是因为路径依赖问题，当时南京市并没有太过于看重互联网经济潜力，所以第一批互联网创业企业要么流失要么去了其他城市，没有最终成长起来。此后，随着房地产市场火热，土地财政相对简单且容易操作，当地并没有在新经济领域投入过多精力。在如今的第三轮竞争中，人工智能浪潮来袭，南京市的布局并不算晚，但力度还不够大，相关政策配套也欠缺。
“软件行业如果紧跟互联网和人工智能浪潮，就能够位居产业链‘微笑曲线’上游，但南京市没有抢抓好这两波浪潮的红利，软件行业也慢慢沦为人力‘外包’行业，本地研发的核心软件并不多。”上述专家说，但南京市的产业基础还是很好的，有一些亮点。“总体而言，南京市在数字经济领域比不过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杭州市，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比不过合肥市。”
民营企业发展之困
多位企业负责人表示，即便有“关系”、有“私交”也并不意味着就能达成合作、能赚钱，因为“关系方”忌惮来自周围人群的无端臆测，怀疑是否存在利益输送。“如果国企和我们民营企业合作，有人会觉得是不是有领导从中拿了好处，民营企业背后是不是有领导的影子。”上述芯片企业负责人说。
比如，一些重大项目在招投标时设置了严苛的标准，致使很多民营企业被挡在门外，只能选择依附于其他国企进行捆绑投标。
“有一个项目到我们手上已经是‘第五包’了，但即便如此，我们也觉得已经很荣幸了。”一家光缆科技企业负责人说，作为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已经打破了外国的技术垄断，产品性能甚至比同行业的国家级科研院所还要高。
“我们的产品和技术曾助力‘神六’上天。”在采访中，这位负责人骄傲地说，但在面对国企采购时，“资质”“规模”等一系列条条框框成为公司最终被“拿掉”的原因。
记者在走访中了解到，除了甲方在招投标过程中“好大喜强”外，政府部门不愿或不敢担当，行政执法流程化作业也颇受企业诟病。
某商业园区负责人在受访时也表示：“我们园区办理民宿证也用了半年多时间，也是找了各种关系。当时，园区进行内部装修改造，因为噪音问题，1年内仅接到12345平台派单的投诉就有250多个，环保、安监等各个部门轮番上门检查。”
当地某民营企业协会负责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执法部门拿着‘放大镜’找企业问题，环保、消防、安全、市场监管、城管等各个部门轮番来查，一来肯定就要面临处罚。大企业还能找到主要领导协调，中小企业就没有这么多资源了。”
据了解，在民营企业数量和发展质量方面，南京市也远落后于苏州市。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年底，苏州市共有民营企业83.1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超50%；同期，南京市民营企业数量为61.54万户，民营经济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为46.4%。
此外，记者注意到，2024年，在世界500强企业中，江苏省共有3家企业上榜，均来自苏州市。2024年，苏州市A股上市公司总数达到219家，而南京市为123家。在“独角兽”企业方面，苏州市有32家，南京市则为16家。
内外环境夹击进出口
不仅是科技企业、民营企业，当地一家从事跨境电商进出口贸易的企业负责人也向记者说了两个字——“艰辛”。
这位负责人表示，和浙江省相比，除了基础配套外，最重要的是浙江省能给到好的政策。以海关为例，浙江省海关相比江苏省要宽容很多。在长三角地区，跨境购买的进口商品几乎没有从江苏省本地发货的，都是从浙江省等地的进口仓发货。而在跨境出口方面，一些政府职能部门的专业知识、业务技能欠缺，会导致出台的政策不够精准。
“去政府部门办事，如果已经完成前置的材料准备工作，效率是挺高的，各个环节的规定也都规范、合理。但如果需要某个部门牵头来做一件事情，是很难的。”这位负责人说。
和跨境电商受内部影响相比，传统外贸业务深受外部环境影响。南京市商贸系统一位人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南京市传统出口业务主要集中在纺织、机电、化工等行业。最近几年，中小外贸企业的外贸订单数量虽然在增长，但出口金额在下降，这意味着企业牺牲了一部分利润。整体而言，这是由外部环境变化导致的，国外消费者的购买力在下降，导致国外大型贸易商进口需求变少，国内企业为稳住国外客户而采取降价措施。
南京市部分本土大型企业受外部环境影响，已经或正在考虑进行产业转移。对于南京市相关企业转移产业的去向，该商贸系统人士表示，纺织企业一般会首先考虑东南亚地区，其次是埃及和约旦等国家。“从企业成本角度来看，我们鼓励企业去‘一带一路’沿线并已签订自由贸易协定的国家投资设厂，要千方百计留住国外客户，同时要开拓好新市场。”
“南京市存在的种种问题需要下大力气改革。这也不仅仅是南京市面临的问题。”研究南京经济的专家向记者表示。
还没有评论，来说两句吧...